曾昭耀:政治西化的道路走不得

作者: 曾昭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15日第656期 2014-10-16

曾昭耀:政治西化的道路走不得

  长达200年之久的拉丁美洲政治民主化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政治西化在拉美屡试屡败的历史,证明西方霸权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不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

  在当前关于民主问题的全球性激烈论战中,有一种意见特别值得注意,这种意见明确提出:“今日世界上的民主多种多样”,唯有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才是“现代民主与民主化的方向”,极力主张政治西化。今后中国的政治建设到底是要倒退到“政治西化”的方向,还是要继续沿着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前进?这无疑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不能不引起所有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广大人民和学者的重视。笔者研究拉美政治历史多年,深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西化” 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本文以亨廷顿世界民主化进程三浪潮的分期来分析拉美民主化进程的情况。

  第一次浪潮:终结于寡头独裁

  亨廷顿所说的第一个民主化浪潮发生在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18世纪末年拉美经过欧洲现代化运动熏染的少数政治精英,想通过政治西化的道路,建立起自己强大的民主共和国。他们从欧美引进了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治方案并纷纷召开议会,制定以法、美两国宪法为蓝本的宪法等。但是, 通过“移植” 所谓自由民主制度办法建立起来的共和政府,从一开始就是虚弱的,根本没有办法维持全国的团结统一和政治稳定,到处都是地方考迪罗(军阀)的叛乱、农民起事、印第安人起义、教会叛乱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反叛和分裂活动;各地方行政机构还利用当时所鼓吹的自由和民主,组织自己的武装,铸造自己的货币,建立内部关卡,行使与宪法不相容的司法权。在这种所谓的民主化运动下,拉美民族被分裂成十几个国家;独立后的墨西哥被肢解,大半国土划归美国版图;致使美国再也没有强大的邻邦,整个拉丁美洲沦为美国“后院”。

  为解决新独立国家的治理问题,比如如何平定那些给拉美人民带来无穷战争灾难的考迪罗叛乱的问题,从19世纪中期欧美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拉美的政治家开始放弃欧美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而从拉美传统出发,在拉美普遍建立了当时唯一可以给拉美带来稳定的、高度集中的考迪罗专制独裁制度和寡头专制独裁制度。

  总之,拉美的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从独立战争爆发开始,经历了一个从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政治西化高潮到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最后转变为考迪罗和寡头独裁统治的过程。拉美的第一波政治西化进程显然是一个失败的过程。

  第二次浪潮:终结于军人独裁

  1929年爆发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进入了亨廷顿所说的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二战后拉美民主运动开始进入高潮的时候, 19世纪那样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在民主运动中到处抬头,追求的同样是政治西化。但是,拉美的第二次民主化浪潮的形势和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已经不同。经过19世纪末叶的早期现代化,拉美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两个影响力越来越大的阶级,这就是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到19、20世纪之交,中产阶级已壮大到占人口总数的10%。城市工人阶级已成立了自己的第一批工会。在墨西哥革命的鼓舞下,拉美几乎所有的寡头政权和考迪罗政权都或早或迟地被民主化浪潮所推翻,出现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有广大劳工民众参与的民主政权。这个民主化进程所产生的民主制度却不是西方国家所希望的那种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而是各种形式的、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民众主义民主制度”。所谓“民众主义民主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国家的多数民众(工人、农民、中小资产阶级)参加政党和职团组织,并通过这些政党和组织,在有个人魅力人物的领导之下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以谋求自己阶级利益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当时新兴的“社会权利国家理论”。这种理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统治集团所宣传的“自由权利国家理论”,主张不仅要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而且还要维护社会的权利。为了维护社会的权利,就必须要有国家的干预,所以,自由派所主张的自由放任主义纲领被抛弃了,过渡到一种国家发挥发展促进者和福利提供者作用的政治制度。

  二战后,大多数拉美国家都程度不等地建立了这种政治制度,民众部门的动员能力在大多数拉美国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是拉美历史上的所谓“民众主义”时期。当时最著名的民众主义政权有墨西哥的卡德纳斯主义政权、巴西的瓦加斯主义政权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政权。

  但是,这些新生的民众主义政权,由于没有经验,除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的政权之外,都很不稳定。多数国家都因为民众的参政问题而出现激烈的阶级斗争。有些国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1944年至1954 年的危地马拉“十年革命”、1952年至1956年玻利维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1953年开始的古巴革命等。民主运动的激进化趋势以及来自社会左翼势力的各种革命运动特别是古巴革命的胜利,引起了美国的敌视,同时也在拉美上层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中引起了恐惧。进入60年代以后,拉美的中产阶级开始退出与工农民众的民主同盟,转而同美国统治集团联手,共同支持军人举行政变。于是,拉美的军人以恢复秩序为旗帜,相继在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乌拉圭、智利等国发动军事政变,建立起军人独裁统治,对生气勃勃的民主化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第二次民主化浪潮由此进入低潮。拉美的第二次民主化浪潮显然已经是对政治西化道路的否定,它证明了政治西化道路的更大的失败。

  第三次浪潮:又将产生一个新威权?

  到上世纪80年代,拉美又出现了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这次民主化浪潮几乎是在没有严重斗争的情况下就在短短十年中实现了从军人独裁统治到文人民主统治的过渡,破天荒第一次实现了拉美全地区的“民主化”,并在此后的20多年基本上保持了“民主政治”秩序。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霸权国家改变政策,由原来的支持军人独裁统治改变为强行要求拉美国家实行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相适应的政治自由化;二是在军人独裁统治时期备受压制和迫害的知识分子迫切要求民主;三是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军人独裁政权束手无策,丧失了统治能力。总之,这是一场在国外压力下发生的民主化运动,是霸权国家“民主输出”的产物。

  那么,在这次民主化浪潮中,是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就已经取得胜利了呢?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由于拉美这次的民主化进程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复兴的,是在执行“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该政策将前半个世纪拉美民主运动所挣得的一点点权利和福利取消殆尽)的进程中推进的,它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冲突的激化和政治的动荡。所以,拉美各国“民主政府”尽管受美洲国家组织的约束而基本维持着“民主”秩序,但它很不巩固。其次,在这次民主化浪潮中所建立的民主政权,也不是什么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政权,而是许多政治观察家所说的“新民主”政权。所谓“新民主”就是“塑造中的民主”,其中包括 “委任制民主”、“协议民主”、“大众民主”、“社会民主”、“自由主义民主” 等等,它们 “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的”。再次,兴起于上世纪中期的民众主义政权尽管遭到残酷镇压,但人民民主主义的发展趋势依然不减。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冲突和日益动荡的政治,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重新发挥国家的社会指导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使得民众主义思潮在沉寂了一段时期之后又再度兴起,一批新的温和的或激进的民众主义者又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拉美的政治舞台。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厄瓜多尔的科雷亚、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等。最后,按亨廷顿的说法,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还没有完成,只能算是半个浪潮,最后会不会落个同上两个浪潮一样的结局,现在还说不准,很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个新的威权主义浪潮。所以,拉美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显然也不是政治西化成功的范例。

  总之,通过上述对拉美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迄今为止,拉美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已经经历了从自由民主到专制独裁的两个半周期的周期性交替;长达200年之久的拉丁美洲政治民主化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政治西化在拉美屡试屡败的历史,证明西方霸权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不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关于这一点,拉美独立革命的伟大领袖西蒙·玻利瓦尔早在差不多两个世纪之前就已经看得很清楚,当时他就指出,美国“是上帝委派来以自由的名义折磨美洲、给美洲带来无限痛苦的”国家,他告诫拉美独立革命的领导人“决不能有抄袭美国制度的任何企图”,他甚至说,在拉丁美洲,“与其采用美国的政府形式,还不如采用古兰经所说的政府形式,尽管前者是地球上最好的政府形式”。玻利瓦尔的这种政治眼光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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