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前沿问题及其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它代表着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女性问题; 但在女性主义发展史以及与女性主义相关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概念经常与其他一些概念，如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等混用。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一种误解是，将其看成是仅仅从阶级的视角出发来带动女性对资本主义进行总体性的革命，从而寻求女性解放的运动。这种说法是过于夸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之作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仅仅代表一种审视女性问题的视角，即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能片面地理解成阶级分析，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阶级分析只能被看成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的结论。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内涵应当是指，从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入手，对资本主义体制之下的女性地位和状况进行分析。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界定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可以让我们很容易地看清战后女性主义发展的谱系。正如南茜·弗雷泽( Nancy Fraser) 在《女性主义的财富: 从国家管理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一书中所比喻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发展历程像一部三幕剧，呈现为诞生—衰落—复兴的三阶段。二战之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在对国家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女性主义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武器，成功地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光从公共生产领域转移到私人的家务领域。在女性主义发展史的第一幕上，女性主义从劳动价值论的范畴出发，提出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劳动也应当纳入到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中，这样才能使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变得完整。因此，在战后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以对家务劳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姿态出场。不过，随着上世纪80 年代红色浪潮的退潮以及以撒切尔和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兴起，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武器一下子丧失了合法性; 女性主义在这个时期更为重视作为女性的独特身份及其与男性的差异，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下子被一种关注女性身体与身份的文化政治学所取代。于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退场了，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文化政治学的批判。直到今天，当代女性主义仍然对这种特殊的女性身份和差异性的性别经验的建构乐此不疲，这也成为了女性主义最后狂欢的场所——她们想用性与性别的壁垒来避免被父权制或男性的“霸权”所侵蚀。然而，问题在于，在性与性别批判的最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真的从资本主义世界中黯然退场了吗? 对于弗雷泽来说，答案是否定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不能囿于女性主义的内部来观察，而应将女性主义自身的审视与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如哈特和奈格里的批判) 相结合，为女性主义重新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提供新的可能性。不过，这一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却为当下的女性主义研究所忽视。

　　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退场相一致的是，目前国内外大多数的女性主义研究与批评仍然驻足于这种以差异为根基的文化政治学，她们热衷于自己的特殊经历，并以“女性”作为大范畴，让自己蜷缩在女性的独特差异之中，将这种差异和身份认同以及两性之间的平等作为女性解放的目的，正如李银河指出: “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 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在争取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过程中，女性主义认为，最为关键的不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打碎资本主义的枷锁，而是在文化上同父权制的霸权进行抗争。在她们宣告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死亡时，她们看不到，随着资本主义走向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帝国时，身份政治和承认政治本身业已成为资本主义获利的手段，之前的文化政治学批判只是掩盖了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资本主义将获利的手段直接转向内部的女性生命和身体时，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即以女性身体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正以追求女性“解放”的外表粉墨登场，这正是资本主义为女性主义精心打造的囹圄。因此，要走出女性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困境，就必须重返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对身体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让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帝国中浴火涅槃。

　　一、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

　　在历史上，女性主义呈现出多样化的样态，其类型和表现的复杂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思潮。在诸多女性主义思潮中，有着与自由主义保持一致的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思潮立足于中上层女性的立场，从女性基本自由和权利出发，来为女性谋求参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途径。与此同时，与这种偏右的立场相对立的是，更多的女性主义思潮保持了一种对主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结构的批判性态度，这就是左翼的女性主义思潮。不过，即便在左翼的女性主义思潮内部，各自所援引的思想渊源也大相径庭，如精神分析、性别自然差异、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从总体上来说，左翼的女性主义可以分为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激进的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当然，这里的三个概念也是相互交织的，在面对一系列共同的问题时，这三种女性主义思潮之间的区别十分细微。不过，为了从理论上澄清这个问题，我们仍然需要从概念上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进行界定。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之定义，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罗思玛莉·佟恩( Rosemarie Tong) 在其《女性主义思潮》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描述: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深信，以阶级来解释女性的地位和功能，终究是较为妥善、周备;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造成女性受压迫的主因，而资产阶级女性与普通女性在资本主义下受到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压迫。因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独特之处即在于它是力邀所有女性，无论普通女性还是资产阶级女性，一同来了解: 女性受压迫与其说是任何个别人有意造成的结果，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及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连结后产生的结果。”在佟恩的定义中，我们可以读出三个基本内涵: ( 1)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是阶级方法，即从阶级的角度来审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受压迫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的问题并不是独立的问题，而是与阶级问题缠绕在一起的问题。因此，在进行女性主义批判的时候，就不能像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那样，从普遍权利出发，来抽象地谈论女性解放问题，因为在那个意义上，女性解放就被片面地等同于获得一张选票，而忽视了选票之下女性和女性之间的质性差别。因此，阶级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必须去考虑，女性在不同阶级层次上的差别，我们不能将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女性与工人家庭中的女性混为一谈，她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解放和自由的思考均不在一个层次上。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来说，最为根本的问题不是获得选举权的问题，而是生活问题，即如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下，给予包括女性在内的普通大众以解放的问题。( 2)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认为，造成女性受压迫的原因不是个别性的，而是普遍性的。也就是说，女性在家庭和市场中受到压迫和歧视是资本主义制度使然。因此，在进行女性运动时，仅仅对一个实施家庭暴力的丈夫、对女性员工实施性骚扰的老板进行处置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表明，女性受压迫是制度性的，这种制度性的根源在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模式。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的实际地位和状况与资本主义的家庭模式息息相关。( 3)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女性要寻求彻底的而不是个体的解放，就必须将所有的女性联合起来，以对抗资本主义的体制。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要打破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在根本上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模式作为一种永恒状态和理想的家庭模式而加以渲染。而实际上，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模式只能是在马克思所说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下起作用，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在于所有女性和工人阶级运动联合起来，共同推翻造成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的资本主义制度。

　　不过，佟恩的界定仍然有偏颇之处，即她过于看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的阶级因素，从而将阶级分析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分析框架中的首位。此外，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经常遭到质疑的一个问题是: 是否女性受压迫的原因都源自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简单地从资本主义的固有框架中来分析全部的女性主义问题。比如，在婚姻中，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显然不能完全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问题，而必然要涉及资本主义框架之外的性别和欲望问题。在这个方面，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似乎比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阶级分析更为有效。

　　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对这种过于强调阶级分析的定义提出了修正，她认为，这种过于一元论的界定会让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丧失价值。对于上野千鹤子来说，“马克思主义之女性主义的立场首先在于，不把阶级支配与性支配视为各个独立的变量，并试图厘清其相互关系的原有历史形态。从这样的立场出发，现代社会固有的压抑形态遂被称为‘父权制的资本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女性主义不只受到‘资本主义’的压抑，也受到‘父权体制’的压制”。在上野千鹤子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下，女性所受到的压迫是双重的，既有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压迫，也有来自于父权制本身的压迫，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立场也必然是双重的。马克思主义所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女性主义针对的是父权制，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是两者的结合，即它所针对的对立面是“父权体制的资本主义”。不可否认，上野千鹤子关于马克思主义之女性主义的定义的优点在于，避免了从单一的阶级范畴来理解女性问题，在引入了父权体制的概念之后，使得女性主义的 x 轴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 y 轴构成一个坐标系，从而对现代社会的双重压迫机制进行更为深入的批判。不过，上野千鹤子的界定没有解决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如何保证阶级批判和性别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中的同一性——如果阶级批判与性别批判发生了矛盾，应该如何处置? 事实上，女性主义面对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自母系社会解体之后，父权制就一直是社会的主导型结构，在上野千鹤子看来，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一个男权中心主义的社会。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共产主义并未为女性的解放和平等提出详细的规划，阶级的解放并不一定带来女性的解放，在实现了阶级平等的社会中，性别的压迫还是可能存在的。

　　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我们要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首先，不能简单假定，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预设了一个圆满的女性解放的规划; 恰恰相反，迄今为止的女性主义，包括一些后现代的女性主义思潮在内，都没有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即何种社会形态，才是真正实现了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平等。因此，在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时，我们不能在这个方面抱太大希望。其次，甚至更重要的是，我们仅仅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看成一种独特的视角，而不是绝对正确的方法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仅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审视女性主义问题，它只是众多审视女性问题的视角中的一种。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视角不追求全面地概括出自文明社会以来，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来的所有女性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视角，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切入到女性主义之中，或者说，在某一个具体的点上，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可以深入到其他女性主义无法深入的层次。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进行重新审视之后，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它: 除了阶级分析之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分析工具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来剖析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状况。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切入女性分析，势必涉及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如生产、劳动、商品、再生产、消费、资本、拜物教等等，这些概念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武器。在现代社会，女性其实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并直接加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性结构中，在其中结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并非是盲目地号召女性同现有的父权制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而是抽丝剥茧般地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中剥离出女性受压迫的事实来。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家务劳动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是生产劳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指出: “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通过一种物化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人的劳动被转化为一种物，一种可以在价值上进行衡量的物物交换关系。这种物与物之间的等值关系，恰恰是“他们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彼此相等”。这种可进行交换的等值关系打破了原有劳动的私人属性，在现代商品经济的体制中建立了一种贯穿一切的横轴，所有的劳动都可以在这个横轴上找到自己相应的价值。

　　不过，在一些女性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并不能贯穿一切，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所贯穿的只是那些可以参与到市场中的从事商品生产的劳动，不参与到市场交换中的生产劳动则不在这个体系之内。关于劳动，我们可以将其分成两类，一类是市场化劳动，另一类是非市场化劳动，前者参与到商品交换，并获得其交换价值，后者则无法用交换价值来衡量。后一种劳动，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的，而是在私人领域中进行，如在家庭之中的家务劳动，一般情况下不被视为可以市场化的劳动。

　　对于马克思来说，工人在工厂里面消耗了自己的劳动，需要在私人领域进行补充，这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私人领域中的劳动力的再生产，被视为一种“自然的本能”，也就是说，在发给工人工资之后，工人阶级出于自然的本能自动地进行了劳动力的再生产。正是在这里，女性主义抓住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瑕疵，即由于家庭内部的分工，造成女性从事的负责男性劳动力再生产的家务劳动没有被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计算在内。凯瑟琳·麦金农批评道: “当生产中心转变为市场时，妇女的家庭劳动确保了男性的至上地位。这也许能描述出一旦商品生产取代了社会生产，妇女被排斥在商品生产之外。”麦金农表示，正是女性在家庭中的家务劳动，让男性劳动力的再生产成为可能，而男性劳动力的再生产，对于马克思来说，是资本再生产的前提条件，而且是必要条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指出，资本家剥削了男性工人的剩余价值，创造了利润; 但是，这种政治经济学框架所遮蔽的问题是，女性在家庭中所提供的作为男性劳动力再生产的家务劳动根本没有被计算在内。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女性的家务劳动是非市场化的劳动，因而也是“非生产性的劳动”，它无法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获取价值，同时，也无法被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框架所认可。因而，这里存在着一个比阶级剥削更深刻的不平等，即性别的不平等，如果说工人阶级的剥削仍然是计价的，那么，女性在家庭内部所承担的家务劳动却连这种计价活动都无法参与，因为它被活生生地排斥在市场化劳动之外。

　　更为关键的是，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劳动并非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如果说工人在工厂里的生产劳动是以物的形式参与社会交换，从而体现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社会结构; 那么在家庭中，女性家务劳动的基础则是基于性别的家庭内部分工，也就是说，女性的家务劳动并不是自然属性的结果，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框架。易言之，女性的家务劳动同样也是物化的劳动，它物化为家庭环境的整洁、对子女的养育、为丈夫烹饪的美食、购买衣物等等，但是，这种物化关系不像生产性的物与物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对于女性主义来说，这里的关系在根本上是不平等的，体现了女性在家庭中对男性的屈从地位，女性的劳动也直接体现为男性的附属物。

　　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谈到，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中，女性的家务劳动沦为男性的附庸: “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这里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而是人类学的方法。恩格斯追溯了从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再到专偶制家庭的变化，其中虽然提到了私有制的产生与专偶制家庭的对应关系，以及在专偶制家庭诞生之后，女性完全沦为家庭的附庸; 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家务劳动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正是因为恩格斯没有进一步从生产劳动的层面对家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属性给予特别关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便迫切地想把这个政治经济学缺口补上。

　　这里的关键在于，将位于家庭之中的负责再生产的家务劳动环节与公共领域中的生产劳动环节打通，形成一个逻辑循环回路。正如维洛妮卡·碧琪( Veronica Beechy) 指出: “运用唯物论的分析方法，才能把生产与再生产作为单一过程的部分，完全地统合起来。”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而言，女性解放的一条道路就是打破家庭劳动的壁垒，让市场化的循环能够滋润到女性家务劳动的土地。换句话说，女性的家务劳动也需要被市场化，转化为一种可以肯定和交换的价值。然而，劳动的市场化和可交换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破除资本主义市场化条件下的价值交换规律正是革命的关键。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在二战后初期的女性主义那里，打破女性家务劳动的私人性质是她们关注的重点，她们的目标是形成市场化劳动与家务劳动的循环，让妇女的家务劳动市场化。在一些女性主义者看来，只有通过家务劳动的市场化，让女性的家务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女性才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

　　三、女性主义的文化政治学对政治经济学的遮蔽

　　这种力图将女性家务劳动市场化，并在其中谋求性别平等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思潮在上世纪 80 年代突然遭遇困难。有意思的是，这种困难的造成并不是因为其运动的失败，而恰恰是因为这种运动的成功。随着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浪潮全面推进，同时也向日常生活领域推进。原先被排斥在市场化之外的家务劳动一下子被市场所承认，除了家庭主妇自己的家务劳动可以计算报酬之外，第三产业的发展把原先属于家庭主妇的家务活外包出去，转变为一种市场化的服务，如家政服务、育儿服务、接送服务等。高度的市场化使女性的家务劳动在价值上得到了市场的承认，但是女性主义者很快发现，这种承认给她们带来的不是快感，而是更大程度上的抽离，在一定程度上，女性主义反而失语了。

　　为什么失语了呢? 经过一定的解放运动后，女性曾经想获得的一切似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而得以实现，如在一些发达国家，两性之间就业的平等、同工同酬、家务计酬等女性主义曾经追求的目标似乎都得到了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主义已经无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制度性的不平等提出更有力的抨击，如南茜所言，女性主义开始患上了“忧郁症”，她们试图重新找到可以激活的目标，以重谈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遭受极大的质疑。珍妮·艾尔希坦( Jean Elshtain) 批评道，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以经济话语来阐释“家人间的关系与联系”，可问题是，用“生产未来的商品劳动力”来形容养儿育女的责任，会有哪一个母亲认为适合，会愿意接受? 当亲子关系被描述成是“生产者”与“未来的劳动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时，父母为子女所付出的担忧惧怕与不悔的情爱也就完全被掏空了意义，其情感洋溢、精神奉献的一面也就完全不存在了。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由于采取的是一种过分概念化、理论化的语言，反而忽略了日常语言所透露出的实在意义。如此地“重理论而轻实际”，未免简化了家人关系所含有的深度与复杂性。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免质疑，这个时期的女性主义都极力避免将女性问题还原为经济问题。在这方面，艾尔希坦是其中的代表。她极力反对把家庭关系转化为经济关系，试图凸显出家庭关系中的情感因素，将女性和母亲的柔情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女性主义话语。这种带有感性色彩的柔情，被上世纪 80 -90 年代的女性主义理解成女性的特质; 而那种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的女性主义则被视为太过男性化，不适合新的历史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女性主义者甚至宣布: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业已死亡。

　　女性主义回避了政治经济学话语，她们将从何处寻找批判的力量呢? 女性主义开始将目光投向自己身体的特殊性，以及在感性上的特殊经验，试图借此来摆脱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的霸权。如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伊利格瑞在她的《此性非一》一书中就强调，女性的身体是在男性的身体经验中被架构的，她指出，“女性的性征总是在男性因素之中被理论化的”，甚至女性的阴蒂也被想象为小型的阳具，这样，相对于男性的身体经验，女性总是被表象为一种“缺乏”，一种“萎缩”，甚至“阳具嫉妒”。在男性身体经验所架构的形象中，女性的身体总是次等的、孱弱的、退化的、残缺的，故而女性只能以一种次等的角色进入到各种话语体系之中。所以，女性的解放，在这个时期的女性主义看来，不能停留在表面上的权利的争取，而更应该看重女性身体经验的差异性，并让人们重视和尊重这种差异。另一位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艾伦·西苏( Hélène Cixous) 更是提出，以女性身体和感性来创造出一种女性的书写，以此来对抗男性的话语霸权。她说道: “当我说‘女人’时，我所谈的是不可避免与传统男性进行斗争的女人，一个普遍的女性主体必须带给女人她们自己的感觉，她们自己在历史上的意义。”

　　然而，这种关注女性的独特气质，以女性的独特性差异来对抗男性话语霸权的态度，实际上是将女性主义的批判矛头转向了身份政治。对于女性主义来说，原先的目标在于追求一个统一框架下的同一性，即要像对待男性一样对待女性，女性应当获得与男性一样的选举权、一样的工作机会、一样的报酬。然而，在这里，女性主义一下子倒退到自己身体构筑的特殊经验中，并要求对方( 男性) 对她们身体的特殊性予以承认。女性主义的这个转变，与整个西方左翼普遍地退守到文化领域中是密切相连的。这意味着，女性主义的批判主题变成了一个文化政治学的命题，而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命题。女性的解放，在她们看来，仅仅是在于对特殊身份的承认，并在尊重她们差异的基础上彼此共存。在这一点上，女性主义的做法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袖人物阿塞克勒·霍耐特( Axel Honneth) 所倡导的“为承认而斗争”是一脉相承的。其结果必然是，将女性主义斗争变成争夺文化霸权的斗争，变成社会领域中的修辞之争。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主义对自己的使命出现了误读，她们认为，经济领域中的分配与再分配、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不再是她们关注的中心，相反，文化领域中的身份以及与身份相伴随的政治地位成为了女性主义思潮的主流趋势。正如南茜所说，“女性主义逐渐转向求助于承认来表达她们的诉求。承认并不能转变资本主义经济深层次的性别结构，于是女性主义宁可去针对男性中心模式中的文化价值或等级制的坏处进行批判。其结果是让女性主义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无论之前的女性主义怎么追求重塑政治经济结构，但这一代女性主义更多关心的是文化的转变”。

　　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当女性主义以文化政治学批判取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宣告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业已过时、已经沦为历史的故纸堆时，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没有在女性领域中消失。换句话说，这种消失只是一种假象。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只是以一种潜伏的态势在新自由主义蒸蒸日上之时隐藏了下来。因此，女性主义的文化政治学批判并不是取代了，而是遮蔽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毕竟，在女性主义大谈女性的差异和身份政治时，不能忘却，这种身份政治和文化政治的前提恰恰是以大众的中产阶级化为前提的，而大众的中产阶级化又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良序运行为必要条件。

　　四、身体生产的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重生

　　在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之所以可以复活，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为了克服自身的危机，将其政治经济学的触角延伸到一切领域，这就是哈特和奈格里所提出的，从“形式吸纳”( formal subsumption) 向“实质吸纳”( real subsumption) 转变的问题。对于哈特和奈格里来说，资本主义已从外部完全转换到内部，即便是战后初期女性主义所指认的作为市场“外部”的家务劳动，也以第三产业的方式( 如家政公司) 被资本主义吸纳到其内部。“外部”完全被资本主义内部所吸纳，这也意味着形式吸纳过程的完成，这样的话，资本主义只能从其内部对其元素进行塑造，以获取利润，这就是所谓的实质吸纳。在实质吸纳中，人的生命与身体成为资本主义最先开发的领域，当资本将其获利的触角延伸到女性的身体，并直接将身体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时，我们其实是在面对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即身体生产的政治经济学。

　　在这个语境下，被身份政治和差异政治搁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复活了。马克思曾说到: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同样，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将这句话改写一下，即资本之下的身体的生产机制，由于其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把一切个体，甚至是最保守个体的身体都卷入到身体的生产机制中来。它的普遍美学之光，是用来摧毁一切身体万里长城，征服最自然身体的重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的催生下，普遍性的身体生产将女性身体变成了一种类似于资本全球扩张的东西，即女性身体本身成为了资本直接作用的对象。用奥巴赫( Orbach) 的话来说，“女人展现出她们的身体如同花园的观念——这是一个不断进行发展不断打破的竞技场——这个观念根植于她们认识到她们的身体就是商品。”不过，资本并不拥有一个特殊的中心，资本之光从一开始就是网状的，它通过血脉流动的方式灌输到世界有机体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之中，从而从整体上缔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女性身体在这个背景下，成为资本所浸润的对象。这种浸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身体的美学机制本身就是资本运作的产物

　　这是最容易理解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当普遍性话语营造出身体的普遍性需要的时候，身体塑形与改造本身，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必然会成为一种由资本所投资形成的产业。在这个产业中，资本不会改变其贪婪的本性，而资本在其合法的盈利机制下，必然尽可能将其对利润的追求最大化。也就是说，当资本进入到身体的美学机制之中的时候，本身就决定了资本面对的不是一个或几个单独的个体身体，而是普遍性的无面孔的“身体一般”。唯有在这个“身体一般”的层面上，资本对美容机构、美发机构、化妆品、医学机构等的投资才是有利可图的。一旦树立起美学机制下的“身体一般”，就必然意味着，所有的女性身体( 甚至包括男性的身体) 都被囊括其中; 而拒不服从这种“身体一般”机制的女性，必然会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不仅是审美上的边缘化，而且是在社会日常生活诸多方面的边缘化，从婚恋、求职、甚至消费购物都会遭到排斥与轻视。例如，今天在美容手术机构和其他美容产业铺天盖地的媒体攻势下，资本成功地宣告了当代女性都是带有瑕疵的女性，而这些瑕疵正是相对于“身体一般”而言的。在“身体一般”的魔镜照射下，每一位女性如同中了魔咒一般，飞蛾扑火式地扑向资本为她们营造的幻象中，同时将那些没被其魔咒所诱惑的女性边缘化。正是这种特殊的边缘化机制，导致了即便不愿意参与这种“身体一般”的女性都不得不屈从于这种体制，主动地将自己的身体改造为公共光学下的普世身体。因此，通过这种一般化或普遍化的身体美学机制的缔造，资本得到了最大化的利润。

　　2. 经过美学机制的生产，身体本身就变成了一种资本

　　女性自愿参与到身体塑形与改造的美学机制之中，并不是单纯地因为害怕被边缘化的结果; 而更为重要的是，身体一旦经过改造，便身价百倍，变成一种在资本主义之下，蕴含着巨大魅力和光环的身体。这种身体无论是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还是从鲍德里亚所言的符号价值上，都得到了巨大升值。换句话说，在被资本所浸润的身体的美学机制下生产出来的身体，本身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流通的硬通货，而在不同的身材比例和脸蛋形状背后，都被标上了其资本所属的标签。

　　当然，身体参与市场中的流通意味着，符合普遍性“身体一般”标准的身体可以为其自身交换到更多的资源，更容易在社会中取得优势地位，甚至可以直接转换为货币，并参与到新的资本循环之中。这样，马克思的资本拜物教，在身体的美学机制之下，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形态，即身体拜物教: 身体本身成为了一种资本形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富翁的身边跟随着一个身材窈窕的美女时，这个美女其实并不是以主体的身份出场，而是以这位富翁的有形资本的形式出场。同样，当一个女性的身体与美学机制高度一致的时候，她的身体( 而不是她本人) 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资本符号，成为了资本的形象代言人。

　　3. 资本对女性身体的美学运作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动态的，永恒的

　　如果有朝一日，女性的身体不再通过资本与消费的方式来进行再生产，身体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的是，身体的资本不是一劳永逸的，即便是自然拥有的高度美学化的身体，也会随着青春年华的逝去而不断贬值。所以，在资本运作下的美学机制不仅仅起着生产美学的“身体一般”的作用，而且起到了善后的功能，即尽可能地去为身体资本做保值工作。身体资本的贬值，对于女性本身，尤其是业已参与到普遍化美学机制中的女性而言，是一件十分令人恐慌的事情。

　　当鱼尾纹在眼角泛起的时候，当肚腩逐渐在腹部鼓起的时候，当白皙的皮肤不再光泽润滑而是干枯起皱的时候，她们需要抵抗这种自然力量在身体中的蔓延。比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年过半百的女明星仍然保持着光洁的面容和姣好的身材，这实际上是与一种“羊胎盘素”的注射有关。在美容机构中，注射“羊胎盘素”一次的价格在 12 万元以上，而且注射一次仅仅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为了继续保持这种“羊胎盘素”的效果，就必须持续地注射下去。对于女性来说，这几乎是建立起一种类似于吸毒一样的机制，不断地将自己的身体纳入到资本的生产装置之中，一旦有朝一日停止了金钱的投入，身体就会呈现出比自然衰老更为恐怖的结果。这样的话，女性的身体就成为了一个吸金的无底洞，外表艳丽的身体是靠无数的资本堆积起来的。身体越绚丽，资本的循环也就越快，身体塑形和美学生产机制于是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个永恒获利的产业，只要这种审美化的普世话语还存在，资本前进的号角就永远不会停息。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以女性身体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再次复兴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可能性下，那个曾经被悬置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在女性身体生产的批判中复活了。在资本主义前提下，女性身体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肉体，而是成为资本最为绚丽的符号，女性身体的资本符号可以与珠光宝气的宝石和贵金属饰品相提并论——如同十字架上作为符号化的耶稣的作用。实际上，女性的身体本身就是资本的神圣殿堂，在这个殿堂之上是用无数的金钱与资本堆砌而成的庙宇。这座庙宇始终向我们昭告的是，资本是至高无上、最为神圣的统治力量。在资本的统治下，女性身体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凡夫俗子的身体，经过美学生产的女性身体，已成为资本宗教的一种特殊祭品，她的身体( 不是她本人，仅仅只是身体而已) 已成为奉献给资本教主的祭牲。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重返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才能走出女性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困境，让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帝国中浴火重生。(注释略)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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