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引出深圳真相》补充记录
《富士康引出深圳真相》补充记录
这篇文章，是08年我对两年前四次前往富士康采访所作的补充记录，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富士康管理上的不足：保安的粗暴强悍，以及部分台籍管理人员在普通员工心目中的印象。
在血案屡发的逼促下，郭台铭先生有必要正视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痛定思痛，大刀阔斧，改变保安的精神面貌，提高管理人员素质，乃至纠正部分，或者说大部分台籍管理人员不正常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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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这次深圳之行的，是半年前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富士康风波。
这场始于2006年6月11日英国《星期日邮报》刊出的“iPod之城”，渐止于当年8月31日富士康与《第一财经》联合申明的巨大波澜，几乎把国内主要市场类媒体、诸多公共知识分子、各大网络论坛都卷了进来，在整个社会掀起了又一轮对 “血汗工厂”的关注。
这是一场“正义力量”大获全胜的纷争：“庞然大物”富士康终于低下了头，强悍出手的深圳中院很快陷入一场官场地震，深圳劳动机构不得不改弦易辙，深圳工会则很快在富士康强硬入场。
我阅读着厚厚的、来自媒体、网络有关这一纷争的文章。愈看一个感觉愈强烈：这是一场蹊跷而充满中国特色的硝烟。
蹊跷的感觉源自《星期日邮报》的“iPod之城”，该文激起公愤和引起巨大传播力的原因在于它称，为苹果代工iPod的富士康的普通雇员“月收入仅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但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虽然其时我已离开广东快5年了，但我也知道，这绝对不真实——即使在5年前，广东任何一家规模企业也都不可能是这样的工资数。这种未加证实的谣言竟能登上一家全国性报纸，委实值得人关注推敲。当然，也许，这个“蹊跷”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甚至很无趣：除了西方一贯的偏见外，这可能也与《星期日邮报》的编辑素质有关，毕竟，它也曾向读者摆过“简·方达伪造照片”这样低水平的乌龙，并因此被简·方达家人告上了法庭。
这场纷争的“中国特色”处处可见：当事方都拒不认错，各逞其强，被戴上“血汗工厂”帽子的富士康觉得“委屈”和“不公”，利用和官方素有交往之便，悍然启动了司法程序，同时成功游说本地喉舌起而指责对手，为自己大唱赞歌；首次报道确有瑕疵的《第一财经》认为自己代表了“正义”，没地方需要道歉，在强硬表示“无条件支持记者”后，迅速跟进了对富士康其他园区的报道，视点也都理所当然的是“负面的”；深圳中院则觉得自己查封记者财产之举程序正当，有章可循，并无胁迫嫌疑；连站在iPod产业链最高端、也是最大利益享有者和分配者的苹果公司也不甘寂寞，站出来高调表示将组建专门的调查团，前往深圳调查富士康用工情况。
不过，这虽是场带有明显情绪化的江湖乱仗，但也爆出了几个值得咀嚼和深思的观点或视角：一是《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借龙华一官员之口提到，国家从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拿到的税收很低，“这样的企业到底对我们有什么作用，我们也在考虑”；二是有文章明确指出，“经过调查，珠三角企业20年多年来，外来工的月工资仅仅涨了68元”，三是一个取名“北极”的网站在对此事的报道中认为，“苹果的正义之态值得深思，它其实是iPod产业链最大的利益获得者，也是中国诸如此类血汗工厂的‘幕后真凶’”。
这三大观点直指支撑起“珠三角奇迹”最主要的产业形态——对外加工型企业在结构、具体运作方式的弊端和给中国经济基本走向乃至价值判断带来的影响，以及当地政府、国内学术界对这一产业形态的认识误区。由此，置身漩涡中心、堪称珠三角加工型企业龙头老大的富士康，成为我“解读深圳”的一个重要标本和入口。
启程之前，我花了近10天的时间，专门查阅了大量有关富士康、以及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的资料。
富士康还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企业。
如果仅仅从财务数据看，它完全可以用“奇迹”来形容。从1984年投资大陆后，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台资企业，就开始以近似疯狂的速度成长。2002年跻身世界五百强，2005年底，它的产值甚至超过了国内一些小省份的GDP，雇佣了超过30万大陆工人，更可怕的是，它还在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膨胀。
是什么支撑起了“富士康的奇迹”？翻来覆去阅读有关富士康成长的报道，我突然有了一个愕然发现：富士康之所以能快速崛起、实现持续的高增长，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它找到了克制“核心技术缺失”的“财富密码”。
这个发现让我大为惊讶：虽然有关富士康具体工资数额的报道有误，但现实里，至少直到2003年前，为它工作的大陆雇员每天工作时间大多在12小时左右，同时，也有多个经得起考证的证据显示，确实有不少富士康 “台干”对待大陆籍员工“专横和粗暴”，说它带有“血汗工厂”的一面、或者曾经是“血汗工厂”并非空穴来风无理取闹，可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个企业，却居然与世界大部分国家都一直在寻找的通往“现代产业之路”的“财富密码”联系在了一起。
一个缺失核心技术的国家如何确立自己的现代产业优势？这是一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困扰着中国、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道难题。而富士康的具体运作和快速崛起，一定程度上正是从实用层面破译了这道“财富密码”：围绕核心技术使用层面的技术，依据市场需求快速、不间断甚至超前地开发一系列“二级”甚至“三级”专利技术，将核心技术走向市场的通道以“最优选择”方式，牢牢和自己捆绑在一起，使核心技术在变成具体产品过程对自己产生路径依赖。
这种路径依赖加上成本、效率、规模、服务上的优势，成就了“富士康崛起的奇迹”。
而郭台铭这个据“聚才乃壮，富士则康”将自己企业取名“富士康”的人，也颇为值得咀嚼。
郭台铭并非世袭富豪，而是靠母亲抬会的30万开始做买卖的，非常辛苦和敬业，曾因为“在美国一个城市等一个客户见面，在雨里站了几个小时”。
发达后，他也没象一般富豪那样纵情声色，而是相当顾家，对自己家人很好，还常常去厂里的职工游泳池里游泳。
用流行的术语来描述，这完全是一个很酷的男人！拥有白手起家的人的典型性格特征：善良、智慧、强硬、矛盾、雄心勃勃、善于利用规则又拥有道德底线。
我感到，这样一个人，虽然在这场风波中表现出的姿态是“屈服了”，但心里应该不会服气。后来的事实也证实这个推断有一定道理，在3次暗访富士康后，我与应约而来的富士康高管交谈过程，他曾小心翼翼说出了一个困惑，“报道的明明不是事实，你也看到了，富士康员工工资低于1000的很少，而且富士康也严格按照‘劳动法’执行了加班标准，从不拖欠工人的工资，这样一个企业，怎么被这么多人攻击成了“血汗工厂”呢？我想不通”。
我提供了这样一个解释版本：“血汗工厂”是中国社会多年来的一道伤口。从单纯新闻报道而言，《第一财经》的“机器罚站12小时”，有些细节也许确实有把“传闻”当“新闻”的技术性缺陷，但它的主题和所显示出来的意图，针对中国的现实而言，却是“深刻的、有责任感的、会引起多数中国人情感上的共鸣”。但富士康显然并没有洞悉这一微妙而厚重的背景和心理，也没有足够尊重整个社会的情感宣泄，而是冷冰冰地按“现实规则”给予的权利进行了强硬应对，而这样的反应必然引来更强烈的“众怒”。
现阶段的中国，属于“复杂而矛盾”的混合体，既有相对突出的贪污腐败和官商勾结，也沉淀着天然必须“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这样的的基本价值。一个不公事件，如果突破了少数官员和某一级政府掌控，成为社会公共话题，政府的姿态一般都不会与强大的“民意”正面冲突，而会对民意表现出善意和认同，这就是为什么富士康能在“民主的台湾”完胜一个资深记者，却在制度多被知识精英诟病的大陆完败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中国记者——台湾“民主制度”指向的是规则，它保护的是那些支付得起规则成本的人，而大陆在“规则”之外，还存在对实质正义即动机的诘问，这种诘问的权利来自传统和社会基本价值诉求，有着深厚而广泛的基础。
也正是因为这种基础，使得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在正常情况下，拥有比西方“民主国家”的同行大得多的权利和权威。基于这种基本价值，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不但可以以“主人”而不是“公民”的姿态批评政府、政策、官员，也可以大胆批评腰缠万贯的资本家，后一行为在“民主国家或地区”是不可思议的，举个简单的例子，香港几大富豪垄断了当地地产，在香港造成了全世界罕见的地产灾难，使住房至今仍是香港人的一大痛，但香港有没有知识分子敢于发表媒体文章，就此公开指责李嘉诚，郭炳湘？没有，也不敢，就拿那个报道了郭台铭负面新闻的台湾商报记者来说，郭台铭可以顺当通过那个“民主机制”的正常程序，甚至不用自己出面，只需借助社会依附着“民主机制”衍生出来的代理机构，就可以象捏一只蚂蚁那样把挑战自己的人捏死。但在大陆，它的基本价值却绝对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只是，在很多情况下，知识分子这种被社会基本价值所保证的权利，会受到一些与被批评对象利益攸关的“官员”的干扰，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现象则更具有悲剧色彩——现在，也可以说一直以来，相当多知识分子对这个本来给予了他们更大权利和尊严的基本价值并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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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永远不缺事件。
在阅读抵达当天的报纸时，我发现，就在我下榻的宾馆不远处，一群工人正因为“镉中毒”，同时面临被公司开除而得不到合理赔偿，开始了又一场申诉和抗议。
之所以用“又”，在于这家名叫“金山集团”，旗下拥有深圳超霸电池厂、惠州捷霸电池厂、先进电池厂，资产超过80亿、位居“香港十大名牌”之列的港资企业，早在2004年就在深圳和惠州爆出过轰动一时的镉中毒事件。据《南方日报》2004年11月一份报道，2004年8月，深圳捷霸电池有18人两次体检被查出镉超标，而第一次体检被查出的镉超标者更有近百人。一时间，“镉中毒”这几个人人们还比较陌生的字，成了备受社会关注的一个热门词汇，该集团针对外界问责，通过新闻或以与政府签署协议的方式作出了“将对这些员工负责到底”的承诺。
但是，这个“负责到底”显然没有包括改善“生产环境”这一最基本的善意，两年后，深圳捷霸电池再爆有多位员工镉中毒，而捷霸的处理措施，与两年前比也有了明显的区别：不再承诺“负责到底”，而是要求“疑似镉中毒的员工限时离厂”，且只向这些员工支付“按解除劳动合同所需金额和补给6个月辅助资料费”。而该集团的惠州员工处境似乎更为恶劣，就在捷霸员工针对工厂的强硬与无情，组织起来集体抗议的时候，惠州超霸电池厂146名女工也在中山大学妇女法律援助中心鲁英教授的帮助下，第三次走上法庭与厂方对簿公堂。2006年12月，远在杭州的一家媒体，对此作了一个全景性的新闻扫描：
电池厂女工重金属中毒 生下婴儿肤色发黑
2006年1月，打工妹付洪琴死在了自己的四川老家。临死前，她给妈妈的遗言是：我真不该进那个厂，那个厂好苦啊。
19岁时付洪琴，进入惠州先进电池厂，当了一名女工。然而到了2004年5月份，付洪琴的双腿肿了起来。当地医院说是急性肾炎。付洪琴请假回到了四川老家，检查结果是肾功能不全，慢性肾早衰。付洪琴慢慢变得行走困难。像付洪琴这样腿肿的女工，这家先进电池厂的刘红妹见过好多个。刘红妹在这家电池厂也干了将近十年。
女工生下全身乌黑的女儿
然而刘红妹告诉记者：“这是一个骗局，我们离厂之后，厂家什么都不负责了。”
市政府与电池厂商达成的协议之一是，镉超标者的指标没降下来之前，厂方不得解除劳工合同；但工人有权和厂方解除劳动合同并索取适当赔偿。大部分女工最后选择和电池厂解除合同，她们一次性得到了3000、8000、20000元不等的补偿金。女工们认为电池厂商当时利用了女工们的恐惧心理。周华琼拿到了8000元，解除合同。
有多少诸如此类的“血汗”，在支撑“深圳的奇迹”？
一个名叫刘开明的法学博士，1998年以来，就开始默默在这座城市记录“深圳腾飞奇迹”背后打工者的艰辛及所遭遇的不公。并依据翔实的事实、数据撰写出了具有不可多得的历史价值的《边缘人》、《身体的价格》、《权利失落的社会结构》等著作。
他的著作，让我再一次回忆起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深圳那几场曾经深深震撼社会的火灾。
1993年，11月19日下午，深圳葵涌致丽玩具厂的工人正在赶制销往意大利的圣诞玩具，工厂突然发生大火，由于门窗紧闭，工人逃生无门，87名女工被活活烧死，47人被烧成重伤。
在此前一年，宝安公明镇塘尾村百星制衣厂，也因为火灾，16名女工被烧死，12名女工被严重烧伤。
同年12月13日，宝安心安真铁岗村香港民生信封制品有限公司失火，11人被活活烧死，7人被烧成重伤，在这场大火中，有5个打工仔试图跳窗而逃，但被钢制防盗网挡住了他们逃生的唯一出口……
最初读到这几则新闻时，我对报导中提到的一个细节困惑不解：好好的工厂，干嘛大门紧锁，连窗户也焊上了钢条？以致工人在火灾发生时不得而出。就这个问题请教几个在广东打工的同乡，他们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只告诉我这个现象在广东很普遍，“门口还站着保安限制进出”。
1998年我到广东后，发现这样的工厂在这片“改革的热土”很普遍，不但一些小厂如此，连一些在国内赫赫有名的品牌企业，也如此管理自己的工人。
我曾查阅了很多资料，试图找到这种把门窗焊死的“工厂”的由来，但最终失望了。也许，第一个如此办厂的企业，已经永远消失在了珠三角数以十万计的林林立立的工厂群中，让历史已无从与这位始作蛹者进行一场有关此举动机和意图的对话。但如雨后春笋般跟从效仿的后继者，却让它成为一个时代极具代表性的场景，这个场景具有这样的含义：珠三角在改革背景下诞生的诸多新生经济体中，劳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劳动者不再是以平等身份参与经济活动，公平分享劳动所得，资本权利具有了绝对优势，不但掌握了对劳动者的定价权，也被视作了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这意味着，工人被彻底沦为资本的工具。
“比较优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理论，则为这种对我国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具有颠覆意义的用工模式提供了现实合法性。
比较优势从成本角度解释了产品及区域竞争力，认为“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综合成本若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综合成本，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这个说法简单明了，似乎也并无错误，这一理论给中国经济走向和社会结构又实际带来了极大贻害的原因在于，它从单一的资本视角来具体描述了“综合成本”，在这个描述过程，竞争力的获得围绕“成本”展开，劳动者的地位和合理收益则被单纯视作了一种“成本要素”，于是，延长加班时间、简化劳动环境、削减劳动权益、资本完全主宰劳动成果分配权由此获得了充足理由。
如果“比较优势”通过强化成本观念给资本权力再次主宰社会发展提供了合理性，那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则通过将“社会发展”简化为“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简化为“经济效率提高”，把比较优势从一种经济运作手段变成了一种发展原则。
在有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述中，两个执笔人——现《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通过进一步强化“改革前社会处于经济崩溃边缘”、而崩溃的根源就在于“平均主义大锅饭”，解构了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让劳动者在其所参与的经济活动中丧失了平等地位和分配权利。并为随后解构国企埋下了伏笔。
2007年3月，在博客中国举办的“质疑广东发展模式”的研讨会上，我在所做的题为“广东模式应该被终结”的发言中，曾提到过这种在国内流行了20多年的说辞的微妙之处：
一部全部都错了的历史大家见过吗？就连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我们都能客观肯定他的历史功绩，为什么我们一些人却如此坚决地仇恨多次打败列强，把我们带到现代民族之列、让我们拥有了完备工业体系的那段历史？我总觉得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并不仅仅只是个认识偏差这么简单，而是，从客观而言，这种全盘否定的姿态是为了满足社会按符合这些人意愿的方向发展的需要，他们需要这样的价值观来奠定他们一些具体改革主张的合理性。比如解构国企，否定国家发展经济的正当性。解构劳动者的权利等等。
但是，这套说辞在在它刚面世的80年代中期，却基于整个社会对文革的厌恶，获得了几乎一致的认同，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进而主导了改革的价值判断。由此，经济活动逐渐从“满足人的需求”演变为了“资本的逐利行为”，劳动者在这一活动中不再是“具有平等地位的参与者”，而实际被视为了一种“生产要素”，确定这一要素价值的原则则是具有浓厚资本底色的“比较优势”、“效率优先”。
这套注重增长、视增长为发展的理论，不但为资本在经济活动中重新获得主导权成功开了道，也在现实中衍生出了一幕幕悲剧，让参与到改革大潮中的新生产业工人付出了触目惊心的代价，刘开明博士在2004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身体的价格》一书中，曾以深圳为模本详细叙述过这种代价——
1993年3月，我们通过对深圳7家有权从事外科工伤事故鉴定的法医室获得1998年12189例工伤鉴定分类统计，得出下列一组数字：
伤残程度为1%-29%的有10336人
伤残程度为30%-49%的有533人
伤残程度为50%-100%的有772人
有伤无残的有848人
据法医介绍，伤残50%-100%的，起码是断掉一只手臂，此外，当年劳动局公布的因伤死亡人数为89人，根据这些确凿的证据，1998年深圳至少平均每天有31人伤残，每4天有一个工人死亡。
上述工伤人数还仅仅是档案数据，且不包括染上矽肺、镉超标等职业病或精神病的人数。
“这个庞大的工伤数字，类似深圳每年都打了一场中型战争”，在刘开明博士位于深圳香蜜湖附近一工业区中的办公室里，他很感慨地对我说。并告诉我，因为从1998年就开始不断通过撰文、出书等方式呼吁社会重视劳动者的权益，他的工作团队并不被当地政府认同，这种情形让他感到苦闷，“我从事这项工作的目的，是希望社会对深圳外来工的处境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他们是创造了深圳神话的主力军，深圳的繁荣和深圳的奇迹，都有赖他们，深圳只有正视了这些问题，才能保障自己的持续繁荣，但遗憾的是，当地政府并没有这样理解我的工作，讳疾忌医的故事在我们这个民族口口相传了数千年，但这种偏狭，也注定会贻祸社会、损害政府公信力和执政基础的思维方式，至今依然流行于国内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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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位于宝安区东南部，总面积24.8平方公里，下辖景龙、龙园、三联、清湖、油松等5个社区，实际总人口超过70万，其中户籍人口仅2.7万。辖区内有各类工业企业1000多家，当地政府公布的年GDP总值近300亿人民币，与内地较为发达的中型城市相当。
富士康规模庞大的总厂区，就坐落在龙华广场侧旁，一条散发着浓烈金属锈臭味的小溪，由西向东蜿蜒而过。我背着一个大包，混迹于厂区南门斜对面招聘中心外的几十个松松垮垮的求职者队伍中，与他们闲聊。
这些三三俩俩的求职者，来自河南、四川、江西、安徽、湖南、广西等省，而且几乎每一个求职者，都知道富士康最近“出事了”，但他们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反而觉得这是进富士康的好时机，一位从一个邻近工业区赶来面试的广西少女向我强调，“富士康从不拖欠工资，待遇也比她此前呆的工厂好多了”。
据介绍，在“没出事”之前，当地的普工想进富士康并不是一件易事，“每天有好几百人聚集在招聘中心外等着面试，甚至需要给中介交几百元介绍费，才能得到进厂保证”。
此言可能非虚，就在我呆在招聘中心外的3、4个小时里，还有5、6拨勤快的职业中介来到等着应聘的人群中散发名片，声称自己可以“包进厂”。
附近小卖店、小饭店的老板，在我去买烟、吃饭过程“偶然”聊到附近那个大工厂富士康时，脱口而出的几乎都是“那个厂的工人很有钱”，“经常被人打劫”。
虽然早料到报道与事实会有一些出入，但出入竟如此的大？与辗转返折联系到的该厂两个中干约好见面地点和时间后，我返回宾馆，打开电脑查阅了一遍此前收集的资料，根据最新获得的资讯重新理定了与两个中干的对话提纲。
两个中干都是刚离开校园才两三年的大学生，血气方刚，加上是朋友引荐，所以交谈异乎寻常的顺利。
他们证实，国内媒体的报道已经在他们厂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工人中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也有不少人受报道影响，主动离厂了。国内、尤其是国外报道虽有失实的地方，但基本内容属实，以下是我（记者）和中干对话片段——
记者：你们看过那几篇报道吗？怎么看那几篇报道？
中干：看过了，其实我们都很关心这个，毕竟它就发生在自己工作的单位，这些报道有失实的地方，比如最低工资，没有这么低，住宿条件也没那么差，普工一般是8-10人，也有6人一间的套房，加班都有加班费。但大部分内容还是是真的，比如台干（注：台湾来的管理人员）对大陆员工尤其是一线普工很粗暴，对违规的员工动辄打骂，搞搜身，还爱泡大陆妞，包二奶，可以说一些台干的人品相当低劣。
记者：能描述下报道对你周围人的影响吗？
中干：有几个同学被挖走了，但我留下了。
记者：为什么你留下了？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待遇吗？
中干：我觉得哪都差不多，其实富士康也不差，夏天有电扇，消暑汤，全免费的医院和洗衣房，它的管理很有部队特色，比如我现在是师三级，属于下层管理人员，每个月工资加奖金，平摊下来每月有3000多，我很满足，也就懒得动了。
记者：准备在这里一直干下去？
中干：不可能，你也看到了，现在龙华的房子每平米已经涨到7000了，如果不是中了大奖，或搞出了被采用的专利，根本负担不起，我准备干几年，有了些积蓄和经验后，到其他房价低的城市去工作。
记者：也就是说，现在你没走到原因，是因为你的资历和资金还不够，如果这些都够了，你就打算离开？
中干：是这样，不这样怎么办？我还得结婚，还得养孩子，这些对我们外地人来说，成本都非常高。
记者：连你们这些中干都负担不起，普工就更负担不起了，那这里的房子卖给谁呢？价格为何涨这么高？
中干：不错，普工就更别想了，据说龙华有70多万人，富士康一家就有15万，可以这么说，龙华从一个农村发展成一个大工业区，富士康功不可没，但是，我们这些普通管理人员却买不起当地的房子，至于房价为什么这么高，我也说不好。
记者：都是哪些人在买房？
中干：主要是台湾人和当地人，台干的工资都很高，花一百万去买房小意思，很多当地人靠出租房收入，每年也有4、50万，他们也买得起房。
记者：当地人有这么高的收入？
中干：有的，而且这个数字仅仅是出租屋收入，还不包括他们的集体分红和自己从事买卖的收入，我和我同学帮他们算过一笔账，这里不少家庭都有三、四栋楼出租，多的有7、8栋，按现在的出租价格算下来，就是这个收入。
记者：你怎么看这个情况，你觉得（它）有问题吗？
中干：可能谁看了这个情况都会觉得不合理，当地人只靠出租房子就能得到对我们来说难以想象的收入，我们读了十多二十年书，读到了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出来工作，怎么也算得上是社会中坚力量吧，但即使一个博士，收入也无法和这些人比，这合理吗？可有什办法？人家命好。
记者：对了，你刚才说富士康的管理很有军队特色，能具体介绍下吗？
中干：富士康员工有三种级别，不铨叙、员级，师级，除不铨叙这种新进普工没有级别外，员级，师级又分了很多级别。一般来说，大陆员工很难混到师11以上的经理级别，这个级别以上的职位基本是由台湾人和香港人来担任。
记者：普工有什么晋升空间？在富士康做一个普工最多有多大的前途？
中干：几乎没有前途，一般而言，最多做到类似于车间组长的位置，现在很多大企业——比如我们、中兴、华为——都采用被学术界捧得很高的模块化管理，把企业分为车间、研究中心、市场中心三个独立的事业群，基本上，流水线上也就是车间的工人，很难升到研究中心和市场中心，三者的待遇也大相径庭，车间人数最多，但工资最低，研究中心和市场中心内部的差别也很大。
记者：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种基于“节省成本、规范企业结构”的模块化管理，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在企业内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并导致人数最多的流水线上的员工几乎永远处于底层。
中干：确实是这样，万幸，我自己没惨到这个程度。
记者：富士康发生对员工形成侵权的事情多吗？
中干：富士康的管理条例是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但因为干部素质参差不齐，也会经常发生侵权的事，比如送去洗的衣服找不到了，被洗坏了，或者员工没走专用道挨了揍，车间管事的因为担心奖金被扣强迫下面的员工加班，主动离厂的人拿不到工资等等。
记者：这些事通常怎么处理？
中干：投诉，比如象衣服洗坏了和保安打人的事，向厂里投诉就可以了，侵犯了劳动权益的，就向当地劳动部门投诉，不过好像后者的效果不大，成本很高。
记者：成本很高？此话怎讲？
中干：主要是时间成本，为了要一两千不一定要得到的工资去等三四个月，对一个打工者来说成本还不高吗？
送走担心回去晚了途中会被人打劫的中干，我躺在床上，咀嚼采访本上记录下的这番对话。根据曾在广东呆过5年、走遍广州、深圳、番禺、佛山、东莞、中山的所见所闻，我觉得中干所说有很高的可信性。而它也从一个个人视角，描述出了深圳、乃至珠三角以改革为契机衍生出来的社会模型——
通过系列排他性优惠政策安排，深圳以低税收、低地租及几乎为零的环境成本，依托内地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以此在全球范围招商。于此相得益彰的是，始于7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及其发展主张，支持了这种基于成本因素的产业转移，美国、香港、台湾、日本等地的制造企业，遂潮水般涌到这块开放的热土，深圳顺势以“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甚至“三来一补”等方式，快速建成了一个个外向型工业园，并逐渐以广深公路为中轴，向珠三角纵深和两翼扩散。
当地政府通过向辖区企业和外来打工者征收各种管理费，获得了巨额收益，当地土著则通过大肆违规建房出租，成为收益可观、规模庞大的食利阶层。驻地企业则通过模块化的管理，用规则构建出了一个与传统企业用人观念完全不同的“精英社会”，隔断了财富创造者公平分享劳动成果的可能，这一系列制度安排，让财富高度本地化，也让资本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核心，享受着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更为优厚的政策和权利，人数众多的打工者，则永远沦为最底层。
在经历了长期商品匮乏和“发展才是硬道理”、“比较优势”、“效率优先”等关于社会发展主张的语境里，这一模式因为给当地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到了整个社会，包括打工者群体在内的首肯和认同。被作为成功经验竞相为国内其他省市效仿。
当这一模式被固化和得以长期持续后，它所必然引起的负面后果开始困扰整个社会：公平失去了起码的社会基础；产业序列偏低；对内地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明显；工人流动过于频繁，难以形成相对固定的高素质产业队伍，妨碍了产业升级；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内需不畅。
2005年，实际总人口超过千万的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400多亿，同期人口750万的沈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914亿，人口687万的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为1005亿。按人均消费计算，深圳仅与沈阳水平相当，而远低于南京。如果考虑到南京和沈阳当年GDP总值分别为2413.亿元和2240亿元，而深
深圳这种消费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的境况，直到2006年才有所改观，2006年，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首次超过GDP增速，增幅达到16.2%，超过GDP增幅1.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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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过程，一位在深圳国资委任职的美女高管多愁善感地向我抱怨，自己再找不到人生追求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她“就崇拜马英九和郭台铭这两个人，但现在，他们一个贪污了，一个竟是靠血汗工厂发的家”。
偶像全军覆没后，得到的是种“可怕而又让人绝望的感觉”。
看着她多少有些夸张的表情，我笑起来——马英九倒也罢了，但郭台铭之所以能快速成长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工业企业的掌舵人，总该有些值得人正襟危坐去研究的理由吧。
为了印证此前研究中得出的郭台铭做大的理由，我三次前往龙华，甚至在南门外一间简陋不堪的旅店住下来，观察富士康下班时潮水般涌出的工人长队，找理由与大街上行色匆匆的工人交流。并意外目睹了富士康保安的强悍和野蛮。
一天，当我踱到富士康南大门的时候，发现大门前停着一辆江西牌照的大拖车，大车前聚着一大群人，我好奇地跟过去，原来这车是从江西来给富士康送货的，因为第一次来，路不熟，走错了地方（送货车不走南门），在大门外倒车的时候，被保安认为挡了道，遂将在下面指挥的押车青年暴打了一顿，押车青年不干了，拿起电话报了警。
看着在车头附近情绪激动地走来走去的押车青年和一旁桀骜不驯的保安，我乘机和几个穿着富士康厂服、站在路旁看热闹的工人聊起来，得知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厂保安一向是“很牛B的”，“惹不起”，有时工人在厂里走，因为没走专用道都会被这些保安“用脚踢”，完了“还要罚款”。
手里集到的信息愈来愈多，有关富士康在深圳企业界扮演的角色也愈来愈丰满。不断被不同工人重复的“手工流水线”这几个字，突然让我意识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基于行业特征和成本因素，新兴电子产品加工地大量落户中国大陆，其实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必然性。
手机、电脑、手提电脑、数码相机、MP3、游戏机等新兴电子产品，因为发展速度和技术更迭太快，根本无法升级到用工业流水线来制作，这些代表了时代最新技术和流行动向的产品，无一例外都得靠手工来完成最后的组装，而世界范围，唯有中国拥有如此大量廉价、高素质、任劳任怨的劳动力，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和齐备的生产配套。这意味着，当这些新兴电子产品基于市场因素变成大众消费品后，中国是这些需求量巨大、市场存活周期短，所以对时间要求很严格的产品的最佳组装地。对这些产品而言，谁赢得了中国，谁就赢得了市场先机和成本优势。于是，手握多个外围实用专利的郭台铭应运而生，仅用十多年的时间就坐上了世界代工业龙头老大的位置。与此同时，中国生产了全球市场40%以上的手提电脑，80%以上的激光视盘机，50%以上的显示器，31%的以上手机。
可以说，正是因为中国开始深度参与全球分工，一系列新兴电子产品才顺利实现了在全球市场的快速换代。并由此深刻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中国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保证了最新的电子产品即使通过手工流水线，也能快速以极低的成本源源不断生产出来，并满足市场需要，这种强大的生产能力，同时又刺激和加剧了下游企业的竞争程度，缩短了这些电子产品的生存周期。技术的更新换代也呈现出了热得烫手的加速度：以计算机处理器为例，从Pentium 到Pentium II，用了四年时间；从Pentium II到Pentium III，用了两年时间；从Pentium III到Pentium 4，仅用了一年时间……这些不断升级的硬件、操作系统和关联技术，通过多样化的功能整合，演化为了终端市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机、电脑、摄像机、照相机、MP3、MP4等电子消费品。
你追我赶着向市场投放产品的各大品牌商，与媒体合谋，通过强大的广告宣传和推广活动，成功缔造出了令我们深陷其中、百感交集并为之争吵不休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对时尚的追逐和惧怕落伍的局促，让世界范围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人群——大约有17亿——不断更换他们手中和身上的产品：刚用了几个月的手机，仅仅是因为它不能发图片或不能上网；500万像数的数码相机，因为市场开始流行1200万像数的了；刚买了不到一年的MP3，仅仅因为内存不够大、刚穿了一次的衣服或鞋，因为它们被媒体定义为 “过时了”……由此造成了惊人的财富浪费，以手机为例，2006及2007年，中国仅内地市场就分别销售了约1.9亿和2亿部新手机（不含二手机和水货手机）。如果这其中仅占10%为过度更换，新购手机按每部均价1500元计算的话，每年仅手机一项，就造成了近300亿的过度消费，300亿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可以拿另外一组数字来作一个比较，2006年，我国对所有在校全日制高校困难学生的资助总额才约为183亿元，2007年，这个数字在比前一年增加了近50%后，也才约为273亿元。
仅手机一项就造成了这种对比惊人的过度消耗，如果统计范围扩大为所有消费品，其所导致的过度消费数额是多少？这项工作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迄今还没人进行过专门统计，如果有朝一日，它能够进行并被公之于众的话，我相信最后的数据会让所有人难以置信。
但是，这种“过度消费”观在国内学术界并不乏支持者，一些最坚定的市场主义者认为，正是这种“积极的消费”保证了市场需求的旺盛，并通过有效刺激生产，最终成功引导了经济的繁荣。在这个推论中，过度消费因被视作一种“个人偏好”，得到了道德的承认和纵容。但是，因为过度消费在明显以惊人的速度非理性地消耗着各类社会财富。它也引起了另外一些学者的担忧，这些学者认为，这种与“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理性消费背道而驰的价值背后，潜藏着某些未知的风险，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肯尼思·阿罗就曾代表一批国际激进学者撰文指出，以对过度消费的倡导达到发展目的这种理念，已经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无法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造成“对人力资本和制造资本(manufactured capital)的投资不足以补偿对自然资本的消耗”。它的结果是“延续了社会不公并必然给整个人类生活带来危机”。
2006年11月底，在基本完成调研后，我与富士康方面如约而来的宣传负责人李广——一个精干、对郭台铭推崇备至的职业经理人闲聊、谈到《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借龙华一官员之口说出的“这样的企业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也正在考虑”这句意犹未尽的话的含义时，随便聊到了“过度消费”这个话题，因为在我看来，市场正是因为有了象富士康这样具有强大整合能力的企业，才得以在手工流水线的作业平台上，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产品供应能力，并顺利实现了产品在终端的快速更迭。而这种加速推动市场消费的力量，在促进了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确实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尚待研究的风险。
只是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们聊着这些自以为“极其前沿”的话题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经济风暴其实早已开始在世界范围酝酿，并最终于一年后拉开了序幕，到2008年9月达到高潮，美国四大投行悉数遭受重大挫折，美最大两家房贷企业资不抵债、深陷困境，全球股票行情急转直下，冰岛濒临破产，巴基斯坦和韩国储备资金告急，各主要国家纷纷抛出巨资“救市”……这场可能将持续数年之久、将世界所有国家拖入其中、并很可能深刻改变世界价值体系和发展轨迹、被命名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风暴”的经济危机，就与人类对产品（含金融产品）的无节制的过度消费有直接关系。
历时数月的富士康风波中，一条高度概括了一线工人处境的消息在网络上广泛传阅：过去十多年，珠三角一线工人的月工资仅增加了68元。这是一个相当让人吃惊的数据，因为，如果考虑到几乎每年5%左右的通货贬值，这等于在说，一线工人的工资最近十多年来，其实是在逐年下降。这一传为来自某部委下属研究机构的数据，其实来源于刘开明的一篇调研文章。他告诉我，这是他调研了珠三角数千家企业后得到的数据。很有代表性，可信度也较高。而由它也引申出来另一个更具有社会学研究价值的问题：在珠三角一线工人的工资十多年只增加了68元这个过程中，深圳公务员的工资增加了多少？
在与深圳市人事局、国资委、深圳市政府智囊机构——深圳市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进行了广泛交流后，结合此前收集的资料，我所获得的结果相当惊人：这期间，深圳普通公务员的工资涨了10多倍，工作5年以上的普通公务员，平均每月基本都能到手八千到一万的实际收入，这个数额是内地一些欠发达地区公务员月收入的4倍以上。而让我更为惊讶的是，没有一个受访者觉得这个工资数额在深圳偏高，相反，几乎都认为它偏低。
“偏低”的对比对象除深圳居高不下的房价及生活指数外，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深圳当地原住民的收益。“即使是个一般的处级干部，收益也无法和当地一般的原住民相比，怎么能说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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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引出深圳真相
来源: 中国经济网
深圳，“中国改革与开放”的语境里一个标志性的读本。
深圳，1200万人参与了财富创造，但只有不到200万人享受着这个城市的市民待遇。在近10万字的政府十五、十一五规划里，找不到一个实际创造着该市最大财富的群体的词汇：外来工、外来劳动力、外来人口。
深圳，是中国最富的城市，也是中国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深圳，在创造了巨额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群有损社会价值的“城市食利阶层”。
深圳，在外来打工者工资多年围绕“最低工资标准”徘徊不前的同时，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却有着十余倍的涨幅。
深圳，中国开放最早、承担着“窗口”功能、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在改革开放了20多年后，依然有“超过6成的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被国内外多家媒体几乎在同一时间指为“血汗工厂”的“富士康”，竟是当地为数众多的台资企业中的楷模。
深圳，是在致力于为众多外来投资者创造巨额利润，还是在为中国探索一条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深圳，是该矫情地反思“被谁抛弃”，还是该反省是否在“将谁抛弃”？
(每小节提示：
一场没有预兆的风波
国内外多家媒体针对富士康用工环境的报道，引爆了社会各界对深圳一线产业个人生存处境的极大关注
几个值得咀嚼的细节
富士康风波过程，当地劳动局意外失声，法院的举措激起了“众怒”，而苹果，始终在扮演一个鲜为人知的微妙角色
一个媒体专家的追问
打工者的工资长期徘徊不前，可对当地社会收入具有指示作用的深圳公务员的工资，10余年竟上涨了10多倍
打工者一直是深圳的脊梁
外来劳动力一直是拉动深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但创造着深圳最大部分的财富，也在国际范围构筑起了深圳在制造业上的竞争优势
不对称的生存处境
（很长一段时间，外来工都是当地管理部门眼里的一块“肥肉”，外地人在深圳打工，不但需要向一些权利部门支付昂贵的“管理费用”，而且不少人的工作环境也相当恶劣）
外来工的工资之痛
企业遵从最低工资标准而不是实际利润和劳动者实际创造的价值制定企业的工资，是包括深圳在内的中国城市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被户籍隔离的市民待遇
在深圳，有没有户口，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为了获得相对公平的待遇，外来工与深圳市政府在医疗、养老、教育领域，都有过激烈的争议。
深圳社会的四元结构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深圳在创造了巨额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催生出了一群有损社会价值的“城市食利阶层”
点击政府规划关键词
在有“移民城市”之称的深圳十五、十亿五政府规划里，外来工、外来劳动力、外来人口，成为被遗忘的词语。
开放窗口的经济真相
从世界产业链上看，深圳主要是在为国际产品市场、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市场提供加工服务，并带有明显的地缘经济特征。
来自理论界的声音
深圳形成目前的产业格局，与多年以来理论界关于中国经济走向的不正确的引导密切相关
巨大产能下的谜局
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由于不恰当的分配政策，这个巨大的产能却没能让中国人享受到“普遍富裕”
富士康引出深圳真相
(中国财富杂志)
2006年11月10日，深圳龙华，富士康看上去很平静。
一个17岁、小腿长了几个红疙瘩的湖南姑娘，坐在富士康普工招聘处外的小卖铺前，向她的同伴抱怨自己长的太矮，以致没能通过富士康的面试，她语气夸张地表达完失望后，眼睛望着天空说出了自己的心愿，“谁给我八百块一月，我立即跟他走”。
在湖南姑娘周围，约30多名来自河南、广西、湖南、海南、湖北等省的打工仔，或站或蹲地聚集在街边，等着自己或同伴下午的复试。而几乎就在这同一时间，离他们大约300米远的富士康厂区一间电脑装配车间里，来自四川德阳某技校的小马，由于感到在富士康干得“太累”，而且每天的工作就是“机械地重复那么几个动作，学不到东西”，所以，尽管“每个月能拿到1200元钱”，他也打定了“自离（注：自行离厂）”的主意。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有两个与他来自同一间技校的同学，这个时候也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回家或北上。
富士康是深圳规模最大、出口额最高的工业企业，自1988年在大陆投资建厂后，这个工业巨人就一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扩张，2004年跻身全球500强之列，目前，除广东外，它在江苏、浙江、上海、山西、山东都设立了规模庞大的工厂，雇佣了超过30万大陆工人，2005年，它为深圳创下了1000多亿的出口额，整个集团的营业额更高达3000亿。
这个被业内人士评为“正在深刻改变世界代工领域规则”的行业大鳄，5个月前曾在中国内地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几乎在同一时间被国际国内多家媒体指责为“血汗工厂”，这场持续近三个月的风波，突然将一系列长期被公众社会有意无意忽略的问题推向了前台：如果“所有员工均享有社保及较为完备的福利、工资在同行业居中上游”的富士康都被指为“血汗工厂”，那么，深圳为数众多的加工企业，有多少可以被列入“血汗工厂”的黑名单？在打工者的工资“12年仅仅涨了68元”的背景下，其“工资对社会收入具有指示意义”的深圳公务员阶层，工资具有什么样的变化曲线？一个人“如果立志当一辈子城市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一线工人，将几乎无法在深圳立足”的状况，是否意味着一直被社会各界当作“中国改革开放的名片”津津乐道了20多年的“深圳模式”，本身就隐含着足以导致“严重贫富分化”的“不良基因”？
一场没有预兆的风波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即使与富士康离得很近的人，此前也没有看到任何征兆。
2006年6月11日，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英国《星期日邮报》突然刊出一则新闻，矛头直指代工业务在全球范围正如日中天的富士康。称其位于深圳龙华的工厂“工人每天工作15个小时生产iPod，但她们每个月的收入只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
三天后，总部设在上海的《第一财经日报》，借一个化名为“陈锋”的富士康员工之口，大揭富士康的“用工黑幕”，“陈锋”表示，富士康的员工每天得工作12小时，不但“只能站着工作”，而且“互相之间不允许说话”，管理人员尤其是台干很粗暴，动不动就骂人。
6月16日，在中国业界颇有影响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也刊出一篇内容详尽的报道，在指出“富士康用工环境存在不足”的同时，还通过龙华一官员之口，提到了富士康在税收方面并不尽人意，与其庞大的营业额极不相称，文章结尾，该官员一句“象富士康这样的企业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也正在考虑”的委婉之词，让人浮想联翩。
几天前还风光无限的富士康，瞬时沦为“千夫所指”，不但成为纸媒热点，而且也迅速成为网络的谈资，在新浪、搜狐、腾迅、天涯等门户网站或知名社区，富士康均成为热门话题。
但是，事情远未结束，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指责”和“声讨”中，委托富士康加工iPod的苹果公司开始发力，正式宣布成立专门的调查组，前往富士康龙华工厂调查富士康的用工环境。
《第一财经日报》派出的一个报道小组，将对富士康的报道视野从龙华扩大到了昆山、烟台。
6月29日，有人针对富士康员工的加班费算了一笔账，最后得出“富士康每年少给了工人7.4亿元加班费”这一惊人的结论。
7月初，富士康掌舵人郭台铭首次公开回应媒体针对富士康的用工报道，称《星期日邮报》等媒体“报道内容失实”，富士康“正在考虑通过某种法律程序”捍卫声誉。
经过随后几天的沉寂，7月14日，富士康突然高调反击，将《第一财经日报》撰写富士康负面新闻的记者和该报一个编委告上法庭，并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内地创下记录的索赔数额：3000万，同时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
深圳中院迅速立案，并迅速查封了两名当事人包括“汽车和房屋”等个人资产。
几天后，苹果调查组得出结论，认为富士康除“有时工作时间超标”存在疑义外，它的用工环境“基本符合要求”，调查组特别指出，现实的情况是，工人“都觉得加班太少，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加班机会”。苹果还发出信号，希望充当“富士康与第一财经”之间的中间调停人。
如果此前媒体关于富士康的用工报道燃起的是一把火，那么，富士康姿态强悍的起诉，则是往这一把火里浇了一大团油。
国内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以不同方式介入到这一事件之中，连一向以冷静著称的《财经》也发表了一个特别申明，表示愿意在这一事件中与《第一财经日报》站在一起，指出深圳中院在行使自己的司法权时，无论程序还是查封行为都存在瑕疵：在没有将富士康的起诉副本送达被告的情况下，擅自启动了查封行为，这是程序不当；查封的对象并不仅仅只是两个当事人的财产，还牵涉到另一个人的资产，这对另一个财产拥有者已构成侵权。
新浪、腾迅则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调查，反应十分热烈，其中在腾讯上万参与者中，89.92%的网友均对记者表示同情和支持。
很多网友翻出富士康2004年针对台湾工商时报一记者的官司，指出两者“手法有惊人的一致性”。
在沸沸扬扬的媒体关注和网络争吵中，事情再次出现拐点。
8月30日，富士康将索赔金额从3000万降为1元，同时将第一财经日报社增为控告对象，深圳中院亦将两名记者的财产解冻。
随后的24小时内，富士康与《第一财经日报》快速达成谅解，嘎然终止了双方的司法纠葛。
几个值得咀嚼的细节
这场波及全国的公共事件，有几个细节显得意味悠长：
在富士康与《第一财经日报》激烈的交锋过程，承担着维护打工者权益职能的当地劳动局和工会组织，包括派有专人长驻富士康、肩负“监督和协助富士康搞好劳资关系”的龙华劳动所，始终保持缄默。而与之相反的是深圳中院办案的“高效率”。
一专业人士指出，如果不是当事双方实力悬殊，深圳中院在程序和查封范围上其实并不存在太大问题，将副本送达前履行财产保全程序，在国内司法界并非首例，而且这一行为如果发生在弱者对强者的诉讼，它甚至会被认为是“正义之举”，此外，假若当事人被查封的资产在法律上是该资产产权持有者，对其进行查封并无不当，被查封资产实际共有人可依据自己持有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另案请求法院对被查封资产进行裁决，维护自己权益。深圳中院之所以“激起公愤”，实际主要不是程序和查封对象之误，而是在于，在那样的氛围下，它被公众判定为了“有失公允”，“社会公允”虽在司法程序之外，但它却是司法的目的和基础，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尊崇“锄强扶弱”的国家，“有失公允”更会被看作是对整个社会和传统的伤害。
在众多对富士康兴师问罪的社会势力中，苹果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一方面，它是“正义之师”，在当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失声的情况下，它开始“调查劳动者工资和福利待遇”，但另一方面，可能很少人知道，在由它和富士康构成的产业链中，双方之间的利益分配模式。
苹果委托富士康加工的iPod，根据品种的不同，苹果“能获得约45%-55%的市场毛利”，这其中，它需支付品牌和市场营销费用；而富士康“获得的费用仅为其售价6%的加工费”，它用这6%支付场地、仓储、运输、水电、人工、管理等开支。一位资深社会观察家对此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其实，在富士康还没开工之前，“血汗”就已经发生了。
他接着补充道，这个“血汗”是从全球分工的角度给出的，它并不意味着富士康没有足够的利润进一步提高自己企业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2006年10月份富士康公布的上半年的财务报表也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该财务报表显示，2006年上半年富士康的纯利润高达20多亿。
对富士康掌舵人郭台铭的探究，更让这一事件具有了另外的深意。
1974年以自己母亲抬会的10万元台币起家的郭台铭，有过非常艰难的创业历程，曾“为了等一个客户见面，在雨中站了4个小时”，据熟悉他的人介绍，郭台铭是一个很爱家的人，也没有一般富人所染上的恶习，吃、穿、用都很普通，但在经营领域，他却又表现出一般人少有的远见卓识。
缺少核心技术的国家该如何建立自己在产业领域的优势、获取与国际顶级企业平等对话的筹码？这是一个困扰从巴西到俄罗斯到印度到中国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郭台铭找到了这样一个弱势制胜的密码：在通过整合下游产业链形成制造优势后，加强对产业链其他环节的技术控制能力，最终形成一个围绕核心技术的自主品牌供应链条，由此逐步获得与国际顶尖企业进行平等对话的筹码。富士康之所以能以可怕速度扩张，并“正深刻改变世界代工领域规则”，除了“世界新兴产业由于更新速度快，终端产品必须依赖流水线而不是传统的机械化，因而发展中国家反而能因为成本优势得到‘制造’这杯羹”等因素外，也与他这一法宝不无相关。
在进入大陆后，郭台铭通过各种方式，累计捐赠了6.6亿的现金，用于贫困地区的灾难、疾病和教育。6.6亿，这是迄今中国大陆慈善领域捐赠现金最多的一个数字！
象这样一个并非没有责任感、甚至可能改写后发国家产业发展模式的企业家，怎么会和“血汗工厂”联系在一起呢？
遗憾的是，虽然《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存在技术缺陷”，但它“相当部分的内容依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尤其是在2003年以前，富士康很多员工“每天都需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每个月一般只有1天休息时间”。
一个媒体专家的追问
在富士康风波正激烈的时候，针对争论中公众抛出的一份据称是来自国内某权威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珠三角打工者12年工资只涨了68元”，一个在国内具有极高声望的传媒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其实社会各界在争论富士康工人的工资得失时，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这12年里，对当地社会收入具有指示意义的深圳公务员工资，究竟涨了多少？他认为，在当前国家把贫富分化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的氛围下，进行这样一种结构性判断意义十分重大。
事实上，有关深圳公务员的工资，在民间早就是一大热门话题。
2005年，差不多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一个有关深圳公务员工资的帖子，在国内多个论坛出现，并引起过众多网友的热烈关注：
我是（深圳）一名普通公务员，本科学历，5年工作经验，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进入机关单位2年多了，科员级，供职于司法机关.。
每月固定收入：5658元,加班费889元(此加班费只有公检法三机关有)，合计6547元/月(税后)
固定过节费:5.1节1000元，国庆1500元，元旦+春节4000元，这三项要扣除800元税
年终奖金:11000元(税后)
每年旅游一次，折合人民币5000元
每两年发制服一套，折合人民币1200元
每年体检一次，折合人民币100元
以上是全部收入，单位不管住房，也没车，福利房遥遥无期。
经多方求证，该帖“除原创人供职单位不好确定外，其内容基本属实”，而且该收入显示的是“一个有5年资历、没有职务的深圳普通公务员的阳光工资”。
深圳市政府智囊机构的一位部门负责人对当地公务员工资及其优厚的福利待遇感到困惑，尤其是“深圳公务员退休后是从财政口拿全额工资”，“按55岁退休，平均75岁计算，几乎深圳市一定级别的公务员，仅退休费就能拿到200万，这与社会其他机构，包括其他事业机构的相同级别的工作者差距非常明显”。
2004年4月，广东一媒体爆出一则消息，称深圳市政府正在出台一项针对公务员的“廉政公积金”政策，该政策规定，如果公务员任职期间廉政不出问题，根据级别不同，有望退休时拿到100万～200万元的廉政公积金。任职期内如果出现违规违纪行为，则酌情扣发，直至全部扣完。
这一消息随即在网上引来轩然大波，一些匿名人士从社会公平、资金来源、执行效果等角度对其进行了质疑。
2004年4月12日，针对中新社记者闻讯而来的采访，被该新闻指为消息的透露者------时任深圳市监察局局长的张伟雄作了一个很有意味的避谣，一方面，他强调自己在这一问题上从未接受过任何记者采访，另一方面他又表示，“深圳确实在探索‘廉政公积金’制度”，并对传言中的数额不置可否。而时任深圳市纪委办公厅主任的王小洁则告诉该记者，虽然有些意外插曲，他们依然将“排出干扰继续探索”，这意味着，除了优厚的工资外，深圳公务员退休时，还能拿到一笔数目不菲的“廉政公积金”。
据熟知内情的人介绍，深圳公务员的工资具有非常复杂的构造，除由财政统一发的财政工资外，还有本单位的绩效工资、奖金，以及各种各样的补助和节假日福利，而且深圳还有一点与内地不同：愈是基层，财政外收入愈高，有些富裕村镇（街道办事处）的公职人员，其全部合法收入基本可与外企级别较高的白领持平，但与后者不同的是，前者还掌控着丰富的社会公共资源。
最近10余年，深圳公务员工资和社会其他阶层，尤其是和占深圳人口大部分的外来一线工人比较，具有一个区别相当明显的变化幅度。
1991年，深圳公务员的月总收入大约在600元左右，与外来一线工人的工资比较不具有绝对优势，这个时期，深圳的基尼指数保持在0.282，属正常水平。但是，1993年，由于物价上涨，公务员工资有了大幅度提高，该年年末，深圳公务员工资超过1000元，此后经过多次调整，至2005年，深圳相当部分公务员月实际收益达到8千元左右，十余年工资绝对数额增加了10多倍，但此期间，外来一线工人的工资，2005年仅有600元左右，到2006年7月才涨到了800元左右，其余收入则需要额外加班才能获得。同一年中，深圳基尼指数达到了一个显示社会已出现严重贫富分化的数字：045。
从绝对值看，深圳1991年GDP为236.66亿，人均10746元，2005年，它的GDP达到4926.9亿，人均60507元，分别是前者的20.8倍和5.6倍，深圳公务员工资在这一时期增长的数额，几乎“恰好就是这二者的中间值”，考虑到深圳财富累积模式和公务员工资标准与本地财政收入有相当程度的挂钩，有社会专家指出，这表明，深圳公务员在不恰当地享用数百万外来打工者创造的财富，他解释说，之所以在这里“用不恰当”而不是“不正当”，在于造成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深圳有关机构故意给外来劳动力享用本地财政设置障碍，而在一定程度是中国传统的制度设置导致了这样一个现状。
这一现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忧虑：
目前，深圳参与创造财富的人超过1200万，经济规模庞大，加上每年数目不菲的土地收益和各项预算外行政收费，让深圳地方财政收入显得非常充裕，但另一方面，目前深圳财政的一些使用方向，却实际按的是不到两百万的户籍人口的口径在预算，由于国内地方财政“量入为出”的传统，于是深圳地方财政支付能力十分强大，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但公务员高工资高福利顺理成章，甚至还能支撑起一个低效的城市管理系统的表面繁荣。
但是，随着土地的减少、职能的规范，以及城市化进程需要承担的责任，深圳的财政就将出现“收入减少，支出却可能成倍增加”的局面，“这恐怕会让后来的管理者难以为续”。
打工者一直是深圳的脊梁
虽然从90年代中期开始，深圳其他阶层的收入逐渐与外来一线工人的收入拉开了距离。但从深圳建市至今，外来一线工人都一直是深圳最大的财富创造者。振奋全国的““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也是在1984年3月由建造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的外来工创造出来的。
1979年，深圳刚建市时，只有户籍人口31.26万，外来人口更仅有1500人。
当年7月，蛇口工业区一声炮响，在拉开特区建设帷幕的同时，也拉开了持续至今的民工潮。中国农村剩余人口，开始从广东其他地区、湖南、四川、江西等地涌向这个刚刚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含义和使命的城市。
从1982年起，在深圳建筑和工业领域，一线的外来工人开始反超本地劳动力。
1983年，外来工又在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里超过本地劳动力。
到1987年，深圳市外来人口数量首次超过本地人口，成为深圳各产业实际的主力军，并在深圳市总人口中占有愈来愈大的基数。
1995年，深圳市人口超过300万。其中外来人口超过200万。
2000年，深圳实际人口达到700.84万，其中户籍人口121.48万，外来人口579.36万。
2005年，深圳实际人口突破1200万，其中户籍人口181.93万，外来人口1026万。
从1980年到2002年，劳动力成为仅次于外来投资，拉动深圳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力量，在1985年至1988年，它甚至给当地经济增长带来了超过50%的贡献率，远远超过外来投资、成为拉动深圳经济的第一要素。
资料显示，1987年来，深圳市90%以上的工、农业产值，60%以上的第三产业产值，8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80%以上的税收，80%以上的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70%预算外财政收入，90%以上自产出口产品和98%以上的加工出口产品，83%的农村经济，都来自外来工直接或间接的劳动。
从1985年开始，外来劳动力成为是深圳市各级政府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的主要来源，以1998年为例，在这一年，外来劳动力占90%的港台企业、外资企业、股份企业私营和个体企业缴纳税收119亿，一线工人70%以上为外来工的国有、集体企业缴税213.9亿，加上外来人口交纳的10多亿城市增容费以及各种卡、证费，外来劳动力直接为深圳市政府创造了大约250亿左右的经济效益。
从劳动效率看，外来工所在的三资企业所创造的产值，也大大高于户籍人口主要集中的国有和集体企业，1990年，深圳市外资企业人均产值达到9.09万，其中外商独资更高达14.84万，而国有和集体企业人均产值分别为5.19万和0.47万，二者差距十分明显。
2001年1月，深圳人才资源发展战略小组的研究成果表明，深圳经济六五期间，发展主要靠投资拉动，七五期间，主要靠劳动力拉动，八五期间，靠投资和劳动力双向拉动。
2003年，一个名叫郑海天的研究者，依据更为专业的三类产业劳动率比较分析，得出“1985年至2002年间，深圳第二产业发展一直依靠大量劳动力投入获得发展”，一定程度上推翻了深圳人才资源发展战略小组关于“九五期间，深圳经济转为主要由科技拉动”的结论。
正是由于外来工工资低廉、劳动强度和效率高，无须福利支出，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才使得深圳制造优势得以明显凸现，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实现了经济与城市的发展神话。
外来劳动力究竟给深圳经济带来了多大的量化价值？根据一个名叫赖德胜的学者估算，仅1979-1994年间，深圳所积聚和形成的人力资本总量就高达821.43亿元，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88.66%。占全部新生成资本的46.99%。“而在这个人力资本总量中，外来劳动力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比例”。
不对称的生存处境
虽然外来劳动力一直是深圳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其处境却与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极不相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地人来深圳打工是有一个门槛的，这个门槛除了往返的路费外，还有收费不菲的暂住证。
虽然从9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就开始通过文件方式，委婉告诫珠三角、深圳等地“取消暂住证收费”，但直到2002年，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都以各种理由将这些政令挡在门外，甚至在国务院正式取消《收容遣送条例》、珠三角其他城市也开始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后，深圳市还换一种名称，顶风突击收过一阵“暂住人口管理费”，直到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发文，姿态强硬地禁止“各地以任何理由收取暂住费”后，暂住证收费才正式退出深圳的历史舞台。
对于拥有几百万外来工的深圳来说，暂住证收费是一个颇为丰厚的“蛋糕”。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通知前，深圳办证费用是320元左右，根据深圳1996年的一份会议纪要显示，直接参与“分切这块蛋糕”的有劳动局、人事局、公安局、计生委四家单位，它们的切留比例分别为33元、30元、72元和4％。
在利益的驱使下，当地公安、镇政府、村治保会都很热衷“查证”，于是，一些刚来、还没来得及办暂住证的外来人口，一些没钱办暂住证的外来人口，甚至一些忘了带证、去工厂上班的外来工人，都可能因为“检查时拿不出暂住证”被关进一个叫樟木头的地方。
樟木头，因此成为不少深圳外来工闻之胆寒的一个名字。
一名多年从事深圳外来劳动力研究的学者在谈到深圳建市以来外来打工者的生存状况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深圳没有善待自己的衣食父母。这个“没有善待”，几乎涵盖了一个劳动者的所有需求：工作环境、工资待遇、社会地位、权益保障路径。
1993年，深圳葵涌镇致丽玩具厂的那场著名的大火，把深圳打工者恶劣的生产环境首次暴露到了公众面前。
该年11月19日下午，致丽玩具厂工人正赶制意大利客户的圣诞节儿童玩具时，大火发生了，但是，由于工厂在所谓封闭式管理的名义下，将门窗都堵死了，导致工人逃生无门，结果造成87名女工被当场烧死，47名被烧成重伤。
其实，同样的事件，在这场大火的前一年，就曾在宝安公明镇百星制衣厂发生，并导致了16名女工死亡，12名重伤。
由于老化的机器设备和相对落后的管理，深圳每年“大约有上万名工人伤残”，此外还有数目不菲的工人患上了职业病，就在记者前往深圳调研前夕，位于罗湖区东门中兴路的深圳捷霸电池有限公司，就有29名员工被查出再生产时受到镉污染，造成镉超标。
最为严重的表现还是在劳动时间和工资上。
在富士康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一位熟知深圳加工型企业内幕的人士表示，深圳的加工型企业，鲜有不超时加班的，富士康虽也超时加班，至少还基本按劳动法给足了加班费，夏天为每个工位提供了电扇，以及免费的消暑汤，但更多的企业，加班费并没有按劳动法的标准执行，工作环境也很恶劣，夏天车间温度高达30多度。
新浪网曾针对富士康加班问题发起一项调查，在参与调查的近两万网友中，认为它是一个普遍现象的比例高达96.02%。
深圳“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研究”课题组曾记录的一家企业，堪称“葛朗台式企业”的典型，该课题组在2005年的调查中发现，一家名叫“深圳千禧制衣厂”的企业，不仅长期拖欠克扣员工工资，当月工资要拖到第三个月才发；而且加班工资只有0.4元/小时，相当于当时法定最低标准的10%；此外，该厂还长期强迫员工月平均加班160小时以上，部分员工更高达230小时。同时，这个厂近2000名员工中，只有两人参加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全未参加。
就在富士康事件引爆社会各界对深圳打工者工资和加班强烈关注的几个月后，富士康所在地、深圳龙华的人才大市场网页上，还挂着一个编号为1561的招工信息，这个在名称栏上被称为“深圳南山公司”的企业，在提到加班费时写的是：3元/小时，而按照目前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加班费应该超过5元/小时。
管理中出现粗暴践踏打工者尊严的现象，也在占深圳企业数量超过60%的加工型企业中普遍存在，有的甚至酿成了个人悲剧，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林洪金律师的卷宗里，就记载着这样一个事件：2004年，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大专毕业后去布吉一家工厂打工，有一天工作没做好，被班长骂了，她性格比较倔，和班长顶了嘴。部门经理就罚她站三天，还让她当着全厂数百工人赔礼道歉。这个女孩子受不了，当晚没回宿舍，独自在一家超市的楼顶哭了一晚上，回去后就傻了，被送到康宁医院。住院后第三天，厂家竟拿来一份辞工书让她签名，意思是她已同意辞工，工厂对此不负责任。
他由此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保护企业劳工的人格尊严？
2年过去了，这个关系到深圳数百万打工者基本处境的问题，依然没找到完整答案。
外来工的工资之痛
由于缺乏与资方博弈的手段，深圳打工者的工资长期得不到有效提升。
2005年，深圳人均月工资已超过2700元，但人数占深圳总人口多数的外来一线工人，月工资却基本不超过700元，即使加上加班收入，相当部分也不超过1500。这组数据，清楚地勾画出了深圳基尼指数已达到0.45的基本路经。
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是深圳数百万外来工在工资方面与资方博弈的唯一武器，而另一方面，深圳几乎所有的加工型企业，都是按这个最低标准规定的底线数字、而不是企业的实际利润和实际创造的产品价值来确定自己员工的工资，财富的产出与收益由此脱节。
2005年，深圳特区外最低工资标准为580元，特区内最低标准为700元。
2006年，这个数字分别变为690元和810元。
有学者表示，虽然自己不太明白深圳最低工资是参照什么标准制定的，但按照深圳2005年的生活指数，如果一个工人不加班，每个月580根本不够自己生活。而工资这个概念也不应该只包含个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应该是“满足劳动者的社会再生产需求”。
他说，依照现在社会的实际水平，“满足劳动者的社会再生产需求”起码应该包括这么几项支出：住宿、吃饭、衣物、日常用品、交通、通讯、书籍、娱乐、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供未来组织家庭和生育的必要储蓄。“而在这几项中，仅‘供未来组织家庭和生育的必要储蓄’至少就超过500元，这个数字，参照全国当前的平均收入，是偏高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得看到，这个平均数包括了人口超过1/3的老人、儿童和在校学生，此外这些打工者与进一步拉底了这个平均数的农民也有本质区别，他们参与了全球分工，而不是在从事附加值极其低下的农业生产”。
他认为，“企业遵从最低工资标准而不是实际利润和劳动者实际创造的价值制定企业的工资，是包括深圳在内的中国城市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种分配取向得不到转变，贫富分化将在中国继续持续并扩大”。
支持这一说法的依据来自一家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该数据显示，中国的工资总额，仅约占企业利润总额的16%，而在其它很多国家，这个比例达到了35%以上。这一数据意味着，在企业创造的财富中，中国的资方占有了过多份额。
此前深圳针对企业员工工资的政策取向，导致了这样一个一般性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只想做一个勤勤恳恳的一线产业工人，那么他注定会在深圳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而在另一方面，这个群体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深圳最大部分财富的直接创造者。
同工同酬是劳动用工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在深圳，相同企业，外来工和本地职工的待遇差别很大，这一状况早就引起过深圳劳动局的关注，该局分配调查课题组1995年对114个企业抽样调查，发现在同一个工作岗位上，外来工的月工资800元，而户籍人口的工资达到2500元，且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深圳国有企业之中，在近20年的深圳劳动力市场，深圳户籍劳动力的年平均工资至少要比外来工高出2000-3000元。劳动部门的官员曾向当地一位从事劳工研究的专业人士透露，在同等条件下，企业雇用一个当地的劳动力往往要比雇用“外来的”高出600元，
由于“一直没找到有效的纠正办法”，直到现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依然没有在深圳消除。
虽然深圳外来打工者的工资与实际的生活需求比已经偏低，但这个偏低的工资，也存在被拖欠的风险，这一现象在2003年前尤其严重，一份来自深圳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仅97年至99年三年间，由深圳劳动部门处理的企业拖欠的工资就近4.5亿，
最近几年，深圳市劳动部门采取包括司法介入等手段，加大了打击拖欠工资的力度，一些街道还把拖欠工资的投诉点设在了大街上，这些措施，极大地增加了资方在这方面与社会博弈的成本，拖欠工资现象开始大幅下滑，不过，有学者对深圳市劳动局在此过程出台的“所有企业必须缴纳拖欠工资风险金”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措施缺乏法理依据”，因为，“一个企业如果有实力，却故意拖欠工资，其它企业没必要为此承担风险，而如果一个企业无力支付被拖欠的工资，也实际意味着这个企业面临破产，应该进入破产程序，更没理由让其它企业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劳动部门为这个收费所陈列的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他对这一措施的结论是，深圳劳动部门“在借机搭车收费，不正当地增加当地企业额外负担”。
对于如何有效防止拖欠工资，他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在通过司法介入和处以拖欠数额至少二倍以上的重罚、进一步增加资方在拖欠工资一事上的风险的基础上，本着谁受损谁受益的原则，让被拖欠工资的员工得到数倍被拖欠的工资，这样，也给被拖欠工资的工人带来投诉动力。
此外，应该开发一种专用软件，与银行、企业联网，随时跟踪企业的工资发放动态，防患未然。这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完全能办到，而且花钱也不多。
据深圳劳动局信访处牛主任的介绍，由于“收取企业‘拖欠工资风险金’这个办法比较有效，全国很多城市劳动部门都准备前来取金”。
他表示，采取这个措施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深圳劳动部门，尤其是劳动部门一线工作人员人数太少，全市负责劳动稽查的人员总共才200多人”，而仅仅在2006年上半年，他们就“接到了上万起劳动投诉，根本忙不过来”。
同时他透露，劳动局确实正准备开通信息化管理，以提高监督的覆盖率，降低监督成本。
被户籍隔离的市民待遇
虽然早在1990年，以深圳市委宣传部为首的六部门联合调查组就在其调研报告----《深圳百万临时工调查报告》宣称：外来工是深圳工人阶级的主体，是深圳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深圳市和深圳社会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但直到2006年，在深圳，有没有户口，还是意味着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除了与本地人不能同工同酬外，处于收入底层的外地打工者在深圳生活，需要支付比本地人更高的成本。
在深圳，一个外地人即使购买了医疗保险，也不能和本地人一样“可以看门诊”，只能报销一定比例的住院费用。
而围绕外地人的养老保险，也曾有过一番长达数年的风波。
2004年，深圳总共18名省人大代表中，有14名联名在省人大会上抛出一份议案，建议修改《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十条所规定的“被保险人月工资低于所在市职工月均工资60％的，按所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0％计征”。理由是“许多外来劳务工的工资其实是低于所在市职工月均工资60％的，如果按法律规定购买社会养老保险，企业会承受不起”。并称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影响珠三角的投资环境”。
这一消息经媒体报道后，旋即在深圳引起不小的波澜，被人直斥为“典型的少数既得利益群体心态”，随后，又有细心的外来工发现，2002年9月1日新生效的《深圳市社保条例实施规定》，与原《深圳社保条例实施规定》和2000年12月深圳市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社保条例》不同，新增加了“第十三条独立条款”。
原《深圳社保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非户籍员工按规定实际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并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就可在深圳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而新规定增加的第十三条规定：“非本市户籍员工在本市退休按月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应在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前5年，在本市连续缴费。”根据新增的这一独立条款，按国家退休规定，那么男性就必须在56—60岁、女性必须在51—55岁连续5年在深圳工作并缴纳社保费，60个月内，少一个月未缴，即使累计在深圳工作30年、缴费30年，也一样丧失在深圳按月领取养老保险金资格。
这一发现经媒体刊登后，引来更多人对这一条款的关注，并催生了“中国首个个人自费刊登广告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言民意”的创举。
直到2006年11月中旬，记者在深圳调研期间，深圳市才宣布“取消该新增条款”。
让外来工子女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这是最近几年中国城市发展理念一个越来越深人人心的共识，但在这一大趋势下，2003年8月，深圳市政府却举行了一个听证会，计划将外来工子女入学的义务教育阶段“借读费”在本已高企的基础上再次提高，而且提升的幅度非常大：小学75％，初中50％，这一调整，让深圳市的外来人口子女借读费在国内一枝独秀。
在国内舆论的一片倒彩声中，深圳市政府才于2006年，重新出台了《深圳市暂住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办法（试行）》，对此前的政策作了大幅修改。
有学者表示，研究最近几年来的深圳政策，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在国内愈来愈重视城市的带动功能和发展责任时，深圳却显得对自己的既得利益格外留恋。全国人民在共同出力把深圳建成了一个在国际上声名雀起的大都市后，深圳人却开始“追求自己的幸福”。
他感到忧虑的是，由于习惯了处在顶峰的感觉，加上政府很少从中国全局和历史的高度，去引导当地各界认识深圳的发展缘由；很少从社会和谐的高度去思考和广泛讨论深圳肩负的历史责任，导致深圳无论官方还是拥有户籍的民间圈子，都普遍对中国社会缺乏一种感恩意识和责任意识，而更认同用“市场原则”去与外界作“公平交易”，但另一方面，深圳却“不是依靠市场原则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他认为，“对于深圳，它不应该只对‘被谁抛弃’产生警觉和忧患，也应该思考自己‘是否在将谁抛弃’”。
2004年3月3日当选为深圳市人大副主任的宋枝旺，也许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在发现“外来工的平均工资低于深圳市人均收入60%”后，这位曾表示“要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不辜负人民的委托，尽职尽责”的人大官员，没有意识到这一比例必然导致深圳贫富分化，从而严重影响深圳社会生态平衡和健康，看到的却是让“工资低于60%的企业按60%的标准缴纳养老保险，会影响到深圳的投资环境”。
由于这种既得利益保护心态，曾经一度在制度创新上居于国内领先地位的深圳，在城市户籍管理这一块已明显落后于国内其他一些城市，比如海口、扬州。
“而本来，在全国的所有城市中，它最有责任给予外来工以市民待遇”。
深圳社会的四元结构
如果说中国社会存在一个二元结构，那么，在改革开放与外来投资的催化下，深圳社会则呈现出一个与内地大多数城市不同的四元结构。这个四元结构的组成部分分别为：土著居民，外来投资者、民营企业家及企业高级管理层，以公务员为代表的政府机构职员和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外来工。
在改革开放之初，深圳仅有土著居民31万多，随后几年的偷渡，让这个数字减少到27万左右。
由于享受着改革二十多年来深圳土地及其附属物所产生出来的巨大增溢价值，这个群体绝大部分通过超标建私房进行出租，成为了中国最悠闲、又最富有的城市居民。
在深圳城市化过程中，深圳市政府对原住民的住宅建设有过明确规定和多次重申，其基本标准为“每户一栋住宅，住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80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40平方米，三人以内建房上限为150平方米，三人以上建房上限为250平方米”。
但由于房屋出租“高额而稳定的利润”，引致原住民持续、大规模地违规造房，到1999年，官方在对福田、南山区的调查中发现，原住民住宅几乎全部超标，其中福田人均面积达到了397.2平方米/人，平均超标893.03%，南山区也不含糊，它所辖的后海村平均每户5.19栋私房，大冲村每户也有4.09栋私房。
而此前一年，深圳原住民的集体经济，也从改革之初一产、二产、三产各占一定的比例，变成了“主要靠出租房屋获利的经济实体”，比如所调查的“南山区29个村中，就有16个村集体企业收益100%来自房屋出租”。
深圳市政府与原住民之间，多次围绕“违规建房”展开较量，但最终都因为“阻力太大而不了了之”。
2002年，位于布吉与深圳河的渔民村在进行“城中村改造”时，经过与政府讨价还价，每户居民获得1340多平方米的住房。这一事件，曾被认为是政府默认了此前原住民的建房违规。而按目前深圳的住宅价格，渔民村改造时得到的房产价值都过了千万。
有学者表示，对这些“原住民该如何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归类”，一直让他感到迷茫。
“虽然这个现象多年前就存在，但它依然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的新问题”。
他说，从村民自身的角度，他们失去了土地，多建点房来出租，以维持生活，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另一方面，这种获利又太巨大，其数额已完全不是一个“维持生活”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这些村民又完全称得上是具有了“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的特征，而“即使是在西方纯粹的市场经济环境里，食利阶层也是一个会遭受社会鄙视的群体，道理很简单，它不能带来创造，并损害了社会价值”。
在一名叫王如渊的深圳城中村研究者看来，这种损害社会价值和传统的后果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由于财富来得太容易太巨大，深圳原住民的后代，不少都染上了“好逸恶劳、吃喝嫖赌、游手好闲”的习性，，变成了“不作工、不经商、不学习、不回家”的“四不青年”。
外来投资者、民营企业家及企业高级管理层，则构成了深圳的另一个阶层。
在改革开放的语境里，这个群体不但广受社会尊重，而且因为优裕的投资政策及廉价的劳动力获得了理想收益。
这是一个构成最为复杂的群体，里面既有先锋型、开拓性企业家，也不乏靠“血汗工厂”发着大财的工厂主。
虽然与国内其他地区尤其是内地公务员比，深圳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的员工拿着更高的工资，但在深圳，他们的合法收入只能位居第三。有政府管理层官员私下承认，虽然自己拿的工资比较高，但和那些原住民比较，心理还是容易失去平衡，他反问记者，“如果最先富起来的其实都是素质普遍偏低的一个群体，你是否觉得我们摸到的石头上，其实还存在一些被我们长期有意无意忽略掉的问题？比如具有较长预期的整体规划和平衡协调”。
人数最多的外来打工者，则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无论是收入、还是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他们都无法与前三者相比，远在1990年，一份官方调查就显示出，深圳80%以上的外来工自感低人一等，是这个城市的第四等公民，有强烈的被雇用、被强迫感，精神上感到孤独和压抑。
点击政府规划关键词
分析深圳市政府十五规划纲要和十一五规划的关键词，可能能为我们提供了解深圳市政府执政意图的另外一条路径。
“深圳市政府十五规划纲要”全文共34497字，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建设”，共出现191次，以下依次为：“发展”187次，“产业”124次，“经济”118次，“教育”94处，“科技”54次，“物流”51次，“环境”51次，“贸易”36次，“人才”33次，“出口”30次，“旅游”27次，“资本”18次，“社会保障”12次，次“社会保险”11次、“土地”10次，“高科技”9次，“外资”9次，“港口”9次，“外贸”7次，“进出口”6次，“结构调整”6次，“房地产”5次，“科技成果”3次，“科研”3处、“招商引资”1次。
“深圳市十一五规划”全文55782字。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发展”，共出现472次，以下依次为：“建设”385次，“产业”309次，“经济”166次，“教育”100次，“物流”97次，“环境”92次，“科技”61次，“土地”45次，“人才”45次，“旅游”35次，“贸易”31次，“资本”24次，“港口”21次，“产业结构”20次，“出口”18次，“科研”15次，“地产”10次，“外资”8次，“房地产”8次，“结构调整”8次，“社会保障”7次，“社会保险”7次，“外贸”5次，“进出口”3次，“高科技”3次，“招商”3次，“引资”2次，“科技成果”1次，“科研成果”1次。
两个规划排前五的词汇一致，都是“建设”、“发展”、“产业”、“经济”、“教育”，唯一不同的仅仅是前两名颠倒了一下位置，“十五规划”强调的是“建设”，“十一五”规划强调的是“发展”，从层次上看，后者是前者的一个递进。此外，二者的使用频率明显拉开了距离，说明深圳十一五期间的“发展”内涵，有很多已与“建设”无关，属于规范、整合、提升。而无论是“建设”，还是“发展”，“产业”都是一个核心的概念。
“十一五规划”中，物流从此前的并列第七位，跃居到第六位，仅次于教育，且与教育使用频率相差无几，说明在十一五期间，深圳将明显加重“物流”在产业中的份量。
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十一五规划”中，“土地”、“港口”的排名大幅提前，尤其是“土地”，从16位跃居到9位，在所有词汇中升位最大，这说明，十一五期间，“土地问题”变得比以前更受关注，而“港口建设”也应该比十五期间更受重视。
“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在十五规划中，位置仅次于“资本”，排在“土地”、“高科技”和“外资”等词汇之后，意味着九五期间，“社会保障”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亟待着手解决。
此外，无论是十五、还是十一五期间，招商引资出现的频率都很低，这表明，在十五、十一五期间，招商引资已不再是深圳市政府重点关注之列。
如果说这些词汇出现的频率与分析思路，和它们在现实领域所占据的位置基本吻合，那么记者发现的问题是------在近10万字的十五、十一五政府规划里，记者居然没找到一个“占深圳实际人口绝大多数”、同时也是“深圳最主要的财富创造者”------“外来人口”、“外来劳动力”、“外来工”，更让记者意外的是，甚至记者也没找到“科技工作者”或“科研人员”这两个与科技、科研成果，也可以说是与深圳未来的产业发展、产业转型、产业升级紧密相连的词汇。
开放窗口的经济真相
经过20多年的“放手发展”，目前深圳产业在世界产业链中究竟居于一个什么位置?
深圳市政府智囊机构------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一资深专家沉吟半晌，说出了这个答案：深圳虽然拥有像华为这样的科技型企业，但主要还是在为国际产品市场、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市场提供加工服务，并带有明显的地缘经济特征。
他介绍道，粗略地分，深圳企业有80%是外商投资，而这些外资企业中，又有80%是加工企业。
这一说法，基本和“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约占深圳出口的六成；外来投资中，超过七成是港台企业”的统计数据吻合。
目前，深圳国有经济虽然在深圳总体经济中占有一定比例，但这些国企基本是“港口、机场、能源、通讯、邮政、公交”等垄断性企业，一位深圳国资部门高级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到2005年底，深圳国企已基本全部退出了竞争领域”。
一份资料显示，1990年，在工业领域，深圳国企占有26.7%的比重，但到2001年，这个比例下降为了6.7%。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企亏损严重”，而它又让只有20来年国企经营经验的深圳取得一个共识：国企不适合市场经济。
针对国企在深圳的变迁路径，一位学者谈到了一个观点，他认为，这实际意味着，即使和内地一些中小城市比，深圳也并不具有管理上的优势。
他的意思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企经营状况实际体现的是一个政府的职能规范程度和管理水平高低，深圳市前前后后投上千个亿搞的国企，不但一个也没成功，而且成为贪污腐败高发区，比如能源集团出了劳德荣、石化集团出了陈涌庆，城建集团出了李育国，999出了赵新先（注：所在地在深圳的知名国企）甚至深中华还发生了多名管理高层外逃事件。这样高比例的贪污腐败在国内是罕见的，而另一方面，在国内一些中小城市，到现在为止，依然有国企在发挥经济主体的角色。
在一名石姓学者看来，深圳的发展和财富累积，除了靠在税收、外贸、产业发展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政策优惠和特许外，其实主要还是靠内地基本无限量的劳动力供给和牺牲土地收益、环境成本、工资博弈争取到持续、高额的外来投资获得的。
他说，如果改革开放初期放弃土地收益、甚至几年所得税收益，目的在于在世界范围更鲜明地凸现中国的投资优势，有利于尽快形成资本汇聚效应，以打破中国旧的经济格局和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外，那么同时放弃环境成本和合理的工资收益就显得很不理智，因为这与发展经济的目的背道而驰。而且在性质上，后者也与前者不同，前者可以从价值增溢的角度获得补偿，而后者则不是这样一个情况：环境被污染，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去投资维护，工资则关涉到劳动者的收益，它带动起来的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链条，这个链条实际是一种社会标准，它一失衡，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个结果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就是严重的贫富分化，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现在深圳地面上的几乎所有河渠，不但水的颜色都是黑的，而且明显能闻到异味，需要支付昂贵的费用才能治理到一定程度。
外来投资和劳动力投入究竟在深圳经济发展历程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从《深圳市2003年统计年鉴》获得的数据可以推演出这个结论：从1980年到2002年，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为深圳市的经济贡献份额达到73.31%。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绝对性要素。外商投资对工业增加值的经济贡献率，从95年到2001年均超过70%，2002年有大幅下降，但也接近50%，达49.82%。
来自理论界的声音
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其实深圳并不孤独。
为什么要在竞争领域放弃国企？为什么要做贴牌（即加工，后同）？为什么要在工资、劳动时间方面不和投资方博弈？这些为什么，都能在理论界找到一些声名显赫的专家同道。
被厉以宁推为“中国微观经济领域第一人”的张维迎，就是一个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意义持彻底否定态度的经济理论工作者。1997年，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政府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张维迎对此的评价是，“出路是有的，那就是民营化”，对国企，他还有一个著名的“冰棍观点”，而对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他的看法是“讨论竞争力问题只对民营企业有意义”，“国有企业没有（有没有）竞争力的问题，而是（只有）如何退出的问题”。
同时，在企业家实际已经握有了极为强势的话语权和广泛的社会资源、甚至部分企业家出现通过非法手段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下，张维迎还呼吁“社会要善待企业家”，并在一些民营企业家因为非法的发家史遭到民间舆论谴责后，跨过经济学、以一种社会学专家的身份抛出了“仇富论”。
而著名经济专业人士樊纲，近几年则在各种场合为“贴牌产业”大唱赞歌，强调它是中国产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由于需要获得成本优势，“血汗不可避免”，同时，即使在国内一些大型国有企业都已经意识到“（某些核心技术）每年支付给跨国公司的专利使用费，远远超过自己研究该技术的研发投入”后，他依然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持否定态度，认为“无论从成本还是效果看，这都是不现实的”。
近十余年来，深圳的产业政策、经济模式和政府策略，几乎就是这样的话语背景和理论指向下的一个标本。
由于“国企不具备竞争力价值”，所以“深圳国企基本全部退出了竞争领域”；由于“贴牌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阶段”，所以深圳在贴了二十多年牌后，依然乐此不疲；由于“血汗”不可避免，所以“低工资和长时间的加班自然也不可避免”。比如，龙华办事处劳动所本来派有专人长驻富士康“协调和监督劳动用工”，却依然放纵富士康每天“让工人长时间加班”。
有学者认为，这二个人的观点“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极大的误导作用”。
他说，中国的改革实际意味着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国家放弃扮演在经济领域总揽一切的角色，而将这个领域的大部分权力交给社会，允许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和国外资本参与其中。
不过，认同并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国内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及外国资本在本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功能、地位，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国有企业的经济意义，它们之间完全不相干。
他表示，张维迎对国企效率的判断存在一个方向上的失误。首先，他没弄清国企和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改革，可我们并没宣称要放弃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语境里，国企不但承载着一种经济使命，同时还提供和维持着一种社会标准，即使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它也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一个延伸，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形势下对国企的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判断是张维迎所缺失的”。
其次，张维迎试图从现代产权的角度证明国企不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在表述上更是有意放弃了一个前提追问：“国企效率低”究竟是源自具体的管理机制问题，还是这种经济形式“天然就不适合参与竞争”?是该进行系统的公司结构治理还是要将它们全部MBO掉？MBO掉国企后，我们的经济环境、甚至社会环境会不会面临某种结构缺失？这种缺失需要我们去承担什么后果？张维迎的判断其实无法承载这些问题。
事实上，由于竞争领域没有了国企，深圳现在的“科技创新”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政府该怎么参与这场创新？它该怎么尽量公平地去体现投出去的钱（计划十一五期间投入100亿）的价值，也就是说，这笔钱对于和它在经济层面仅仅是税收关系的企业而言，究竟算是什么？如果算风险投资，等于政府实际还是参与了经济运作。如果算无偿支持，那么得到支持的企业会多缴税吗？不会。那么这个价值怎么体现？
此外，它不可能在一个行业支持所有企业，只能重点选一、两个，那么问题又来了，对那些没被选中的企业而言，政府这种行为，是不是有帮被选中的企业搞不正当竞争的嫌疑？更何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保证这些被政府投了高额研究费用的企业不流动？这可是技术而不是不动产，别人要走你根本无法阻止。
如果有国企作为载体，“科技创新”就很顺畅，不会出现这样的选择困境。
“而科技创新，又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根本所在”。
该学者最后表示，张维迎的这些判断，来自于他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在西方纯粹的市场环境下流行的一种经济理论，但是，由于社会结构、基础和目标的均有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存在明显区别，邓老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领大家共同富裕”，其实就用很朴实的语言说明了这种不同。
因为纯粹的市场原则下，资本并不承载这种“共同富裕”责任，而“共同富裕”却是我们致力改革、发展经济的最基本的目的。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下，也很容易判断它的合理性：财富的创造依赖各种社会资源，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些资源是共有的，它即使有定价，也是在这个共有的基础上来进行交易评估而不是脱离这个标准、从所谓纯粹市场经济的角度给出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财富创造，也同时有义务承担起这个“共同富裕”的责任。
“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比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更为复杂、更为高级、也更具有明确的伦理目的。而至少，在张维迎、周其仁等所主张的经济观念的引导下，深圳的经济发展取向有些偏离这一目标”。
巨大产能下的谜局
贴牌？不贴牌？贴牌是机遇？还是陷阱？
围绕这个问题，中国经济界已经进行了至少5年的争论。
在这5年中，中国已经从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制造大国”，向世界释放出了惊人的生产能力。
截至2005年底，中国生产着世界贸易市场二分之一的建筑陶瓷，三分之一的卫生洁具，70%以上的服装机械，50%以上的服装，70%以上的玩具、袜子、眼镜，80%以上的电子钟表，40%的化纤，一半以上的鞋和床上用品，一半以上的手机，80%以上的笔记本电脑，三分之一的家具，大部分小五金。此外中国还生产了世界35%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钢产量是前二、三、四名的总合。
全球范围，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货轮都在运送中国生产的商品，中国需要的能源、粮食及工业原料。
可是，这种惊人的生产能力，在表示出了巨大的贸易额和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没有同样表现出它另一个几乎是这种生产所必然的结果：参与这种全球分工的人都变得富裕了。而这也只能是意味着，中国在第一次分配领域出现了问题。它从改革前的平均分配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分配严重不公。
导致这种不公的原因，除了经济转型时，我们与资方博弈的经验和准备不足外，就是被一些经济专业人士在对产业的认识上误导，由此延续和维持了一种不正确的产业格局和分配策略。
一资深产经专家表示，全球化趋势下的经济细分，确实让贴牌成为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大经济总量的一种不错的选择，但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极其庞大生产能力的国家，不可能“只采纳这一种方式融入世界经济”，樊纲的错误之一就在于，他在谈到中国产业发展的策略时，过分强调了这种模式的重要性甚至唯一性，让人产生出“世界只留给了中国这一条路”的错误判断。
另外，很多经济学家不赞同贴牌的缘由，是在于这种分工模式会让我们在国际领域失去产业主动性的同时，让对手变得更加强大，并进一步挤压我们未来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所谓的“血汗”，是“从全球分工及其可预知的结果”这个角度给出的，而不是说当下的贴牌利润低，事实上，如果不考虑民族未来的生存空间和生存主动，仅仅从贴牌的利润来考虑，它其实是比较丰厚的。比如富士康所接的为苹果生产iPod的单，虽然它仅能拿到市场售价的6%，但这种iPod每个售价为70--99美金左右，等于说组装一个小小的iPod，能得到30-40多元人民币。利润相当可观。
“樊纲在谈到这个‘血汗’时，不但没有对这种‘血汗’进行专业上的区分，反而把它变成了现实领域的‘血汗’，由此得出了‘从保持成本优势的角度，（发生在工厂的）血汗不可避免’这个误导公众、为现实中的‘血汗工厂’寻求合理性的结论”。
更何况，我们的优势其实已经相当突出，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引进外资时，以“国家让利”的方式，在“中国所处发展序列所具备的成本吸引”之外，进一步强化过在全球产业转移方面的优势。
该专家认为，樊纲另一个错误在于，他所说的“低成本”其实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不可能永远以“成本优势”去“招揽生意”，除非中国只打算留在世界的最后排。此外，“（人力）成本的优势也仅仅是构成竞争力优势诸多因素中的一个，除了这个因素外，还有科技、协作、管理、运输、仓储等”。
富士康一位高管对中国所具备的齐全的协作环境、低廉的仓储、运输费用和充足的专业人才供应印象深刻，他承认，“这给富士康快速挤进世界500强带来了极大帮助”。
但是，由于公众舆论充满了对“血汗”的误导，导致这些贴牌企业里的员工一直受到不合理对待。具体表现在深圳就是“12年工资仅涨了68元”，“大部分密集型企业每天得工作12个小时以上，每个月只有一天休息时间”。
而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正在开始承担这种错误判断所带来的后果。
首先是严重的贫富分化，由于第一次分配中占人数最大的劳动者所得甚微，2005年，深圳的基尼指数已达到接近警戒线的0.45。这意味着，深圳的社会生态已经极其脆弱，从这个角度，深圳目前高频率发生的抢劫、杀人事件，已不是“外来人口过多”这个因素能全部概况的，它“其中蕴含着更深沉的、几乎是必然的一种结果”。
其次是在中国人还没真正变富的时候，却已在世界范围成为贸易上的众矢之的。这就是商务部官员嘴里所说的-------“中国已成为世界反倾销投诉的最大受害国”。
最近几年，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南非、墨西哥、巴西、韩国、印度都愈来愈加强对来自中国产品的调查，反倾销立案也愈来愈频繁，对象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主要出口产品。
一相关人士对此给出的说法是：中国出口企业在为数目众多的贴牌厂家买单。
他给记者勾画出了这样一幅中国与外贸有瓜葛的产业结构布局和利益博弈图：
贴牌企业由于不出现在终端市场，所以，反倾销与它们无关，但由于这些产品从我国出口，它的产品价值又会表现在我国的产品生产数额、外贸出口数额和贸易量上，并最终让这个数字变得异常庞大。而正是这个庞大的数字刺激了其他市场，并相继加强了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力度。于是，国内外贸企业被投诉风险倍增。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从这些贴牌企业，尤其是港台商人投资的贴牌企业中，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参与了直接劳动的工人，都所获甚少。
“而这类企业，在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曾明确表示：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先行的地区，发展得如何事关全局，并叮嘱深圳市“增强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在房价进一步拉高了当地生活指数，连“一个百万富翁也感到压力倍增”的现实里，中国改革的源起地深圳，究竟肩负着什么样的责任和使命？
“也许，这个责任和使命，需要它回到改革的初衷，才能找到”。（《中国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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