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动力的衰弱与正规就业的困境

中国市场动力的衰弱与正规就业的困境

----市场经济的深层危机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艰巨任务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6年12月3日

内容提要：种种迹象显示，我国80年代拉开序幕的市场化改革，由于市场环境的恶化，不公平和不平等竞争的流行，企业税负较重，灰色收入巨大，垄断企业吞噬市场利润，中小企业、个体户经营困难，失业增加，导致市场化改革动力日趋衰竭。在政府与市场这两驾马车当中，政府变得日益强大，市场利润日益被权力侵蚀，并且，腐败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财富漏斗，在经历了26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尽管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大批社会财富不知流向何方，以致导致我国目前仍然被严重的内需不足所困扰，就业难和创业难等民生问题仍然困扰着社会。日益抬高的工商税收和金融服务门槛将一大批劳动群体拒之在正规就业范围之外。

在这场权力主导型的经济发展中，由于权力的寻租与政商腐败，中国企业面临着全面的信用危机，道德和信用的丧失正在动摇整个社会信任的基础。这对中央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因此，我国改革阶段性的转变已经到来，中国必须既要建立市场，又要培育市场和扩大市场；既要对市场严格管理，又要赋予市场应有的权利；既重经济体制改革，又重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要尊重和完善劳动群体的政治权利。如果不促进社会的政治进步，如果不能有效地提高政府效率，遏制腐败权力，中国的改革有可能进入一个大众失望阶段。中国的发展仅有经济发展而缺乏权利的发展是不够的，仅有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便会走样。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群体庞大，市场动力衰弱，创业和就业门槛提高，权力侵蚀利润，国民经济的财富漏斗，劳动权利缺失，改革深层危机。

一、 寻租导致的灰色收入数额巨大，

权力严重参与市场，政府开支日益膨胀，

如何判断当前的改革形势和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判断。

我国市场环境的恶化有种种原因，其中最大的原因莫过于税负沉重、寻租严重和政府开支庞大。从1978年到2003年，我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了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了88倍多，我国公务和行政性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西欧的6倍，日本的19倍（见《改革内参》2006年第30期5页）。

中国目前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干部官员群体，由于干部终身制的政治体制和重叠烦琐的官僚体制，目前我国政府机构人员庞大臃肿，官多为患！一个省往往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有几十个县级干部，用前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的话说，这种状态可以说古今中外都没有过。再加上庞大的离退休的老干部群体，所需要的财政经费开支十分巨大。整个国民经济产出在很大程度上要被用来养官。特别是在一些不发达地区，整个市场经济活动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养官”运转。

鉴于政府开支庞大，导致政府不能不制定较高的税负，过多地从市场索取养官资源。政府不仅通过税收吸收社会资源，还通过寻租聚集社会资源。如果说通过偷税漏税来对付过重的税负，还能使企业保留一点利润，但市场无论如何也难以逃脱制度的寻租。

在经济转型期，我国必然存在着价格的双轨制。正是价格的双轨制，产生了权力寻租的丰厚土壤。早在90年代，经济学者胡和立等人就计算出，1988年的价差、汇差、利差以及其他租金高达4569亿元，占当年GNP（11738亿元）的40%。最近，国家信息中心高辉清等人又计算出，2004年，我国全社会的寻租的租金为4.6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9%，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5倍，相当于当年国家工资收入的2.3倍（《权衡》杂志2006年第11期26页）。

这部分租金包括：商品差价带来的租金、利率差、外贸许可证带来的租金、地价差、农民工劳动力价格差、社保欠帐、垄断行业的垄断租金、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应交而未交的税金、教育租金等。由此可见，税收之外的寻租拿走的本来应该归市场的利润几乎比税收拿走得还要多。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严重依赖于政府，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权力一直深深地卷入在市场之中。由于政治改革滞后，政府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又由于改革过程中阶段性的价格双轨制，这种状况给权力寻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改革20多年来，每年有将近1/3的GNP被寻租拿走，1/3的GNP被税收拿走，曲指算一下，企业和劳动者还能剩下多少？谁还愿意在市场上流汗拼命？这就是今天市场动力衰弱、市场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现在很多人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质疑：发展的成果哪里去了？譬如，日本和韩国等国，经济高速增长期还不到25年，每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没有中国高，但这些国家很快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日本在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时期，工资增幅每年超过美国70%，工资水平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便追上了美国。而我国的发展，对于大多数工人农民来说，经济发展的成果象是一个黑洞。为什么改革近30年了，大多数的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没有多大变化，许多的人甚至生活在贫困线上。这么高的经济增长，所创造出的国民财富到底都到哪里去了？

通过一桩桩的腐败大案，也许能给我们一线启示：10月11日晚，中纪委、检察院、公安部对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的住宅查抄长达10小时。在大厅吊灯罩内抄到两本护照，在油画框内抄到两本外国入境签证，在睡床梦思床垫底层有85万美元现钞，都是百元面额，一百张一包用塑胶封好，在夹层书柜里有五百多本境外色情书刊。更令人惊讶的是，邱晓华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地用假名开的九个银行账户中，仅各种外汇就高达1700万美元等值，总共加起来，折合人民币约1.4亿元。这些赃款稍微平均分摊一点，也不至于出现今天社会这种贫富分化状况。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一个巨大的财富漏斗，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日本和韩国大不一样，其最大的不同是：日韩没有一条向国外输出财富的渠道，而中国，由于腐败等各种原因，一边发展，国民财富一边向国外流失，这就是中国国内难以富裕起来的真正原因。改革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成果有多少流向了海外？至少也是天文数字。所以，腐败和缺乏政治体制改革支撑的单腿经济改革，使中国出现与其他国家发展迥然不同的现象。

对此我们不能不深思：中国是在走着一条拉美道路，还是中国式的独特道路？

二、企业腐败同样猖獗，官商勾结下的企业危机正在浮现，

市场环境的恶化还表现在企业方面。由于税负过重和权力寻租，我国的市场和企业部门每时每刻都在与政府进行着艰巨的较量，这种较量有时是欺骗，有时是合谋。所谓欺骗，就是尽量少交税，瞒报利润。其核心都是谁来控制市场财富。我们把这种行为称做企业腐败。

请看公开报道的事实，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统计，2005年在1371家上市公司中，有776家试图虚报利润，虚报总额达人民币388亿元。另外有590家上市公司曾试图虚报资产，虚报资产总额达1094亿元，虚报的目的可能是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可用资产抵押。上市公司是中国最正规的一批企业，但在这样一批公众企业中，也是假帐盛行。至于其他企业，作假行为更是普遍。

以房地产业为例，今年11月份财政部发布的第12号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显示：所检查的39户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报表反映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仅为12.22%，而实际利润率高达26.79%，隐瞒利润超过一半，利润不实33亿元。如果按此比例来估计，房地产行业一年大约要少交2000多亿税收。全国各行各业瞒报的税收估计也要五六千亿元。

但有的时候是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合谋进行贪污腐败。这种合谋是将未进入市场的资源和企业利润在官员与企业间进行分赃。以最近大量暴露出来的落马企业家的案例来看，许多企业都是通过与政府部门串通，占有社会的公共资源。

譬如，最近暴露出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和福禧集团张荣坤案，便是一桩官商勾结的最典型的案例，政府社保部门竟然挪用数十亿资金由私人企业来运用。在庭审原科龙集团董事长顾雏军时，这位曾风云一时的企业家在法庭上进行了将近3个小时的“演讲“，为自己喊冤叫屈。喊冤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当初他办的一些事情得到了某些主管部门的特许，他之所以犯法违规是因为有政府部门官员的允许。

张荣坤案和顾雏军案仅仅是我国企业与政府关系的一斑，如果细细追究，便可以看出官商联手进行寻租合谋的内幕的大的轮廓。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上是一目了然的，正是这种体制导致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出现了巨大的寻租，在一个不规范的经济体制下和在一个不廉洁的政府管理下，无论是官员和企业家都难免清白。最近不断暴露出的案例都在说明中国企业这种脆弱的状况。欧典木地板公司说谎欺骗顾客长达6年便是又一例证。这里面反映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企业家的道德品质太差，二是政府管理部门监管太松，或者是收受了贿赂。

我国是一个正在转轨过程中的国家，制度不不健全是肯定的，但如果长时间建立不起使企业家自律的一个市场环境和一个受制约的政府，便会使使市场处在一个无序的状态。当前种种暴露出的企业作弊案都反映出企业家腐败行为的猖獗。如果说前几年外逃了一个赖昌星，最近上海暴露出来的张荣坤在官商勾结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创业和就业环境的恶化以及就业倾向的转变

市场创业环境的恶化还在于我国市场的相对饱和，进入90年代末，我国经济开始走入生产过剩时期，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进入市场创业的企业已经发展壮大起来，并逐渐扩大和稳固了自己的市场地盘，有些市场甚至被一些大企业完全垄断。随着行业和产业的成熟，市场的瓜分已经结束，留给市场的创业空间越来越小，大企业垄断和竞争的格局基本形成。目前，很多经济领域出现了领主经济现象，资源和特权拥有者不用付出多少劳动，只靠收租就可以获得滚滚财源。

另外，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政府一直在以各种优惠政策在制造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一些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扶植当地一些优秀企业，使这些企业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基础之上。特别是对外商的待遇优惠，到今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内资的发展。两税合一到现在还未能提上人大的桌面，外资与内资企业的待遇至今不能平等，这些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公平竞争。

在这些年的国际评比中，我国的经济自由度在世界上一直排在第100位之后，政府设置的种种不平等障碍，不仅抬高了社会的创业成本，也降低了市场的扩张和对劳动力的需求，更难以培育出企业家的公平公正精神。这种局面造成了今天市场创业机会的减少和就业的困难，由此也严重地影响了当前我国青年人的就业观。

如果说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大学生和机关干部对市场还充满了憧憬，很多干部和学者下海经商办公司，那么到了21世纪的10年代，这种对市场的渴望和向往已经变得荡然无存。今天，已经很难看到机关干部转行干企业，而青年人选择就业的第一目标就是国家公务员。2007年的公务员招考中，最热闹的中央机关和中央直属机构的职位，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7个文秘科员职位至今已有5300个人通过了报名审查，其他国家机关部门也普遍地出现了几千个人抢一个职位的现象。国家广电总局的某个热门职位的报考人数供求比例竟然达到1：3000。

另有报导说，武汉大学法学院300多名硕士毕业生去年差不多全部报考了公务员，最后被录取的只有五六个人，这几位“成功人士”成为年级里的被人艳羡的传奇人物。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一，社会思想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当年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变成了到最有权势和利益的地方去，升官发财成了青年一代的新价值观。二，当今的政府部门已经成了中国社会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和收入丰厚而稳定、社会福利高的地方。就业价值观的转变最有说服力地反映了我国改革的价值取向和风向标。

据最新的报道，11月19日上午，在郑州市中原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的现场招聘会，不到早上7点就被从各地赶来的大学生包围了，当大门一被打开，人群就象潮水一样向中心涌去，两扇大玻璃门也被挤倒，大学生们踩着碎玻璃汹涌而进，博览中心的一部电梯扶手在众人的挤压下也向外倾倒了。这几年里，类似这样火爆的场面在一个个城市里轮番上演。在如此激烈的竞争压力下，大学生的月薪被越压越低，不少人连600元的底薪都愿意接受，甚至还出现了不要工资先行试用的现象。

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资源应当聚集于创造财富的市场和企业，政府是为之服务的部门，然而，今天的中国，仍然延续着官大于商、权大于钱的政治文化传统。沉重的税收和权力过多地干预，使市场苦不堪言。市场创造的财富大都用来供养一个庞大的政府和特权官员，这种状况使市场已经变成一个苦差事，青年人再也没有人愿意进市场创业，吃苦冒风险，大学生们纷纷涌向旱涝保收的政府部门。

市场环境的恶化还在于市场的饱和与劳动力的过剩，经过20多年的市场发育与培育，我国的市场已趋于成熟，十几年间国企改革，四五千万的国企冗员被推上市场，再加上每年新增加的近2000万劳动力，已经使就业市场人满为患。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加大创业活动，就业机会的缺少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恶化的市场环境和市场资源的短缺又使投资者和创业者缺乏热情。

就业是最具趋利避害特点的经济活动，就业倾向最能反映我国改革的本质特征，“公务员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市场经济环境的恶化，反映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倒退和停顿。目前，在市场上投资创业和自谋生路的风险越来越大，竞争加剧，收入微薄，许多早年下海者想方设法重新上岸，迫使年轻的一代涌向公务员行列。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80年代和90年代的放权让利，曾经一度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趋于平衡，在对权与钱的追求上，社会风尚一度弃权趋钱，大批体制内精英下海，政府部门似乎已经变成无油水的单位，但由于90年代之后的演变，政府和权力再度建立起它牢不可破的权威。

四、失业人数日益庞大，就业形势日益恶化

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应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约1800多万人，但新增工作岗位的数量不增反减，前些年还可以达到1000万左右，但近几年却在下降，估计在800万左右。这与猛增的就业群体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并导致我国的失业率和自由职业者的人数不断上升。由于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从工业部门挤出的大量职工涌入服务业，使服务业从业人员大增，行业利润率下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社会底层经营者的生存状况有恶化趋势。这种现象值得引起我国中央政府以及各相关部门高度关注。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就业增长弹性系数明显下降。1980-199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0.3%，同期就业增长率为6.18%，就业弹性系数平均为0.6，1995-200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1%，同期就业增长率为2.55%，就业弹性系数下降为0.28！

1992年底，我国就业人员总数为66152万，2004年底我国就业人员总数居然也是66152万，这是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12年间，我国从业人员总数居然没有增加。这一数字说明，要么一部分从业人员统计在内，要么一部分原先的从业人员被过早地纳入退休的范围之内。

具体来看，1995年底，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11483.8万，2004年底增加到15419万，10年里增加了3935.2万，增长34.3%。而1995年底，我国乡及乡以上工业从业人员14735.5万，2004年底12209.6万，减少了2525.9万，减幅17.1%。将第三产业增加的3935万人减去第二产业减少的2526万人，十几年间两个产业净增的从业人员仅有1409万人。而2004年我国的GDP是1992年的309%，按可比价格计算，12年间我国的GDP增加了2.1倍，然而，工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员只增加了5.38%。

与此同时，从1992年到2006 年，我国总人口约增加了12%，即约增加了1.4亿人口，新增劳动力大约1亿多人。在就业人员总数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1亿多新增劳动力只有进入失业和灵活就业的自由职业者队伍之中。在正规就业之外，涌现出大量的非正规就业者和失业者，这是近年来我国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最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劳动就业增长的幅度远远比不上GDP增长的速度，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很少拉动就业增长；二是自由职业者的数量和占劳动力结构的比例大大增加。就目前来看，我国非正规就业和失业、待业人口至少在1.5亿左右。如此庞大的数目已经撵上和正在超过正规就业的大约1.5亿人。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判断我国的非正规就业者的数量有多大。目前我国总人口13亿，劳动人口7.5亿，其中有3亿多留在农村，约有4亿多在城镇和沿海工业地带。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2004年全国各种行业企业法人单位人数15963万人，约1.6亿人。假如2006年我国企业法人单位的人数为1.7亿，那么城镇中至少有2.3亿人属于灵活就业、临时就业和失业者。假如这2.3亿人中有5000万是长期失业者，那么，非正规的临时就业者人数就在1.7亿人左右。这就是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新情况----大量非正规就业人口的出现。这些人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生活状况处于极其脆弱和紧张的状态。

因此，今后四五年间，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就业压力和社保压力！由于高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与劳动力增长的程度完全不相符，导致下层失业群体、劳动群体的生活步履为艰，失业、待业群体日渐庞大，低收入群体日渐庞大。这一现象除了与收入分配有关，与财政税收密不可分，更与国家工商局部门对中小企业的烦琐管理模式有关。如果工商和税务部门不改变对这一群体的管理和税收方法，如果不减轻这一群体的税收负担，如果国家不将国民财富向下层分摊，庞大的下层群体其生活窘境是不言而喻的。

五、工商税收金融服务等部门将1亿人排斥在正规就业之外，

手续越完备，管理越严格烦琐，小企业的生存成本越高

市场经济国家都会有一定数量的非正规就业劳动者，但我国如此庞大的非正规就业人口决不正常。现在的约2亿非正规就业群体，如果采取合理政策，估计可以使1亿人纳入正规就业，但是什么原因导致这1亿多人被排斥在企业法人单位之外，以失业者、自由职业者、临时就业者的个体面目出现呢？说到底，是当前我国苛刻的工商税收门槛，不合理的管理政策，过高的金融服务业门槛，导致我国大批的劳动就业群体难以进入合法的企业部门，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难以大量地产生和发展。

如果说在六七年前，办个小公司还可以在任何一个银行里开户，但今天，要在中国银行开个帐户需要注册资金起码100万元，工商、华夏等银行至少要50万元。这种金融服务已经把大批的微型小公司拒之门外。象招商银行，即使开户门槛较低，但帐面上每天必须保持5万元以上的资金，否则每月要收取50元的管理费。

还有公司用房问题，前几年工商局曾经允许从事知识经济的咨询公司利用自己家的住房注册公司，但近来又不允许了。不管什么样的企业，统统都要到外面租房办公。光是一个注册地点，又屏蔽掉一大批进入正规就业的人群。现在很多正规企业，都允许员工在家办公，而注册公司却不允许利用自己家的房屋，这是什么为渊驱鱼的就业政策？！

目前，我国新增劳动力人口不断增加，而正规就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已经陷入饱和。从国有部门看，1992年到2004年，我国国有单位职工人数从10889万人减少到6710万人，12年间减少了62%，只有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的公务员人数在这一期间不断增加，从949万增加到1124万，增长了18%。总起来看，国有单位吸纳就业的功能正在萎缩。要想容纳大量的新增就业人员，只有靠新兴的民营企业。

然而在今天，民间创业日益艰难。制定政策的官员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制订政策的出发点，制定出的工商税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民间经济部门的诞生和发展。请看当今的社会，大学毕业生削尖了脑袋拼命往政府部门里面钻，没有人愿意走市场！再也没有人从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下海，90年代下海的人纷纷上岸。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这场改革恶化了市场中人的环境，只是加强和固化了政府部门和垄断部门的利益。

李炜光教授最近撰文指出：“中国的税收目前实行的是抑制创业、投资和经营的税收制度，是不利于扩大就业的税收制度，必须毫不迟疑地予以改变。”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对于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来说是典型的"绞杀政策"。这种绞杀制度，导致大批劳动群体远离法人单位和"税收经济"。

作为小型企业的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我们深有感触，沉重的税负和不厌其烦的工商税收管理，使这一就业群体烦不胜烦，难以招架。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当前工商税收部门的管理状况。

最近，国家税务局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两税合一换证手续，简直又是一场劳民伤财，浪费的财力物力不计其数。前几年，国家税务局在发票的形式上刚进行了一场改变，最近又在变更形式，这些做法对于大企业来说，有能力应付，而对于那些微型企业而言，简直是时间和工本费的浪费。

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国家税务部门将防贼防骗的安全成本最终转移到小企业头上。不管企业的大小，经营额的高低，都要装备机器以用来打印发票，或使用印刷成本高昂的小额票面发票。

并且，对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税收范围不断扩大，且不说传统的营业税、所得税、教育附加税、城建税、印花税、个人工资所得税、车船税，连小企业用自家的房屋办公都要交税，光这一项的税种就有2个：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最近又加上了一个残疾人保障金，不管有无收入都要交纳。办一个小企业简直象被四处拔毛。

还有工商和税务管理部门的繁文缛节，这两个部门对小企业的管理还恐怕抵消不了他们的税收成本和管理成本，有些管理完全是劳民伤财。就我们中心这个小公司创办几年来的经历来说，注册一个几个人的小公司，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财务会计一套手续都要购置，税收等一套手续都要一应俱全，不管有无收入，都要与各个相关的部门打交道。这种情况怎能不导致中小企业和个体户数量大减？！

据国家统计局普查数据，1999年时，我国个体工商户为3160万户，2004年时，下降为2350万户，减少了77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28万户。1998年时，我国企业法人为262.8万家，2004年为325万家，关闭与新增相抵，6年间只增加了62.2万家。仅2005年一年，法人企业即净破产关闭了30万家。假如一个企业平均安排10个劳动力就业，一个个体户平均安排两个劳动力就业，这就减少了2000多万个就业机会。

另据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估计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身上收取的各种收费和罚款，规模大约在3000亿元左右。如果按照两万元容纳一个劳动力就业来计算，至少有15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和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步履维艰，而中小企业，如果不设法避税和逃税，会有将近85%的企业被迫破产倒闭。

这就是近年来我国失业群体和非正规就业群体日益庞大、下层人民生活日益窘困的原因。而以重税哺养的政府部门和垄断部门其日子却大为好过，许多政府部门经费多得无处花，政府的奢侈日益严重。在烦琐的行政管理和沉重的税费挤压之下，中小企业和个体、自由职业者正在日益凋敝，这与政府希望的目标：经济繁荣和扩大就业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六、容纳非正规就业人口的服务业部门的利润极其微薄

由于前些年的国企改革，工业部门将几千万的从业人员挤进服务业，使服务业从业人员更加过剩，劳动供给更加充足，这导致了服务业某些部门的工资收入和企业利润十分微薄，竞争却相当激烈。

以2004年的经济普查数据为例，这一年，我国第二产业每19.6元的资产可产出1元的利润，资产年回报率是5.1%；而第三产业要67.96元的资产才换到一元利润（主要是将金融部门统计在内），资产年回报率是1.5%。在主营业务/利润总额比方面，第二产业是每发生17.84元主营业务可得税前利润1元，经营效益率是5.6%，而第三产业要每经营20.44元主营业务才获税前利润1元，经营效益率是4.9%。在企业资产/主营业务收入比方面，第二产业是每1.1元资产能产生一元的主营业务，资产利用率是90.9%；第三产业是每3.33元资产才产生一元的主营业务，资产利用率是30%，资产利用率相差2.03倍。

以上三个经济指标衡量显示，第三产业发展状况整体不如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中，容纳非正规就业人员最多的零售业、餐饮业、住宿业等，利润更加微薄。譬如，零售业从业人数占第三产业的13.4%，但其 利润只占这第三产业的2.8%，而批发业以占三产17%的人员创造了21.2%的利润。

2004年零售业个体户的营业总收入2.7万亿，是“企业单位”主营业务收入1.87万亿的1.5倍，个体从业人员2792万，是"企业单位"从业人员609万的4.6倍。全国6395万个体从业人员中，44%是从事零售业的。
在餐饮业，2004年整个行业利润只有29亿元，主营业务盈利率只有3%，相当于33.2元营业额才有1元利润，致使餐饮业的资产回报率只有1.7%，人均创造利润才1292元。而2004年，住宿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资产回报率为零、主营业务盈利率为零、利润总额是负的1.4亿，人均利润是负的68元。

当然，以上数字仅仅是根据报表统计得来的，与实际情况肯定有一定出入，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可以看出餐饮业、住宿业和零售业等行业是处在社会平均利润之下的行业，与电信业、企业管理服务业、房地产业等处在社会平均利润上方的行业无法同日而语。但这些行业又都是最容易容纳社会非正规就业者的行业。因此，改善这些行业的经营状况，对于我国社会的就业与底层社会群体生活，关系重大，

因此，我们从理论上产生了这种想法：我国能否诞生出一块“无税经济”或“低税经济”，以改善社会底群体的生存状况？能否使一个数量众多、收入微薄的劳动群体，生活在一个宽松的经营环境之下。这既是对底层经营者的一种照顾，又是对创业者的一种鼓励。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才能导致我国的小企业的生存发展，才能为我国的就业和创业开辟出一个新天地。

七、政策建议：将税收重点转向消费而不是生产经营！

抑制创业生产和鼓励奢侈消费的税收模式必须改革！

简化小企业的管理程序，实行低税或无税经营，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工商和税务部门的一些问题。工商部门的高门槛，屏蔽了大批社会人员进入以法人单位形式出现的劳动组织，而税务部门繁琐的管理和高额的税负，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创业积极性和吸纳就业的能力。

这与我国现行税收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只重生产领域里的税收，忽视消费领域的税收，高收入者和高消费者可以一掷千金，购买上千万元的高级轿车，购买上亿元的高级别墅豪宅，收藏几千万元的文物古玩，税负甚轻，甚至没有任何奢侈消费税。而生产经营者辛辛苦苦，每行每动都要上税。这种只在生产环节收税、不在消费领域收税的做法，是当前导致中小企业难以生存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宏观上讲，我国的税收重点必须从生产流通领域转向消费领域。目前这种税收体系是一种惩罚生产者和创业者的制度。譬如，中小企业目前都要交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两个税，但却没有对豪宅的财产税。北京北郊有一个叫“壹千栋”的豪华别墅园，每座洋楼面积大的价值上千万元，小的四五百万元，如果对这种奢侈消费稍微收一下税，也比从千万个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身上刮毛要多得多。

目前我国的税收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惩罚了生产者和创业者，鼓励了奢侈消费者和浪费者。因此，我们向国家税务局大声疾呼：免除压在小企业身上苛捐杂税！去向富人收税，不要向穷人收税！如果将小企业和工商个体户的税收负担减少一半，也就是大约1500亿元，这将极大地增强我国底层经济的活跃度，减少就业压力，改善劳动群体的生活状况，缓解当前社会的贫富矛盾。

如何简化中小企业和个体经商户的管理？工商管理局和国家税务局要通过认真研究，拿出一套新的方案来。譬如，能否实行小企业登记式管理，能否将诸多的小企业进行统一帐户管理和开具发票？能否使微型企业的经济活动免税化和低税负？能否将非发票非税收经济活动规范化？如何使小公司经济活动非税收化？

这些都需要国家税务局和工商管理局在新形式下重新进行研究。

八、重新审视改革方向：仅有经济的发展而没有权利的发展是不够的！

综观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轮廓：中国的市场经济仰仗于政府的推进，但政府的腐败又无时不刻地不影响着市场的行为，挫伤着市场的积极性，最后打造出来的是一个畸形的市场和负担沉重的市场。而市场力量的突围，主要表现在欺骗、作假帐和与权力合谋方面，由此导致了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当一个国家存在着过多的黑色收入，这部分国民财富就要通过种种洗钱手段向国外转移。这种模式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使中国出现了这样的景象：一方面是热气腾腾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方面是资源不断的外流。这在很大程度上减慢了人民富裕的进程，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内容与结果感受不符。

因此，转变中国改革重点的时代已经到来，政府不仅要想办法降低市场进入的门槛，降低中小企业、个体自由职业者的税负，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还要在建立市场的同时赋予和完善市场应有的权利，特别是尊重和完善劳动群体的政治权利。如果不引入导致社会进步的政治改革，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政府开支和腐败权力，中国改革到最后很可能是一场大众的失望。

结论：中国改革----没有权利的发展仅有经济的发展是不够的。当中国这些年里沉浸在渐进改革的踌躇满志之际，诸多问题已经悄悄暴露。到今天，已经越发明显了。

英文摘要：

The Dwindling of Momentum for China’s Markets & the Dilemma

in Regular Employment

----Deeper Crises in the Nation’s Market Economy & the Tall Task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By Mr. Zhong Dajun, Director of the Beijing Dajun Center

For Economic Watch & Studies

November 16, 2006

Abstract

Various symptoms indicate that due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market ambience, rampant injustices and inequalities in competition, heavy taxation, huge grey incomes, monopolistic businesses engulfing profits, medium and small businesses in difficulties and increases in unemployment, market reforms under way since the 1980s have led to the aggravating decline in the momentum for reform. In the duality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 former is gaining increasing power and market profits are being squeezed. Moreover, corruption has created a huge funnel through which tremendous wealth from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falling. For the past 26 years, although the economy grew at a high speed, resulting in tremendous economic achievements, huge amounts of wealth from the society ended up in unknown places. As a result, the country is now besieged by serious shortages in domestic demand, and by bottlenecks in employment and new business startups. Growing business taxation and the rising financial service threshold has excluded many in the labor force from regular employment arenas.

Throughout this power-ori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due to rent-seeking and corruption on the part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Chinese businesses are faced with crises in credibility on all sides, and the deprivation of morality and credibility is shak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entire edifice of trust in the society. And this has run into head-on collisions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goal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Therefore, China is at the juncture of an epoch-making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has she to build the markets, but she also has to nurture and expand them; not only have markets to be placed under tight supervision, but they also need to be endowed with due rights. Emphasis has to be placed not just on reforms of the economic regime, but also on the political one, and on respect for and consummation of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the laboring masses. Without pushing forward political progress in the society, without effectively promoting government efficiency and bringing corruption under checks, China’s reforms may indeed enter a period disappointing to all. China’s development would fall short if it focu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e and was found lacking in rights for the people. The reforms would be distorted if they were skewed towards that of the economic regime and away from that of the political regime.

文章名：shuisjy, shicdo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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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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