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用大白话戳穿秦晖的战略战术

西历2014年初，天则经济研究所按往年惯例办了一个“新年期许”的论坛，一群重量级学者参加。由于天则所网站更新较慢，截止我写这篇文章的1月16日，我在天则所的网站上还看不到这次论坛能够公开的全貌或综述，但是，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在这次论坛上的发言实录很快被整理出来，率先在FT中文网发表。这个举动多少有点奇怪。我曾参加过几次天则所的论坛，组织方都要求发言内容确保在天则网站的“首发”，对此我表示理解。不知为何秦晖教授的发言可以破例。当然，这个细节并不那么重要，而秦晖教授发言的内容让我挺感兴趣。

在FT中文网上，根据秦晖发言实录整理的文章用了这样一个标题，《限权问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解》[1]。人们一般理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相对于纯计划经济与纯市场经济之间的一种状态，通俗点说就是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外资共存的一种经济形式，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的“混合经济”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那么，秦晖对此如何“新解”呢?他说：“对于我来讲，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政府只应该有‘市场经济的权力’，而我们应该对它进行‘社会主义的问责’。” 这话什么意思?秦晖说：“我这里讲的社会主义当然是为老百姓提供服务的社会主义……我觉得，要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强民众对政府的问责，至少政府责任不能低于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比如香港;要市场经济就意味着限制政府权力，政府权力不能大于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是不是不太好懂?我把它说的清楚点。

秦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解”其实就是说：要求中国政府实现社会主义，但必须只能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所以，我们发现秦晖教授在这里偷换了一些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是“混合经济”。但秦晖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割裂和拆分，变成两个不同的东西。而且，秦晖在文章中提到了政府的“权责对应”，但对于中国政府，他却没有采用“权责对应”的标准。

那么，要求中国政府必须用资本主义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如何才能做到呢?秦晖说：“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做不到的，这的确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砝码，是必须的，没有这个砝码就压不出权责对应这个我们希望的结果来。”

由此我们发现几个问题。第一，有些人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前者好、后者坏，但秦晖没有这样，他至少表面上认为社会主义也有好的方面;第二，秦晖提倡社会主义的好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实现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的好处当成向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手段;第三，秦晖明知要求中国政府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结果“是做不到的”，他的目的何在?秦晖在文章中说：“对它进行社会主义问责，要求它承担比‘资本主义国家’大得多的责任，……不承担你就没有合法性，承担不起想要卸责，你就必须先限权，这不是顺理成章吗?”秦晖教授说：“在我看来就是要这样，这责要问到他负不起为止”。这里的“它”或“他”就是指中国政府。

那么，秦晖针对中国政府说的“合法性”、“卸责”、“限权”、“负不起”，目的是什么?秦晖说：“如果沿着市场经济的道路不断限制政府权力，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追问政府责任，中国朝着宪政(宪政的要义就是权责对应、契约政府)道路就不远。”于是，我们看到，时隔一年，继西历2013年初《南方周末》“新年贺词事件”后，在2014年初，秦晖用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来要求中国政府，再次把“宪政”当成了目的。秦晖无非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这一年来，对于“宪政”我写过文章，发表过观点，我反对“批判宪政者自己不要宪政”的矫枉过正，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宪政，世界上的宪政并非只有唯一的形态，不能用唯一的宪政模式来强求每一个国家。但是，这个观点显然是一年前《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及一年后秦晖的“宪政”所不同意的，他们的“宪政”无非是一种表述技巧，说白了就是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可以用大白话来解释秦晖精心设计的战略：要求中国政府必须用资本主义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结果，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如果我们仅仅看到秦晖的战略，那是不够的，我们还应看到这种站略相伴随的战术。

西历2013年7月29日，“共识网”发表了一篇秦晖的文章，《渐进还是激进——新南非十九年述评》，这篇文章是秦晖以前一篇文章《从南非看中国》的延续。在《从南非看中国》一文中，秦晖认为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比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更坏。因此，当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后，中国应该怎么办?秦晖在《渐进与激进》一文中说：“对于渐进与激进、‘革命’与‘改良’，我们关心的应该是‘进’的方向，至于渐进还是激进，应该就事论事。只要方向是对的，能快则快，当慢则慢，无论‘革命’还是‘改良’，抽象地讲都是不必崇拜、也不必害怕的”[2]。换句话说，只要方向是朝着资本主义，其结果不管是叫“普世价值”也好、叫“宪政”也好，秦晖并不排除流血革命这一选项。

我们不能只把秦晖的观点看成是个人意见的表达，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应该把秦晖的观点看成未来一段时期内某些人、某些“准组织”的行动指南。因此，按照秦晖的战略战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将在舆论和政策领域内看到下述状态：一方面，不断强调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有多好，同时强调中国民众的福利有多差，这一舆论攻势将成为一呼百应的主流，以要求中国政府为中国民众提供更多的福利，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不断强调资本主义对政府的制约，不断要求中国政府减少权力、缩小权力，要求实现“资本主义”。这两种舆论看似无关，其实是高度配合的行为，目的就是要把中国政府变成一个小孩子，却要像成人一样挑起重担，然后看着中国政府是否会被压垮。也就是说，他们向民众承诺的各种福利，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民众的幸福，而是要让政府难堪，甚至让政府完蛋。因此，秦晖的战略战术，在我看来，一定程度上就是“颜色革命”的指导原则。“FT中文网”抢在慢吞吞的“天则所”之前发表这篇文章，使得一家外媒具有了直接替代“南周”昔日地位的作用。

[1]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4390

[2]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yyj/article_2013072988632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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