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程：社会主义的历史不容否定——与刘吉商榷

社会主义的历史不容否定——与刘吉商榷

辛程

《中华魂》2013年第1期（上）

最近读到刘吉在2012年10月9日《文汇报》上发表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实在不敢苟同。总的感觉是他把历史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包括苏联的和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彻底否定了。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这里，有几个原则性问题值得商榷。

十月革命是早产儿吗？

刘吉断言，俄国的十月革命“从‘社会革命’而言，新诞生的社会主义缺乏足够的先进生产力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要言之，是一个‘早产儿’”。其实，这并不是刘吉的发明，而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刘吉不过拾人牙慧而已。
十月革命前后一直到现在，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激进分子发动的政变，因而注定要失败的，即使一时取得胜利，也不可能持久，早晚要垮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机会主义分子也断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早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提出了“四月提纲”，制订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和策略。当时普列汉诺夫等人就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得到高度发展为理由，指责列宁的“四月提纲”是“布朗基主义”、是“说梦话”，只会以酿成社会灾难而告终。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考茨基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认为“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才会成为可能。”他断言，俄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是没有生命力的。列宁曾经从理论上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并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回答了那些疑问和责难。到了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又有人提出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甚至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种种困难的“原罪”，要求“补资本主义的课”。苏东剧变以后，更有人（例如原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在反思剧变的原因时，把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颠覆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超越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这一阶段，忘记了“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这种否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早产论”，在我国也沉渣泛起，一度颇为盛行。刘吉的说法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日夫科夫等人是完全一样的，一点新意也没有。然而假如十月革命是“早产儿”，那么十月革命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是超越历史阶段的、没有根基的，整个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就都是错误的了。所以，对此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的决定因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没有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就不会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更不会有工人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的。农民起义只能在封建制度范围内改朝换代，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因为当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那种社会性质的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越来越具有了社会的性质，但生产资料仍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因而出现了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情况下，生产方式必然起来反对占有方式，客观上要求用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在沙皇俄国、解放前的中国，尽管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展，但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机器大工业，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队伍。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因此，应该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具备了的。
否认在经济虽然落后但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发展的国家里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生产力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俄国的孟什维克以及中国的某些人就是用这种错误理论来反对俄国和中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严厉批判了庸俗生产力论。邓小平同志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①至于说到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还需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那么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这项任务，而决不是一定要等到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针对像普列汉诺夫、苏哈诺夫这样的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为由反对十月革命的人，列宁问道：“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②
那么，为什么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在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而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建立起来的呢？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不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因为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制度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建立，而社会主义革命除了需要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即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外，还需要有其它的主客观条件。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与充分条件区分开来。拥有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出现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但具备这一条件的地方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爆发革命。“革命是政治行为”，③它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如果把它的爆发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那么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对任何政治事件的解释就像解一个一次方程式那样简单了。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需要有革命的形势。列宁总结了俄国20世纪初3次革命的基本规律，指出“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④但单有这种客观形势还是不够的。革命的胜利在这种形势下并不会自行到来，还需要有“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去准备和争取。⑤可见，只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集合点，在既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又拥有客观的革命形势和成熟的革命领导力量，多种因素构成一种合力的地方，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才得以建立。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比较薄弱的环节才能出现。“薄弱环节”往往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因为旧制度发展得越充分、越成熟、越完善，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越是丰富，统治地位也越是巩固，新制度突破它也就越是困难。
可见，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后来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创举，应该充分肯定。诸如“十月革命早产论”等否定十月革命的种种言论是错的。

苏联以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并“全面破产”了吗？

刘吉断言，苏联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他说：苏联实行的制度，“如果讲它仍然是社会主义，那么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严厉批判的那种封建的社会主义。这种苏式社会主义自诩有两大基本特征：公有制与计划经济。这两大特征恰恰集中反映着封建皇权经济。这种封建的社会主义自然是无法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是断无前途的，历史已无情地作了结论。”他不仅彻底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且引申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搞的也是“封建社会主义”。他说：“不幸，中国革命胜利后，不仅‘一面倒’传承了苏式社会主义，而且中国有着比当年俄国资本主义更加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自然笼罩着更深刻的封建的社会主义阴影，终于导致‘十年浩劫’大悲剧。” 他得出结论：“新中国成立后前几十年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十年浩劫’已宣告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破产。”这样，他把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也彻底否定了。
这里有几个原则问题：什么叫“封建社会主义”？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吗？怎么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吗？我们一一略作分析。
一、刘吉搬弄封建社会主义，我们就先来看看《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封建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封建社会主义指的是19世纪30—40年代在西欧产生的、代表地主贵族利益的社会主义流派。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统治日益巩固，这时被推翻的封建贵族不能再赤裸裸地宣扬封建主义了，于是便装扮成工人群众利益的代表，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散布封建地主可以同工人、劳动者一起共同反对资本主义，从而形成了封建社会主义。他们是从被打倒了的地主阶级立场出发来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是使社会回到封建宗法关系中去，恢复封建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曾辛辣地批判封建社会主义说，它“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他们是“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辉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⑥
刘吉是怎么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同封建社会主义挂上钩的呢？据说是因为苏联和中国都搞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这两大特征恰恰集中反映着封建皇权经济”。然而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封建社会，怎么找也找不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影子。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地主占有土地，他把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地租，这种地主阶级私有制，同“公有制”风马牛不相及。封建社会基本上是自给、半自给的经济，农民除了上交地租外，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哪里要用计划经济这种手段来调节经济呢？把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在公有制基础上采用的计划经济这种经济运行机制，说成是封建皇权经济的特征，这真是匪夷所思！也许刘吉是把国家所有制当作公有制，把政权的强制命令当作计划经济了，然而国家所有制、政权的强制命令，在封建社会里是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有的，按照刘吉的逻辑，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公有制”，也有“计划经济”，因而也是“封建皇权经济”了。这岂不荒唐！
《共产党宣言》里批判的“封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什么“封建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股社会思潮。那么，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又有谁是主张搞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呢？查查这些代表人物的著作，却一个例子也没有发现。像法国正统派、英国“青年英国”运动以及后来的基督教社会主义，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但并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根基，他们批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鼓吹复辟封建统治。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谁都没有提出要建立公有制，要实行计划经济。
可见，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说成是封建社会主义的标志，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文献依据，这只是刘吉的杜撰。这种杜撰是不严肃的，违反了起码的社会科学的常识，无非是编点说法，来给他看不顺眼的东西扣上顶帽子罢了。
二、我们再来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吧。能不能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无法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是断无前途的，历史已无情地作了结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从总体上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有两个基本事实是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沙俄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1913年苏联疆域内的工业总产值只占美国的6.9％，到1985年已达到美国的80％，从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而且苏联是在其国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恶劣环境下取得这一成就的。如果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无法与资本主义竞争”，怎么解释这个事实呢？丘吉尔在纪念斯大林逝世时曾指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看他接手的时候，国家是什么样子，而他离开的时候，国家又是什么样子。斯大林接手的时候苏联是马拉犁耕地的落后国家，而他离开的时候苏联是拥有原子弹的强国。大家知道，丘吉尔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另一个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德国挟大
半个欧洲的军事、经济实力进攻苏联，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苏联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广大劳动人民和红军战士战胜了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按照刘吉的说法，苏联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断无前途”，那么在希特勒疯狂进攻面前，苏联怎么能顶得住并取得胜利呢？这两个基本事实，表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经受住了同资本主义的竞争的，包括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是具有活力的。
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毛泽东是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的典范，他的分析方法以及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学习和认真思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第一个指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盲目照搬。他在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纷纷照搬苏联模式的环境下，强调必须以苏联为鉴戒，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探索，走自己的路。《论十大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由此发轫的。然而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又是他站出来捍卫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是基本的，不能否定。1956年8月底，毛泽东明确指出：“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所以，要加以分析。”“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⑦这是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的方法。
也许刘吉会提出一个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发生了政局剧变，苏维埃政权遭到颠覆，社会制度发生演变，由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这不是表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断无前途”吗？
凡是认真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学者，只要不带偏见，都承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虽然存在许多弊病，需要通过改革加以克服，但弊病、失误在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中处于第二位，成绩是主要的，因此，改革不需要推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环节、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需要的环节。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弊病，只是表明改革的必要性，而不能证明垮台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它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制度的改旗易帜。然而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推行一条新的修正主义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政治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推行多党制、议会民主；经济上，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推行私有化；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如此等等。结果短短6年多一点时间，就把苏联的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改造成资本主义。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本身，而在于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它并不能证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没有前途的，恰恰表明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总之，苏联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三、我们再来看一看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状况。刘吉在文章中似乎是赞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然而恰恰是这个决议，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间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丝毫找不到刘吉所断言的诸如“封建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破产”那些论断。我们党是一个成熟的、严肃的政党。决议在总结建国32年来工作失误的教训的同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决议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十个方面阐述了这32年的伟大成就，指出32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我们取得这些成就的经验，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⑧真不知道刘吉是怎么看待这个决议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能不能证明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破产”？也不能。决议全面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指出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严重灾难，而不是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带来的。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正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推翻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的。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时间里，尽管党和国家遭受了重大挫折，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仍然得到坚持，工农业生产仍然得到一定的发展，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腾飞准备了物质条件。翻遍决议，我们也找不到“全面破产”的字样！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发以前的历史，党的十八大报告有一个总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⑨这一论断同刘吉的判断不是截然相反吗！
可见，刘吉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判断是没有根据的。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正好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历史的虚无主义立场。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我们同刘吉的分歧，归根结底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阐述了未来的、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并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丧失了生产资料，而且被无政府的竞争所分散，因而相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处于劣势。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⑩这个政党应该是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党，而不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应“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充当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第二，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成为社会的主人，首先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取得政治统治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提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11）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这个政权是什么性质的呢？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一个著名论断：“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2）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第三，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这是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整个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生产的目的，也决定了劳动过程中和分配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性质。一个社会的性质，从经济上说，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3）第四，社会主义在同传统所有制彻底决裂的同时，还必须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实现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用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全体人民，占领思想理论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批判和抵制形形色色的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传统观念。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付诸实施，实际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我们党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曾经把这个过程的共同方面概括为十月革命的道路，认为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所干的事也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14）
邓小平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定的捍卫者。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人对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生动摇，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5）；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他强调，“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16）他指出，“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7）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思想，直到1993年邓小平还强调：“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指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引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当时我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讲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样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18）可以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在刘吉所概括的邓小平理论的十二条内容中恰恰没有四项基本原则，这能说是在完整准确地阐述邓小平理论吗？
在刘吉的“全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把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称之为“政治上独裁”，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称之为“经济上垄断”，把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称之为“文化上专制”。他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一概否定了，甚至一概骂倒了。这一套东西听起来十分耳熟，戈尔巴乔夫就是用“三垄断”（即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垄断、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思想垄断）来彻底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在当今世界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说的都是这一套，刘吉又是在拾人牙慧。
可见，刘吉的社会主义理论“全新”（实际上一点也不新）之处就在于，他完全抛弃甚至批判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然而抛弃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还能叫社会主义吗？
这里，我们要着重说一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问题。刘吉把公有制看作是“封建皇权经济”，是“封建社会主义”的标志，从而认为社会主义不应该有公有制。然而这种观点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大家知道，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即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19）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地捍卫公有制的主体地位。1979年年初，他针对某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糊涂观念，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需要的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的特点，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的优越性。（20）他多次指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21）
刘吉自己反对公有制，固然荒唐，而他却拉上邓小平来说事，就更加荒唐了。他引用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的一句话，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2）来证明邓小平晚年不再坚持公有制了，据说这就是“全新的社会主义”了。对这一点，我们必须做一点分析。
毫无疑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上述表述，公有制是其中应有之义。因为：第一，在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的条件下，从总体上讲，只有公有制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公有制是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我们在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道理就在这里。当然，这并不排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作用，但补充终究只是补充，解放、发展生产力的主力是公有制成分。第二，公有制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经济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剥削人和两极分化的现象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并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而扩大。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有可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从而消除产生剥削和两极分化的根源。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23）第三，发展生产力可以增加物质财富，使生活富裕起来，但在私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只会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剥削者手里，只会导致两极分化，而不可能做到共同富裕。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与公有制分不开的。
这里我们有必要弄清所有制与剥削的关系。刘吉说，“剥削就是不劳而获，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剩余价值”，“所有制不再是决定剥削与否的依据”。我们真不知道刘吉懂不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原理：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24）生产条件的分配指的是生产条件归谁所有，这实质上就是所有制。一个人凭什么能够不劳而获，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剩余价值？凭的就是他占有生产资料，而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离开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怎么能说明这种“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源”呢？由此可见，一切否定公有制的言论，其政治目的都是企图引导我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抛弃了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我们同刘吉争论的焦点所在。

注解：
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2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7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④《列宁选集》，第4卷，第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5、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⑧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7—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
⑨《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载《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15 ）从讲话的内容看，邓小平这里讲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主要是就经济方面说的，即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3、136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附文：

刘吉：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来源: 文汇报 | 来源日期：2012年10月29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103170031_3.html

　　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2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一如既往提出，“我们必须毫不动摇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重温和思考邓小平理论，我有以下一己之体会以求教大方。

　　邓小平理论的渊源与本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战争年代结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位为执政党。经过三年过渡恢复期，1953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代。然而，和平建设不和平，连年不断的运动，真正专心致志和平建设没有几年。从1957年以后“左”的路线逐渐在中央占了上风，一直演变到“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文化大革命”为“十年浩劫”，真是四字中的。我之所以重温这段历史，实在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十分宽容的民族，附带也是一个容易健忘的民族。这几年直接、间接为“文革”翻案的文章、著作和传媒作品越来越多了，忽悠着在和平幸福中成长甚至不知“文革”为何事的年轻一代。不深刻认识和牢记这段历史，就不可能理解邓小平理论是怎么诞生的及其划时代的意义。

　　“文革”以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着极其严峻的历史性挑战：中国还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又如何搞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共产党人就是顺应历史规律、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终身奋斗目标的。换言之，人类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靠共产党执政领导。可是，新中国成立后前几十年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十年浩劫”已宣告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破产。中国共产党如何继续执政？邓小平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以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坚定性、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大智慧和革命胆略，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新理念。1982年他在党的十二大上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新把全党、全民凝聚在一起。

　　以后，他在许多场合阐述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以后他反复讲这些观点，贯彻始终。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系统总结道：“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就大胆干，抓紧历史机遇加速干，开拓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党的十二大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非凡成就，邓小平同志的威望与日俱增。党的十三大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二大以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强调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四大将其进一步简约为“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正式确认党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所以，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旗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

　　从党的七大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坚持毛泽东思想”，都是认定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民主革命实践中共产党人集体创造的理论成果。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毛泽东同志为首，所以，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指导思想冠以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是十分自然的，也是合理的科学选择。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还因为它不包括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十年浩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正因此，毛泽东思想不因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严重错误而失去光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的理论，中国民主革命在其指导下取得胜利，历史实践检验了其真理性。

　　同样道理，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总结和吸取前三十年执政建设中许多严重挫折的沉痛教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并在二十年实践中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证明了其真理性。因此，党把自己执政建设的理论和指导思想冠以邓小平同志的名字，是合理的科学选择。

　　当然，邓小平理论也不只是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建设中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集体创造的伟大理论。当党的十四大提出“邓小平理论”的时候，邓小平同志特别提出要写上“集全党的智慧、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他还通俗解释道：农业改革不是我发明的，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的首创；开放也不是我的首创，是广东宝安县群众和干部的贡献，我只是支持他们，把他们的首创提高到方针政策和理论高度。提高也不都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有第二代领导集体，也包括你们搞理论写文章的……这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风格。但是，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邓小平同志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这个思想也写入到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实践也正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论从渊源上看还是从本质上看，都是两位一体的，是我们的旗帜和指导思想。

　　全新的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指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且指明了社会主义不是追求十全十美的天堂，而是要解决资本主义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矛盾，社会主义是而且只有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然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是在一个十分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诞生的。当年俄国无产阶级力量并不强大，列宁联合了广大农民阶级推翻了反动的沙皇统治。从“政治革命”讲，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抓住历史机遇夺取了政权，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成功实践。但是从“社会革命”而言，新诞生的社会主义缺乏足够的先进生产力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要言之，是一个“早产儿”。

　　如果像列宁当时设想的那样，革命成功后党可以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更好更快地发展先进生产力，专心致志下苦功夫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的“早产儿”也许会茁壮成长。不幸的是，在资本主义包围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际大环境下，在社会基础广泛的小农经济及其小生产意识影响下，苏联逐步演化成政治上独裁、经济上垄断、文化上专制，如果讲它仍然是社会主义，那么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严厉批判的那种封建的社会主义。这种苏式社会主义自诩有两大基本特征：公有制与计划经济。这两大特征恰恰集中反映着封建皇权经济。这种封建的社会主义自然是无法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是断无前途的，历史已无情地作了结论。

　　不幸，中国革命胜利后，不仅“一面倒”传承了苏式社会主义，而且中国有着比当年俄国资本主义更加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自然笼罩着更深刻的封建的社会主义阴影，终于导致“十年浩劫”大悲剧。

　　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逝世后世界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以及中国十分落后又极其复杂的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首先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速度太慢不是社会主义”。提出“三个不是”，就是和中国封建农业社会小生产意识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和小农经济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不敢创新开拓先进生产力的精神状态划清了界限。一句话，与封建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及其意识形态彻底决裂。

　　经过二十年排除万难渐进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实践，终于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作了全新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传统社会主义两个必要条件的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特征，在这里均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

　　党的十四大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部署、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观念。如今，历史又前进了二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艰难而丰富的实践，使我们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请允许我列举如下简明要点：

　　1、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坚决走中国自己的路。既不照搬西方资本主义，也不照搬其他社会主义，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开拓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2、社会主义建设分几步走。当今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从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中国实际出发，来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第一步战略，解决全民温饱；第二步战略，实现全面小康；第三步战略，是达到按世界标准的中等收入发达水平。

　　3、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始终如一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密切关注和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已成为当代世界第一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技和教育现代化，必须把发展科技和教育放在第一战略的地位。

　　4、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改革的社会主义。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制度，都在改革之列，目的在于不断解放生产力。在一切经济领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代替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革是包括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改革。一切其他改革都必须服从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改革是继第一次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治革命”之后的第二次革命，是一场建设社会主义全面基础的“社会革命”。

　　5、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行开放。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与世界共享全球化的效益，共建和平共赢的世界新秩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开放的社会主义。开放也是改革，是另一意义上的改革。“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与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6、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都要抓住历史机遇，加速推进。现在就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要有抓住历史机遇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还要有担心丧失机遇的忧患意识。要不断解放思想，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7、逐步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剥削就是不劳而获，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这是与社会主义本质根本不相容的。所有制不再是决定剥削与否的依据。代替全民所有制（国有制）垄断的是各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已经显现的剥削行为有私有制血汗工厂、长期亏损的国有制企业、各种市场垄断和竞争特权、行贿和贪污腐败、仰仗亲属权力谋私致富的“权贵资本主义”以及人人共享的社会福利和无偿平调支付（救灾除外）。所有剥削是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源和全部内容。

　　8、中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13亿人口是举世无双的超级社会。因此，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社会主义公正分配的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从而社会主义最终实现的共同富裕绝不是小生产意识要求的平均主义分配格局，而是中等收入阶层占大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

　　9、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与民主是不可分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建设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必须用法治来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是通向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建设高度的党内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的先导。

　　10、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精神文明是巩固和促进物质文明发展的坚强支柱。建设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11、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党要管党，治党从严。党要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客观实践中不断改革和完善党自己本身。

　　1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历史时期，慢了不行，欲速则不达。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排除一切“左”、右的折腾以及其他干扰。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全过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仅从以上十二个要点就足以看出，邓小平理论是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以往种种社会主义理论所没有的全新理论。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前进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成果，成为中国共产党持久的指导思想，那么，邓小平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成果。共产党人通过革命战争夺取政权取得胜利是十分不易的，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和平建设取得成功，达到今日中国水平，更是史无前例。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理论更来得不易，其意义更加伟大，更加现实，也更加深远。因此，全党全民要更加珍惜，坚持邓小平理论不动摇。

　　用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就是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战略部署，到202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框架构成，到205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正如邓小平同志所精辟概括的那样：到了那时，才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我们才能说是真正建成了社会主义。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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