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父”与“弑父”——谈谈最近的“宪政”舆论

一、“宪政”横飞为哪般？

　　写剧本出身，年高七旬的公共知识分子沙叶新先生最近在微博上连发五哭：我哭!我哭!我哭!我哭!我哭!

　　老爷爷哭声这么大，大家都会关心一下。定睛一看，是为两件事：一为一个敢于脱衣服宣誓的女性，一为“厉行宪政”。

　　“宪政”这个词最近不断飞入我们的耳朵，同时伴随各种花边八卦。看似和最近党刊与商业媒体、微博知识分子的争吵有关，但“宪政”不是新话题，一直萦绕在我们耳边。且不说年初的南周新年献词事件，记性好一点的网友会记得，两年前，一个著名投资人在微博上高调宣称抛开一切和情妇私奔，然后又在一片嘲讽声中发来一则深沉的微博，大意称：我虽然如此荒唐，但我依然关注宪政。

　　问世间“宪政”为何物，能叫私奔者念念不忘?

　　没错，对于部分知识分子来说，不可一日不谈“宪政”，正如不可一日不谈普世什么的。最近的事件看似党刊和媒体人互博，但“互博”严格来说并不对等。在我看来，今天的党刊完全不比50年前，读者稀少，影响有限。最近发表的这篇并无新意的马列主义老教授论文，放在平时，会像很多枯燥论文一样直接睡进故纸堆。偏偏是商业媒体如获至宝，高高挂起示众，才引起知识界轩然大波。但从十八大报告开始，官方一再强调“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些清议知识分子则惴惴不安，仿佛谈“宪政”的空间已经不大。他们急需寻找缝隙，开拓出新的讨论空间。此番揪住党刊，仿佛逼着官方进行了一次对话。

　　党刊在熟谙大众炒作的门户媒体面前显然不知所措。门户网站修改标题耸人听闻，社交媒体上更是千奇百怪。

　　一地干柴只等火星。不仅是各路学者，还有性学专家、半吊子军事专家、艺术家也纷纷加入宪政讨论大潮。对此，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的政治讨论门槛太低，也有人认为这是民智开启的好结果，各执一词，众说纷纭。不过说“讨论”有点过，口水横飞的快感才是主流。以至于宪政派、反宪政派、社会主义宪政派学者们现在也都懒得扯学术，只是在微博上一个劲互相冷嘲热讽。

二、“宪政”知多少？

　　我们不妨先猜猜“宪政”这个词的来龙去脉有多少人了解。尚无调查，但我们可以参考下PM2.5。这个由美国大使馆和公知大V一起推波助澜的年度词汇，最后成了官方定期发布的指标。可是据最新调查，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公众知道PM2.5是什么意思。再回到政治领域，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中国人中赞同美国政治模式的右派只有8%，其他都是中间派和左派。可见，作为右派的立命之本“宪政”，了解的人也很难超过8%了。但这依然不妨碍网络媒体上一片夸夸其谈。

　　有趣的是，很多大V参与这个话题时，都会主动先说：我也不清楚什么是宪政。比如潘石屹，“最近大家在讨论宪政，我有些听不懂。但我感觉公平、正义是最高原则，符合这些原则的就应该支持。公正的原则应该超越党派、民族、国家、老乡、男女、城巿……甚至要超越家庭。”一路超越，眼看就要像方志敏烈士一样上升到宇宙高度，最后却英雄气短话锋一转，落进了家庭窠臼，难道是在向专制的张欣要求家庭宪政民主么?所以，你搞不清楚各色人等借着“宪政”这个词到底在说什么。

　　社宪派的童之伟教授发表微博说：“宪法学是入门容易真正搞懂难的学问。在西方，有的教授一辈子只研究宪法一个条款或一个修正案，到死还留下不少问题。”一辈子抱着一个条款死去，多不容易。可是任志强偏偏不同意，他说：“许多人在争论什么是宪政，要不要宪政，宪政姓资还是姓社?其实宪政很简单，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把钥匙交给国民。’”我觉得真应该把陶喆的《爱很简单》为任总改一下歌词，变成《宪政很简单》，一定有助于推广“宪政”这个词，让人们像满口是“爱”一样满口“宪政”。　　

　　所以问题来了。春秋综合研究院的寒竹研究员说：不用“宪政”这个词也能把自由主义者的诉求说清楚，但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词?“宪政”看似个外来汉语词汇，却是汉语创造。英语里没有这个词，最接近的是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意译是立宪政府。“宪政”这个词比英语词汇暧昧许多，几乎无法再翻译成英语。这正是中国政治的奥妙之一——暧昧才好。汉语的语言游戏就在于遮遮掩掩，把很多不好明说的意思表达出来。

　　不好明说，我也就不去明说了。我想说的是，懂“宪政”人虽然极少，但这些人也没有理由沮丧。因为是否具有影响力不在于人数多少，而在于是否触到人心、软肋和G点。就好比同性恋虽然稀少，但是有那么多名达捧场，有那么多腕儿(比如某画家)纷纷表示很可惜自己不是同性恋的时候，同性恋话语就俨然成了文明时尚。记住齐泽克的话：“啊，民主，让我们一起高潮吧。”

三、快意屠戮？

　　高潮也好、敌忾也罢，关于宪政的口水和论文实在太多了，即便我这样比较关注的人也无法全关注过来。何况最近微博上是有哭有闹有露点，实在看不出头绪，也没那个时间。好在有徐达内先生孜孜不倦的“媒体札记”，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记录和梳理媒体上的鸡零狗碎。

　　在《求助的代价》一文里，徐达内说明：“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占据主要话语权的微博论坛上，更多的是快意恩仇。”

　　怎么样的快意恩仇呢?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张治龙GT家属遭遇车祸，警方处理疑似不公，于是他向当地记者@王歪求助。当地记者表示：不值得报道，尤其因为你是环球时报的，我更不报。喝彩蜂拥而至。比如中国新闻周刊主笔@章文说：“我在北京媒体圈人脉较广，唯独没有环球时报的朋友。环球时报记者在圈内基本上是被孤立的。原因很简单，大家瞧不起为了一碗饭而昧良心的人!”上海商报副总编辑@陈季冰于千里之外响应：“我负责任地认为，这种幸灾乐祸恰恰说明了：尽管有环球时报这种媒体天天在鼓噪，但我们民族的良知依然尚未彻底泯灭。为什么传统社会里一人做了坏事，全家甚至全村人都抬不起头来?甚至老话还说：‘你干这种缺德事，连累祖宗都被人瞧不起!’是非黑白和道德观，就是靠这种社会舆论的压力发挥作用的”。

　　环球时报到底干了什么“缺德事”呢?徐达内说：“此番‘宪政’讨论中，环球时报又是比母报更加冲锋在前，以社评《‘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助阵‘宪政姓资论’。”

　　看上去和四十年前一样，人们因为政治观点不同可以亲属反目，势不两立。@我是陈纪英问：“那记者的逻辑是‘连坐’么?”或许在政治分歧面前，普世价值也会被抛在脑后，愤怒者更向往的还是古老的惩罚之术。

　　@沈步摇的爹宣布：“环球时报的从业经历，必将成为编辑、记者个人的负资产，供职时间越长，就越沉重。”

　　不知道环球时报以往的言论令这些媒体人有多痛，会让他们如此怨恨。但一般圈内人都知道环球时报中、英文版是两家，互不干涉。据我了解，英文版的主编非常“普世”，讨论问题最爱谈底线，说什么都是“要有底线”。没想到只因环球时报这个名头而不被普世派见容，反被看作“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不由回忆起朱学勤教授的言教，他曾经盛赞电影《窃听者》，因为电影表现了苏联克格勃因为监听西方太久而终于被西方感化率先文明。我想，如今台面上的宪政派们如果有前自由主义者的一些风骨，也该夸奖环球时报英文版的编辑毕竟是接触西方多，和中文版差别很大。结果竟然表现出斩草除根之势，怪不得令很多网友咂舌。

四、寻父之痛

　　不过在我看来，这些毕竟只是语言暴力，只是无处宣泄的情绪一旦找到发泄对象之后的难以自禁。就像受伤的孩子找到机会就拼命撒气。

　　为什么会像孩子?因为找不到父亲。

　　不是吗?

　　真正的波澜其实是刘小枫的“国父论”引起的。刘小枫称毛泽东为国父，并且坦言：宪政前提是全民共识，然而在开国人物评价上都无法达成一致，又如何建立宪政共识?逻辑几乎无懈可击，于是所有的愤怒都奔着“国父论”而去。他们痛斥刘小枫的背叛，痛斥他认毛做父，甚至抢夺了孙中山的国父地位。文学副教授@严锋说：“文革把爱情视为下流反动，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被视为黄色小说，到了75年才解禁。为某人招魂的刘小枫，可记得你怀恋的冬妮娅?”5月31日贺卫方接受联合早报网访谈，依然认为左翼的民意基础只是长期洗脑的结果。在另一边，毛派自然对刘小枫大加赞赏。于是，双方的互相诅咒和争论越激烈，越证明刘小枫判断正确——只有精神内战，毫无共识。

　　以理论解读著称的网友@匿名祭诗队员 称：“自由主义者申斥他认毛作父，这不过是因为刘小枫是他们的父，而现在，这个父抛弃了他们。”

　　我觉得恍然大悟。这前前后后不就是一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寻父的故事?他们看似无所顾忌，时而像艾某人一样放浪形骸，时而像范跑跑一样破罐破摔，时而像某肉偿姑娘一样敢作敢当，看似一副弑父的样子，却始终在暗暗寻找一个能让她们安心的父亲。

　　她们自认为成功刺杀的那个父亲却顽强活在另一部分人的心中，只把无力感留给了她们自己。自己寻得的父亲却总是转身离去，刘小枫走了，甘阳走了，更多的精英决然离去。现在你能理解小说《牛虻》里男主人公的悲伤与决绝了吗?这正是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里为我们娓娓道来的，却在今天的中国重演。

　　“宪政”论者也一直在寻父。孙中山看似无可争议的国父，但这个父亲并不在场，不曾用手抚摸她们的额头。他们之间也并无真正的血脉。自称具有血脉是无用的，一阵太平洋的风刮来，他们就会因为内心深知这个血脉的虚假而耻辱。实现台湾“民主”的蒋经国也是他们的父，但他们更希望这个“父神”能降临大陆。他们愤恨过邓，认为他最可能做这个父却没有去做。他们永远寄望下一个长得像父亲的人，却永远失望。

　　我怀疑，正是因为无法辩驳“父亲”刘小枫，才狠狠憋着一口气，发泄到了党刊身上。说来说去，我觉得“党”其实是个更暧昧的父亲，是可以由得儿女们撒娇的。

　　为自己的亲父丢人，又找不到别的父亲，即便在狂轰党刊之后，“宪政“派们依然感到内心空虚，以至于一旦发现《投资者报》上很man的言论就兴奋异常。徐达内特别援引王晓渔的荐语：“这篇文章太、太、太猛了!”。

　　猛就猛在，这是一篇直指“父亲”的评论。作者说：“啰嗦这些东西跟我们投资有什么关系?据我与圈内人士的交往经验，对中国政治话题的兴趣从十八大前至今，其热度并没有因新领导集体亮相而减低……直到上周那些有强烈论战味道的文章出来，新领导人的语言环境才逐步被确认——像他要求党员干部重走群众路线所透露出来的一样——他并不是一个新潮的人、更谈不上‘酷’了。在我看来，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恐怕是我们所能遇到的党培养出来的最为彻底的一代人，在他们的教育经历中几乎没有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碰撞，而这些在四十年代之前、六十年代以后的人们中间多多少少都会有”。

　　徐达内说：“这和直接点名也没什么差别了。”

　　在对新父亲不抱幻想之后，作者自然回到邓小平那里。“直到今天，三代领导集体后的答案似乎都是只继承了禁区，却没有继承如何突破它们的勇气和智慧.……但我想告诉读者，邓的思想精髓就是放松管制以调动积极性。在我眼中，邓打破的禁区比后人打破他所设定的禁区更难。因为，邓的成功足以说明，打破那些禁区所带来的社会反应和效果如此的积极，以至于只会给打破者增加更大的力量……短期之内不会有人断言它们能够兑现，但相信我，结果不会让你等得太久。”

　　“相信我!”这既是个父亲般的承诺，也是个如同蒙泰里尼神父(牛虻生父)嘴里发出的欺骗。而看上去，那些欣喜的读者们准备再接受一次。

　　稍稍研究过邓小平的读者，哪怕是美国人傅高义都承认，邓小平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没有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一松到底，以至于不可收拾，令俄罗斯人口在苦难中悲催地减少了近一个亿。邓抛弃了文革的极端路线，将管制与放松结合，用集中手段弥补放任市场的不足，才保证了中国的繁荣。

　　但是祈求者所要的无非是一个能够纵容自己的父亲。投资者期望有新的猎场向他们开放，哪怕那些是底层社会最后的“自留地”。

　　想要好父亲的往往不一定是好儿子。他们总是一边寻父一边想伺机弑父。作者最后问道：“直到今天，三代领导集体后的答案似乎都是只继承了禁区，却没有继承如何突破它们的勇气和智慧。邓将只能作为一个无法超越的小个子吗?”“小个子”，如此轻佻的语气，难怪李慎明会在《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一文中有些担心过度：“恶毒攻击毛泽东，这绝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他们企图进而否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我们党的其他领袖人物和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不用担心。还记得不久前王牌投资家马云说的话吗?他说：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谈政治改革，似乎不谈政治改革就干不了事，但“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隐约怀疑其实《投资者报》是在向马云这个父亲说不。貌似深刻的政治话语背后，只是代表中小投资者在马云面前撒娇。

　　知识分子陷入精神寻父和弑父的两难境地。但是相信我，如果真地找到了那个父亲，可能会更加失落。想想电影《星球大战》里的天行者卢克，当黑武士敞开衣襟对他喊道：“I’m your father!”的时候，天行者是怎样地震惊与恐惧吧。一个事实是宪政派与反宪政派都躲避不了的，无论如何，双方都是红色共和国的儿女，但无论怎样留恋，时代也都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李世默先生早就指出中国的左与右身上同根同源的脾气，越想切割就越物极必反。

　　围绕“宪政”或者其他一类令人爱不释手的词，恋爱和争吵还会继续，这是禁止不了的。良善的沙叶新老爷爷，最近在美国做寓公，大概还没搞清楚国内情况，就为敢于扯下自己衣服的女性疾呼。一个十年前在网上依靠秀裸照出名的“流氓燕”，最近几年转型为维权艺术人士，专门跟在丑恶现象后面炒作。此番涉嫌持刀伤害他人，在事实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就立刻被部分律师、公知描绘为遭受官方迫害。那位女性主义女教授，立刻扯下了自己的衣服来声援。我曾经阅读过她的论文，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天要面对她的乳房。这场景令谁心疼?我怀疑，曾经脱光了的流氓燕，很快就会披上“宪政”的文胸了。她会发现，这样比脱光了更有诱惑力，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沙叶新老爷爷何辜，还经得住如此刺激么?

　　“宪政”啊“宪政”，多少荒谬假汝之名横行。如此以往，变成流氓最后的庇护所也不是不可能，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心痛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悲观者将继续前行，无力者将继续寻父，不舍不弃!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