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宝瑜：美国“民主政治”六讲

　　对许多希望能改变中国目前各种不合理现状的人来说，美国的“民主政治”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有人甚至认为只要有像美国一样的选举，事情就好解决了。这也很难怪他们，目前中国无论要解决什么问题都是困难重重。连到北京上访，申诉一下不法官员给他们带来的冤屈和困扰，也都会被阻挡而不能成行。报章杂志刊登了什么触动了官方的新闻就可能被封掉，因此不免会有人对美国的民主自由特别羡慕。

　　持相反意见的人会说，美国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样说是对的，但似乎对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能解释清楚的并不很多。我认为要解释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所以下面将用不同议题从不同的角度来解析美国“民主”这个课题。并且在第六讲中将说明，美国当前如何在全世界以推销美国“民主政治”的方式来持续它的霸权。

　　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由资产阶级国家通过一套立法程序建立起来的，即所谓法制国家。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一般公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有许多自由，像言论自由、集会游行自由、投票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不可能允许任何政治行动来挑战到他们的统治。资产阶级民主可以调和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但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阶级矛盾，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换句话来说，也就是不可能解决一个国家少数的统治阶级与大多数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

　　进一步来说，美国“民主”是通过全民选举，选出来少数精英来治理国家的。选举的过程虽然有时有作票的行为，但是基本上是公开透明的。但是如果要当选必须要有大量的财力支持，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庞大的财力只有跨国公司和大财团才可能有。不管是总统选举或是参众议员的选举，这些公司和财团一般都会同时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因此不管哪一党的候选人当选，都得记住当年选举时谁曾给过支援。美国这种只有形式但没有实质的民主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从表面看来，即使是一介平民也可以当选总统，这的确是相当令人佩服的事，但是一旦当选，这位来自一般平民的总统的所作所为，不管是在内政上还是外交上都是将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这一点可以从下面几个例子中看清楚。

　　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德 (Joseph Schumpter) 曾经对资产阶级民主提出来的一个铨释。熊彼德很诚实地说，民主政治只不过是一个在候选人中挑选的程序，它没有任何重要的内涵。因此选举的结果并不能代表选民的真正利益，选举的结果只是反映了由大众媒体所制造出来的一种同意（manufactured consensus）。他认为大众媒体在选举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和它在市场中影响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广告一样。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资产阶级民主，它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和一种合法的程序。

　　但是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中，资产阶级却把这种形式和程序变成一种“理想”，并将这个“理想”变成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追求的目的。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手段和目的的意义，也能分清楚形式和内涵的不同，那将有助于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进一步了解。

　　因此，虽然在今天的中国争取民主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美国式的民主并不能解决许许多多现存的不公正和不合理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根本矛盾。

　　下面用几个议题来解析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和它的运作。

　　美国国会议员们在2007年年底回家过年之前，通过了700亿美元这笔庞大的款项来支持伊拉克战争。2006年时，美国人民在国会选举中支持民主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战争，希望民主党能够控制国会，以便美国可以早日自伊拉克撤兵。那次的选举使得民主党在参院和众院都取得多数席位，但是伊拉克战争不但继续而且还增兵，如今又通过支持伊拉克的这笔庞大经费。现今民主党的两位候选人虽然比较倾向于自伊拉克撤兵，但是他们和前年参选的议员候选人一样，说归说作归作，等他们当选后他们还是得以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主来决定政策。美国为帝国之首，要在世界称霸，它的统治阶级都了解，如果承认在伊拉克打了败仗将会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很难想象如果民主党的候选人当选总统，今后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会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谈起美国侵略伊拉克战争还得从2002年讲起，那时美国政府利用各种宣传来欺骗美国人民。政府的重要官员，包括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等都说2001 年的 911事件与伊拉克的萨达姆有关，他们说萨达姆支持恐怖分子，并在伊拉克境内设有恐怖分子的训练营。这时911事件刚过没多久，美国人民人心惶惶。911是除了珍珠港被日本轰炸外美国国土唯一一次受到外力侵犯的事件。美国这个帝国只许它用暴力侵略别的国家，现在居然有人敢用飞机撞毁帝国象征性的世贸大楼，那可了不得。总统要带领全国上下去抄恐怖分子的窝，以除后患，那当然受到人民的支持。大量的宣传还包括萨达姆藏有大量毁灭性极强的武器，其中有原子武器和用于生物战的细菌武器，因此恐怖分子只要提个小公文包就能携带足够的武器来毁灭美国整个城市！宣传还说萨达姆是个独裁暴君，杀了多少自己的人民，并且侵略它的邻居，但却不提萨达姆上述所作所为是在美国协助下干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时美国政府允许二十四个武器制造公司卖武器给萨达姆，使萨达姆可以用来打当时美国的敌人伊朗。萨达姆用来杀害库尔德人所用的毒气也是由美国供给的，但是媒体完全不提这些。只是用欺骗大众的谎言在美国大为宣传，包括最有名气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报》、各大电视台，在人民内心充满恐惧时，美国政府利用大众媒体的宣传很容易地欺骗了美国人民，掩盖了美国侵略伊拉克的真实原因。

　　除了上面这些宣传外，当时的国防部长宣称，美国这场战争的策略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一样。这策略就是用大量的运用最新科技的现代武器来把敌国的国土炸平，销毁他们的抵抗能力，但死不了几个美国人。美国在越南打了败仗后，将征兵制改为募兵制（募兵制没有强制性，公民凭自愿应招到军队服兵役，并与军方签定服役合同），因此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就算是死人也轮不到他们。但是也有不少年轻人响应了政府的号召而应征参加了这个以反恐为名的战争。

　　我把战争与和平作为谈美国民主的第一个课题，因为除了反侵略求解放的正义战争外，人民总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而美国二次大战后的这半个世纪所发动的战争，都是为了经济的利益和政治的霸权去侵略别的国家。因此，美国政府必须要编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在苏联倒台之前，理由是反共，现在则是反恐。要人民相信美国不管是反共还是反恐都是为了协助某国当地的民主自由战士，以便这些国家可以实现美国式的民主。美国这五十年来用武力维持和扩张它的帝国势力，在全世界造成无数无辜人民的伤亡和大片土地的荒芜，美国军队所到之地血迹斑斑。美国自己的人民也深受其害。到今天，还有许许多多从越战退伍的军人患了无药可医的神经病，他们无法工作，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美国越战退伍军人中的积极分子则组织起来反对美国继续在世界各地发动侵略战争。在每一次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战争的游行队伍中，总会看到“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的旗帜。事实上在这次反对侵略伊拉克战争的运动中，他们是站在前面的，因为他们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加入了反对美国侵略战争的队伍。

　　从美国侵略越南战争到美国自2001年来所发动的侵略阿富汗，和2003年进兵占据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其它数次在全世界各地所发动的大规模和小规模但同样是侵略性的战争来看，老百姓在最初总是稀里糊涂地被蒙在鼓里，等战争持久了，死亡人数增加了，财力消耗过大了，人民才逐渐清醒过来。这时他们就用美国“民主政治”体制内的各种方式来反对战争，比如用舆论来影响官方，或用投票来选反战的议员和总统，但从来都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因此反战的人士只好诉诸于体制外的各种行动来反战，包括不经批准的示威游行，甚至许多人不怕被关进监狱来表示他们反对美国侵略战争的决心。这样的现实说明了什么？

　　仅以美国侵略伊拉克战争来说，美国进兵占据伊拉克当然不是要为伊拉克人民铲除暴君，或者是为了消除伊拉克境内的恐怖分子。到今天，美国以反恐作为发动战争的谎言已被揭穿，在这五年多的时光里，全世界反美的“恐怖分子”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而且在伊拉克境内储藏大量毁灭性武器的谎言也被揭穿。这说明了美国为了发动战争所捏造的原因不实，那么这场残酷的战争背后真正原因何在？

　　一般有关对美国在中东的侵略的分析都会同意这样一种说法，美国发动战争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这个地区的石油。这样的分析是对的。在2003年的反战活动中，我们学校请了一位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这位专家作了一些分析来说明美国为了获得廉价石油，而要花费那么多军费来打这场仗是如何地划不来。这样的论点乍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一想这位专家没把问题搞清楚，因为这位专家没有把在这场战争中谁可以得利和谁得承担人的伤亡和财力的负担分开来对待。

　　美国出兵的军费是由谁来负担？是美国付税的老百姓。打仗负伤和死亡由谁来承担？也是美国的老百姓。根据美国官方的报道资料，从2001年阿富汗战争开始到2008年初，美国国会共拨发了七千亿美元 （Report of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8年 2月 8日），现今每个月伊拉克战争的支出就要一百六十亿美元。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史迪格利兹 (Joseph Stiglitz) ，他写的《三万亿美元的战争》 (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s War) 刚出版不久。前些时候被美国国会请去作报告，他指出如果将一些非直接的军事支出都算进去，美国政府在这场战争中的总费用要在三万亿美元之上。他的估算加进了与这场战争相关联的长期支出 ——包括像照顾受伤退役军人的医疗费用等。（Joseph Stiglitz and Linda Bilmes) 。

　　当然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才是人员伤亡和财产毁坏的最大受害者。自伊拉克战争在2003年开始到今天，据官方公布的资料，与军事无关的伊拉克老百姓已经有九万人死亡（路透社最新资料）。但这是个低估了的数字，真实的数字该是几倍到十倍。除此之外，更有至少一百万的伊拉克人民逃离家乡去邻国避难。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的轰炸，和2003年再次入侵伊拉克的大规模轰炸，毁灭了伊国的各种基本设施，包括水电系统和道路，也摧毁了伊国的古迹文化。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发伊拉克战争财的却是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股东和经理们。仅就近来公布的一家公司的资料——哈里伯顿（Halliburton）——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这场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残酷的战争中，这些资本家获得了多大的好处。像美国陆军包给哈里伯顿的子公司KBR为士兵建军地的住房、供给士兵伙食、给士兵洗衣服等等。因此一打起仗来，哈里伯顿的生意就兴隆起来。在美国对伊拉克开战后，KBR的收入从2003年的第二季度的三亿美元增加到第四季的二十亿美元，上升了快七倍。随着战争的不断延续，哈里伯顿的收入也继续增加，至今已经超过八十亿，还可能再升到一百八十亿美元。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第一年中，KBR建了六十四座食堂，供给了四千万顿伙食，洗了一百万捆衣服，处理了一百五十万立方公尺的垃圾，和递送了八百万包的邮件。KBR在伊拉克有七百辆大卡车专门为美国军队运送这些供给。这些还不包括哈里伯顿在世界其它各地来自美国国防部的收入，像美国在古巴关“恐怖分子”的牢房也是KBR建的。

　　除此之外，KBR还从美国政府包下另一种工程，叫“恢复伊拉克石油”的工程 (Restore Iraqi Oil, RIO) 。这项工程是维修伊拉克的石油生产的设施，这项工程包下来又是十二亿美元。而哈里伯顿一家公司所发的战争财还只是冰山一角，其它武器制造公司都是要利用战争的机会来获得大笔的政府合同，如果美国真的能长期不发动战争，那这些公司都要破产了。

　　哈里伯顿能包下这些工程，脱不了它和美国副总统切尼长远和深厚的关系，早在切尼仍是国防部长时就将许多国防部工程给了哈里伯顿。切尼自国防部退下来就当了哈里伯顿的总裁，切尼作了副总统后又对哈里伯顿给予各种照顾，包括以上所提到的合同都是未经招标就给了这家公司。这几年来不断有哈里伯顿的各种丑闻，像它贿赂和买通政府官员和从谎报中获得超额利润等等。上面的这些数据就是来自一个叫“看守哈里伯顿”（Halliburton Watch）的网站(http://www.halliburtonwatch.org/)。有这样的网站可以获得不少数据和信息，但有这样网站的原因之一却是因为好几个类似哈里伯顿的大公司因为没得到政府的合同而眼红。这个例子正说明了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那就是在资产阶级之间有他们一定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要求在资产阶级之间要“公平”，如果政府厚此薄彼就会引起一方面的反对，很多资本家干的丑事常常会因此而被揭露出来。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揭露一些资本家的丑事等同于美国民主的实质，说什么人家美国老百姓就是有权知道这些丑事。事实上，当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利益协调时，他们合力所做的出卖人民的事是不会给大家知道的，或者在几十年之后才公布于大众。换个角度来看，在美国的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还是可以善加利用的。而且在“看守哈里伯顿”网站工作的人也很可能是因为痛恨哈里伯顿的所作所为。

　　最后要提一下美国侵略伊拉克的真正原因。作为一个独霸的帝国，美国侵略伊拉克的战争固然离不开石油，但却又不只是为了石油，也是为了它作为一个帝国必须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维持它的独霸地位。这一点将在后面几讲中继续论述。

　　美国的“大众媒体”是美国无法实行真正民主的重要障碍之一。最近有位学者（彼得 • 菲律普）建议美国人应当不再把美国的媒体称为大众媒体，因为媒体已经不再属于大众，它已经成为由少数大企业控制的媒体 （Peter Phillips 是Sonoma 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 菲律普认为媒体必须报道事情发生的真实状况，但是现今美国的媒体总是要掩盖真实状况。他举例说，在一般媒体中很难看到像美国工人的实质工资不断下降的报道，也看不到在许多人付不起医疗费用的同时，美国的健康保险公司在2006年一年就赚了九百三十亿美元利润的报道。 菲律普和一些关心媒体的人开始了一个叫“真实报道紧急状况运动”(Truth Emergency Movement)，并于今年一月在加州的Santa Cruz开了一个会，这个会集聚了跟媒体相关和关心媒体的人，他们讨论在今天美国的宪法危机、环境危险和战争不断的扩张下，美国敢于调查真相的记者们、勇于揭露事实真相的人、和为争取独立媒体的人要怎样做才能让一般大众对他们社会有真实的认识。(参看www.buzzflash.com/articles/contributors/1517)这些人不是不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和阻力，但是他们还是勇往直前，这是值得佩服的。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的媒体是由少数的大公司所控制的。这些大公司的财力雄厚，又与政界有深远的关系，要挑战它们是极为困难的。

　　在几十年前，美国每个大城市都有几家独立的报纸，就算很小的一个镇也常会有一家独立的报纸。除了报纸外还有无线电台，这些媒体报道地方上重要的新闻，并讨论与一般市民或镇民相关的议题。除了地方新闻外，它们也报道国家和国际新闻，并且对不同的议题在报纸的编辑版上发表该报纸的意见。这些报纸也有责任报道不认同它编辑版的意见，并用接受读者来信的方式表达读者们的看法。这并不是说几十年前美国的媒体有多理想，但是与现今比较却是好得太多了。

　　2004年时，斑 •贝迪坎(Ben H. Bagdikian) 写的《新的媒体垄断 》（The New Media Monopoly, Beacon Press）出版了。这本书是他在1983年出版的《媒体垄断》的再版，加进了自第一本书出版后二十年来新发展的资料。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贝迪坎就提醒他的读者，大型的公司正在对媒体业和广告业进行垄断，但是那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而且批评他过于担心。如今在二十年之后，贝迪坎的警告却成了事实。在这二十年中，控制媒体的大公司已经从之前的五十个减少到十个，更再减少到五个[1]。这五家大公司垄断了美国的报纸、杂志、无线电台、电视台、出版社和电影制作公司。换句话说，这五家大公司通过对这些媒体工具的控制，也就控制了美国的舆论，更深入地影响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1]这五家公司是：时代华纳 (Time Warner)、迪斯尼 （Walt Disney Company）、以澳洲为基地的默多克新闻公司 （Murdoch’s News Corporation）、和以德国为基地的维亚康姆公司（Viacom） 及贝塔斯曼（Bertelsmann）。

　　许多家地方上的小型报纸和电台被收买之后，它们将任职多年的记者解雇了。新闻的来源都是从总部传递过来，这样一来，这些报纸和电台就失去了它们的地方特性。另外，这些报纸和电台在报道全国性新闻时没有什么选择，因为都是转载或转播， 其中包括报纸编辑版上的评论，或是广播电台的评论。因此这些地方上的媒体也失去了它们的独立性。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默多克新闻公司（Murdoch’s News Corporation）的福克斯电视新闻(Fox News)。福克斯电视新闻在美国全国每个城市都设有电视台，它是美国最保守势力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福克斯电视新闻常常用捏造或扭曲新闻的伎俩来打击任何它们认为比较进步的力量。福克斯电视新闻支持布什所发动的侵略战争 、支持布什给富人减税的立法、反对任何有利于大众的医疗改革、反对工会、赞成减少政府对环境、劳工和消费者的保护。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就是美国两家最大的无线电电台：Clear Channel 和 Cumlus。 它们邀请Rush Limbaugh 作它们节目的主持人， Limbaugh是美国极右势力的代言人，他将资本主义美化，他为美国在全世界所作的恶事涂脂抹粉，更在他主持的节目里散布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他把美国说成是全世界最美好的、最自由的、最爱和平的和对贫穷国家援助最慷慨的国家。 Limbaugh有一大批忠实的跟随者，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美国的三家最大的电视台都是这些大型公司的子公司，像CBS属于时代华纳(Time Warner) ，ABC属于迪士尼（Disney）， NBC则属于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不仅如此，这些电视台的股东会的代表 (Board of directors) 又同时是其它大公司的股东会的代表。像拥有ABC的迪斯尼的一些股东会的代表又同时是波音飞机制造公司、西北航空公司、联邦快递公司 （Federal Express）、 哈里伯顿（Halliburton）、 Kmart 、和雅虎（Yahoo）的股东会的代表。CBS 和 NBC 也是一样。而这三家大公司又同时控制了多家的报纸和收音机电台。这些大公司和媒体大公司的关系紧密，使得电视台和其它媒体会尽量避开不利于这些与它们有关系的公司的新闻。美国的媒体与美国最大的私人企业的利益如此的紧紧相扣，媒体所报的新闻就不会准确，它们在编辑版所发表的意见也不可能公正。

　　收音机或电视所使用的频率 (airwaves) 是为大众所共有的，就像太阳和空气一样并不是私人所有的。因为是大众共有的空间，如果私人公司要用它来谋利是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和要遵守一些规定的，这些限制和规定是为了维护大众的权益。除此之外，一个国家还应该设有由政府资助的公有无线电台和电视台。

　　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有国家电台，像英国的国家电视广播电台 (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BBC) 的水平算是比较高的，主要是这家电台得到国家的资助而有足够的经费。美国的公视收音机台或是电视台从政府得到补助很低，因此这些电台没有商业广告的收入，从而必须不断地向听众和观众讨钱。事实上近年来，这些公视电台也在财政的压力下开始替大公司作广告了。

　　再说，任何有关对媒体的限制和规定，这些私人大公司总是要尽量抵制。美国的国家通讯委员会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FCC) 是专门主管有关媒体的立法事宜和对媒体监督的机构。但是近二十多年来，在美国全力提倡自由化和反对管制的大环境下，FCC 也全力支持取消对媒体的管制。像在过去FCC为了保护消费者，它规定广播电台不能广播有害于消费者利益的广告，像一些骗人的广告。它也规定每个城市可以收到它们的地方新闻，除此之外，每次广播电台申请延续执照时，地方上的人可以表示他们对这家电台的意见。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这些管制都被一步步地废除了。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八十年代废除了一个叫“公平原则”(Fairness Doctrine) 的法规。这个法规要求每个电台在它们的节目中，要包含一些有一定份量的、与公众相关的严肃议题的讨论，并且给予对这些议题持不同意见的人相等的表达意见的机会。这些规定其实相当不错的，目的是为了在私人公司拥有传播空间时，他们不能只是为了谋利而损害了大众的利益。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媒体的垄断力量更加强大后， FCC 抵不住它们的压力，把“公平原则”和一些其它规定一起给废除了。

　　美国各种私有媒体的收入主要来自广告，2005年全美国用在广告上的总开支估计为两千七百一十亿美元 (www.galbthink.org/ad-spending.htm)，是个极为庞大的数额，其中电视广告约占四分之一。各种媒体为了争取广告的收入必须要迎合向它们买广告的顾客，这一点在电视节目上看得最清楚。近些年来美国电视节目的质量每况愈下，各大电视台都争相播些极为低级趣味的节目，它们在现场观众的喝彩下当面揭露电台请来客人的隐私，借此来羞辱他们取乐。这样的节目成本低，它利用人幸灾乐祸的心理来吸引广众。结果是低级趣味的节目吸引低级趣味的广众，节目的主持人要不停地找更加轰动的丑事来满足广众，把文化水平一步步往下拉。

　　电视上除了揭露轰动的丑闻外，就常常播些像谋杀、抢劫或强暴一类的暴力故事的节目。虽然有关暴力节目对儿童的影响已经经过许多人的研究而得到结论，贝迪坎(Ben H. Bagdikian) 说，这些研究，其中包括美国国家精神健康所的报告，和一千个以上的其它研究报告都得到相同的结论。结论就是暴力节目会直接影响到儿童的暴力行为。但是电视节目为了吸引观众总是离不开暴力，有一个估计说，美国的年轻人到了十八岁时，就已经在电视上看过了一万六千个谋杀和二十万起其它暴力事件(www.parenttv.org/ptc/facts/mediafacts.asp)。

　　读了贝迪坎的这本书使我对美国媒体又有进一步的了解。美国媒体与商业界利益上的关系，和媒体与美国政治上的各种牵连使它们违背了美国人民的利益。媒体的不实报道和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欺骗了和蒙蔽了美国大众。美国一般人民对美国在全世界所作的恶事不但完全一无所知，而且还以为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和最爱和平的国家。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经由媒体所传播的谎言最后都是被揭露出来。不能说美国没有新闻自由，尤其是在今天电子通讯技术已经为很多人掌握的情况下，许多事实真相总是不能被掩盖很久，而且的确有许多有远见的人和敢于斗争的人不断地努力来揭发美国政府和媒体宣传中的谎言。所以真要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可以找到很多供参考的数据。只是一般大众无法花很多时间去寻找数据来与媒体的宣传相比照，因此美国大众深受媒体宣传的影响。在美国独立媒体不能大规模发展起来之前，美国一般大众的觉醒是非常困难的事。这也就是美国真正民主在短期内无法实现的原因。

　　虽然美国大部分记者都屈服在他们老板的控制之下，但是也有少数勇敢的新闻记者敢于与老板抗衡，他们在资方的压力下能使真实的新闻见报或者上电视。但是有不少知名和得过奖的记者也因此而失去了他们的工作。2002 年时由 Kristina Borjesso 所编的一本书（Into the Buzzsaw, Leading Journalists Expose the Myth of a Free Press ) 中就有十几个这样的例子。

　　在美国，选举是民主政治的象征。全国性的选举有每四年举行一次总统大选，和在四年之间的参众议员的选举 （参议员每六年选一次，众议员每两年选一次）。另外，还有各州和地方上的选举。因为选举几乎是一般人唯一表达他们对政治诉求的方式，所以一般人对选举的态度也表示了他们对美国民主政治的看法。从六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美国的社会经历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美国在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各不同收入的阶层对美国的民主政治的信心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可以从他们对选举的不同态度上看出来。

　　美国政治学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在2004年出了一份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在不平等日益增加下的美国民主 ”(Americ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美国政治学学会是一个学术性的组织，它属于主流的中间派，这样的一个学术组织在此时认为有必要出一份这样的报告是值得注意的。（http://www.apsanet.org/imgtest/taskforcereport.pdf）

　　这份报告指出近三十年来的一些重要的变化。报告说，根据调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时，有38%的人说美国政府是由少数几个只顾自己利益的大集团所操控的，到九十年代中期时持同样看法的人增加了一倍到76%。在同一调查中，在六十年代有36% 的人说政府官员并不关心一般人民怎样想，但是到了1995年时，这样看法的人增加到66%。在同一调查中，十个人中有六个人认为政府受特殊利益的影响是他们不能信任政府的原因。（见Blendon 和 Benson 等人，第210页）

　　美国的各阶层人对美国民主政治的信任程度也表现在他们是否参与选举时的投票。这份报告说，1995年的调查中显示在年收入七万五千美元以上家庭中的人，有90%的人参与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的投票。但是在年收入仅有一万五千美元的家庭中的人只有 50% 参加选举投票。美国选举的投票人在有投票权的人中所占的比例与欧洲国家相比偏低，而且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下降，在两次的总统选举参加投票的人只占有投票权的一半多一点，而在总统选举之间的参众议员选举，有投票权的公民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参加投票。所以从投票人在有投票权人中所占的比例，就可以看出人们对选举所产生的作用并没有信心，而且随着社会明显的两极分化，美国大众的信心更在逐步地降低。

　　美国政治学学会这篇报告指出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很多问题，这里无法多说。它提出了在美国政治上没有一个平等参与的平台，致使一般老百姓的声音像轻声细语一般无法让人听得见，而有钱有势的人为了他们的利益可以大声呼喊，引起注意。其实这正说明了虽然美国宪法中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但是有一半的人认为不管谁当选都不会替他们说话和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投票的意愿很低。

　　美国的选举需要花很多钱作宣传，每一次选举总要花上几十亿美元，像2004年的选举就花了四十亿美元。这些钱从哪里来？美国的“民主政治”是谁花钱谁的声音就大就有影响力。这又怎么说呢？

　　美国的很多不同利益集团用对国会议员或总统捐钱的方式影响这些“民意代表”，来推进对他们有利的政策。但是这些利益集团并不直接把钱送到政治家的手里，那样作就成了贿赂。这些钱是缴给在华盛顿的许多游说团，再由这些游说团进行活动来达成这些利益集团的目的。这些游说团与国会的议员们有很好的关系，通过这样的关系来为它们的顾客说情。华盛顿有一万四千个合法注册的游说团，还有更多未曾注册的游说团。这篇文章还说华盛顿的游说团中的高级主管，至少有二百五十个曾是从前的国会议员或曾是政府的高级官员，这些人在国会的议员中或在政府的官员中都建立了深厚的交情，因此很有影响力。 (The Lobbyists’ Scandal: The Secret World of Washington, by the Independent (UK) 2005年 6月 30日， www. Commondreams.org )

　　亚洲时报的一篇报道说，这些游说团在2007年共花了近二十八亿美元来影响政府官员和代表推出有利于它们顾客的政策，在国会开会期间平均每一天这些游说团就花上一千七百万美元来影响议员来通过有利于它们顾客的法案。这篇报道指出的事实的确像有人说的这是：“美国有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民主政治”，并列出花钱买关系中的几个大款，像与医疗有关的集团在2006年时花了四亿四千多万美元，另一个金融、保险、房地产合并的集团花了四亿一千多万美元，而各大制药公司在十年中总共花了十三亿美元来买通关系。（亚洲时报，Asian Times， 2008 年4月16日）

　　这些钱不少是捐给这些政客用于他们在选举中作各式各样的广告宣传，以便影响民意来争取选票。这就是为什么本文在这一讲就提到的有一项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人都认为政府受特殊利益的影响，使得他们不能信任政府。不管政府如何宣传投票是公民的重要权力，又是一个公民的重要义务，但是一般老百姓投票的意愿总是很低。

　　从下面有关美国国会立法程序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是为谁在服务。这也就是为什么收入高的人对政府是信任的，他们对政治的参与也是较为积极的。他们占有较多的资源，享有各种权益，他们有什么不满或有什么问题，政府可以帮忙解决。但是没钱的人也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他们的困难政府是不会理会的。在一个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是没有可能的。

　　我们还可以从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的程序来认识美国的“民主政治 ” 。美国的参议员、众议员，或美国的总统都可以在国会里提出法案，所提出的法案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经过讨论再投票，如果有多数议员赞成则通过而立法。两院通过的法案，总统可以否决。被否决了的法案可以再次送到国会投票，如果赞成票数超过三分之二通过仍然可以立法。法案一旦通过成为法律，就由司法机构来监督执行。由此看来，当初美国的建国元老们的考虑确实很周到，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来预防总统专制。同时因为不只一个政党，像目前有民主党和共合党在参众两院中都有它们的代表，这样的程序也可以防止一党专政。

　　这样的程序有什么不好呢？程序本身没什么不好，问题在于国会的议员们是否能代表选民的利益，其中包括美国人民短期与长期的利益。这里先说几个简单的例子，再用一个立法的个案来较详细地说明美国老百姓的利益如何被搁置在这个立法程序之外的。

　　这里有几个简单的例子：如今困扰许多美国家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负担自己的医药费用。美国这样一个富有的国家有近五千万人没有健康保险，他们生了病无法看医生，小病拖久了变成大病，最后只有等死。另外，有保险的家庭中有很大一部份，如果生了大病，保险公司多半不负责， 就连中等收入的家庭都会因为生了大病而倾家荡产，有时连住房都得卖掉来偿还欠医院的债。还有就是一些人长期生病，保险公司认为医药费过多了，就将他们退保。保险公司只保健康的和不生大病的人，因此是赚钱的好生意，但是却苦了一般老百姓。在所有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全民健保的国家，这么多年来，美国国会就是通不过一项有益于国民健康的法案。

　　再一个例子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出口国将石油涨价后，美国的政治家就不停地叫着美国一定得节省能源，这本应是好事，因为美国必须大量进口石油来满足它庞大的需求，美国的石油大部份消耗在私人汽车上。七十年代初石油涨价后，美国国会也通过一些法律规定汽车每加仑汽油要走一定的哩数，并且哩数要逐年增加。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规定就松了绑，之后就等于完全解除了。近些年来，美国汽车公司生产了最赚钱的大型汽车 (sport utility vehicle, SUV)，这种车每加仑只走十几哩，耗油量是小型车的一倍以上，但是国会也没通过任何法律来加以限制。

　　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国会在2001年到 2003年通过的布什总统的减税法案。布什上任不久就提出了这项减税法案，经国会通过成为立法，并确定这减税法案将延续在十年内有效。一般比较公平的评论家都指出布什的减税法案特别照顾富有的人。根据一个计算，减税的结果，在2004年，占家庭总数仅0.2% 的百万富翁会获得减税总额的15.3% ，平均每户可得十二万三千六百美元，而收入在中间的 20%的家庭仅获得减税总额的 8.9%，每户平均仅得六百四十七美元。（资料来自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除此之外，这项法律还把免遗产税的上限提高，从六十万美元提高到2006年时的一百万美元，而美国只有富有的少数人的遗产会在六十万元以上。美国的议员是大多数人选出来的，但是他们通过的法律却给富有的人不成比例的优待。这项减税法除了增加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外，更进一步加大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根据同一个估计，因为这项减税法，2004年的联邦政府收入减少了两千七百六十亿美元，还要再加上为了多借债而付的两百亿美元的利息。这项减税法还有另一个负效果， 按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在经济萧条时联邦政府可以用削减税收的方法来增加一般人的收入，以便使他们可以多消费来刺激经济，或者政府可以扩大开支来刺激经济。 如今美国经济进入萧条，美国国会又再次通过减税的立法，但是在没减税前联邦政府的赤字已经过高，这项立法的结果只会使赤字进一步深化。

　　议员是大多数人选出来的代表，但他们究竟为什么却不能为大多数人用立法的程序来争取利益呢？最后用一个案例来说明。

　　这就是2003年有关年老人买药保险的法案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3) 。长期以来美国的老年人因为买不起医生开的处方药而发愁，因为虽然老年人有国家的健康保险，但这保险不包括买药的费用。而美国的医生专门会开很昂贵的药，再加上许多药的价格每年上涨百分之十以上，使得许多老年人即使是中等收入的，只好自己想各种办法来解决吃药难的问题。离加拿大边境近的地方，常有一些教会租个大车组队带年老人过境到加拿大买药，也有人在网上从加拿大买药。加拿大有全民健保，他们的政府要大批为健保的病人买药，因此美国的大药厂给加拿大政府优待，同样的药价格往往会便宜一半以上。去加拿大买一次药可以省下好几百美元。

　　这项新的立法就是为了解决老年人买不起药的问题。但是在立法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却不是老年人的福利，而是制药公司和健康保险公司的利润。而且参加保险的选择极为复杂，很多老年人都被搞得糊里糊涂，不知如何办才好。首先为了照顾私人保险公司的利益，政府不直接插手，而由医药保险公司来承包。另外为了照顾制药公司的利益，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像加拿大政府一样要求制药公司给予降低药价的优待。因为私人保险公司有好多家，在一定的地区内，常常有十几家甚至多到几十家，而每一家都有他们的一套规定。像每月收费有高有低，还有就是要在病人付了一定数额后（像两百美元或更多，但每个公司都有不同的数额）保险公司才开始付。另外，每一次买药，病人要付一部份（像十元、二十元或更多不等），更复杂的是不同的保险公司有不同的一张清单列出哪些药该公司付，哪些药不该公司付，有些药付得多有些药付得少。事实上不是一张清单，简直是一本书。

　　老年人在选择保险公司时必须要面对着这些必要的考虑，所以要做个决定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所吃的药会随时有可能改变，保险到底付不付和付多少都令人担忧。老人们每月支付的保险费负担也不轻，除了付保险公司还得付政府，而所得到的利益却不足减轻他们买药的负担。这个法律的另一项奇怪的规定是，如果老年人每年的买药费用在两千两百五十美元之下，保险公司负担一部分，但在两千两百五十美元到五千一百美元之间的花费，则全部由病人自己支付（共两千八百五十美元）。超过五千一百美元，保险公司全付。这样一来对每年买药开支在两千多元以上却不到五千元的老年病人来说，能够得到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从不同的民意调察来看，对这项保险满意的老人占少数。除此之外，这项立法又增加了美国政府的负担，估计在十年的开支总额将超过四千亿美元甚至高达六千亿美元。

　　这样的一项立法怎么会在国会通过呢？

　　2006年初，美国几位民主党议员给当时国会众议院的代表发言人（共和党的）哈斯特 (J. Dennis Hastert) 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叙述了这项法律通过的过程，并称这项法律是华盛顿腐败文化的产物。因为当时国会的两位共和党议员——迪雷（Tom Delay）和阿布姆欧夫（Jack Abramoff）正因为贪污案件而受审查，这封信指出，这两位议员因为个人的利益而介入了这项法律通过的过程，事情的真像就因此而被暴露了出来。

　　这项法律的通过是受了大型制药公司的影响，这些公司花了两千多万美元雇用了一家名叫亚历山大游说公司（Alexander Strategy Group) 。有趣的是这家公司的游说家如迪 (Tony Rudy) 曾是上面所提的两位议员的助手。如迪借着他在国会中的关系展开了对议员的游说，以便通过这项对制药公司极为有利的立法。并且在政府与制药公司还在协商时，政府方面的代表就已经在进行他未来将去一家保险公司工作的高薪职位。另外两位共和党的议员也都在法案通过后离职去大制药厂高就了。这封信很清楚地表明这些议员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受贿于制药公司而通过了这项法律。

　　这又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例子，这些背着老百姓的勾当是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矛盾中暴露了出来。这些官商勾结的事例实在太多了，只是大部份都是合法的而已。就像第三讲中所说的，在美国，没有资本家的支持是不可能当选总统或议员的，而政府中的重要官僚又是这些手中握有大权的人指派的，大公司的总裁和政府中的重要官员，包括大学的校长都是经常互相替换的。像军队中的高级军官退了伍就去武器制造公司当总裁或顾问都是很寻常的事，他们靠着关系去国会游说来争取政府增加军事预算和为他们的公司争取合同。就像前面所说的美国的副总统切尼从国防部部长卸任后就当了哈里伯顿的总裁，然后再回去政府当副总统，等明年他从副总统退下来如果还活着（切尼有严重的心脏病），又可能去那家大公司作总裁。

　　就像上一讲中所说的，美国的官员和在游说团中任重要职位的人也是相互替换的。美国的外交官在位时结交了许多外国的重要官员，等退了下来后往往就会去作外国国家的顾问，或是在专门为外国游说的公司内任高职，这些人在位时代表美国，卸任后转个身就来同美国争取利益为别的国家服务，说这些人有奶便是娘实在一点都不过分。

　　大家都承认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最高学府，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一类的长春藤大学[2]，除此之外，还有好多家知名度很高的州立大学，像密执安州立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等等。这些学校是全世界学子都想往的大学，它们有富裕的资源，可以请最好的教授和专家，有最好的实验室和最新的科技器材，它们的学生是由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筛选出来的优等生。这里要讨论的不是这些，而是美国的教育与美国“民主”政治有什么关系？

[2]美国常春藤大学实际上指的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哥伦比亚、布朗、达特斯矛、康奈尔八所大学的合称。20世纪上半叶,“常春藤盟校”一类的名校几乎都被富家子弟垄断。
　　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看。一个层面是，美国的教育制度是一个阶级划分极为清楚的制度。另一个层面是，因为美国的教育将阶级划分得很清楚，所以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再生产有极大的贡献。这样看来，美国的教育的确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重要的一部分。这怎么说呢？

　　从幼儿园和小学开始，美国的教育制度就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美国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是义务教育，公立学校的财政来源是地方政府，即州政府和城镇政府，而大部份来自城镇政府。因为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住在城市和城市附近的郊区，所以这里就讲一点在城市和近郊学校经费的来源和美国教育资源的分配。

　　城市和郊区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地方的财产（住屋）税。除了少数例外，现今美国的城市都比城市附近的郊区要贫穷很多，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城市多半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建起来的。那时的城市是工业的中心，也是人口聚集的地方。到了二次大战时，工厂开始移向郊区。再到五十年代后，美国建了无数条从城市通向郊区的公路，从此大批工厂和大多数居民（除了很多被歧视的黑人外）也都移向郊区。留在城市（特别是美国中西部的老工业城）的只剩下一些古老的建筑、被遗弃的工厂和留下来的一些文化旧址（像戏院、博物馆、美术馆等）。市政府的税收也就因为工厂和居民的迁移而逐渐减少。

　　围绕着城市常有十几个或几十个郊区，有极富有的郊区，中等收入的郊区，也有比较贫穷的郊区，但相比下来他们比城市居民的收入要高些，住的房子也较新。因为每个郊区的税收主要来自房地产税，因此各郊区学校的经费来源就要看该区房地产税的高低。富有郊区的房屋价格往往高出一般郊区好几倍，所以各郊区政府的税收高低相差非常大，因而直接影响各郊区学校能够支配的资源。富有郊区的学校可以用高薪请老师，并且可以多请老师来维持较低的学生与教师的比例。这些学校可以购买最新的科技设备，并且设有各种的音乐、美术和体育等课外活动。但是城市和贫穷的郊区的学校付不起高薪请老师，也请不起足够的老师，所以学生与老师的比例过高，这些学校的校舍（特别是城市的）常常因年久失修而破旧不堪。由学校供给的教科书常常都不够分配，更不必谈什么最新的科技设备。公立学校间的差异就如此的大，更加上真正有钱的人家会送他们的子女去有名的私立小学和中学。这些像贵族学校一般的私立学校，几乎可以保证它们的毕业生会被最好的大学录取。

　　除了校区之间的资源不均之外，贫穷学校学生的父母们（常常是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多是忙于工作，他们无暇照顾到他们孩子的教育，有时连固定的家长与老师的会谈都不能出席。另外，他们本身教育程度也较低，家里也没什么书籍或其它阅读材料。贫穷区的图书馆购书的经费都不足，而且更因为没钱请人管理而减少开放的时间，有时甚至干脆关掉了事。

　　因此，在美国的学子们因为他们就读的学校不同就已经受不平等的待遇。贫穷学校的学生能上大学的很少，他们往往高中没读完就辍学了，有些城市的中学辍学率在一半以上。如果上大学，也是上个公立的两年制大学 (junior college) 去学点谋生的技能。像我住的底特律城，早年是美国汽车制造中心。工人区的中学毕业生，或者还没毕业就进汽车工厂去工作了。近年来汽车公司为了廉价劳工，先把工厂移到美国南部城市，因为南部的城市工会的力量薄弱所以工资低。之后，它们又将汽车生产移到墨西哥，再移到中国。底特律的年轻人失去工资较高的工厂工作，底特律城的税收也更拮据。市政府为了解决失业和税收不足的问题，招来了三个赌场，于是一些二年制的大学就开了训练赌场工作人员的课程，其中包括简单的算术，以便将来它们的学生可以在赌场找到替赌客换筹码的工作。

　　校区之间不平等的差异是决定各校毕业生前途的最重要原因。另外，一般的中学也会有高才生，这些学校按考试成绩将学生分成不同的班次，高班次的学生是准备升大学的，低班次的则是准备毕业后马上就业的。一般升学班的毕业生有不少可以进入该州的州立大学和一般普通的大学，有少数可以进入那些极有名的大学。按大学的好坏和大学声誉的高低，它们的毕业生能找到的工作又分成很多的等次，从工程师、设计师、会计师、律师、中小学教师、一般医疗人员（也包括一些医生）、政府的职员或小主管、企业的小主管等等。下面会谈到这些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在近三十年来有很大的改变。没有改变的是一般中学的毕业生能上大学的或是不能上大学的，除了少数例外，总的说来都是做事的，白领、蓝领、或服务业，最多可以作个小主管，能够升到大公司作总裁是极少数的例外。

　　从那些声誉极高的大学出来的毕业生则是进入了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在学校时就结交了许多有钱有势的朋友，这些朋友的父母（多半只是父亲）常常都是大公司的总裁，或在政府中担任重要的职位，这些朋友对他们日后事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其实，在被这些极有名的大学录取时，家庭的背景已经很重要了。美国的总统布什实在不是什么可教之才，他假若是一般的出身绝不可能会被耶鲁大学录取，但是老布什是耶鲁大学的校友。布什家庭有钱有势是他能进这所大学的最重要原因。总的来说，这些学校出来的毕业生是管人的，他们很明确的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在这个阶级划分非常清楚的美国教育体制内，还是有可以超越阶级的夹缝，这就是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与君主专政不同的地方。美国资产阶级设立了上面所提到的高级学府，是为了训练他们的接班人，和为了维持和宣扬扩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是资产阶级也非常希望能从其它阶级和阶层中挑选有才干和有能力的人来加入他们，因此在这些极有名的大学中设立了不少奖学金，以便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争取最有才华的学生。

　　美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灌输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鼓励学生彼此竞争，培养个人主义，让年轻人相信，一个人能成功都是靠他个人努力得来的。从各种书本的测验中，就让年纪还很小的孩子相信人的智能有高有低，因此世界上就是有优等人和劣等人，这是天经地义不用质疑的事。中小学的教育也奠定了年轻人的私有财产的观念，把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分得极清楚。从小学到中学的教科书，都把美国说成是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最讲人权和最爱和平的国家。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十三年中，正是人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形成的宝贵的岁月。也就是在这宝贵的十三年中，美国的教育完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重要任务。受了这样教育的熏陶，许多美国人都相信即使美国出兵侵略别的国家，也是为了那个国家的人民可以享有同美国一样的民主和自由。

　　在二次大战后的前三十年中，是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在这些年里美国的教育对它的经济有很大的贡献。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通过了给予退伍军人各种福利的一项法律 (GI Bill) 。这项法律带给退伍军人两种重要的福利，一个是低利房屋贷款，另一个就是减免大学学费和其它费用的奖学金。前一种福利增加了美国家庭的购屋率，后一种福利大规模扩大了中学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各州立大学都扩大招生。在这段日子内许多工人家庭的子女第一次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他们毕业后又正当美国各行各业都在往上发展，大学生毕业时常有好几个工作机会等待他们。很多蓝领工人的子女进入白领的专业，有时可以拿很优厚的薪资。这是美国社会向上升的阶段，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改善。虽然很多高中毕业生还是直接进工厂，但是那时工会的力量强，工人的工资高福利也好。在这段日子里小资产阶级（即一般所称的中产阶级）的家庭在数量上和比例上都增加了。这样的现象使得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也不一定会造成两极分化。

　　但是近二十多年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美国的工厂大批关门倒闭或大量裁员，因此中学毕业去工厂的这条路几乎已经被堵死了。很多中学毕业生的一般出路只有去所谓服务业工作。他们上大学的机会也少了，因为一方面大学的学费和其它费用上涨得太多，已经超出一般家庭的负荷能力。但是因为要找到好一点的工作，大学的文凭是必要的，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还是尽一切力量争取拿到这份文凭。他们常常每周工作四十小时之外，再修十几个学分，这样一来就常要花上七、八年才能读完一个学位。在这些年中他们还需要借债来付学费，毕业工作就得先还债。

　　总的看来，美国的义务教育的目的就是提高劳动力的工作能力。一般的中学训练一批学生进大学，出来后任白领的工作，另外的中学毕业生在今天除了少数仍可以找到工厂工作外，只有进入服务业。中学和一般大学的任务都是在延续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只有少数尖端的大学才是训练它们的毕业生从事治理国家大事，或是去当哪家公司的经理，或是到高级学府或有名的研究机构（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学等）去作研究。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学生运动在各大学的校园中发展了起来，好多大学生组织起来挑战美国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他们反对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反对白人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也反对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这样的学生组织在知名度高的各大学特别活跃，这些年轻人好多都是统治阶级内的优秀分子。这一下倒是把资产阶级当政者给吓坏了。但是没过多久，当权者就把学生运动中最有领导能力的人用各种方法吸引了过去。

　　在大战后的前三十年中，美国的教育对美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有很大的贡献。在那三十年中美国的教育减低了社会矛盾，因为那时的教育给很多人带来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希望。但是近二十多年来能有钱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少，而中学毕业生能找到比较好和比较稳定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少，美国的教育已经不再能负担起缓和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任务了。

　　但是美国教育对美国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也就是它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维持仍是完全必要的。

　　1975年，一个叫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的组织出版了《民主政治的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cy) 这份报告[3]。三边委员会是个“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它成立于1973年，是由北美（美国与加拿大）、欧盟和日本这些国家（地区）中的重要经济和政治人物组成的。这个委员会虽然是个非政府组织，但它在每年开会时所讨论的议题却是与三个地区相关联的重要经济和政治问题。这个三边委员会对这些国家（地区）的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它的建议往往成为这些政府在政治决策上的依据。为什么这个三边委员会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时出了这样一份报告？为什么这些来自统治世界国家的精英们在这时得出“民主政治”危机的结论？这份报告的作者提出了什么建议来挽救这个危机？

[3]见http://www.trilateral.org/projwork/tfrsums/tfr08.htm。 这份报告的作者为Michel Crozier,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Joji Watanuki 。

　　这里得先讲一些这份报告出版的背景。早在十九世纪末，美国的势力就进侵拉丁美洲，逐渐取代了前殖民者西班牙和英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地位，同时在亚洲，美国也向十六世纪崛起的老帝国挑战。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它取代了战前的英国成为帝国之首。美国在国外用它各方面的优势，来扩张它的势力范围。它在世界各地支持独裁政府来镇压争取民族解放和护卫人权民主的抗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美国国内的右派势力高涨，统治权力中心对美国左派发动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展开了对进步思想的坚决斗争。

　　从二次大战前开始，欧洲的前殖民地相继独立，在战后的二十多年中，全世界各地人民发动了民族民主斗争，许多国家更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要求解放的力量震撼了世界的权力中心。不管美国有多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它也无法镇压世界上的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美国用武力干涉，并用经济援助来支持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的独裁者，但是来自群众的对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的诉求总是一波继一波在世界各地掀起。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国内也面临从底层组织起来的各种争民权和争民主的运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从为美国黑人争取平等的民权运动到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民主反战运动，在全国大规模的展开。美国的黑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反纳粹的种族歧视的战争，为国家流血牺牲。胜利后美国黑人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再忍受二等公民的待遇，于是争取民权的运动得到广大的黑人和进步的白人的支持。但是国家的权力中心就是不接受他们的合理的要求。从五十年代开始，到六十年代争取民权的群众运动壮大起来，在全国各地展开。1964时美国政府才在广泛的社会压力下通过了《民权立法》(Civil Rights Act)。与民权运动相关联的和相互影响的，又有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和从六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初的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运动，及其之后的妇女运动。参与运动的群众都是在既存的政治体制内无法找到支持他们的代表，因此才必须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达成他们的诉求。这种草根性的民主运动直接挑战美国权力中心。

　　这样的现实使得权力中心感受到了威胁，三边委员会所指出的这样的民主已经成了“过度的和滥用的民主”，因此他们得出“民主政治”已经面临危机的结论。他们认为，从六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国内和世界各地由底层发动起来的民主运动对世界的权力中心已经产生了威胁，并认为这样由群众发动起来的民主对权威产生了损害，并可能会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动摇，他们提出应当提倡一种新的民主或可称为管制式的民主（regimented democracy）。

　　威亷•鲁宾逊在1996年出版了《推销多头政治－全球化，美国的干预，和霸权 》（ Promoting Polygarchy: Globalization, U.S. Intervention, and Hegemony） 这本书。鲁宾逊把这份报告中所说的管制式的民主称为多头政治，他对美国用推销这种多头政治来扩张它的霸权有很深刻的认识，在书中他将美国如何借着宣传民主为名来维护它在世界上的霸权作了很深刻的阐述和分析。这本书值得我们好好地研读。

　　从二次大战结束到苏联倒台的几十年中，美国大力增强它的武力，它在全世界各地进行各种干涉，美国政府把它这样作的原因，说成是为了抵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和保护美国的安全。受了美国宣传的影响，一般人也都这样相信。鲁宾逊说，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书的开头他就节录了在1948年时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部主任的一段话，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这样说：“我们的人口只占世界的6.3%，但我们拥有世界 50%的财富，因此一定会招来嫉妒和不满。”他接着说：“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日子里真正的任务是，推出一个可以允许我们能维持这种不平等的优越地位的策划。”鲁宾逊认为，凯南的话说明了即使是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抵制“共产主义的威胁”，而是要保卫美国作为世界霸权所能享受的利益和权力。（Robinson, 第1页)

　　长久以来美国为了它本身的利益，在世界各地支持独裁政府是众人所知的。美国从早年支持蒋介石来对抗中国的解放，到二次大战后它用军事干预和经济援助支持了众多独裁政府——菲律宾的马科斯、南韩的李承晚、南越的吴庭艳、智利的皮诺切特以及尼加拉瓜的索摩查。美国中央情报局又颠覆了多少个由人民合法选出来的政府代表——伊朗的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gh，危地马拉的阿本兹Arbenz，智利的阿连德Allende，厄瓜多尔的罗尔多斯Roldos。这些还只是少数的几个例子。长期以来，美国在世界各地颠覆合法选出来的政府，安置情愿作美国傀儡的军事大独裁，并给予这些独裁者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包括动用中央情报局协助这些独裁政府或是公开出兵支持。

　　美国侵略越南战争失败后，在拉丁美洲面临各方面的挑战。智利民选出来的社会主义总统阿连德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该国的经济利益，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将阿连德谋杀后扶植了它的傀儡皮诺切特建立独裁政权。接着尼加拉瓜的革命，伊朗由美、英扶持起来的巴列维王朝倒台，美国在世界各地都面对着反对它帝国霸权的直接挑战。鲁宾逊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由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也越来越无法镇压它们国内的进步力量，而美国的权力中心也受到国内一波又一波民主运动的威胁。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美国必须要改变它的统治策略，以便一方面应付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抗运动，另一方面要维持它作为帝国领袖所必须掌握的霸权。《民主政治的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民主政治的危机》出版后，受到三边委员会推荐的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这方面的作法有了明显的改变。一方面它并没有放松自己的武力装备，并且随时有可能用武力去征服别的国家；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外交政策转变成在世界各地推销民主，到处要求别的国家举行美国式的民主选举。不久前出兵攻打和占领伊拉克，除了谎称核威胁外就是以推翻独裁者建立民主体制为名的。美国帝国主义的实质没有改变，但是它的作法特别是它的宣传却有了明显的变化。美国的“人权民主”宣传迷惑了许多人，以为美国真的有意要协助他们争取民主。对美国“民主政治”缺乏了解，就容易存有这样的幻想。

　　鲁宾逊就三边委员会的这份报告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作了分析。他说，这份报告认为对待第三世界的人民就像对待小孩一样，需要用坚定的手段。但是坚定的手段并不一定要靠独裁政治，因为独裁政治不见得很有效。事实上，更有效的是利用民间社会组织的宣传，来给人灌输一定的想法。目的是要达成一种上面所提到的“管制式的民主” 又可以称为“低强度的民主”(low intensity democracy)。其实他们所提出的民主就是一种由权力统治中心设计和布局的民主。要达成这样的目的就要在民间组织内活动，也就是要在（由美国设计的和资助的）民间组织 (或称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中——像工人运动组织、妇女运动组织、青少年运动组织、农民运动组织中，传播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用这些所谓民间社会内的组织来与一些真正要挑战权力中心的群众组织对抗。事实上，这样的作法就是要控制和利用民间组织来宣传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结果是蒙蔽了一些热心参与运动的人，使他们接受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鲁宾逊认为，这种民主并不是要人民参与治理国家，或者让人民在当政者决策经济或政治的过程中可以发表意见。他们所讲的民主就是一种由权力中心设计和布局的，但是看起来像是有民间参与的民主。鲁宾逊把这样的政治称为“多头政治”。他说，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美国对别的国家的控制就是用新自由主义来重整它们的经济，在政治上则是用“多头政治”来加以控制。

　　鲁宾逊对这些机构如何在落后国家推行这样的民主进行分析后说：“他们的目的就是在被美国干预的国家内复制出与美国一样的权力结构，作法是培植与美国利益相符合的现存政治党派和组织，如果这样的党派和组织不存在的话，就从头建立一个新的类似的组织。除了少数例外，作法上是在这些国家里扶植当地的精英来成立一些民间组织（NGOs）。这样作的目的是借着这些 NGOs 去和当地的广大群众组织竞争，以便化解真正在民间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的力量。”(Robinson, 第105页)，

　　美国政府根据这份报告的建议相继作了各方面具体的改革，以便应对这份报告所指出的危机，其中包括建立了两个对外推销“民主”的机构——国家民主基金会和民主促进处。其实，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对它如何在世界上巩固它的霸权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二次大战结束后到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在国外的政治工作一向都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主持。到了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新出现了一批对政治工作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这批人认为国外的政治工作应该从中央情报局独立出来，这样可以使国外的政治工作更为有效。事实上，中央情报局暗底下作的颠覆工作仍然继续，但是在此之外又加上了公开的有合法性的各种有利于美国维持霸权的政治活动。

　　1983年在美国里根总统的任期内，美国的国家安全局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成立了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 这个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常被宣传成是一个独立的私人机构，但事实上它是直接隶属于美国国务院之下，它的经费完全是由国会拨款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工作是在世界各地推销美国式的民主政治。除了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个组织之外，美国国务院在1984年又成立了民主促进处（Office of Democratic Initiatives, ODI）。成立这两个机构的目的都是要“帮助”落后国家建立民主政治。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活动比较不公开，而民主促进处着重于公开的政府与政府间的交往，像“协助”一些国家来改革它们的司法系统，训练这些国家的国会会员，以及在落后国家选举时派遣审判委员前去监督等。这两个组织又通过其它政府部门（像商业部、美国大使馆）和民间组织（像工会中的AFL-CIO的国际部，和学术及研究机构）来进行工作。这样的作法主要的是为了要模糊政府机构与民间组织的界线。

　　鲁宾逊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了近二十多年来，美国为了维持它的霸权在外交政策上所作的改变。美国除了武力之外更加强了用非武力来达成它的政治目的。他在书中详尽地说明了美国如何在第三世界国家（他用菲律宾、智利、尼加拉瓜、和海地为例子）一方面由着资本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来全盘重整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采用了与新自由主义相配合的“多头政治”(polyarchy) 来巩固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除了在经济和军事上依靠美国的支持，连在国内它们如何能持续地统治也要靠美国来策划。“多头政治”就成了维持美国世界霸权主义策略中的重要一环。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四个国家外，鲁宾逊在书中还叙述了美国在南非如何用扶植当地的一些所谓民间组织来影响南非的政治，还有如何协助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改革和前苏联的解体。

　　长期以来，美国在南非都是支持从殖民地时代延续下来的少数白人政权的统治，而南非的白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0%。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当政时，在一份国家安全研究委员会的第39 备忘录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Commission Memorandum 39)[4]中，清楚地写着要长期与少数的白人政权结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 这个政党还被美国称为恐怖组织。即便ANC的领袖曼德拉 (Mandela) 被关在监狱里，但是在他的领导下，ANC 组织仍然领导着被压迫的黑人作经济和政治斗争以求解放。当群众运动力量逐渐扩大，并得到世界上正义力量的支持时，少数白人的政府再也镇压不住了，美国在这时要南非政府与ANC妥协，1989年曼德拉被释放出狱。由曼德拉所领导的运动要求政治和经济的解放，这时美国就在南非积极展开了它的工作来影响南非的政治。1985年到1992年间，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 在南非展开工作，它援助南非黑人精英建立起来的一些组织，像商人协会、工会、教会组织、教育组织，还给予南非黑人贷款来做生意。美国这样做是为了培植南非黑人中温和派的力量，以此来孤立激进派的力量，在非洲国家国会（ANC) 中制造分裂。虽然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但是他并没有实权，他只能放弃他早年所坚持的经济纲领，纲领中包括将南非的矿业、银行业和一些垄断企业国有化，以此来解除少数白人垄断南非经济的状况。但结果是，在政治上南非有了黑人总统，经济上仍然是由少数白人控制。南非贫穷黑人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再加上艾滋病的蔓延，南非人的平均寿命年数从1990年到现在减少了十三岁。

[4]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是一个由南非黑人组织的政党，目的是要争取南非黑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平等。在中国大陆被译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为“非国大”。

　　另外有关前苏联与东欧国家，鲁宾逊的书中节录了泰晤士报 (Time) 中的一段话:“在1982年的前半年，美国开始了它一项五个步骤的计划来搞垮苏联经济、搞坏苏联与华沙条约中苏联附庸国之间的关系、以及迫使在苏联帝国的内部改革。美国加强国防武力的装备使得苏联无法与美国竞争，美国暗地里在匈牙利、捷克、波兰各国鼓励改革运动，并以华沙条约会员国是否愿意采取自由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为标准来给予它们财力上的援助，更用禁止给苏联提供西方和日本的技术来造成苏联在经济上的孤立，同时加强利用自由广播(Liberty Radio)、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 、自由欧洲广播 （Radio Free Europe）来向东欧国家人民传递美国给他们的信息。”（Carl Bernstein, “The Holy Alliance,” Time, 1992 年 2月 24日，全文第 28-35页，此段在第 30页。）在苏联倒台之后再来读这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和引为警惕。

　　在1984年到1992年之间，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其它相关联的机构在全世界109个国家内展开类似的“推销民主”活动。其中在非洲有三十个国家，在亚洲有二十四个国家，在中欧和东欧（包括自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共和国）有二十一个国家，在中东有八个国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有二十六个国家。由此可见，美国用“推销民主”来扩大它的影响力和稳固它的霸权的活动规模之大。

　　约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 是一位常在《每月评论》发表文章的作者，后来做了这份杂志的主编。福斯特给鲁宾逊的书写了一篇书评(MR, 9/97)。在书评的开始，福斯特这样说：“一般人常认为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是一种纯属于经济的哲学，包括从极端保守的哈耶克和一些其它二十世纪的（包括一些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们尝试着为一种比亚当•斯密 (Adam Smith) 书中所写的更能自我调节，无须国家来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作辩护。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了解与新自由主义经济配合的政治部分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苏联倒台之后，美国在意识形态的工作上倍加努力。没有几年的时间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理念就占领了全世界，像民主促进处（Office of Democratic Initiatives, ODI）和与它合作的各种组织，包括美国的最高学府的知名学者，在塑造新意识形态上采取了攻势。它们除了用学术讨论会和文化交流的方式扩展美国的影响力之外，更在很多国家推举选拔精英到美国最有声望的大学接受教育。

　　就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利用墨西哥无力偿还外债的机会迫使墨西哥全盘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改革它的经济结构。这时墨西哥统治阶级中出了一批新贵，这些人都是有钱人和有政治势力人家的子弟，他们不但受了高等教育而且曾在美国留学。到了八十年代初，这些精英在美国学的一套新自由主义经济正好为墨西哥改革所用。（Krugman，第 41-42 页）八十年代中期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开始了一连串的改革，就像美国前任联邦储备银行Paul A. Volcker所说的，墨西哥的改革是非常彻底的，它的政府卖掉了大批的国有企业，降低了进口关税，取消了许多进口管制，也取消了对外资的限制。继Madrid之后萨利纳斯（Salinas）当选总统，上任后他重用一批在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经济系毕业的精英来治理经济。在这批新人执政下，墨西哥完成了改革，萨利纳斯与美国谈判，为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做准备。

　　除此之外，美国政府更将最保守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安置到一些国际金融贸易组织，像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去担任重要职位。芝加哥大学的保守大师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对八十年代保守思想的复兴功劳很大，他不但常被一些落后国家的当权者邀请作为经济改革的顾问，而且他的桃李满布第三世界，他的学生往往都在这些国家中担任重要职务，因此他可以通过这些学生来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总的来说，这些年来美国成功地用推销“民主政治”来维护它在世界上的霸权，但是愈来愈多的人认清了美国的企图与伎俩。鲁宾逊的书用很多实际资料对美国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值得我们仔细研读。

　　美国的“民主政治”不能解决美国本国人民的一些基本要求，许多美国老百姓对他们的议员和总统都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这些政治家已经被利益集团收买，因此不会去为一般老百姓争取利益。今天美国老百姓面临各种困难，他们在美国经济每况愈下的现实下找不到工作，即使有工作的人，长期以来工资没有调整，但是物价却不断地上涨，如今汽油和食物的上涨已经超过了许多家庭的负担能力。除此之外，美国的房屋价格却因房屋贷款的危机不断地下降，许多家庭所欠银行的贷款已经超过房屋的价格，因此只剩下宣布破产一途。也有许多人被利息百分之三十的信用卡债逼得走投无路。更有一大批人生病没钱治病，没钱买药，连《华尔街报》都报道患癌症的病人要作化疗得先缴四万五千美元。（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报，2008年4月28日第 A-1页) 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刺激经济的方案给每个家庭退了几百块钱的税，这几百块钱的帮助实在是极为有限的。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累累，美国因贸易赤字所欠下的外债，其中包括欠中国的、欠日本的、欠欧盟的和欠其它许多国家的债完全无法偿还，却继续向这些国家借债来打伊拉克战争。

　　美国政府在必须面对它在国内国外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同时，它却在全世界用推销它的“民主政治”来巩固它的经济控制和政治霸权。这几乎是难以让人相信的事，却是每时每刻正在发生的。


　　2008年12

　　Bagdikian, Ben H. The New Media Monopoly, Beacon Press, 2004

　　Blendon, Robert J., John M. Benson, Richard Morin, Drew E. Altman, Mollyann Brodie, Marios Brossard, and Matt James, “Changing Attitudes in America,” in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eds. by Joseph S. Nye, Jr., Philip D. Zelikow, and David C. K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Borjesson, Kristina, Into Buzzsaw, Leading Journalists Expose the Myth of a Free Press, Prometheus Books, 2002

　　Crozier, Michel,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Joji Watanuki, Crisis of Democracy, A Task Force Report by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1975

　　Krugman, Paul,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W.W. Norton & Company, 1999

　　Phillips, Peterwww.buzzflash.com/articles/contributors/1517

　　Robonson, William I., Promoting Polygarchy: Globalization, U.S. Intervention, and Hegemo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chumpter, Joseph,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Harper Perennial, 1962

　　Stiglitz Joseph and Linda Bilmes, 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 The True Cost of Iraq’s Conflict, W.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8

　　Task Force on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merican Democracy in an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 2004

　　Volcker, Paul, and Toyoo Gyohten, Changing Fortunes, the World’s Money and the Threat to American Leadership, Times Book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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