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民主的腐败

作者：李学俊来源：乌有之乡 2014-10-07

“占中”到底要干什么？什么是西方民主？什么是民主的腐败？

　　“占中”闹剧眼看就要完蛋。实在太遗憾，因为“剧本”还没演完，还没有彻底呈现编剧导演们安排的结局。所以真希望“占中”来得更猛烈些，让闹剧演完，好让中国民众清楚地看看：

　　“占中”到底要干什么？什么是西方民主？什么是民主的腐败？

　　一、孟德斯鸠痛说民主的腐败：极端平等几乎人人丧失品德

　　将民主政治说成是最好的政治模式，并最具影响力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他根据西方国家的历史将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他认为与之对应的共和政体实行的就是民主政治，君主政体实行的就是贵族政治，专制政体实行的就是独裁政治。

　　他发现，每一种政治都存在严重的腐败。但最让他痛心的是，他认为最好的民主政治居然使整个社会几乎人人都丧失道德品质，最要命的腐败就是极端的平等：

　　“民主政治的腐化，不仅在于当人们丧失平等精神的时候，而且还会在于产生极端平等倾向时，每个人都要与他们所推举的领导他们的人平起平坐。此时，人民甚至不能容忍他们所委托的人拥有权力。任何事情都想自己去做，诸如审理元老院的问题，代替官吏们行使职权，替法官们判决案件。

　　这样，共和国就丧失了品德……没有了风纪，不再有秩序，最终，也不再有品德。”[1]

　　这种极端的平等产生极端嫉妒与傲慢，并腐化了雅典共和国，毁灭了西拉库赛共和国：

　　“当人民获得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当他们以巨大的贡献取得成功时，成功会使他们产生骄傲情绪，以至于无法再驾驭他们。他们嫉妒官吏，然后变为对所有官职的嫉妒;他们敌视执政者，不久又变为政治制度的敌人。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沙拉米斯海峡对波斯人之战的胜利却腐化了雅典共和国，也正因为如此，雅典人的失败毁灭了西拉库赛共和国。”[2]

　　二、孟德斯鸠认为：真民主“热爱法律和祖国”“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孟德斯鸠认为真正的民主要“热爱法律和祖国”，“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因此要求民主政治的政治家们具有这种道德品质，希望执政者具有为了公共利益舍弃自我的政治品德：

　　“‘品德’的自然位置就在‘自由’身边，然而离开‘极端自由’和‘奴役’就十分遥远了。”[3]

　　“政治品德则需要舍弃自我，这永远是一件极痛苦的事情。

　　我们可以给这种品德下一个定义，那就是热爱法律和祖国。这种爱要求人们持续不断地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其实，公共利益中包含着所有的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不过是以公共利益为重罢了。

　　这种爱是民主国家所特有的。只有在民主国家，每个公民才对政府负责。政府如同世间万物一样，如果要使它得到保护，就要对它用心爱护。”[4]

　　由此可见，香港要求参选人热爱祖国，热爱香港，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要求是符合孟德斯鸠真民主定义的。

　　“如同苍天与大地相距遥远一样，真正的平等精神与极端平等的精神也有着天壤之别。前者丝毫没有让所有的人以某种方式充当指挥，或者听命旁人指挥，而是服从或指挥与我们同处在平等地位的人们。这种精神并非不要主人，而就是要为与我们一样平等的人们充当主人。”[5]

　　三、孟德斯鸠认为：一部西方民主政治史就是一部民主腐败的历史

　　孟德斯鸠指出，民主的腐败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早就泛滥成灾了：

　　“这样，共和国就丧失了品德。人民要行使官吏们的职权，官吏们就不再受到尊重了。元老院的审议也变得无足轻重;因此，人们对元老们不屑一顾，对老者也失去尊重感，继而也不孝敬父辈，妇女们不顺从丈夫，奴仆们不服从主人。所有的人都沉湎于这种放纵，指挥和服从使人们同样产生厌烦情绪。妻子、儿女、奴隶不服从任何人。没有了风纪，不再有秩序，最终，也不再有品德。

　　在色诺芬的《盛宴记》里，我们看到一段记载，这段记载生动地描写了某个共和国的人民是怎样滥用他们的平等的。每一个客人轮流讲述着自我愉悦的理由。查米德斯说：‘我想愉悦，那是因为我贫穷。当我从前富裕的时候，不得不阿谀那些告密者，因为我知道被他们陷害的机会要多于我诬陷他们的机会。共和国总是向我征收新税，我总是不能避开。自从我沦为穷人以来，却获得了权威;没有人来威胁我，我却能恐吓别人。我可以独往独来。已经有阔佬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还给我让路了。我从前是奴隶，现在是君王了。我从前要向共和国纳税，而现在共和国得养活我了。我再也不怕丢掉什么，只希望获得。’

　　当人民所信任托付的人试图掩盖自己的腐化，而又企图腐化人民的时候，人民便陷入了这种不幸之中。他们只在奢谈人民的所谓伟大，用来掩盖自己的野心;极力地奉承人民，为了不使人们察觉他们的贪婪。

　　‘腐化’将在‘腐化别人的人们’之中蔓延滋长，也将在‘已经被腐化的人们’之中膨胀。人民将要分享所有的公共资财。他们要理政务却怠惰，贫穷却奢华。那么，怠惰与奢侈只能使他们把国库作为追逐的目标了。”[6]

　　他从英国回溯到古罗马、古希腊，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部西方民主政治历史也是一部道德堕落的历史。

　　“上一个世纪英国人要为自己建立民主政治竭尽全力……那些参政的人们毫无品德可言，而那个最胆大妄为的人的业绩激起了他们的野心;宗派主义倾向被另一种宗派倾向遏制，因此，政府不断地更迭;惊愕的人民寻求民主政治，但却一无所获，终于在经受了无数的动乱、冲击、震荡之后，又不得不重新回到曾被他们摈弃的政体里休息。

　　当苏拉意欲将自由重新赋予罗马的时候，罗马却不再接受自由了。它只残留下微弱的品德。由于它的品德日益减少，所以在经历了恺撒、提贝留斯、盖犹斯、格老狄乌斯、尼禄和多密先之后，罗马仍然没有清醒过来，倒是受奴役的程度日益加深，所有的攻击都指向暴君，却没有一次是针对暴政。

　　生活在平民政治中的希腊政治家知道，支持他们的惟一力量来自于品德。……

　　当品德丧失时，野心便占据了易于接受它的人们的心灵，并且贪婪地占据几乎所有人的心灵。欲望改变了人们的目标：过去人民喜爱的东西，现在已不再喜爱了。过去人民依据法律争取自由，现在为获得自由去对抗法律;每一个公民都好似从主人的家中逃跑的奴隶;过去的所谓准则，现在被人们称为严厉，过去的所谓规矩被视为束缚，过去的谨慎被视为畏缩。节俭在此被看做吝啬，占有欲却并非被视为贪婪。以前个人财产可以是公共的财宝;然而现在，公共财宝却变成了私人家产，共和国像是可以巧取豪夺的对象。它的力量仅仅在于某些公民的权力以及全体民众的放纵而已。”[7]

　　孟德斯鸠发现民主政治道德堕落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用自由对抗法律，由节俭变得贪婪，将国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资产，全民放纵。

　　四、西方民主为什么会腐败?因为民主是假，谋取暴利与名声是真

　　西方民主是以选票选举决定执政者的形式民主。它突出渲染选举过程中选民的权力与意志的“自由充分的表达”，让选民有一种“我的权力我做主”的良好感觉，极大的满足了“我选择执政者，我授权执政者”的“主宰，决定”的心理，因此，深受普通民众广泛欢迎。然而正是这种民众轰轰烈烈，激情燃烧的狂热场面掩盖了幕后的真相：选举被金钱操控，选民被许诺所忽悠，选举最终胜选者要么是大资产者，要么是他们的代理人，德才兼备的贫民永远不能当选。孟德斯鸠没有回避这一事实：

　　“正如人们熟知的那样，在罗马，尽管人民被赋予提升平民担任公职的权利，然而他们却从未决定选择过平民。在雅典，尽管依据阿利斯底德法律，可以从社会的任何等级中提拔官吏，然而据色诺芬称：‘从未有过社会底层的人民请求获得过社会各阶层梦寐以求的，与拯救民生或者与获取荣誉相关的职位。’正如绝大多数公民虽然拥有相当足够的选举权利一样，他们却没有相应的被选举权。”[8]

　　胜选者执政后推出政策是否吸收民意，合乎民意，选民就无能为力了。

　　由于胜选者就是大金主或是大金主的代言人，必须获得回报，所以施政实际效果往往与选民希望和选举诺言大相径庭。这样的结果与民主的本意南辕北辙。但即使如此糟糕的结果也是大家的马儿大家骑，都是“民主”，谁都有责任，谁也没有责任。即使水深火热，民众只好等待下一次选举了。

　　孟德斯鸠用资本市场贷款利率因为贷款拉票导致利率上升来说明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借贷利息总是在选举投票时上涨。这是因为人们需要金钱去拉选票。”[9]

　　竞选者为何要借高利贷?

　　借贷的高利贷是必须要还的，从何处筹钱还高利贷?

　　只能从胜选执政获得的高额回报还债。

　　但仅仅为了还债，收支平衡又何必参选呢?

　　因为，胜选执政后会获得名声与高额的政治与经济回报，因此，对于竞选者来说，票选制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一种名利双收的高回报投资活动。而将票选制选举渲染说成民主政治的说法不过是将这种暴利投资包装为人民做主的民主政治，以便蛊惑，忽悠更多的民众参与，为胜选者制造最大的广告效应，转移人们观察与思考，掩盖其本质。

　　于是，人民被金钱收买，民主开始腐败变质：

　　“在人民完全无权参加政府事务的国家中，人民会像管理国家事务那样为某一位演员而狂热。当没有阴谋诡计的时候，也预示着共和国的悲哀将至。这一切发生在人民被人用金钱收买的情况下。人民变成了冷血动物，他们迷恋金钱，不再热衷于国事。他们并不为政府分忧，也不关心政府为此有何打算，而是悠然地等待着薪金。”[10]

　　于是，极端的形式民主制造出一个又一个邪恶的小暴君，最后制造出邪恶的民主大暴君，完成从民主开始到独裁的演变：

　　“当我们看到选票可以出卖换取金钱的时候，不应该感到惊讶。不能给予人民过多的东西，也就不向人民索取的更多;然而，为了向人民索取，只得颠覆国家。而人民从他们的自由中获取的东西越多，他们也就越该接近丧失自由了。于是便形成了许多小暴君，这些小暴君具有独裁的大暴君所有的邪恶特征。不久，人民残存着的一点自由也会成为不可容忍的东西;此时，独裁的大暴君便应运而生;人民也就将丧失他们的一切，就连腐化带给他们的利益也将荡然无存。”[11]

　　孟德斯鸠一针见血揭露与警告，将中国丑化为专制主义国家的中外“学者”，法学家们可曾向人们介绍?

　　五、孟德斯鸠承认：中国不是专制主义;面对中国，自己的分类理论毫无意义

　　将中国丑化为专制主义国家的中外“学者”最有底气的理论根据来自其崇拜的理论宗师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在影响世界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认为，专制主义的本质就是独裁专政，没有法律，国家充满恐惧，没有自由民主，没有品德荣誉。中国就是专制主义国家：

　　“中国是一个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主义的国家。或许在最初的朝代，帝国的疆域还没有如此广大，政府的专制主义倾向稍逊;而如今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12]

　　但是，当他后来阅读到西方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大量资料后宣布，自己的理论失效：

　　“我们的传教士们告诉我们，那个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的政体真是为人称道，它的政体原则竟然融恐怖、荣誉和品德为一体。这似乎使我所提出的三种政体的原则的区分原则变得毫无意义。”[13]

　　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中国根本就不是他定义的专制主义国家。

　　六、孟德斯鸠反对任何所谓政治法律的“国际标准”，主张各国结合国情

　　孟德斯鸠为什么不得不宣布自己“三种政体的原则的区分原则变得毫无意义”呢?

　　因为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与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任何国家的法律都要适合国情，反对任何所谓政治法律的“国际标准”：

　　“这些法律是为某国的人民而制定的，所以理应十分贴切地适用于该国民众;如果这些法律适用于另一个国家，那只是极其偶然的事。

　　法律必须同业已建立或将要建立的政体的性质及原则相吻合;无论这些法律是为其构成政体而制定的政治法，还是为了维护其政体而制定的民事法。”[14]

　　而中国的法律政体适合中国国情：

　　“中国的立法者是比较明智的，他们不是从人类将来可能享有的安宁环境去考察人，而是从适宜于履行终生义务的行动中去考察人，所以他们的宗教、哲学和法律都是符合实际的。”[15]

　　因此，中国国情不需要暴君专制，中国是政府依法治国的：

　　“中国古代的帝王并不是征服者，他们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最能证明他们聪明才智的事。……要使帝国的这么大的一块土地不受到破坏，就需要对它不断进行必要的保护和培育，需要一个智慧的民族的美德，而不是一个好逸恶劳民族的恶习;需要君主的合法权力，而不是暴君的专制统治。……所以，虽然由于中国气候的缘故，人们很自然地表现出奴隶般的服从，虽然由于帝国幅员辽阔会发生各种恐怖，但是中国最初的立法者们不得不制定非常好的法律，而政府往往不能不遵守这些法律。”[16]

　　七、孟德斯鸠说：民主应该避免两种极端，应走中庸之道

　　管中早在两千六百多年前就指出治理国家天下的重要原则就是持正守中，不偏不倚，即坚持“政者正也”的原则。

　　鉴于西方民主政治走极端的腐败，孟德斯鸠认为，民主应该避免两种极端，应走中国的中庸之道：

　　“因此，民主政体应该避免两种极端，即不平等的精神和极端的平等精神。前者会使民主政体走向贵族政治或独裁政体;后者会使民主政体走向独裁专制主义，就如同一个独裁的专制主义统治往往以征服而寿终正寝一样。[17]

　　“我要说的一句话是，而且我认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句话：立法者的精神应该是适中稳重的精神;政治上的善良与道德上的善良一样，总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18]

　　“我永远坚持这样一个观点：不应该用极端，而应该用中庸之道来统治人民。”[19]

　　八、法律学者戴耀庭们难道不知道孟德斯鸠理论?

　　香港“占中”3名发起人之首戴耀廷系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也算法律专家学者了。难道对法学经典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都没有读过?这未免太丢人了吧?不仅自己丢人，而且还丢香港大学的脸，如此不学无术之人居然堂而皇之的成了法学教授。

　　香港大学不可能如此大失水准的。因此，只能是戴耀廷们明明知道而不顾其宗师孟德斯鸠对民主腐败的警告与对法制政治必须结合国情，避免走极端的要求。

　　那么，他为何如此热心的发起“占中”，要求按所谓“国际标准”选举呢?

　　只能从所谓国际标准的票选制度的本质来分析了：

　　他只是一位大学副教授，不是金主，只能是大金主的代理人。

　　他们想干什么?

　　九、“占中”践踏法制，是民主的腐败，因此不是革命，是反动

　　西方媒体急不可待的将香港“占中”描绘为所谓革命。

　　什么是革命?革命是一种先进的制度取代落后制度的根本转变。

　　香港2017年将要实施的一人一票普选办法是中国人大依据《香港基本法》作出的决定。

　　办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分别来自38个代表不同阶层、行业、职业、社团及区域组织的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推荐出2-3名候选人，最后由选民一人一票选举决定，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

　　因此，这一制度是适应香港历史与现实，将中国传统政治“举贤授能”协商选拔的实质民主制度和西方票选民主制度中的优点结合，既克服了票选制民主走极端自由平等，金钱操控选举等腐败弊端，又能让民众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保证民众选举的权力，并能选出爱港爱国，尊重法制，德才皆备的政治人才，是合乎香港广大民众根本利益的真正的民主制度。

　　但是，这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使戴耀廷们身后的金主们希望的人选无法进入候选，于是就否定这是真民主。于是就发动“占中”。他们占中不是要求改变香港社会存在的严重贫富差距，不是要求改善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与提高生活水平，而是提出所谓“真普选”、要“特区政府的政改小组下台”、“梁振英辞职”，通牒勒令“特首梁振英下台“、”落实普选特区首脑”，甚至提出 “香港独立”等推翻政府，分裂国家的主张。

　　他们不仅有这些口号，还封锁街道和政府机关，阻断交通要道，造成学校停课，商业凋敝，股市严重下挫。据香港商会统计，已经造成香港零售业4000亿港元的损失。而股市暴跌已经造成3500亿港元的损失。香港市民已经对“占中”者愤怒的谴责：

　　不能为了你们的权利损害我们的权利，为了你们的自由损害我们的自由!

　　这种打着“爱与和平”的违法行为何来爱?已经与反“占中”群众发生冲突，如何确保和平?这是用所谓的“民主”绑架要挟香港社会与政府，绑架要挟中央政府，是地地道道民主的腐败。这是什么革命?这是倒退，是反动。是以民主为幌子践踏法律，企图推翻合法政府，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

　　十、中国举贤授能的协商民主政治PK西方票选民主政治：失败者正在耍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没有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经济模式，而是结合中国历史与国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参与的举贤授能的协商民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通过不断的改革开放得到不断的完善。65年来，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和不断提升世界政治影响力的政治大国。

　　中国举贤授能的协商民主政治与经济模式在与西方民主政治与经济模式的PK中，中国迅速崛起，不久的将来必将全面超越西方。中国经济政治模式相对公平与相对高效等优越性使西方模式相对不公平与相对低效等缺陷逐渐显现，西方模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唯一模仿效法的模式，中国榜样的光辉正在驱散西方民主虚幻的光环，更使企图在中国和平演变的企图一再失败，因此，不甘心失败的失败者故伎重演：

　　用西方民主忽悠、蛊惑民众在多国制造动乱，颠覆他国政权的所谓“颜色革命”煽动香港学生“占中”。

　　失败者正在无耻的耍赖。

　　但是，耍赖者还躲在幕后，所以，真希望让闹剧演完，否则，还不足以彻底暴露幕后策划者们丑恶嘴脸与险恶用心，也不足以惊醒还在作着西方民主梦的善良的人们与被西方洗脑的学者们，也不足以让中国执政者中的某些糊涂者彻底清醒。

　　2014年10月5日

　　[1] 《论法的精神》第八章第二节《民主政治原则的腐化》

　　[2] 《论法的精神》第八章第四节《人民腐化的特殊原因》

　　[3] 《论法的精神》第八章第三节《极端平等的精神》

　　[4] 《论法的精神》第四章第五节《共和政体中的教育》

　　[5] 《论法的精神》第八章第三节《极端平等的精神》

　　[6] 《论法的精神》第八章第二节

　　[7] 《论法的精神》第三章第三节《民主政治的原则》

　　[8]《论法的精神》第二章第二节《与共和政体及民主政治相关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