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改革的十字路口:转向社会经济

作者: 潘毅 来源:江南app网址 2013-05-02

改革的十字路口:转向社会经济

潘毅

  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主要依赖大企业与大资本,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实现利润为唯一目标,这必然造成其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关系的脱离。这种发展模式不仅谈不上有助于社会建设,更无法解决中国当下面临的种种深层社会矛盾。

  我们认为,相比于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的要旨应该包括:以人为本、立足社区、互助合作、民主参与、人与土地的和谐共生,以及一种“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在第二次改革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过去的30多年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及深层社会矛盾,十二五规划提出在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加强社会建设,注重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注重统筹兼顾,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一直以来,中国的高速工业化与劳动人口城市化之前的巨大落差造成了两亿多农民工“进退两难”的身份困境,他们的劳动权利与生存权利因为这种模糊的社会身份而无法得到保障,使幸福和尊严成为距离他们最遥远的梦想,而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更是农村问题的焦点。

  十二五规划提出通过城镇化来弥补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落差,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将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实现对国土的高效利用。这意味着,为了配合工业化发展,城市化进程即将全面展开。农民变成居民,一个缠绕在农民身上几十年的沉重的咒语似乎忽然解除了,换来的是一个轻飘飘的居民身份。农村变成城市可以如此容易,只要资本愿意向其招手,便可以戏剧化地在城乡一体化以及城镇化等政策口号之下迅速完成。

  土地被资本高效地使用了,农民是否因此过上了幸福的、有尊严的、有保障的生活?现实告诉我们,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向城市工业资本以及地产资本开放所带来的身份与空间转换,无法真正解决三农问题,甚至很可能将农民的生存境遇推向更加窘迫和尴尬的状态。

  2011年3月14日,我们来到重庆西永镇“老街”。2010年5月,为了给一家跨国企业筹建规模巨大的工业园,西永镇数万亩土地被征用,数十个村庄被拆迁,很多拆迁后等待搬入安置房的村民都住在“老街”,我们希望去了解拆迁后村民的生活情况。怎料到,只是随便跟一个在路边闲坐的村民聊起征地的事情,一下子就有三十几个人聚拢来,纷纷向我们诉说着自家的委屈。

  这些村民大多来自西永村和兰桂村等村庄,他们的房屋和土地被征用已经三年多,四口之家平均能够拿到的土地补偿、安置补助约为22万元,房屋拆迁补偿费由于每户面积不等多少不一,平均约为四五万元。这笔钱在购买了养老保险(20500/人)和回购了安置房(每平方米800元左右)后便所剩无几了。而现在,眼看拆迁已经过去三年,安置房却依然没有着落。村民这些年来只能在外租房,房租每年上涨,今年在老街租房一年就得支出近万元。再加上生活开销的大幅度增加,三年下来很多村民的征地所得款已花费殆尽。

  一些家庭比较困难的村民由于无法支付在老街的租房费用,自行搬回了已被推土机推平的村庄,在一片废墟之上搭起简易的棚屋,一家几口挤在窄小黑暗的空间之中。由于村中已经断水断电,他们只好又点起煤油灯,到池塘打水,用几块纸皮遮挡就算搭起了一个厕所。为了生计,他们重新在荒废的土地上种起蔬菜,并在老街的集市当起菜贩,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伤心的村民告诉我们,他们本来已经过上了小康的生活,有田有地,一亩菜地一年的收入也近万元,家家户户都有二层小楼,房子装修得干净舒适,现在却到了这步田地,像个拾荒的人。

  一个个类似这样的工业园区的扩展,背后隐藏在多少像西永村这样令人心酸的故事。城乡一体化,继续为跨国垄断资本高速累积创造奇迹,而这场圈地运动带给中国农民和农民工的,却是一场彻底的无产阶级化。他们不仅失去了原来的生活社区和社会关系,同时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就业以及各项社会保障都无法真正得以落实。

  这场城镇化的努力同时产生的是大批失去家园和土地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生的无产者,甚至,对于那些失去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中年农民来说,连一个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无法获得,仅因为年龄这个原因,他们就会被那些从东部搬迁过去的制造业企业拒之门外。在工业资本与地产资本的强强联手推动之下,除了造就圈地运动,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一体化。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不是以农村社区为本,以农民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城镇化模式无法真正解决三农与农民工的困境,并进一步瓦解了乡村社会,造成大批农民流离失所,无疑将会动摇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主要依赖大企业与大资本,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实现利润为唯一目标,这必然造成其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关系的脱离。这种发展模式不仅谈不上有助于社会建设,更无法解决中国当下面临的种种深层社会矛盾。

  那么,改革的出路何在?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同步进行?

  我们认为,经济的发展必须回归社会,将市场经济逐渐向社会经济转变。立足农村社会现实,真正推动和扶持多元化的经济模式,在农村社会的原有基础上培育工业化与城镇化,而不是任由或者鼓励大资本侵入农村社会,将土地和农民进行彻底的商品化,剥夺农民仅存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相比于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的要旨应该包括:以人为本、立足社区、互助合作、民主参与、人与土地的和谐共生、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

  一般来说,市场经济的主要缺陷在于资本垄断的不可避免,人与土地的高度商品化以及对社会与环境的破坏;而计划经济的主要缺陷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生产缺乏灵活性,官僚主义管理,工人的生产参与积极性和自主性不足。相比之下,社会经济则最大可能地避免了这两种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并吸收了这两者的长处:它整合了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与管理模式,并承继了计划经济的公平分配与社会参与。

  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经济不是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而是重新将经济发展嵌入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新型模式。社会经济的实践是多元化的、开放性的、非垄断的,真正回归社区和人的发展需求的。例如,合作社(生产者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社会企业、公平贸易、社区内生性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等等都是社会经济的具体实践。在走过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又接着走过了三十年的市场经济的当下,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双重压力,正在实践和探索中的社会经济,或许正是我们改革的新出路。

201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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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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