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林：“普世价值”论包裹的“私货”

刘书林：“普世价值”论包裹的“私货”

原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1期（下）

　　“普世价值”作为西方向社会主义国家推销的思潮，不会甘于寂寞的。理论界的争论正未有穷期。不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争论中发展前进的

　　近期的“普世价值”思潮：在跌落中的新态势

　　近些年来，“普世价值”思潮在受到理论界的批判之后，在2010年后曾呈现出逐渐消退的趋势。其实，它只是转换了手法，从另一角度介入社会。正像十七大之后，有人把十七大精神歪曲为“普世价值”一样;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宣扬“普世价值”思潮的人也企图把党的十八大精神歪曲为“普世价值”。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十八大的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为此，十八大报告大力强调：“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地位、内涵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同时，在号召“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中，提出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实际上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方向。显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灵魂，是方向，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总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国家、社会、道德建设方面的具体观念。

　　“普世价值”的思潮不顾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地位和内涵的界定，竟然企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力图在十八大的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塞进“普世价值”的内容，试图用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概念替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普世价值”思潮因此又开始活跃起来。有人歪曲说：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四个“倡导”就是 “第一次提出了肯定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普世价值列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还有人分析说：“中共十八大的一些新提法也值得关注，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志着中共在理念上开始向现代社会靠拢。”在“普世价值”思潮看来，党的十八大倡导培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他们一贯所说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

　　“普世价值”思潮的鼓吹者无视了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讲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不是抽象的，更不是西方的概念。这些概念在我国，既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内涵的规定性，又有社会主义法律的规定性。比如，我们讲的民主，是指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与西方鼓吹的多党轮流执政的资产阶级民主具有本质不同。“普世价值”的思潮硬是把这些根本不同的概念混合在一起，以达到欺骗世人的目的，这种手法简直太可笑了。可以预测，“普世价值”思潮这新一轮的活跃，只能使人们对其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进一步缩小其影响的市场。

　　借助一些社会热点，为我所用，这是近期“普世价值”思潮传播中的一个新特点。最近借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普世价值”思潮也大肆活跃了一番。国外有媒体说，“莫言获奖，应该看成中国作家跟普世文明交流沟通的一个典范。” “普世价值”的鼓吹者，一方面说莫言的作品“是普世价值的体现”;另一方面又批评莫言“缺乏推墙的勇气或兴趣”，把文学奖颁给莫言是“背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倾向’”，实际上是嫌莫言没有按照他们的期望“做一个直言不讳的‘异见人士’，反对国家的专制政权”。在他们看来，“诺贝尔以及文学的精神传统”就是“普世价值”。他们既想借莫言来宣扬“普世价值”，又苦于论据不足，所以才会有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这种现象表明，“普世价值”的鼓吹者已经像他们在西方国家的同行们一样，陷入了理论匮乏和精神混乱之中。这正是“普世价值”思潮将走向没落的征兆。

　　“普世价值”思潮不断泛起的原因

　　“普世价值”思潮的出现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展开，我国社会曾经出现过价值重估的现象。在审视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历史的过程中，一些人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下，抓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中的问题不放，沿着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走向了极端，竟然企图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企图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以鼓吹抽象的人道主义为特点的思潮。在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逐渐泛起。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改革的几十年中始终时隐时现，只要气候合适就会重新泛起。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种20世纪80年代初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是“普世价值”的思潮在中国的思想根源。

　　“普世价值”的思潮在中国的出现还有其社会根源。在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私有成分的出现和迅速增长是一个显著的现实。这个新的阶层虽然与西方腐朽的资产阶级不同，但作为私有财产的所有者，这个新的阶层的利益诉求与西方资产阶级在价值观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因而其中的部分成员比较容易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传播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思想理论界一些人在市场经济中抵挡不住种种诱惑，丧失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背弃马克思主义，投入西方思潮和理论的怀抱，成为这些“西化”思潮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虽然不是私有成分的经营者，但却是在政治上提出诉求的一种力量。正是这种人，常常把纠正极左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普世价值”思潮的出现还有其出现的具体时机。近些年来，由于我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错误思潮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并坚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使得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具体的经济、政治和历史观领域中的渗透和演变遇到重重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最终选择了在价值观领域寻找突破口，这就是“普世价值”思潮出现的直接原因。我国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倡导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方敌对势力也必然会趁机来扭转提炼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方向。只要这个世界存在着阶级和对立，国内各类社会思潮在核心价值观领域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斗争逐渐地尖锐化是近年来社会思潮的一个趋势。目前，我国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还正在进行。所以，“普世价值”还有加入其中作出新的表演的可能性。

　　“普世价值”作为西方向社会主义国家推销的思潮，不会甘于寂寞的。理论界的争论正未有穷期。不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争论中发展前进的，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附文1：

仲呈：皇甫平又要陷害习近平？——皇甫平如何曲解十八大报告

　　1、从陷害邓小平到陷害习近平

　　2012年12月17日，第二中情局“美国民主基金会”重金扶持资助的著名反共网站博讯网，又在第一时间头条推荐了皇甫平(周瑞金)的最新文章《周瑞金：新“南方谈话”开拓改革开放新局面》。

　　最近几年来，周瑞金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动作都能得到这些反共网站的积极配合。从90年代周瑞金与其铁杆盟友、著名亲日亲美汉奸马立诚策划、编造的《交锋》一书，到2008年4月30日周瑞金发表的污蔑毛泽东民族政策、替CNN和达赖辩护的《不畏浮云遮望眼》一文，再到2012年初发表的《南方谈话20周年启示：何以解忧 唯有改革》，周瑞金的每个公共动作、每一篇文章都获得了境外反共势力的喝彩。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1月19日，周瑞金曾发表《两会代表不妨议议地下性产业》一文声援李银河，鼓动卖淫合法化，提出将性产业纳入政府公共管理范围，对其进行阳光管理，是“为构建文明和谐社会计”。一时间，和李银河在一起奋勇战斗的人群当中，除了王小波这样的社会渣滓之外，又多了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皇甫平)这样鼎鼎大名的、以辅佐邓小平为己任的“中国高层智囊”。网友们则大多讥笑皇甫平的弱智，“为构建文明和谐社会”，他们纷纷提出赌博合法化、赌博产业阳光管理、吸毒合法化、贩毒行业阳光管理等新锐改革措施。

　　到了2012年末，研究佛学研究到鼓动“卖淫合法化”程度的周瑞金，依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发表了解读习近平的重磅文章，依然得了海外反共势力的喝彩。

　　这次，周瑞金所发表的《新“南方谈话”开拓改革开放新局面》一文，跟其一贯的文章一致，都是采用断章取义、捕风捉影、移花接木等老一套手法曲解领导人讲话，让人认为其文章代表了领导人不能明确表达的真意原意。其目的依然是漫天过海、暗渡陈仓、指鹿为马，一方面妄图将中国推向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之路，另一方面则是陷害国家领导人，将国家领导人包装成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支持者(即走资派)，挑拨国家领导人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当年周瑞金(皇甫平)主要工作是陷害邓小平，挑拨邓小平和陈云等人的关系，挑拨邓小平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关系，今天则把主要精力用在陷害习近平身上了。

　　周瑞金文章说：

　　【在邓小平同志南巡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习近平重走南行路，焕发新政风，无疑是新一届领导人回顾历史、传承精神，重温小平、回应小平的明确宣示。

　　习近平“南方谈话”向外界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指明的改革开放道路，不停顿、不动摇，坚定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中央高层已形成改革共识，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体现了攻坚克难、闯过深水区的政治勇气与信心。】

　　周瑞金口中的【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指明的改革开放道路】的内涵是什么?周瑞金的文章随后给了答案：

　　【20年前，邓小平同志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各种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在中国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作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

　　众所周知，“市场”、“政治文明”、“法治”，都是有阶级性的。比如关于“市场经济”，大资本家、大商人是私有制市场经济中的天然主宰者，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以士农工商为阶梯等级的社会中，“市场”受到了地主阶级的严格限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资本家们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主宰者，更是司法、政府、媒体、军队、文化等一切领域的主宰者。资本家阶级由于垄断了生产资料，便可以据此决定工人的工资、剥削工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是资本家的权力应严格受到国家及人民大众限制的、由人民大众主导的市场经济，不能遭受市场的系统性剥削，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因。

　　但是，周瑞金一贯强调，在中国改革大方向这个问题上，没有姓资姓社问题;在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问题上，没有姓资姓社问题;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没有姓资姓社之分。在周瑞金看来，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坚定不移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众所周知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他们眼中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政治文明”及“法治社会”。

　　显然，周瑞金所言的邓小平南方谈话【终结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作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的意思，就是南方谈话主张走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政治文明”、 “法治社会”道路。

　　这显然是继续将邓小平污蔑成了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并又要把习近平拉下水。

　　2、十八大报告切割了毛泽东思想？

　　为了将习近平污蔑成走资派，周瑞金文章列出了他自己的证据，这是全文最关键的几段内容：

　　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周瑞金文章说：

　　【细读十八大报告，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时代的一些新思维，随着以后执政实践的展开，必定会更多地体现出来。比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做了更完整的而又有切割性的表述。

　　十八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毛泽东思想不能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放在一起，只作为指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来源之一。】

　　这完全是对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相关讲话赤裸裸的篡改、污蔑。

　　关于毛泽东思想，十八大报告中白纸黑字是这样的内容：

　　【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十八大报告中最重要的内容—“党的建设”的第一条要求便是“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习近平在随后的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7日)中又强调：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然而，这些白纸黑字的内容，被周瑞金解读成“更完整的”、“切割性的”表述。周瑞金又强调，十八大明确了【毛泽东思想不能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放在一起，只作为指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来源之一】。

　　十八大报告及习近平相关讲话很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又根据时代特点进行了发展和创新。正如，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一切在十八大报告中说得十分清楚。

　　习近平同志仍然担心周瑞金这样的小丑再出来断章取义、招摇撞骗、造谣生事，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又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而周瑞金仍然发文强调，习近平有戈尔巴乔那样的【新思维】，而且【随着以后执政实践的展开，必定会更多地体现出来】。什么【新思维】?周瑞金说，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做了切割性的表述。何谓【切割性的表述】?所谓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切割】，就是划清界限，就是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党的指导理论中切割出去，就是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切割出去，这恰恰是习近平所说的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恰恰是习近平所说的【丧失根本】。

　　十八大报告其实已经将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例如，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垄断资本时代及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列宁主义中的“帝国主义论”“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等思想是马克思所没有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比较马克思的理论与列宁的理论，理论所处的时代背景、理论研究的对象、理论的内容、理论要完成的任务都有差异，某些《资本论》中所谈的具体问题，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他著作中没有。马克思当时所做的某些具体论断到列宁时代已经需要改变和发展，比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等等。因此，列宁主义当然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全部包括进来。同样，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人民战争”、“矛盾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等马列主义中没有或者不明显不突出的内容，马克思、列宁主张的城市工人革命道路无法在中国照搬照抄，因此说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发展，毛泽东思想当然不能完全包括马列主义。这些是发展和创新的一面。

　　然而，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包括进去的，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包括进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力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也是包括进去的，这些是坚持、继承的方面。因此习近平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十八大报告的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是十分清楚的，周瑞金却把十八大报告的相关内容歪曲成【切割性的表述】，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3、从卖淫合法化到新自由主义合法化

　　周瑞金还强调，【十八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毛泽东思想不能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放在一起，只作为指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来源之一。】周瑞金的意思也相对明确，他前文已经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切割】，这里又强调，【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只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来源之一】。十八大报告中刚明确，【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而周瑞金在这里用一个【只】字，就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从党的指导思想中排除出去了，他们只是指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来源之一，而非指导理论。

　　为何是又【之一】?原来，周瑞金一直强调，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甚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是中国改革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提、基础、来源，甚至是主要内容。比如，2007年2月份，周瑞金打着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15周年的招牌在著名反共刊物《炎黄春秋》发表的《纪念邓小平：坚持理念创新》一文中谈到：

　　【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也要作科学分析，并非都是糟粕，不能一概加以排斥。比如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和人自私本性的论述，有一定理论价值，是我国启动改革的一个理论前提。又如私有制有效率的假设，也为世界经验所证明。我国改革将传统的大一统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鼓励私人、个体经济的发展，也是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再如，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假设，是市场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最小的假设，是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向政治领域的延伸。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个人独立性、选择性、创造力、想像力、责任感，由此而保障人的权利，对政府机构加以制衡，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这有一定积极意义。】

　　在周瑞金看来，经济人的假设和人自私本性的论述是中国改革的理论前提、私有制有效率是普遍真理且被世界经验证明、最小政府论对中国来说有积极意义……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便和新自由主义接轨了。周瑞金一方面极力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排斥出去，另一方面又极力替新自由主义理论辩护，要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中国改革。先是把【卖淫业】强奸给【和谐社会】，接着又把【新自由主义】强奸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周瑞金是何居心，不已经十分清楚了吗?

　　4、十八大变“四项基本原则”为“八个坚持”？

　　周瑞金先是将十八大报告曲解为【切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随后又打起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注意。

　　周瑞金说：

　　【又比如，变“四个坚持”为“八个坚持”，是十八大报告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点。以前我们都只强调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虽然这次报告提到党的基本路线时也提到四个坚持，但更重要的是这次强调八个坚持：“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如何理解这八个坚持，习近平同志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为题着重加以阐述，指出八个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

　　周瑞金说，十八大【变“四个坚持”为“八个坚持”】，【虽然……但更重要的是这次强调八个坚持】，显然是在说十八大将“八个坚持”替代了“四项基本原则”。周瑞金还强调，这是习近平的意思，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结合周瑞金上文【十八大切割了毛泽东思想】等论点，这里周瑞金是在进一步强调，十八大进一步切割了【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四项基本原则】中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内容。

　　其实，周瑞金这里又一次玩弄断章取义的卑劣手段。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讲话的中的原文相关内容是：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是根据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深刻总结6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的，是最本质的东西，是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水平。】

　　也就是说，【八个坚持】是对包括四项基本原则在内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总结。显而易见，“八个坚持”中，即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又有改革开放的内涵，更有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是在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指导下对60年实践的总结，根本没有用“八个坚持”替代“四项基本原则”从而将马列毛切割出去的意思。周瑞金的曲解实在可笑。

　　而在十八大报告中，十分有针对性地指出：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必须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这里哪有淡化四项基本原则的含义?这里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必须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统一，而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方向。这里正是在警告周瑞金等人，不要曲解改革开放，改革要姓社不能姓资。

　　十八大报告中“八个坚持”的全文如下：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最广泛的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坚持已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在【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的论述中，其落脚点在【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其他的一些坚持，如【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等等，都是马列主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容的一部分。这里哪里有淡化四项基本原则、淡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思?这八个坚持明显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进一步阐释、明确和强化。

　　周瑞金断章取义，说十八大报告将“八个坚持”替代了“四项基本原则”，十八大弱化淡化切割了四项基本原则，简直是指鹿为马。

　　5、十八大报告肯定西方“普世价值”？

　　周瑞金文章的最后一个要点，是宣称十八大报告接受和肯定了南方报系及中国自由派反共势力推崇的西方“普世价值”。

　　周瑞金说：

　　【还比如，中共第一次提出了肯定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原来曾引起激烈争论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在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是被排斥在外的，虽然通过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却概括不出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

　　这次，习近平同志担任大会文件起草组组长，在他的带领下，排除干扰，冲破阻力，终于将普世价值列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

　　这又是在断章取义、混淆视听。

　　十八大报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一节的全文表述如下：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显而易见，这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等内容，这些都与周瑞金所谓的普世价值完全不相干。

　　近年来，普世价值所引发了普遍争论，相关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与相关实践，及从中提炼出的西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法治等理念，是否体现了普世价值。

　　以周瑞金为代表的中国自由派反共势力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法治等理念以及相关制度建构代表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无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都是这种普世价值观的对立面，是专制、独裁、极权主义的社会。中国应该全面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理念，以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

　　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学者站在周瑞金等反共势力的对立面，他们认为，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理念及制度建构都是有阶级性的。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垄断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广大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根本性的自由、人权、民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便是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人民进行专制统治的社会。他们认为，生产资料所有权，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人权，其他的一切权利都是这个第一权利的衍化。而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一小撮大资本家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将广大人民的第一人权完全剥夺干净，进而实现了对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媒体、军队的控制。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对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进行剥削压榨，也用军警镇压本国底层人民的反抗，更用世界头号军队屠杀第三世界人民大众，还用其垄断的庞大媒体网络包装美国社会的美好形象，将美国社会渲染成体现普世价值的典范。

　　在美国，垄断资本阶级对人民大众的专制，既有经济层面的剥削、压榨，也包括有利用军队、警察、FBI、CIA等暴力机关，更包括利用所谓法治、法律对人民进行专制。在美国的法治实践中，法律和法治完全彻底走向了市场化和资本化。在美国，重要关键法律的制定、执行、落实都是由金钱所决定，即由最富的那撮人所决定。美国法律和法治的市场化，甚至极端到律师行业的市场化、资本化的程度，如果说垄断资本对美国的立法、司法、执法的控制还是隐形控制的话，对律师们的控制则完全是公开化和合法化了。律师们一切行为的动机不是捍卫真理、真相、正义，而是谋求金钱和利润，而全社会的财富掌握在垄断资本阶级手中，这样律师便成了垄断资本阶级的奴仆。假如一个普通工人与美国顶级富豪发生法律纠纷，前者贫困到请不起律师，后者则能把美国最好的律师请到，后者甚至能影响媒体及法院的判决，甚至能影响法律的制定。在这种情况下，对工人来说，没有丝毫的自由和人权，有的只是剥削、压迫和专制。在美国及西方所谓的法治社会里，公民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主要是依靠律师利用相关法律来完成。律师行业的市场化和资本化，导致美国的富人们可以雇佣最优秀的律师来保障自身的自由，而美国广大的普通大众则无法有效保障自身的权利，在一切市场化私有化资本化的美国，一个人是否享受基本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保障，其享受的权利的大小，都是由其掌握的金钱和资本的多少所决定。

　　中国当前社会一切问题，比如官员腐败为大资本家服务、律师为大资本家服务、国内外大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大众等等，几乎都是学习美国，与美国接轨，引进美国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人权、理念所导致的恶果。

　　而从马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直高举着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旗帜，我们党的历次文献也都高举这些旗帜。只不过我们主张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是广大人民应该享有民主和自由，要到达这个目的，同时必须对新旧剥削阶级、反共势力进行专政，限制他们的发展，批判意识形态，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而美国等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内涵是完全对立的。

　　6、汪精卫和戈尔巴乔夫--周瑞金的老祖宗

　　周瑞金等自由派反共文人曲解、篡改十八大报告，硬说西方的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硬说十八大报告接受和肯定了他们所提的普世价值论，这是司马昭之心。的确，西方垄断资本阶级所享受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在抽象意义上也是一种人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种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大众享有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即是根本对立的，也有共同性，但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和不同的。这就如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但是他们都可抽象出东亚人的利益;当年，苏联人民的利益和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也是完全对立的，但是都可抽象出人的利益。如果因此否定两个阶级、两个世界根本性的对立和冲突，以鼓动大东亚共荣圈及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名义向敌人投降，全面认同敌人的价值观和制度、利益建构，则是彻彻底底的通敌叛卖行径了。

　　今日周瑞金等反共文人的普世价值论，和当年汪精卫主张的东亚利益论、东亚价值论，和戈尔巴乔夫主张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论、普世价值论又有何本质的区别?不过都是汉奸和叛徒而已。

　　周瑞金及相关媒体竟然如此疯狂，竟然要绑架十八大、绑架习近平加入其阵营，刻意抹黑习近平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将习近平说成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的背叛者，将习近平描绘成戈尔巴乔夫那样的叛徒。不可否认，对两极分化现状十分不满的广大人民群众，很容易受到周瑞金文章的误导和影响。

　　当年，周瑞金等人成功地将邓小平的形象抹黑成走资派(详见《皇甫平是辅佐邓小平还是陷害邓小平?》)，离间了党和大量普通群众的关系，于是大量的社会主义者认定邓小平是走资派，毛泽东的文革没搞错。周瑞金的行为给国家、社会和党制造了深刻的裂痕。今天，周瑞金又故技重施，个别资改派官员与周瑞金相配合，凤凰网、共识网、财经网等自由派反共媒体公开地曲解十八大报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抹黑习近平同志的高潮。反共势力的阴谋能否得逞，我们拭目以待。

附文2：

周瑞金：新“南方谈话”开拓改革开放新局面

2012年12月18日
来源：《财经》杂志 作者：周瑞金

http://news.ifeng.com/shendu/cj/detail_2012_12/18/20276657_0.shtml

习近平“南方谈话”向外界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指明的改革开放道路，不停顿、不动摇，坚定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中央高层已形成改革共识，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体现了攻坚克难闯过深水区的政

2012年岁末，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顺利换届，决定下一步中国改革开放大方略的争论亦告一段落，改革抉择渐显清晰，中国和世界为之一振。

围绕这一重大问题的探讨和博弈，从去年开始即在各阶层和各方面激烈进行。今年2月，适逢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为此，2月16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以“改革抉择时刻”为题，约请当年率先全面解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周瑞金先生撰写长文：《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文章指出，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之际，人们殷切期待中央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有步骤地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

《财经》的编者按亦指出：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重温当时抉择之智勇，正视当前抉择之紧迫，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

如今十个月过去，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呼声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亦在近期通过会议、调研和讲话，对关系中国发展命运的重大改革问题作出了清晰回答，打消了各方面的疑虑。

为此，周瑞金先生再次为《财经》杂志撰文指出：习近平“南方谈话”向外界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指明的改革开放道路，不停顿、不动摇，坚定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中央高层已形成改革共识，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体现了攻坚克难、闯过深水区的政治勇气与信心。

展望新的一年和未来十年，我们相信中国已经找到未来持续发展、改革全面深化之基本保证，这是党之大幸，国之大幸，民之大幸。

——编者

【作者：周瑞金/文】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全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今年春天，在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时，我撰写了《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一文，提出改革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也许，人们期待着新一次的“南方谈话”。

不想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新任党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出京，就踏上了全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向20年前在这里发出改革开放振聋发聩声音的邓小平同志的铜像敬献花篮。

习近平同志表示，“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这既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缅怀，也是开拓改革开放新路的明志。

习近平同志以全新的工作作风，不封路、不清场、不铺红地毯、不挂横幅、不组织列队欢迎，沿着当年小平同志南巡之路，视察了深圳、珠海、佛山、广州等地；在广州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事前不定调，不交发言稿，要求会议参加者自由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开了一次新风扑面、讲真话、讲实话的座谈会。

在邓小平同志南巡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习近平重走南行路，焕发新政风，无疑是新一届领导人回顾历史、传承精神，重温小平、回应小平的明确宣示。

习近平“南方谈话”向外界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指明的改革开放道路，不停顿、不动摇，坚定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中央高层已形成改革共识，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体现了攻坚克难、闯过深水区的政治勇气与信心。

习近平在深圳考察时特别强调“要有新开拓”，显示他意欲唤醒改革之初“杀出一条血路”的胆略和锐气，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出改革新措施，务求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改革与发展又到关键时刻

争论各方的焦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

20年前，邓小平同志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各种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在中国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作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

因此，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

于是，中国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辉煌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奇迹般的骐骥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这20年来，中国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诸多问题，正在不断地逐渐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从GDP的总量看，2012年比2002年增长了4倍，超过了德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

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他甚至还乐观地声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头号经济体或相距不远，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却一直徘徊不前。

对当今中国来说，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蛋糕”，却没能消解中国的怨气与戾气呢？

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中国改革开放33年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

其结果是，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特殊利益集团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以及后代，却失去了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可见，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

若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代代相传，中国社会的土壤必将不断板结、僵化。

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疯狂。

有人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从教育界、职场到娱乐圈，“拼爹游戏”不断升级。

在此起彼伏的校车事故后，网上出现了这样的段子：美国的校车很坚固，是因为没人知道哪一辆校车中会出现未来的美国总统；中国的校车很脆弱，是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任何一辆校车中都不可能出现未来的中国领袖，因为他一定不会坐校车——公众已经习惯性地把对富且贵的“代际遗传”不满情绪，释放到任意一起事件和事故中去了，哪怕是我们国家参照美国一些地方的经验拟定出校车安全标准，网友的反应也充满着不信任情绪。

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所面临着这样一些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

——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环境污染加剧，高投入、高污染产业层出不穷，食品、水、空气被污，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和教育腐败，这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导致了与当年邓小平南巡时颇为相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国际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识，不但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有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

但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

加之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资本主义也同样面临深刻的挑战。中国周边亦危机四伏，从南海之争，到钓鱼岛的对峙，时时遭遇不友好的摩擦，远交近邻均对经济高速增长、发展却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心存疑虑与戒惧。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确实再一次到了关键时刻。

开启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这些常人政治时代领导集体的基本特点，很大程度上将坚定他们攻坚克难的意志与决心，切实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深化改革。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引起党内外、国内外高度关注。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治国理政的大事，决定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事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大局，同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发展紧密相关。

十八大顺利产生新一届领导集体，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裸退，习近平同志一步到位、全面接任党的总书记与军委主席为特征的时代，也可称之为开启了中国有深远意义的常人政治的新时代。

十八大刚闭幕不久，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变化，新领导人独立主政，显示执政新风。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后，带领新政治局常委班子会见中外记者时的讲话平实、清新，开头一句“让大家久等了”，就获得了掌声。少说大话、空话，不回避现实问题，多讲老百姓关心的事，显示出个性特点，展现了常人政治家的魅力和风采，赢得了好评。

习近平同志就任中央军委主席不久，就决定单独为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委委员、二炮司令魏凤和举行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显示出习近平同志作为军委主席魄力，以及不循规蹈矩、敢迈新步的硬朗作风。

近日，政治局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带头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告别。这次南下广东考察调研，习近平同志以身作则，倡导新风，被外电评论为“年轻版的邓小平风范”。

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出身与背景、成长时代、知识条件、开放态度、工作阅历与经验等，都与以前领导人有较大差别。他们参加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亲身经历了社会最底层农村民众的疾苦与现实，也在与底层农民生活与工作的融合中开始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同时，与军事强人出身和具有理工科、工程师背景的前领导不同，他们所读的专业多数是经济学、法律、历史及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他们治理国家的思维模式、观念及方式会与以往有较大差别。此外，他们的世界眼光比较宽广，改革开放初期就到欧美国家访问过，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科学技术水平及人民生活思想状况等早就有所了解。他们会更加关注发达国家各方面的进展，增加这些方面的知识积累，开放的心态更为强烈。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从基层一步一步往上走过来的，不仅工作上得到磨练，积累了经验，更与改革开放结下不解之缘。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他们的今天。他们的改革开放理想色彩更强烈，更懂得中国这台国家机器未来的改革重点与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

这些常人政治时代领导集体的基本特点，很大程度上将坚定他们攻坚克难的意志与决心，使他们切实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深化改革。相信他们不会辜负全国人民和全党的期望。

细读十八大报告，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时代的一些新思维，随着以后执政实践的展开，必定会更多地体现出来。比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做了更完整的而又有切割性的表述。

十八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毛泽东思想不能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放在一起，只作为指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来源之一。

又比如，变“四个坚持”为“八个坚持”，是十八大报告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点。以前我们都只强调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虽然这次报告提到党的基本路线时也提到四个坚持，但更重要的是这次强调八个坚持：“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如何理解这八个坚持，习近平同志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为题着重加以阐述，指出八个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

他阐述了八个坚持的重要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所以必须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所以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所以必须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所以必须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所以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所以必须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所以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还比如，中共第一次提出了肯定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原来曾引起激烈争论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在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是被排斥在外的，虽然通过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却概括不出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

这次，习近平同志担任大会文件起草组组长，在他的带领下，排除干扰，冲破阻力，终于将普世价值列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

根据形势的发展，把原来“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改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目标”。十八大报告还对“新四化”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经验性的科学规范，把改变城乡二元化、推进城镇化，纳入了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部署，同时提出把城镇化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转变粗放型的城镇化道路，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建设和发展总布局的高度。

中国由过去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变成现在的“五位一体”，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引起关注的是，自十三大以来，十八大第一次在政治报告中单列一章论述政治体制改革。这表明了全党攻坚克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也为新领导集体预留了较大的政改空间和回旋余地。

报告突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问题，提出党派协商、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等，强调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

同时，十八大进一步强调了依法治国，提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其中，尤其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十八大报告更加突出强调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性以及反腐败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

十八大后，第一个部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遭中纪委调查的，就是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这表明了中央反腐的决心。

十八大报告还第一次提出“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问题，把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提出要解决当前民众意见最大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要按“两个同步”（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两个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理念和原则切实加以解决。

十八大同时强调，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这都很具现实针对性。十八大把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体现了要努力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决心。

攻坚克难开拓改革开放新局面

从李克强强调改革要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来看，在习近平时代，改革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上

大家对十八大后新领导集体的迫切期待，就是凝聚改革共识，重造改革动力，重振改革勇气，攻坚克难，全面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体制改革。

如何解决发展带来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惩治腐败，如何在经济增长之后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建设美丽中国，这是中国下一个十年要做的事情，是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最棘手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将主导未来国务院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克强，11月21日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出深化改革的新信息。

他明确指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改革的主要方向，强调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抓得很准。

“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出了几个具体的改革问题：

1）要进一步界定落实农地产权。不仅把土地承包权界定给农民，还应该包括将土地各项使用、转让的权利也交还给农民。近年来征地纠纷引发大量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就是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城市面积大幅扩张的背景下，农民没有农地转让权，因而不能合理分享农地转为工商业用地的收益。

2）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国企对资源、资金的垄断问题；保证民企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3）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4）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缩减项目审批权，杜绝权力寻租机会，并减少价格管制。目前在很多领域还是存在价格管制现象，这实际上极大扭曲了资源配置，并不利于节约资源和发展生产力。比如城市自来水、居民用电、柴油价格、春运火车票、医生诊疗费、出租车价格，这些都是受政府干预和限制的。

5）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健全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

以上五项就是要求政府弄清楚自己与市场的边界，尽量退出市场，减少参与、干预和管制。

在改革方法上，李克强主张：“改革要既有顶层设计，又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这里的重点应该是“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这句话有三层重要含义：

第一，中央政府要大胆放权让利，让地方政府能够拥有更大的改革空间。事实上，中国很多成熟和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都是从一个小地方开始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从小岗村开始的，对外开放引入外资是从深圳开始的。现在，我们一些地方也在很多重要的改革议题上进行试验，比如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温州金融改革，这些都是试点，希望这些地区能做出有益的探索。但是，光有这些改革和试点并不够，我们还有更多领域需要改革，我们还可以在更多地方进行试点。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大胆放权，鼓励地方大胆闯、大胆试。

第二，尊重民间智慧，善于总结地方经验。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现在，很多在我们眼前很棘手的问题，其实在民间已经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了，就看我们是否能够承认这些民间经验与智慧，并且放手让这些经验得以继续存在和自动扩散。

第三，促进地方竞争，分散改革风险。改革是有风险的，而如果我们能允许不同地方先行先试，这种风险就会大幅降低。因为即使错了，也只在局部地方出错，而不至于波及全国，更有利于“及时调整和纠错”。

尊重地方首创精神，还意味着更加充分和自由的地区竞争。地区竞争对经济发展很有好处，很多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竞相提高开放度，改善行政作风和商业环境，这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已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地区竞争的优势与作用。

从李克强同志强调改革要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来看，在习近平时代改革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上。这主要是完成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

一是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要从教育这个起点上实现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

二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尽快建立城乡失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三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

四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五是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应该建立廉租房、平租房、产权房三级体制，对于平民大众，到处都有平租房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大众就有居住自由了；对于穷人，应提供廉租房；其余才是产权房。

六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把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以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90％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60％－70％以上（目前我国统计为51％左右，实际上多数进城的农民工并未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80％以上。

这样，年收入在8万－20万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50％－60％。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就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

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既是社会体制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

其次，要从制度上保障社会组织包括宗教组织的适度发展，放宽对民间组织的管制。有活力的宗教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该与其充分合作。要重视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比如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等，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

中国各种商会、协会、学会、基金会、志愿组织、维权组织、慈善组织等社会组织还要进一步发展，政府要推动、协助、保护这些社会组织的发展，重要法律法规要完备起来，而不要视之为对立的、异己的力量。要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鼓励它们承担更多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

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靠经济手段，而不是强化行政手段，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我认为这就是李克强副总理最近强调的要切实解决政府与社会关系所要达到的目标。

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面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要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具敏感，更富同情心，也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要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新“南巡”，不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纠结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

先通过市场与社会的改革，改变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的问题，坚定走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道路。要尽可能地引入民意因素，在社会矛盾集中的基层，强化民意监督，缓解官民矛盾，借助互联网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维护中央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威和公信力。

由此起步，攻坚克难，进一步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美社会福利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决防止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当前的中国，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和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十分重要，迫在眉睫。

这次习近平同志的新“南行”，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表明中央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景，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重振改革勇气，勇于开拓，一定能够迎来又一个改革与发展的辉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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