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新社会主义论(2014修订版)

作者：卢麒元来源：草根网 2014-07-17

笔者按：此文是十年来第四次修订。原本想征求各方意见再做进一步完善。但是，很多朋友们建议还是先发表出来。形势变化非常之快，理论的争论异常激烈，不能继续闭门造车了。或者，争论的过程就是完善的过程。本文超过了三万字，可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便，朋友们可以先则要阅读大意。本文另外一个部分，涉及到社会主义的定量分析（比定性要复杂的多），比如说社会共有（不是公有）程度的计算方法（财富社会分布的计量模型）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研究过程，暂时还不能在本文中予以阐释或介绍。同时，也要感谢一些朋友对本文的贡献，他们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意见。总之，本文远远未臻完美，诚挚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要点提要：

中国人在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始终无法超越简单二元对立的逻辑，始终无法上升到同一性的哲学高度。我们可能需要接受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子集。是的，社会主义从来都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完善（而非消灭）。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社会主义是无法消灭资本的，资本主义也不可能超越社会。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是哲学幼稚的一种表现，是极端思维的必然结果，是制度建设的思想障碍。我们其实并不真正了解社会主义，我们没有认真总结欧美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我们长期执着于二元对立的区域性孤立的制度试验。说到底，社会主义是人类追求文明与幸福的现实思考，社会主义并不是伟大的宗教革命。或者，也可以这样说，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根本就不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文明进化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再重复一遍，社会主义改变了资本主义，而不是简单意义上消灭了资本主义。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社会共有，而绝对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简单意义的公有制）。社会共有，是人人私有的集合，而不仅仅是国家或单位代替持有。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更强调生活资料的绝对私有和一部分普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社会主义也强调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矿山、森林、水库等资源）和公共设施（铁路、机场、码头等基础设施）等特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不同点在于，社会主义是多数人持有绝大多数资产（占总资产的70%以上）。由此，可以理解中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意义。此外，我们钦佩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卓越洞见，社会共有是建立文明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力量，一般意义的公有制无法解决这个历史问题。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共有前提下的生产关系，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有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当社会当中，中产阶级占据总人口的70%以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具备社会基础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才能够稳固建立。当然，历史仍然在继续，事实往往胜于雄辩。

社会主义只有成色，社会主义没有特色。无论你现在自称什么主义，地球文明最终趋同于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社会，人类在社会问题上最终会达成共识。不同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不同，而不存在不同样式的社会主义模式。道理非常简单，社会人占有社会财富的比重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程度。也就是说，财富分布状况和财富分配水平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的程度。请中国人牢牢记住，官僚法外治权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特色，市场决定论（资本专制）更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特色。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是不是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本身，而是反对少数人垄断财富的私有化、无底线推进的极端市场化、社会权力公然交易的资本化。至于，社会治理（制度）模式，受制于文化和历史，确实是千姿百态，那是本色而非“ 特色”。不要试图将反社会的官僚垄断和资本专制赋予“特色”，特别是不要涂抹社会主义“特色”而搞家族化。同时，也不要将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简单标签为反社会主义的特征。人类文明存在着同一性特征，具有鲜明的普世特性。另外，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定性的概念，社会主义也需要一系列定量的指标。社会财富的社会占有程度是需要精确计算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区间概念，你不能简单地认为某某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也不能否认某某国家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你不能说某某人一定是社会主义者，某某人就一定不是社会主义者。事实上，许许多多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往往并不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者，从来就不是一种颜色标签。中央党校出来的未必是社会主义者，剑桥可能反而盛产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是社会主义者，凯恩斯也是社会主义者，普京是隐形的社会主义者，奥巴马是半个社会主义者，戈尔巴乔夫们却绝对不是社会主义者。我必须说，更多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西方，我国反而更需要进行社会主义启蒙。

社会主义一定是民主的。但是，“民主”并不必然产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史证明，多党制并不必然诞生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要旨在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根本意义在于消除超社会中的特权，我们将之称为“法外治权”，或者“资产阶级法权”。只要存在“法外治权”，一百个党轮流执政也没用；消除了“法外治权”，君王制也仍然是社会主义。一个社会，一旦存在超越法律的治权（特权），就必然产生腐败并走向衰败。历史发展自有其内在逻辑，社会主义往往产生于革命党的执政。由于，社会主义运动是社会再分配的激烈斗争，社会主义运动往往具有革命的特征。东方社会主义运动更多地面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革命则无法完成历史性的跨越；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更多地面对民族资产阶级统治，可以通过文革的方式完成渐进式的发展。然而，无论如何，社会主义最终稳定固化于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当然不能寄托于领袖和政党。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者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是消灭资产阶级专政。历史的结论是，社会主义要消灭少数人垄断社会财富的制度（而非私有制本身），社会主义要消除超越社会的“法外治权”（资产阶级法权）。砸掉机器，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相反，以计划经济之名建立的行政垄断，建立起“法外治权”反而极大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制造了无以复加的特权，产生了制度性的腐败。社会主义的政治意义在于归还人民的法权（人民的法内治权）。一旦，人民的法内治权得以实现，腐败现象也就立刻得到有效遏制了。

子思，孔子嫡孙，著有《中庸》①。笔者认为，《中庸》是人类政治哲学的巅峰之作。子思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笔者最折服这两句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政治哲学的最高境界。站在这样的高度上，我们才能梳理中国的现代史，我们才能超越毛泽东和邓小平。没有这样的思想高度，我们根本无法化育资本主义，我们也就无法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

一、让我们重新梳理一下共和国的历史。

1、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资产阶级法权。

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需要理解两个基本的概念：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资产阶级法权。

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是无产阶级运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终止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功，使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共和国的管理者，获得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请注意，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一旦成功，无产阶级就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力。当中也包括了资产阶级的资产。这样，无产阶级就不再是革命前的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在消灭资产阶级的那一刻，事实上也就完结了其自身的存在依据。当然，也就终结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基于资产占有而形成的法定权力。在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这个法定权力依然存在。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之后，自然继承了资产阶级的遗产，从而拥有了“ 资产阶级法权”。当然，法权的范畴可以更为广泛，它包括了一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力。事实上，用资产阶级定义法权并不恰当的。这意味着，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接受了资产所有者拥有特殊法定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这仍然是无视基本公民权力超越阶级特权的观念。也就是说，在法权问题上，无产阶级只是战胜了资产阶级，却没有能够超越资产阶级。当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自然拥有了资产阶级法权，拥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毛泽东在其晚年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也恰恰是毛泽东哲学思考的深邃之处。

2、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业态。

毛泽东认为，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就意味着保留了资产阶级再生的可能性。只要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尽管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完全可以从无产阶级当中化生出来的（毛泽东具有超越常人的历史洞察力）。这就意味着，单纯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是不够的。毛泽东认为，必须从精神上消灭资产阶级。所以，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他堪称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有无与伦比的意志、智慧和能力。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他也试图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设。遗憾的是，他终于未能完成哲学的超越。他终于未能完成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征服。毛泽东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无产阶级成为了资产阶级资产的名义持有者。请注意，无产阶级仅仅是理论上的资产持有者，无产阶级却无法直接管理他们“拥有”的资产，他们只能通过代理人间接管理属于他们的资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治理模式下，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移交是委托代理模式的，这是一次性授权的委托管理模式（所谓的代表制），而不是直接参与管理或间接参与管理模式。代理人一旦获得资产管理权，即“资产阶级法权”，就拥有了资产分配的特权。代理人们不是圣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发生蜕变。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资产阶级法权”的生命力。而且，毛泽东超越了常人和常理，清醒地知道，资产阶级不是胎生、不是卵生、不是湿生，而是化生。也就是说，有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资产阶级必然生长出来，而且是从无产阶级内部生长出来。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来得及找到治理“资产阶级法权”的有效方法，毛泽东终于没有找到遏制资本主义复辟的有效方法。

晚年的毛泽东是非常痛苦的。毛泽东无法跨越历史，一步踏入共产主义。这就注定了，“资产阶级法权”将幽灵附体，资产阶级将会以某种方式实现复辟。毛泽东深爱着他的人民和他的祖国，在关乎人民利益的问题上是不会妥协的。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他决定铲除“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土壤。毛泽东发动了他的战友们至死无法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夺权，本质上是让人民向官僚争夺治权（资产阶级法权）。但是，新的夺权者，可能比旧的更坏。毛泽东终于陷入了哲学的困境，他的敌人更像是化于无形的魔鬼。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对拥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无产阶级官僚体系（代理人们）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最后打击。这就是那场触及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打击的也仅仅是魔鬼的化身，魔鬼安然无恙。这是一个伟人最悲壮的远征，这是一次孤寂而苍凉的远征。毛泽东永远留在了这次远征的路上。

毛泽东曾经战胜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毛泽东曾经给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毛泽东解放了中国人民。毛泽东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带来了希望和勇气。但是，毛泽东终于没有战胜“资产阶级法权”。是的，毛泽东终于没有发现，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秘密，不是在肉体以至于精神上消灭资产阶级，而是必须完全彻底地消灭无产阶级自身。毛泽东逝世之后，“资产阶级法权”迅速化生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恰恰是他残留的战友，他们在形式上结束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由于，复辟是对历史的反叛，巨大的历史惯性往往会将反叛推入历史的极端。中国极速转向原始的资本主义，中国极速地走向食利社会，中国正在滑向悲惨的原始资本主义深渊。

毛泽东走了。全世界向右转。资产阶级的事业欣欣向荣。历史再一次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3、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与实现。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性。并且，他的认识，与刘少奇、林彪、陈伯达和张春桥相比，要深刻得多。邓小平明白，可以化生的“资产阶级法权”是难于消灭的。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善用“资产阶级法权”将会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既然难于消灭，就勇敢地接受它，用它来发展生产力。或者，邓小平认为，可以让“资产阶级法权”为无产阶级服务。于是，他撕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封条。一个巨大的魔瓶被打开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一发而不可收了。“资产阶级法权”是化生的。它就像是一个幽灵，它附着于最阴暗的人性。其生命力极其强大，强大到无数革命者为其折服。只要给予些微的时间和空间，强大的“资产阶级法权”，就能迅速化育出强大的资产阶级。强大的资产阶级，就能迅速化育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澎湃的动力和活力。举世震惊的经济奇迹发生了。但是，奇迹是有代价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准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重新沦为了无产阶级。部分官僚和知识精英不仅仅变成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故旧迅速地沦为食利阶级。中国的经济在迅速地发展，中国的政治却在急剧地倒退。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毛泽东留下的政治封条。当这个封条被揭掉之后，资产阶级就必然重新崛起。那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结业；资产阶级革命事业开业。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化生于无产阶级的管理层（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数量很少，但是能量巨大。现代资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已经不再是从肉体上消灭无产阶级了，而是和平地对无产阶级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占有与转移。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们在短短一、二十年中，就初步完成了对公共权力和国民财富的基本占有和转移。

邓小平可能没有预见到，资产阶级再生后的恐怖状况。在揭掉魔瓶封条的那一刻，他没有为中国无产阶级预备下出路。中国无产阶级手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被变相剥夺了。他们由领导一切的主人变成了弱势群体。他们由财富拥有者变成了被保障的对象。邓小平既然能够深刻理解资产阶级法权的意义，为什么想不到为无产阶级预备一条出路呢？为什么不在有生之年让无产阶级完成整体转型呢？至少，你可以告诉继承者，中国社会主义的出路在哪里？一句“共同富裕”的遗言，根本无法形成制度与政策的自觉。邓小平之后，中国的经济在历史惯性中继续发展，中国的政治也在历史惯性中继续堕落。作为政治家，邓小平是要对政治选择负责任的。当然，最需要负责任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至少，后人应该具备起码的反思能力，后人不能放纵政治经济制度的自由堕落。

唯一令人安慰的是，邓小平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中国，在理论上，无产阶级仍然拥有“资产阶级法权”。这就为未来的新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契机。

二、哲学的幼稚。

中国近代以来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哲学的悲剧。哲学的幼稚必然导致思想的极端和行为的愚蠢。

中国人在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始终无法超越简单二元对立的逻辑，始终无法上升到同一性的哲学高度。我们可能需要接受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子集。是的，社会主义从来都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完善（而非消灭）。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社会主义是无法消灭资本的，资本主义也不可能超越社会。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是哲学幼稚的一种表现，是极端思维的必然结果，是制度建设的思想障碍。我们其实并不真正了解社会主义，我们没有认真总结欧美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我们长期执着于二元对立的区域性孤立的制度试验。说到底，社会主义是人类追求文明与幸福的现实思考，社会主义并不是伟大的宗教革命。或者，也可以这样说，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根本就不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文明进化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再重复一遍，社会主义改变了资本主义，而不是简单意义上消灭了资本主义。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社会共有，而绝对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简单意义的公有制）。社会共有，是人人私有的集合，而不仅仅是国家或单位代替持有。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更强调生活资料的绝对私有和一部分普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社会主义也强调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矿山、森林、水库等资源）和公共设施（铁路、机场、码头等基础设施）等特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不同点在于，社会主义是多数人持有绝大多数资产（占总资产的70%以上）。由此，可以理解中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意义。此外，我们钦佩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卓越洞见，社会共有是建立文明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力量，一般意义的公有制无法解决这个历史问题。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共有前提下的生产关系，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有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当社会当中，中产阶级占据总人口的70%以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具备社会基础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才能够稳固建立。当然，历史仍然在继续，事实往往胜于雄辩。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其中，尤其深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必须说明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是后发达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自主、自由的思想武器。这个理论强调后发展者权力的合法性。笔者将德国的古典哲学称为被压迫者的哲学。康德和黑格尔生活于刚刚完成民族国家整合的德国。以农业为主体的君主制德国需要面对完成工业化的大英帝国和正在工业化的法兰西帝国的严峻挑战。德国需要思想。康德和黑格尔等大批德国思想家应运而生。康德和黑格尔思考了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他们没有来得及思考如何实现存在的均衡。德国的古典哲学没有来得及成为王者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缺乏王者雍正圆融的气度。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强调的是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是弱者对于争取自身权力的合法性解说。这就自然导出了矛盾与冲突的必然性。存在既然合理，斗争则不可避免。所以，共产主义者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毛泽东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写出了自己的哲学著作《矛盾论》。问题在于，无论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没有超越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黑格尔虽然注意到了同一性的问题。但是，黑格尔没有解决同一性的时间和空间的均衡问题。毛泽东延续了矛盾对立统一的判断。对立是分别，统一是执着，这就必然走向事物的反面。应该认识到同一性的永恒性，应该认识到二元对立的短暂性。应该把握同一性的空间均衡和时间均衡。这就是说，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必然性是相对的。在相对性中，必然存在单一方的极限。高明的政治家不在于挑战极限，而是在于建立高水平的均衡。历史地看，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仍然是基督教伦理的自然延伸。《圣经》是犹太人反抗罗马人压迫形成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康德和黑格尔将之进行了形而上学的再诠释。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是基于德意志民族国家主体性的诠释。马克思比他们前进了一步，马克思理论是基于阶级主体性的诠释。无论如何，本质上这些思维逻辑没有脱离《圣经》逻辑的历史约束。他们的理论是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进行反抗的有效思想武器。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也仅仅是反抗的思想武器。问题在于，反抗成功之后呢？反抗之后，必须建立新的社会均衡。否则，反抗之反抗将成为历史性的轮回。在哲学上，二元对立是短暂的和局部的，同一性才是永恒的和全部的。这就意味着，必须包容、继承、化育、发展、完善，革命的成功取决于新生命的诞生。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不能变成中产阶级，无产阶级不能直接拥有他们的法权，革命的胜利就不能产生永恒的意义。

当代中国人未必明白，2000年来，中国人不远万里到印度求取《佛经》，何以不到相对较近的中东求取《圣经》或《古兰经》？因为，中国始终是强大的宗主国。古代中国强大的含义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也是哲学上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民族始终拥有哲学上无与伦比的优势。汉民族即使在军事上出现问题，被外族征服和占领，哲学的优势也一刻未曾消失。汉民族会用文化消解军事上的征服和占领。古代中国根本不需要被压迫者的反抗哲学。相反，中国拥有系统的王者哲学。然而，中国的王者哲学，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开始了异化的过程（将来专题讨论这一问题）。宋明理学本质上是儒学的神化过程（所谓天理），宋明理学将中国哲学异化为僵死的思想躯壳。近代以来，形势发生了逆转。异化了的王者哲学遇到了活泼的工业革命。中国沦为了国际政治中的弱者。中国异化了的王者哲学无力解释也无法解决被西方殖民的问题。于是，中国人开始在西方哲学中寻求答案。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弱势中国的最佳选择。其中，发端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实践的有力思想武器。甚至，逐渐异化为近乎宗教的思维逻辑。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是，仍然处于弱势的中国人，很难完成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超越。我们从德国古典哲学左的分支，又倒向了德国古典哲学右的分支。我们还没来得及超越机械唯物主义，又陷入到了极端理性主义。这一次的陷入，更为深入和彻底。我们是如此地执着于“科学”和“发展”。所谓的科学，不过是物理意义上的理性；所谓的发展，不过是经济意义上的赶超。弱势的中国人急于“现代化”。然而，忽略了天理和人性的中国人，已经找不到现代化的真正内涵。现代化被庸俗化为数字游戏。我们正是在理性中丧失了天理和人性。谁说中国人不信教？谁说中国人不迷信？我们六十年来陷入深度的“现代化”迷信之中。忘却了自我，忘却了祖宗，忘却了天地，我们虔诚地祈求“现代化”，自豪而光荣地走向毁灭。

哲学上的迷失，导致了文化上的卑贱。现代中国人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无意识地进行了文化上的自残。建国六十五年来，这一自残的过程越来越严重。中国所谓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被西方文化同化的过程。我们几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能力。现在的中文，不过是用汉字罗列的西方概念和逻辑的集合。文化的自残使得精神的殖民得以畅行无阻。中国人在“科学”与“发展”的逻辑下，自觉成为西方300年殖民历史进程中金融殖民的组成部分。西方300年的殖民历程是全面而深刻的，军事殖民是初级阶段，经济殖民只是中级阶段，文化殖民才是高级阶段。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西方殖民历史进程的高级阶段。就经济而言，任何殖民地和战败国都未曾像中国这样，以令人吃惊的规模和速度向西方国家转移财富。同时，任何殖民地和战败国也未曾像中国这样彻底丧失文化自信。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迷信远远超出了西方人对于上帝的迷信。文化上的自甘为奴，必然导致经济以至于政治的自觉奴化。西方人用中国人提供的借款，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国民福利。而中国，在获得数字（GDP）的同时，正在整体性地失去“资产阶级法权”。就哲学意义而言，中国并没有逃脱近代被殖民的悲惨历史命运。

中国人在哲学上的幼稚，仍然在制造中华民族历史性的灾难。

　三、未完成的使命。

笔者对社会主义提出如下的验证标准。社会自然人（人民）真实持有多数社会财富，并直接享有社会财富相关权益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真实持有，是指直接占有全部生活资料，以及直接占有部分生产资料，并且享有未占有生产资料的主要收益。在数字上，可以大致理解为，中产阶级占总人口超过70％，中产阶级真实持有社会总财富超过70％。当然，经济基础也就决定了上层建筑，也就自然形成相对应的社会制度。易言之，公有制并不必然代表社会主义（政府并不必然代表社会），计划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独有特征（资本主义也可以搞计划经济）。

二十世纪，中国人进行了四种资本主义实践。第一种，是慈禧在满清末年意图进行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第二种，是蒋介石在民国时期进行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第三种，是毛泽东在新中国进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四种，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的社会资本主义试验。这并非危言耸听。嚷嚷了六十五年了，其实我们始终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距离社会主义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虽然，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进步。但是，距离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距。最为严重的是，中国人无法清醒认识这种差距。他们在形而上学的误导下，仍然沉醉在严重的误判之中。

1、旧社会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笔者在阅读德国宰相脾斯麦传的时候，深感震撼。其思维逻辑与中国的旧社会主义逻辑惊人的相似。脾斯麦的皇权垄断国家资本主义，使得初生的德意志农业国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崛起为世界强权之一。日本人成功复制了德国人的经验。此后，俄国人、中国人以及其他后进农业国家，用党权代替皇权，实施了党权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实现了各自国家的工业化。当然，也有个别国家走了极端，将党权家族化，变相退回了脾斯麦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朝鲜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一旦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其结果只能是脾斯麦主义。笔者认为，在旧殖民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是超越现实的空想。脾斯麦的逻辑倒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选择。或者说，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毋庸置疑，斯大林对此有着深刻地认知，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变成了红色脾斯麦。至于用皇权或者用党权来实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要根据国情来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选择同样是明智的（不能脱离历史现实）。或许，可以说这是当时中国唯一正确的出路。那些批判毛泽东专制的人们，没有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审视历史，仁慈专制有时候就是最快捷、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民主形式。

笔者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被压迫国家的无奈选择。它是巨大外部压力下的强人政治的发展模式。一旦外部压力弱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会迅速异化，成为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二十世纪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均未逃出这个历史的宿命。南美如此，前苏东如此，北非中东如此，中国显然也未能免俗。中国正在经历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毋庸置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是原始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是没有褪尽的封建主义余孽，它仍然鼓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血统传承。它需要经历漫长的革新来实现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过渡。至于社会主义，那仍然是中国人的一个美丽的梦。

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去除强权对于政治经济的一切垄断。社会主义反对的就是封建特权和资本特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全社会共同拥有财富、全社会共同创造价值和全社会共同分享成果。社会主义追求的是民族共和、社会共有、社会共治、社会共享。社会主义反对皇权专政，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任何强权垄断的模式，都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

2、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不是社会资本主义。

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是针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改革。我相信，邓小平的是希望用社会资本主义模式代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在于，强大的国家垄断实现分权，需要一个缜密的逻辑过程。在中国，“社会”是一个无组织依托的形而上的概念。而家族则是现实存在的最坚实的组织基础。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释放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时候，最现实的可能性就是倒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财阀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这大体上就是蒋介石在民国试验过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这也是南半球广谱性的资本主义模式。毫无疑问，这是后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的发展模式。今天的中国土豪，与俾斯麦之前的容克地主几户别无二致。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顺利完成了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型。他们大多数国家（日本除外）由财阀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社会资本主义。这些国家在民族国家内部，初步实现了民族共和、社会共治与社会共享。其中，一小部分国家，甚至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共有，具备了基本的社会主义特征。虽然，资本仍然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是，资本的分布已经渐趋大众化（相对公有），资本的收益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共享，资本决定具有了多数人决定的特征。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最显着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一个强大过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我们不能忽略这个重要的社会结构变化，社会构成决定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基础。毛泽东当年说，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并非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我始终相信，邓小平那一代人是不愿意重蹈国民党覆辙的，他们只是并不清楚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见识了西方现代化的那一代人其实是想尝试社会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已经不再具有革命导师的卓越能力，他们无力操纵改革的方向和历史进程。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问题在于两极分化。这毋庸置疑是一条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没有将无产阶级的主要部分转化成为中产阶级。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危险的历史蜕变过程。

3、社会资本主义不是完美的社会主义。

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对较为合理的方式。这种模式在追求资本收益的同时，开始顾及到了本国国民的基本人权。初步实现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平正义。正是因为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比较制度优势，资本主义制度用新的方式得以延续，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赢得了比较幸福的生活。

但是，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意义并不充分，社会意义也只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西方国家仍然存在金融资本的高度垄断问题，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国际形态仍然是垄断性的和侵略性的，具有完整的帝国主义特征。西方金融资本并未放弃对内的压迫，西方金融资本仍然在进行资本殖民。同时，当代帝国主义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当代帝国主义不再以军事殖民为主要手段。不再追求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的直接占领。当代帝国主义是以资本殖民为主要手段，辅之以文化和军事压迫。不过，就殖民效果而言，与过去的军事殖民相比，毫不逊色。

同时，由于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是以金融资本方式表达的。这就极其容易受到金融寡头的垄断和操纵。金融寡头对资本的垄断和操纵，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倒退，使资本主义退回家族资本主义模式，从而形成社会发展的相对停滞，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这种现象的充分写照。在冷战之后，西方的社会资本主义出现历史性的倒退，金融垄断资本再一起崛起并失控，制造了迄今仍未完结的金融危机。危机刺痛了西方的思想家，他们再次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意义。西方的左翼运动重新兴起，左翼政治家纷纷等上历史舞台。奥巴马也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产物，奥巴马新政意在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资本主义。

无论如何，社会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它对于人性的尊重有时间的局限性和空间的局限性。它对于天理的尊重更是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人类面临社会压力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开始面对自然的压力。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尚未找到根本解决之道。人类的希望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身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可以更接近自然主义。人类解决根本问题的出路，仍然需要更完美的社会主义制度。

4，中国社会主义的曲折之路。

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功之后再度升华。简而言之，毛泽东没有想到如何消灭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超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本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中华民族的终极目标。毛泽东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需要整体转型。毛泽东没有思考如何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毛泽东甚至没有认真思考“资产阶级法权”使用的效率问题。毛泽东一直处于巨大历史惯性之中，他考虑的是如何捍卫人民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他想到的方法仍然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懈的努力。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成功的斗争远远不等于斗争的成功。

邓小平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依然在于，没有安排无产阶级的集体转型。他们没有遏制资产阶级再生和过度发展。他们似乎忘了，经济发展，也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目标。邓小平没有来得及为无产阶级预留出路。邓小平“共同富裕”的遗言未能崔生中国的中产阶级。邓小平有效的提高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使用效率，却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法权”继承的合法性和分配的公平性。邓小平希望，先富而后公，先富而后强。然而，寄托于人性的改革是靠不住的。中国正在迅速滑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分化。中国正在酝酿严重的社会危机。历史依旧是无情的，成功的改革远远不等于改革的成功。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政治家们，缺乏进行哲学批判和历史反思的勇气，中国社会整体丧失了哲学思辨的能力，中国的意识形态正在像梦一般地漂流。邓小平那一代人，虽然普遍缺乏哲学素养，但并不缺乏主体性和创造性，他们对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仍然敏感，他们的改革依然在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他们力求中西合璧而不走极端。可惜，其后的政治家多是激烈政治斗争的幸存者，幸存的原因恰恰就是彻底丧失主体性，他们是极容易陷入预设逻辑的一代人，他们多数时候并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当他们失去国家主体性和人民主体性的时候，他们甚至根本意识不到主体性的意义。一些机会主义者，甚至公然以剥夺社会共有为光荣使命。他们将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全球化进行神化并异化，进而冲击人类文明的最后底线。他们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甚至没有资格成为社会资本主义者。

5，西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

全球社会主义发展始终存在两条脉络。东方的革命道路；西方的议会斗争。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其中，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席卷全球。在许多西方国家，他们更习惯于将社会主义思潮说成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思潮，事实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西方国家的民权运动，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立法，使得原始资本主义开始走向社会资本主义。其中，美国二十世纪初的一系列变革就具有经典的社会主义特征。但是，多数西方国家仅仅局限于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而没有系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说到西方社会主义实践，就不能不介绍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是一种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开始浮现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里分离出来的众多分支之一。主张通过民主程序逐步进行变革，以建立一个奉行社会主义的社会。社会民主主义最初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于1869年德意志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开始发展。此党最后演变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不断发展，最后摒弃了军国主义、极权主义及革命，不再藉由这些手段来实现政治变革。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民主社会主义者有共同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最初社会民主主义包含了主张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者如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和其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如爱德华·伯尔尼施坦、卡尔·考茨基和尚·饶勒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后，“社会民主主义”成了非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者专有的称呼。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强调透过立法过程以改革资本主义体制，使其更公平和人性化。

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典范国家是瑞典。瑞典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发展得相当繁荣，虽然瑞典税率达57%，不过，瑞典经济发展得相当健全，从独资公司到跨国公司（如Saab、宜家、爱立信等），同时保持世界上最高的平均寿命，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低国债、低婴儿死亡率和低生活费，并拥有很高的经济增长。许多西方国家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例如：英国工党（党纲里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实行的政策是社会民主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加拿大新民主党、澳大利亚工党、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纽西兰工党、和挪威工党等。这些政党一直以来以民主的方式不间断的参与选举，致力于打造相对公平、正义、平等的社会及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大多数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是欧洲社会党的成员。

20世纪后期，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再认为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与他们的目标有冲突。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宣言里明确言明其为社会主义，它的宣言守则也言明这点。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接受了中立派的第三种道路，支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并且强调机会均等作为社会正义的基准点。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包含女性主义的观点、反对种族隔离和歧视、支持多元文化政策。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能否被称为社会主义仍然有极大争论，但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已经不再自认是社会主义者了。

笔者认为：第一、西方的社会主义实践与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同等重要。他们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用两种不同的方式，逼近同一个目标。第二、用笔者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来看，社会民主主义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瑞典等少数国家除外）。第三、就其实践意义而言，重视立法和重视社会结构变化，无疑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提供了一种现实的思路。

显而易见，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有着沉重的历史使命。

中国一定会出现变革。当这种变革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是改革。如果，不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意味着另一次革命。笔者倍感忧虑，我国最大的问题，在于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 “摸石头过河”的模式，并不应该是一个伟大民族制度建设的理想方式。一个在梦中漂流的民族，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下一次革命极有可能不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不再具有产业工人的组织特性，他们充满了游民或流民的特色。他们极有可能成为另一场颜色革命的工具。那将不过是一场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纷争。北非中东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应该警醒中国人。2014年，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了。

四、新社会主义论。

社会主义（socialism）是一个美妙的词汇。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是广义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共和、共有、共治、共享的集合。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财富的相对公有（自然人拥有之社会共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是必须将立法权交于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文化前提，是人民要学会尊重为人民利益奋斗的社会主义者。请注意，社会主义依然存在着私有制，社会主义依然存在着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依然存在着资本。社会主义并非对立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改造的一个崭新阶段，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或者，也可以这样说，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是帝国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就学术意义而言，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更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从经济学学的角度观察，社会主义不仅仅需要定性分析，社会主义更需要定量分析。社会，是一个一个人组成的社会，社会主义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社会分布的一种状态。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社会主义是一个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不断文明的结果。从现实的角度观察，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相同的，社会主义的形式是多样的。就哲学意义而言，社会占有资产，并不一定表达为国家占有或集体占有。就经济学意义而言，社会占有资产，是一种资产正态分布的状态，是多数人拥有多数资产的一种动态平衡状态。简单地说，公有的前提恰恰是获得法律保障的私有，人人皆私有的集合才是真正意义的公有，这才是区别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本来意义。当社会多数人拥有多数资产的时候，建基于资产权力的法权也必然将为多数人拥有。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集合的概念，而绝不是一个一统的概念。国家垄断资产，往往并不能成就社会主义，向左的国家垄断资产容易形成苏联式的模式，向右的国家垄断资产容易形成纳粹式的模式。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垄断无法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垄断必然形成某种专政的法权模式。新社会主义论的最显着特点在于重新阐释社会意义。新社会主义的社会是联合的、集成的、同一的社会。

从来没有抽象存在的社会。社会是具体的。社会只能是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的社会。抽象的社会主义理念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空间的约束下，只能成为理想或空想。于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被异化为某种特殊模式。例如，苏联模式。笔者认为，苏联模式，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是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那是国家持有资本和管理资本的特殊模式。苏联没有找到社会公有制的合理模式，苏联没有真正完成无产阶级的转型，也没有真正解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解体是必然的。当然，这和苏联有多少男儿没有必然联系。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卓有智慧的人们，他们发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就如同资产阶级无法离开无产阶级而独立存在一样，无产阶级也不可能脱离资产阶级而独立存在。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哲学问题，如果真正理解了矛盾的同一性特征，就应该明白无产阶级不能消灭资产阶级的道理。托洛斯基②在十月革命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也有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早期一些的是刘少奇，晚一些的是林彪。因此，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们提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同样，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们也曾经考虑保留“资本主义的尾巴 ”。遗憾的是，修正主义者们没有完成自己的哲学论证。当然，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系统的实验。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恐怕仍然无法进行正常的讨论。是的，就算是思想解放的今天，社会主义者也已然无法接受，资本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客观存在，市场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客观存在，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或最后阶段。当然，资产阶级也不会接纳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资产阶级甚至不承认社会资本主义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资产阶级根本无法接受社会主义完善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现实，福山们竟然幼稚地宣布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已经被社会主义进化（或者说完结）了。

笔者反而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些珍贵的实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笔者对于联邦德国的实践尤为钦佩。笔者对于以艾哈德先生③为首的社会主义者在联邦德国的实践十分关注。德国人将社会主义理想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轻轻地后移，他们在再分配方面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资产的重新社会分配，在全部社会资产大体实现正态分布的基础上，基本实现基本的全民共享。战后联邦德国政府遏制了资本拥有者对于政治和经济的绝对垄断（彻底消灭了容克地主模式），强化了公共财政建设，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的财政转移支付。他们最大的成功在于，他们用极短的时间实现了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的转型。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④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战败的德国人在哲学上获得了崭新的高度。我一直认为，佛来报学派⑤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分支，佛莱堡学派找到了德国发展的最佳路径。德国不仅走出了内部的对立，而且走出了外部的对立，他们实现了绝高难度的统一。德国人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德国人进行了欧洲的统一。这是由同一而延伸出来的统一。这是由中庸而一统。“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德国人进行了一次完美的诠释。

不能发现和承认事物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哲学的无知。不能处理事物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哲学的幼稚。数百年来关于阶级和主义的争论是人类文明进步必要的历史过程。同时，这依旧是人类蒙昧的表现。文明和进步正是对于这个历史过程的超越。沉陷于这个历史过程，不能继续前行，只能被历史抛弃。中国关于左和右的争论，仍然在不断地重复着这种历史的无知和幼稚。笔者认为，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经验教训的总结，将有益于重建我们的思想高度。他们伟大的历史实践，为我们验证出了一条比较合理的道路。

马克思关注于法权获得的合法性；毛泽东关注于法权分配的合理性；邓小平关注于法权使用的效益性。他们的认识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他们也获得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成功。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成合法性、合理性、效益性的综合平衡。而实现三性的综合平衡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好东西。不过，笔者所言的社会主义是新社会主义。它是包容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或者可以这样理解，社会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子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或最后阶段，社会主义是人类奔向共产主义的最后的阶段。但是，社会主义毕竟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具体的社会主义。它不再抽象，不再是理想和空谈。笔者愿意称之为社会共享主义。人类是一种灵长类动物。但是，人类毕竟是一种动物。人类不是神。既然人类现阶段仍然无法超越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易，那就没有必要坚守生产资料绝对公有（共产主义）和大政府高度垄断的计划分配（计划经济）。我们应强调在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易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共有、社会共治（也是自治）和社会共享。这才是符合天道和人道的主义。实现充分的社会共享，必须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法权获得的合法性；法权分配的合理性；法权使用的效益性。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关于新社会主义，早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解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先生⑥就是新社会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加尔布雷思先生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权力转移论、生产者主权论、二元体系论和新社会主义论，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理论的核心。其中，他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化趋势的探讨，以及对两种理念的互动和互补的精辟分析，对于美国新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对新社会主义论的积极探讨。

笔者相信，中国需要新社会主义（new socialism）。笔者坚信，中国能够建立新社会主义。

五、新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笔者知道，对于缺乏哲学训练的社会主者而言，社会主义原则容易演变成僵死的教条。中国的一部分传统的社会主义者，无法释怀“生产资料公有制”，无法释怀“无产阶级专政”，无法释怀“计划经济”，他们并不真正认同现实存在的“社会”，他们坚守脱离历史和现实的“主义”。笔者甚至认为，有时候悲悯的资产阶级学者反而更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神髓。一百年前的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⑦（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就是一个深得马克思主义神髓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正是这个不被承认的马克思主义者较好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威尔逊总统用马克思主义成全了二十世纪的美国。我必须说，威尔逊总统的反托拉斯法案是社会主义法案，威尔逊总统的系列改革就是社会主义改革。我甚至认为，威尔逊总统和艾哈德总理比许多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更大一些。经历了多年的痛苦思索之后，我意识到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场革命，我终于发现社会主义是体现于制度设计的一种精神。社会没有主义，社会就是一个一个人的集合，一个一个人的幸福的集合才是社会的主义，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才是社会主义。

笔者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他知道，资产阶级的产权必然产生资产阶级的法权。要剥夺资产阶级的法权，就必须首先剥夺资产阶级的产权。于是，马克思主张公有制。可惜的是，马克思是一个远远超越历史的思想家，他没有来得及看到系统的社会主义实践。巴黎公社的短暂实践（彻底失败）根本无法证明，到底人民应该用何种方式实现社会公有。在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帝国时代，列宁和斯大林选择了国家代表人民持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毛泽东也选择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但是，威尔逊先生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威尔逊先生借重民粹主义运动在美国的高歌猛进（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浪潮在北美的兴起），迅速进行了一系列决定美国未来的重要立法。资产阶级垄断的财产权被巧妙地分割和社会化了，美国中产阶级开始成为多数财产的拥有者，资产阶级的法权开始发生历史性转移，美国较好地实现了共和、共有、共治和共享。美国的成功，鼓励了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他们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粉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衰亡的预言。至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关于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严厉税赋安排。在西方，少数人垄断多数产权是不可能的；所以，少数人垄断法权也就非常困难了。历史有时候很讽刺，一些西方国家大体上消灭了无产阶级，马克思关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会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的预言真的实现了。当我们纠结于概念纷争的时候，我们的对手正在实现我们的理想。

中国的思想家们，可以从过去两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获得启发吗？

就政治而言，执政党必须完成对于阶级的超越。中国是共和国。共和理念不容动摇。中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就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国政府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人民政府。这是中国人民（主要是无产阶级）赋予中国共产党执政权（亦即法权）的法理依据。执政党首先要尊重历史，执政党其次要尊重现实，更要勇敢地创造未来。执政党切忌忽略了哲学上的辩证，执政党的阶级代表性是不能变质的（那意味着背叛）；但是，执政党代表的阶级是可以变质的，无产阶级可以变成有产阶级（中产阶级）。唯其如此，执政党才永远是原本阶级的先锋队，才有资格成为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执政党。新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就是出现占中国人口超过70%的中产阶级。并由中产阶级实现对政治经济的主导（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主张就是这个意思）。真正实现高水平的共和、共有、共治与共享。就此而言，政治制度的创新方向和创新模式是不言而喻的。

就经济而言，共和、共有、共治、共享的标志就是中产阶级代替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要构成。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清楚，必须立即采取制度性措施，遏制恶性的大规模资产吞并，遏制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经济上的哑铃型两极分化，正在制造完全对立的两个阶级。请注意，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社会同一，而绝对不是进行社会分化，那是真正的反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要求政府强化公共财政管理，必须建立遗产税、赠予税和房产税等针对资产持有的课税，必须建立针对资本利得的严谨课税，必须让全民的多数人享有多数的产权，必须让全民的多数享有主要的法权。执政者必须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必要的财政转移支付，必须让所有国民拥有必须的生活资料和一部分生产资料。执政党不应过分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的社会意义是有限的，那意味着资本决定论，这是最糟糕的国策。执政党必须有实现共和、共有、共治、共享的勇气，必须扎扎实实地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一些国家为什么失败？那不是市场的失败！那是制度的失败！是执政者的失败！好的市场，恰恰是源于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市场不是制度的孵化器，市场不能创造良好的社会制度。我们不能将“资产阶级法权”拱手交于资本，特别是拱手交于国际金融资本，那无疑是一种对民族、国家、人民和历史的背叛！

就文化而言，中国应当提倡朴素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文化意义而言，社会主义更接近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坚决反对精英主义。垄断和强占并不光荣，奉献才值得尊重。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越演越烈的资本至上的文化是反社会的，精英主义并不符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情。精英主义的文化特征是极端享乐主义，极端享乐主义扭曲了全体国民的价值观。中华民族整体性道德堕落情况已经极其严重，社会高端人士的物欲和兽性近乎失控。国民在物质生活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精神生活又极度苍白、空洞、颓废。新社会主义要求执政者，必须保有对于社会道德和社会伦理的基本坚守。在政教无法分离的特殊时期，执政者必须是道德伦理的楷模，执政者不是垄断和强占者，执政者是奉献者。中国领导人必须高扬社会主义理想，必须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社会伦理和法理，必须用社会主义审美代替资本主义审美。鲁迅先生是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他悲悯的文字应该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应该用等而下之的类西方文字顶替鲁迅先生的文字。文化底蕴在于高贵的社会伦理，而绝不是时髦的噱头符号。那些为全社会默默工作的人们，应当受到执政党和全社会的尊重；那些非法占有产权和法权的人，必须遭到执政党和全社会的鄙视和唾弃。我们的文化态度，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趋向，决定了国家民族未来的走向。

笔者将新社会主义的内涵概括如下：在共和国体制内，通过立法的形式，承认和保证国民行使政治权力，承认和保护国民私人财产的合法性，承认和保障国民劳动收益的最低水平。政府将通过强制性手段，遏止过度资产持有和过度资本利得，并不间断地维护多数人拥有多数资产的相对公有状态。政府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保障国家间公平交易的进行，避免国民财富大规模向境外转移。政府通过强制性手段，遏止破坏环境的经济行为，绝对不以环境资源为发展手段。政府应建立和维护公平交易的市场。政府应建立和维护适当规模的财政系统。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批准后，通过公共财政对于低收入国民进行合理的转移支付，确保每一个国民拥有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平等机会。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授权后，对国民经济进行适度的计划调节，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与效率。政府在立法机构指导下，管理和使用国民共有的财产。政府在立法机构的监督下，实现政府制度成本的最优化安排。

新社会主义的外延，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国同一、中庸、均衡的新社会主义理念，将有助于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应该超越弱者反抗和赶超的哲学。中国应该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唯物主义审美逻辑。中国不需要用辉煌的GDP来证明什么。中国的复兴和崛起，绝对不是单纯的物质上的富有。可以化育共生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自然会获得敬佩与尊重。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加伟大的贡献。

六、中国变革的大趋势。

中国蓄积了来自内部和外部进行变革的强大动力。中国持续了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再一次趋近于历史的极限。中国的制度成本已经逼近社会承受的极限。中国的自然环境已经被破坏到生存的极限。中国的社会系统和中国的自然系统都存在崩溃的可能性。

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清晰昭示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这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的全面性的危机。冷战的红利已经耗尽。资本主义三十年的黄金岁月已经结束。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殖民模式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抗。

中国三十年来所依赖的内部发展模式和外部发展条件都在发生显着变化。中国必须迅速做出调适。中国要重新建立内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

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变革，是深刻的、系统的、渐进的。

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的改革，不仅仅是解决当前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中国未来的改革，肯定不能重复简单地二元对立，绝对不是翻烙饼式的制度颠覆。中国未来的改革，更不是简单线型模式指标推进（GDP逻辑），中国再也不能继续用机会主义治国了。那么，中国未来的改革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的着眼点在于整个制度的生态环境的修复和提升。我们必须建立社会自修复和自调节的能力。

笔者将社会大系统概述为三个组成部分：道统、法统、体统。其中，道统是制度的生态环境，是制度的生存土壤，是制度的根本。其中，法统是制度的四梁八柱，是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制度的理性。其中，体统是制度的形式，是制度的外表，是制度的运用。没有道统，法统将成为沙上城堡；没有法统，体统不过是脆弱的玻璃幕墙。全盘西化体统不难，全盘西化法统不易，全班西化道统几无可能。有谁能全部更换中国的政治土壤呢？在一片盐碱地上栽种荷花，你是善良还是愚蠢呢？

首先，中国改革的首要工作在于道统。

道统是中华民族集体信仰的凝结和升华。道统是中华民族社会伦理的系统表达。道统是中国社会人心的最终归宿。道统是全社会最基本的行为准则。道统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政策的源泉。“半部《论语》治天下”，说的不是《论语》的功用，而是在说儒家道统的古典社会意义。《论语》凝结了中国古代社会伦理，也是数千年中国社会立法的法理基础。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的道统就是毛泽东思想。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思想跌宕起伏，国人恐怕并不完全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了孔孟原始儒家思想，是孔孟原始儒家思想现代化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大仁、大义、大礼、大智、大信的集合体。没有大仁、大义、大礼、大智、大信，共产党是无法得天下的。毛泽东思想不合天道，何以横扫千军如卷席？毛泽东思想不合人道，何以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批孔，实际上是批董仲舒之儒（天子观），实际上是批程朱理学之儒（君王论），实际上是在批封建主义。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言说工具，是儒学社会主义化的伟大尝试。当然，毛泽东思想也需要与时俱进，也需要不断地提炼和升华，毛泽东思想也需要在同一中进化。也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思想仍然有待周严，中国的社会主义道统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

中国人需要信仰。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面否定，是对既有道统的非理性破坏。在没有新道统建设的前提下，对旧道统的破坏是一个民族集体幼稚的表现。让毛泽东走下神坛，我们让谁走上神坛呢？基督教吗？天主教吗？伊斯兰教吗？佛教吗？邪教吗？权力吗？资本吗？我们破解了建基于毛泽东思想的道统，我们进入了信仰缺失后的道统虚无状态，全社会进入了一种集体缺德的状态。我们颠覆了真、善、美的起码逻辑基础。我们没有了我们自己的道统，就失去了道德伦理规范，就是去了行为约束，就丧失了立法基础。于是，中国开始进入权力和资本野蛮专制的时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张扬，更需要社会主义性质的道统的约束，而绝不应该是彻底粉碎社会主义道统的约束。邓小平尚且明白毛泽东思想的意义，邓小平一代尚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以此作为他们对道统的最后坚守。很遗憾，其继承者缺乏道统意识，他们没有表达出对传统道统的足够尊重，“三个代表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是道统虚无的极端表达。中国全面、深刻、系统的腐败，是道统毁坏（政治生态败坏）的自然结果。

中国当然需要道统，没有道统就没有立法基础，当然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宪政。中国无法复制基督教伦理，中国也很难回归传统儒家伦理，中国不能长时间处于道统虚无的状态。正确的方法是，我们应该弘扬并完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思想的一次伟大的融合，毛泽东思想本质上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及其丰功伟绩，将成为中华民族不朽的传奇，传奇久远而成为千古不朽的神话，历史沉淀必然将伟人推入神圣。毛泽东作为中国道统的标志，必然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神圣而永恒。就社会意义而言，有毛泽东作为中国道统的标志是我们的幸运。理想主义对世俗的解释，转化为人间伦理，就成为法理依据。理想主义的代言人，成为天理人性的终极解释者，也就自然成为合理合法的执政者。关于天理人性的终极解释，成为执政者言行的法外规范。当然，也就成为世俗大众的法外规范。中国需要高于权力和金钱的力量。这就是社会主义道统的力量。社会主义道统的力量，是文明的力量。社会主义道统的废弃，必然导致社会堕落。共和国内外的敌人，为什么不遗余力地否定毛泽东，他们深知毛泽东所代表的道统的力量，他们对毛泽东的道统力量无比恐惧。否定毛泽东，就是彻底解构中华民族的道统。毛泽东当然不是神，毛泽东思想需要与时俱进，这一切恰恰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为中国人树立了社会主义道统的基本原则：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儒家的大仁和大义，这也是道家的大道和大德。“人民”就是社会主义特性的集中表达，为人民服务是全社会委托授权的根本依据。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概括。为人民服务是检验社会主义文明程度的核心尺度。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基本的社会主义伦理。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基本的社会主义立法原则。为人民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审美原则。为人民服务与儒家的国之四维、与西方的基督精神具有高度的文明契合。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式表述。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是不能放弃为人民服务。威尔逊总统和艾哈德总理也是深谙为人民服务原则的，他们的所有制度建设都充分体现了人民原则。西方的社会伦理也充分表达了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为人民服务也是西方社会审美的基本原则，为人民服务的人成为英雄并受到社会尊重。请国人注意，为人民服务，就不能搞自由主义，就不能搞市场决定论，也不能搞资本决定论，更不能搞血统决定论。因此，一些精英主义者，最怕听到为人民服务，他们会在洪钟大吕中现出魔鬼的本色。

其次，中国改革真正的难点在于法统。

法统是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获得与使用的根本准则。法统规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的归属与运用。

法统的第一重意义，在于法权的获得。

就天理而言，法权本应属于人权的一部分。人人生而平等，均应享有无差别的立法权。就人性而言，说话需要资格，资格无非权力和金钱。权力和金钱无法平等分布，并且具有可世袭的属性。於是，法统需要在天理和人性中进行平衡。文明的民族更尊重天理，落后的民族更屈服人性。所谓人性，无非血统决定论，无非资本决定论。说到底，就是权力和资本垄断法权。

中国的法统，在毛泽东时期曾经上升到最接近天理的程度，以致於全社会各个种族和各个阶级的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法权，中国老百姓的人权状况达到了古今中外罕见的文明水平，中国在那个时期法律的总体公平正义水平亘古未有。很遗憾，毛泽东的法统仅有道统支撑，却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毛泽东手握资产阶级法权，当然可以代行人民立法权。但是，毛泽东走了，资产阶级法权沦落他人之手，人民立法权也就自然遗失了。法权，悄然回归权力和资本了，法统也必然重新沦落为资产阶级法统。甚至，可能比资产阶级更恶劣，直接堕落到封建主义法统。不信吗？请阅读最新修订的《预算法》第三修正案。你能看到人民立法权吗？你能看到人民监督权吗？你能看到人民司法权吗？你能看到人民行政权吗？一切都消失殆尽了！败坏得连皇家度支都不如了！

法统的第二重意义在于法权的权威。法律必须超越世俗的权力。

法统不能确立，在于法力有边。除了神明，社会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社会有高于法律者，社会将失去一切主义。法统的第一要务，在于建立高于一切世俗权力的宪法尊严。中国需要尽早建立高于一切世俗权力的宪法法院。没有宪法的尊严，就不存在社会的尊严。法统的第二要务，在于司法的相对独立和垂直管理。法统决不能融入体统，法统决不能依附于体统，融入和依附于体统法统必亡，社会必然失去其所依据的法律秩序。法统的第三要务，在于建立执法者的崇高威望，崇高威望源于人民对权力和资本的蔑视。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就是法统，他一个人就代表了人民的立法原则和立法过程。但是，当毛泽东不在了，谁可以代表人民实施立法呢？一众退休的高官吗？一批贿选的土豪吗？一群妖野的明星吗？改开以来，法律条文在不断完善，法统却在迅速地死亡！人民的代表无法成为人大代表，最大的政治势力无力参与政治协商。左翼被刻意边缘化，民意失去了组织人事的依托，法统在现实中已然成为无统之躯壳，资产阶级悄然建立了新的权力加资本的专政。事实上，如果我们尚存社会良知，将立法权交还给独立的人民立法机构，中国就一定有机会实现较高程度的社会共治，中国就一定能建立全球最公正、最人性、最效率的法统。人民无立法权，何谈社会共治？就此延伸，法统不能确立，改革就是体统的化妆游戏，貌似美丽动人而毫无实际意义。

人民参与立法和司法，必须成为社会主义的根本法统逻辑。人民的参与度是社会性的标志。代表性从来就不是源于先进性，代表性根本不需要先进性，代表性意味着权力正态分布，代表性意味着均衡的流动性（坚决反对准血统世袭和资本专治）。法统文明的反向评价指标就是血统继承，任何源于官僚和资本的法统继承，都是与社会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一言以蔽之，在立法、司法、行政中，官僚和资本的比例说明一切。野蛮和落后的标志，就是官僚和资本垄断法统。事实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在法统上充分表达了人民性。反垄断法案、反干预法案、集体诉讼法案等系列立法，就是将法律武器交给人民，就是让人民可以规范权力和资本。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竟然无法开征资产持有税赋和资本利得税赋，这是在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的法统属性吗？中国的法统变革一天也不能再拖下去了。

文革是变革法统逻辑的一次历史性尝试。文革的指向恰恰是人民立法权、人民司法权，甚至包括了人民行政权。文革尝试实现最高水平的公民参与和公民自治。事实上，整个文革的焦点就在于确立人民治权，各级革委会都有工农兵直接参与其中。就结果而言，文革的尝试失败了，民粹与精英对法权的争夺最终是精英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文革毋庸置疑是巴黎公社后的又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实验，文革的失败必然为中国左翼的成熟提供经验教训。其中，最核心的教训在于，法统逻辑的改变源于道统而非体统，绝对不能执着于体统的形式变革。在没有意识到资产阶级法权真谛的前提下，在没有解决资产的社会共有和共享的前提下，通过工农兵直接执政（形式上的共治）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文革的失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文革中的非人道行为更值得后人警觉。但是，文革的法统变革意义是值得后人汲取的。可以说，文革证明了一个真理，必须解决产权的社会共有问题，否则任何形式的人民治权都无法持久。

法统作为上层建筑，不可能脱离经济基础。当资产阶级法权未能社会化，也就是说社会多数人未能获得多数资产，当无产阶级仍然不能顺利转化为中产阶级，那么，法权的人民性是难以实现的。一些左翼人士认为，公有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仍然是一种执著的历史性幼稚。一句话：没有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法统。

左翼的崛起，是建立法统社会主义法统的基础。当然，左翼的成熟，也表达为人民对法统的理解和重视。左翼不能参与立法，法统进化则毫无希望。

最后，中国未来改革的主体在于体统。

体统是法统的具体化。一般而言，法权的运用形成体统。体统可以理解为体制。体统的简化，可以理解为行政体制。体统的本质，就是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的行政化。

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无道统、轻法统、重体统的畸形状态。通俗地说，不重视意识形态，不关心法制建设，急功近利于行政权力。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官本位。我国体统的恶化是惊人的，我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体统背离道统和法统。共和国的敌人为什么要破坏道统和法统？就是为了彻底扭曲体统！扭曲体统，就是为了窃取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请注意《宪法》之下的第一大法《预算法》，请注意《宪法》之下的第二大法《银行法》，我们不难发现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已经被严重蚕食。体统，是治理国家的工具。谁来治理国家？为谁治理国家？如何治理国家？这都是体统必须回答的原则问题！

政治有其固有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国。共和国的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委托授权。共和国不承认任何血统的特殊性（红二代本身就是封建意识的产物）。共和国不能容忍准血统的政治权力继承。即便是通过权力资本化的继承也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共和国政体是公器。政体不属于任何个人和团体，当然更不属于个别“神圣”家族。任何通过暴力和金钱占有公器者皆为人民公敌。在一个依据血统而建立的法统模式下，体统必然蜕化堕落并走向死亡。毛泽东解决体统堕落的方法是低成本且高效的，毛泽东高度重视基层社会组织的人民自治，他使用的就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分权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社会共治模式，那也曾经是最经济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毛泽东的方法是有前提的，人民的参与必须是有效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共和国无法永远有一个心明若水的毛泽东。也就是说，当法统失去作用，体统的废弛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共治也可以转变成为高压管制，维稳的成本会高到社会无法承受。那是所谓“行政体制改革”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当然，更是“市场决定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三十余年了，我们就是不能建立一个专业的公务员队伍，我们非要搞一个门阀习气深重的血统官本位体系（门阀制度）。中国当下体统之没落，几乎是处于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状态。连万恶的旧社会，都能公车举孝廉，都能科举取士。于今，裙带若此，情何以堪！社会主义的共和、共有、共治、共享，要靠体统来予以充分表达。一个官商勾结的血统官本位政体，如何能践行社会主义理想？中国最迫切的改革当然是体统（肯定不是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改革）。但是，体统永远也无法自己改革体统。中国当前改革的关键是法统，法统不立改革必然走向反面。

没有人民性，就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市场决定，就更加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体制说到底是实现人民参与管理的社会自治为主的政治模式。社会主义体统，根本性的标志就是工农兵参政议政。必须将法律的武器还给人民，人民必须具有终极裁决权。也就是说，要建立人民废止行政官僚的充分权力和严谨的司法程序。人民性最终表达为人民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放弃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仅仅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初级阶段，必须建立行政权力使用的彻底透明，必须建立人民对行政权力全程监督，必须建立人民对行政滥权的惩罚机制。行政，是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行政权，绝不具有博取个人名利的功能。行政人员，绝不具有高于其他职业者的任何权利。行政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体统的伟大实践。当然，这个实践是人民的权力，行政者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荒缪表演应该结束了。

在文革之后，我国若干次意图进行温和的体统变革。然而，所有的行政体制改革均以失败而告终。事实证明，精英自觉改革体统的可能性并不存在，越过道统和法统的改革必然失败。今天，所谓的“放权”，并不必然增加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相反，“新四化”，就是所谓的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并不能增加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甚至成为反社会主义的逆向改革，可能导致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的丧失，可能形成更为严重的资本专制。所谓的“先进”可能是更加的落后。北非中东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了。我们必须深谋远虑，我们必须出离名相，我们必须超越对立，我们必须学会系统性思维，我们必须在同一中不断进化。体统是道统的现实化，体统是法统的具体化，我们要主次分明，我们要循序渐进，我们要系统变革。

三统之论，了无新意。三统不立，纲不举，目不张。道统如同大厦的根基，法统如同大厦的框架，体统如同大厦的轮廓。根基不深厚，框架不稳固，搞一套漂亮的玻璃幕墙没有意义。古今中外的政治，其实莫不如此。笔者借用三统论政，不过是为了条缕清晰而已。西方现代政治学，浩繁如烟海，要旨相同。事实上，新社会主义论已经不仅仅是社会主义者的一种认识，新社会主义论正在开始成为全球思想界的共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合着的书《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⑧于2012年3月出版，此书被知识界公认为一本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研究宏观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此书可以说是制度学派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提出了制度决定论的新的理论框架。他们认为，成功的制度是广纳型的制度，失败的制度是榨取型的制度。其中，对于广纳的基本定义，包含了共和、共有、共治、共享的基本原则，包含了对社会财富相对公有的基本认同，实际上是对新社会主义论的理论概括和系统论证。这本被称为《国败论》的巨著，昭示出人类对新社会主义的某种共识。相信，中国也必将顺应伟大的新社会主义历史潮流。我们期待领导者的自觉，这是成本最低的社会进化。但是，我们也不拒绝民粹的逆袭，历史有时候正是由屌丝书写的。无论你信与不信，社会就在那里，主义就在那里。中国一定会走上新社会主义！

最后，笔者借用佛祖的话来结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注：

①《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传为孔子嫡孙子思所著。宋朝的儒学家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中庸”在字面上的解释即是之意，而执中又当求“中和”。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关联及学习的方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兄弟）、朋友之交）和“三达德”（智、仁、勇）等。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中庸强调“诚”的重要，诚即是《大学》中所述说的“诚意”。“诚”被说成是人先天的本性，而所谓“不诚无物”，至诚的人才能充分的发挥本性与感化人群，进而成为人们的最高典范。

②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斯基（或译托洛茨基），1879年11月7日出生于乌克兰沙俄赫尔松省亚诺夫卡村一个犹太富裕农民家庭。苏联共产党、第四国际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理论家、作家。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斯基主义代表。因反对斯大林独裁1927年被开除苏共，随后流放驱逐他国。1940年在墨西哥被苏联特务暗杀。

③路德维希·威廉·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1897年2月4日－1977年5月5日），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市场经济之父”。他从1949年到1963年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和劳动部长，从1963年到1966年任联邦总理。

④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的并以社会因素为补充和社会保障为特征的经济制度”，亦即“市场的自由原则和社会均衡原则相结合”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又是以社会安定为保证的。强调通过二次分配实现全社会的共享。

⑤“二战”之后，世界经济有两个“奇迹”，就是日本和联邦德国在废墟上迅速崛起，重新成为经济强国。这是耐人寻味的。这主要归功于：德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内在原因——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供应者——弗莱堡学派。弗莱堡学派又名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联邦德国弗莱堡大学为中心形成的主张“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学流派。是在20-30 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弗莱堡学派在欧根提出的“理想类型概念”基础上，创立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要以实现“全民福利”为基目标；强调社会市场经济秩序要以利伯维尔场机制的调节为主；反对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有任何垄断形式存在，提出自由原则和国家有限干预原则。弗莱堡学派试图超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外的 “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旨在调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的政策主张：颁布“防止限制竞争法”，实行“劳资共同决策”制，稳定物价水平，保持财政预算平衡，工人非无产阶级化，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等。此学派反对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反对实行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国家采取措施，实行自由竞争和价格自动恢复均衡的机制，政府的职能限于为企业创造自由竞争的环境。认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保障生产效率、自由和人类文明生活的理想体制。因其反对国家干预或过多干预经济，一般被视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右派”。代表人物主要有：瓦尔特·欧根、弗兰茨·伯姆、汉斯·格罗斯曼、卢茨、艾哈德、罗布凯等。

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Galbraith，John Kenneth，1908—2006.4.29）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领军人物。权力转移轮、生产者主权论、二元体系论和新社会主义论，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理论的核心。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其实质就是，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最终会走向趋同，只要进行社会改革就能够实现“新社会主义”。在加尔布雷思看来，这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趋同是现代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计划终究要取代市场。其具体表现就是管理需求、控制物价；技术阶层终将取代资本家掌管计划体系的权力；国家必将行使调节总需求、物价和工资的职能，并且致力于兴办教育和发展科技。加尔布雷思认为，通过限制资本主义社会计划体系的权力，提高市场体系的地位，就能够在这两个部门实现权力和收入均等化，从而实现“新社会主义”。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看到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某些一般发展趋势，如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过，他为解决这对矛盾所开的处方（如国家负责调节总需求、物价和工资等）也许只能起到缓解矛盾的作用，却达不到根治的目的。

⑦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美国第28任总统。作为进步主义时代的一个领袖级知识分子，他曾先后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纽泽西州州长等职。191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由于前总统狄奥多·罗斯福和时任总统威廉·塔虎脱的竞争分散了共和党选票，他最终以四成普选票及四十州的选举人票，以民主党人身份当选总统，成为1893年至1933年为间唯一一位民主党总统。迄今为止，他是唯一拥有哲学博士（Ph.D.）头衔的美国总统（法律博士衔除外），也是唯一一名任总统以前曾在纽泽西州担任公职的美国总统。在第一个任期中，威尔逊支持民主党控制的议会通过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Clayton Antitrust Act），联邦农田贷款法案（Federal Farm Loan Act），还通过新的收入法在联邦一级开征收入税，以及建立联邦贸易委员会。1916年美国总统选举勉强胜出后，威尔逊第二个任期的中心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他在竞选时打出了「他让我们远离了战争」（he kept us out of the war）的口号，美国的中立政策却未能持久。德国经外交秘书阿瑟·齐默尔曼发送给墨西哥、保证其若两国结盟德国将帮助墨重新获得被美国占领之北方数州的电报，以及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促使威尔逊多次对德国给予警告，并最终于1917年4月要求国会宣战。不过威尔逊主要是关注参战的外交和财政面，而把作战任务交给了军事部门。在大后方，他于1917年发动美国历史上首次实际有效的征兵，通过建立自由公债（Liberty Bonds）筹集了数十亿战争资金，设立战争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促进工会运动，通过史密斯-莱佛法案（Smith-Lever Act）监督农业和食品生产，控制铁路运输，通过首个联邦级致幻药物取缔法案，并镇压反战运动。此外，在他的任期内妇女普遍实现了选举权。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威尔逊亲自主导了对德交涉和协定停火。他发表了十四点和平原则，从中阐述了他所认为的能够避免世界再遭战火的新世界秩序。1919年赴巴黎筹建国际联盟以及拟定凡尔赛条约，并尤其关注了自战败帝国中建立新国家的问题。后主要由于他对创建国联的贡献，于同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与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围绕美国加入国联一事而进行激烈斗争时，因中风而昏倒。由于拒绝妥协，威尔逊最终未能使加入国联案在参院通过。不过，尽管没有美国的加入，国联还是于1920年成立。威尔逊所秉持的理想国际主义，也被后人称为「威尔逊主义」，主张美国登上世界舞台来为民主而战斗。这成为以后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颇有争议的理念，持久地为理想主义者所效仿，却为现实主义者所排斥。

⑧该书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隆？阿齐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的詹姆士？罗宾逊（James Robinson）合着。两位作者在（新）政治经济学领域耕耘多年，这本书是他们近年来的研究一个小结。这本书及其背后的经济学研究，是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以来，经济学家思考政治学问题最重要的尝试之一。此书被知识界公认为一本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研究宏观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此书可以说是制度学派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提出了制度决定论的新的理论框架。他们认为，成功的制度是广纳型的制度，失败的制度是榨取型的制度。其中，对于广纳的基本定义，包含了共和、共治、共享的基本原则，包含了对社会财富相对公有的基本认同，实际上是对新社会主义论的理论概括和系统论证。这本被称为《国败论》的巨著，昭示出人类对新社会主义的某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