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论

　　【摘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党在意识形态与思想理论建设领域面临的一个具有总体性、根本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课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三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研究给以清理的基础上，着重从学理、历史和实践三个层面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研究。从理论上，着重就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理论基础、精神实质、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三化”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深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从历史层面，着重理清了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从实践层面，重点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意识形态建设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下简称马克思主义“三化”)，是党在意识形态与思想理论建设领域面临的一个具有总体性、根本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课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三化”，从理论上，既利于从学理上正本清源，还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也利于推进理论创新，进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从政治上，有利于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巩固党执政的理论基础，有利于解决我党面临的重大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发展实践，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从主体上，有利于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一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研究，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研究给以清理。

　　自1938年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人就开始了对“三化”问题的探索，只不过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以前，对“三化”尤其是对中国化大众化的研究是相对分开的。自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三化”命题之后，国内学术界掀起了研究“三化”的热潮。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内涵和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路径等问题上。国外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少数学者重点从历史和理论层面探讨马克思主义“三化”，尤其是中国化的可能性、意义、含义等，涉及的论题较窄。

　　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但在总体上也存在不足：一是问题意识不强。一些相关成果常从概念出发研究“三化”，从解决中国问题的角度展开研究显得不足;二是学理研究不够。即从学理上研究“三化”的理论基础、实质、内涵、关系、历史进程、经验教训和基本规律等，显得不够;三是整体性研究不够。一些成果大都没有认清“三化”的整体性关系，往往分别研究某一“化”;四是哲学层面的研究不够。对马克思主义“三化”，我国学界从其他学科角度研究较多，从哲学层面研究较少;五是多学科研究及其整合不够。对马克思主义“三化”问题的研究缺乏整体性视野。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研究，其基本思路：一是要突出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三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的过程，研究“三化”必须强化问题意识，面向“中国问题”;二是突出学理支撑。研究马克思主义“三化”，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即借鉴、融合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畴，从综合性的广阔视野，多维度地审视马克思主义“三化”;三是注重整体把握。即从整体性视野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三化”;四是突出哲学分析。马克思主义“三化”本质上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无论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分析，还是对其内涵、实质的揭示，或者是对马克思主义“三化”关系的分析，或者对马克思主义“三化”发展的历史与规律的提升，都只有借助哲学分析框架才能得到深刻的认识。

　　二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研究，需从学理上理清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基本理论。

　　1.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理论基础

　　对这一问题，学界还缺乏专门研究。运用“实事求是与以人民为本”相统一的方法，我认为应把党的思想路线作为“三化”的理论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意味着从客观实际出发：任何一种实际都是特定空间中的实际，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即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任何一种实际也是在特定时间中存在的，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内在要求与时俱进，这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供了理论说明，即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代发展相结合;当今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日益增强，实事求是体现在党的群众路线上，要求我们的理论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并满足其需求，这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理论支持。

　　2.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精神实质

　　运用“背景—问题”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三化”，我认为，“三化”所解决的问题蕴涵其精神实质，而“创新发展—指导实践—解决问题—精神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精神实质。

　　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三化”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它们不是彼此并列、相互独立的，而是在具体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从三个不同层面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功能问题;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创新的基本路径及其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问题;解决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之影响力的基本路径和实现方式问题，解决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

　　具体来说，其精神实质就是：针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而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通过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种基本途径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增强其生命力和影响力;针对一般性的马克思主义无法完全解答当今中国问题而强调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针对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意识形态而强调要建立一种为大众立言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树立人民大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简言之，马克思主义“三化”都以解决中国问题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实践任务，都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旨趣，都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价值追求。

　　3.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科学内涵

　　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把握“三化”的内涵，可从本义和引申义两方面入手。本义主要包括“三化”的主要构成要素，引申义主要包括“化什么”(对象)、“怎么化”(方法)、“化出什么”(结果)、“化得如何”(评价)四个结构要素。

　　就本义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主要包括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反映当代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五个基本要素，旨在为中国谋发展，体现为“中国化”与“化中国”的良性互动。立足中国国情，是中国具体实际的横向表征;总结中国经验，是中国具体实际的纵向表征;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历史表征;反映当代中国实践，是中国具体实际的现实表征;解决中国问题，是中国具体实际的核心表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主要包括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神、吸收时代成果、引领时代潮流、解答时代课题五个基本要素，旨在为人类谋福祉，体现为“时代化”与“化时代”的良性互动。把握时代特征，在当今，就要着重把握全球化与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基本特征;体现时代精神，在当今，就要着重体现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吸收时代成果，在当今，就要着重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生态等一切文明成果;引领时代潮流，在当今，就要着重关注中国道路及其世界影响;解答时代课题，在当今，就要着重研究由资本力量向创新能力转移这一“力量转移”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掌握，成为人民群众心灵世界的精神支柱和生活世界的精神武器，主要包括体现大众立场、关注大众生活、运用大众表述、契合大众心灵、诉诸大众实践、解决大众难题六个基本要素，旨在为大众立言，体现为“大众化”与“化大众”的良性互动。体现大众立场，就是要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注大众生活，就是要把为民谋幸福与民生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争取大众的切入点;运用大众表述，就是像毛泽东说过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契合大众心灵，就是要把思想理论教育与不同社会群体的关注点、兴趣点结合起来，创作表达方式与受众的目标预期、思维方式相一致的“亲近性文本”;诉诸大众实践，就是要把理论转化为人民大众自觉的思想和生活实践;解决大众难题，就是要着力解决当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面临的诸多难题。需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一化”，而是“两化”，它是“大众化”和“化大众”的有机结合。“大众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掌握于群众，让群众真正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切身利益和各种社会成果，自觉自愿地去理解、接受、信仰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理解和掌握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内化为科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变成大众身体力行的现实力量，使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从引申义上，马克思主义“三化”主要包括“化什么”(对象)、“怎么化”(方法)、“化出什么”(结果)、“化得如何”(评价)四个基本要素。这里的“化”，既指使理论化为某种结果的一种努力和过程，也指使理论具有某种状态。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化什么”。“化什么”既是主体与客体互动性的统一，又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化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化理论)与“化中国”(化具体实际)的统一：“化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是用“中国具体实际”化一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是“主”，“一般马克思主义”是“客”;“化中国”，就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实践，改造中国现实，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这是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主”，“中国”是“客”。

　　4.马克思主义“三化”的辩证关系

　　这是人们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化是核心，是统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总原则、总要求，时代化是关键，是展现中国化和大众化科学性与先进性的重要标识，大众化是基础，是拓展中国化和时代化深度与广度的重要途径。二是认为，中国化是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核心，时代化是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基础，大众化是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落脚点。三是认为，中国化是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前提，时代化是中国化和大众化的纽带，大众化是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目的。四是认为，“三化”的关系是主从包含关系，中国化是主体，中国化统领着时代化和大众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起着辅助作用。五是认为，中国化是统领一切的总问题、总原则和总要求，时代化、大众化导源于、服从于、服务于中国化，“三化”构成同一事物的三个不同方面，分别从空间、时间、受众三个维度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图景。六是认为，时代化是总体，中国化是本体，大众化是主体，这“三体”形成三位一体，最终的目的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体。

　　吸收上述观点的合理成分，运用“整体性”分析方法，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三化”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它们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功用问题这一主题下的三个不同层面。马克思主义“三化”既包含马克思主义与“三化”之间的关系，也包含“三化”之间的关系。

　　就马克思主义与“三化”之间的关系来讲，马克思主义与“三化”是“一主三基”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创新与发展是“主题”，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创新与发展的三种“基本”途径。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途径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途径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群众主体相结合的途径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就“三化”之间的关系来说，三者之间是“一主二从”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主导”，时代化和大众化“服从”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两种基本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要求其时代化和大众化。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使之适应中国土壤和环境，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大众所掌握并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彰显其时代特征。中国化是主导，时代化、大众化围绕着中国化展开，服从服务、拓展深化着中国化。离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成果在中国都将失去意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也将失去依托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要实现大众化，必须先实现中国化。这里，大众化中的大众主要指中国的大众。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大众化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毛泽东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大众化的现实前提。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就不能回答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不会有中国的文化表现形式，就不能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要实现时代化，也必须先实现中国化。时代化中的时代主要指中国所处的时代。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时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不仅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代化，而且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时代化。只有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才能结合新的时代特征，不断创新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始终伴随时代步伐、根据时代特征而不断创新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时代化的理论指导。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必须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力使我们的理论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其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是中国化的内在要求，是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两种基本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人民大众相结合的过程。面对新的实践课题，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大众化，才能实现它与人民大众的结合，才能在实践中实现其理论价值，才能在实践中得到创新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时代化，才能不断创新和发展，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时代条件变了，客观实际变了，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随之变化。因此，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客观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也正是通过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解决中国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重大课题，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大众化，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只有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所运用，才能真正服务于实践和社会。而要做到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所运用，就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时，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只有及时总结并吸收党领导人民群众改革、建设中的鲜活经验，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动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才能不断焕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三化”之间不是彼此并列、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三化”都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实践任务，都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旨趣，都以确立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为价值追求。

　　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拒斥中国传统文化;另一种是希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实际上，如果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中国文化之根，而仅仅谈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难以获得自己的时代性和超越性。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已形成共识。问题的关键，是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方式问题。

　　我认为，这种结合方式可表述为“体用关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体”，中国传统文化是“用”。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主要侧重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而相对忽略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过程表明，中国文化是中国人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起点”，其优良成分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的肥沃土壤。正如产生于西方文化语境的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理论来源一样，东方特别是具有5000年历史传统的中华文明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系统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更要研究传统社会主义思想遗产如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资源;不仅需要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遗产进行全面批判地继承，更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如何批判继承这一优秀思想遗产的。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具有民族文化血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立场、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派。第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为什么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体用关系?因为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传统文化免于同近代中国社会和民族的衰退一道走向没落;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并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振雄风成为可能。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就不会有一个名扬四海的孔夫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我们立足时代、实践和人民大众的需要去评价、清洗、吸收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就总体而言，是为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需要而形成和存在的，因而，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理论武器和精神支柱，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和变革，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之加以革命性的改造，使之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我们民族特质而言，大一统的国家意识，重人伦轻律令的政治伦理意识，注重直觉体悟轻理性分析的思维惯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利益观念，平稳持重、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的处世标准，重官本轻技艺的人生价值取向，讲求“实用”的价值标准等，这些传统文化特质都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重要内容，是我们民族特有的超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特质有着本质不同。①就哲学及其思维方式而言，马克思主义所建构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是一种科学形态，体现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属于一种现代实践哲学思维范式;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是一种朴素形态，体现了古代农业社会的时代精神，属于一种古代实践哲学思维范式。这些差别，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承担着转换和提升、超越和重建的重任。在改造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都会发挥作用，因而要警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某些消极的、腐朽的东西渗入。②第三，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异域文化相互交融这一发展规律的自觉体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入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由文化契合而达到文化融合，最终实现文化转换和重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一种新型的、革命的、具有批判精神的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使其改变惰性，走向变革;另一方面，又把中国文化传统中仍然具生命力的内容纳入到这种新型现代文化中，使其通过转型而获得新的存在形式和生命活力，从而找到新的生长点。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华民族从文化心理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对自身的传统文化进行扬弃的创新过程。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由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世代传承交汇融合而成的，其突出特点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多元一体。如果没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由此，应进一步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深入发掘和提炼，重构一种真正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此同时，也要使马克思主义更深层地融进中国文化之中，从而具有更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具有更鲜活的民族表达方式，具有更鲜明的民族特色。

　　6.深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大众形态、学理形态和政治形态。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以大众理论的形象出现的，它为大众立言，为大众提供现世智慧，是人民大众的精神武器;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又以理论体系的形象出现，它致力于理论本身的学术探索，创立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也具有政治维度，它注重用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理论武装政党、掌握群众，以解决无产阶级政党由自发到自觉的问题，解决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组织和带领群众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问题。马克思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三形态”本质上是有机统一的。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这三种形态呈现不同的演变，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离：即政治形态不断强化，学理形态没有获得相对独立，且主要为政治服务，政治形态、学理形态一定程度上又疏离大众，尚未真正赢得大众的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形态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就造成了一些大众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肢解、误解与疏离。因而，当今应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本性，加强研究并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实际上，无论是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之指导思想的政治形态，还是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学理形态，在实践上最终都只有落脚到为大众所掌握的大众形态，才具有彻底的现实意义。事实上，以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形态的研究是不够的。由此，十七大特别强调：“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③

　　为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本性，应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研究。首先，应理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阈中的“大众”。有史以来，“大众”从来都是多质的，不存在完全同质化的大众。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从来都是基于对“大众”多质存在与发展特点的深刻把握而获得有效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大众”，是指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认同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价值认同性的“公民”。具有公民身份的“大众”是一个多层次的、多元统合的范畴，它既不是阶级、阶层的划分，也不是各种职业的区别，更不是族群的分类，而是统合当代中国社会中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利益关切的平等的、多元的社会价值主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根据“大众”身份结构的现实变化进行总体的思考和设计，从而使理论更切实地走向其主体，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狭隘化、庸俗化和空洞化。在当代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多样化”越来越鲜明地成为当下社会现实的基本特征，我们所谓的“大众”，也呈现出越来越强烈、越鲜明的“多质”存在的特点。“大众”所呈现的诸如此类的“多质”，便是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也是思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效路径无法回避的前提性问题。其次，应具有新视野。即需要运用主体间性理论和交往实践观这一新的哲学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试图超越“主客二分”范式下的主体性，要求在“主—主”的平等关系模式进而在“主—客—主”的交往实践观中理解大众，把大众也看作主体。在传统的主体性理论视域下，大众被置于“精英”的对立面，是被“精英”所教化与改造的对象，“精英—大众”恰恰对应于“主体—客体”。在这种对应中可以看到，大众不是主体，毋宁说是一种客体，“精英”才是真正的主体。根据“主—客”关系模式，在面对自然的时候，自然当然是客体，主体便是泛指的“人”，这里的“人”是不包括“大众”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技术与手段，只有那些掌握了足够多的知识、拥有十足“工具理性”的人，才可以充当客体的对应面——主体;也并不是所有的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都处于主导地位。当面对社会的时候，情况就更糟了，它使大多数人成为征服与教化的对象，而少数人则成了精英和主体。主体间又称主体际，它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实质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模式问题。主体间性就是主体之间的关系状况以及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展现出的人的本质，它超出了单一主体的窠臼，表现为“主—主”关系模式。在传统的“主—客”关系模式中，主体所面临的都是客体，自己也会被他人视为客体，特别是把社会的基本大众视为客体。这样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主—主”关系与“主—客”关系模式不同，是一种化解社会矛盾、消除人的异化行为的新思路。由此可见，主体间性接近了大众性。马克思主义从交往实践的视域来看待主体性，从交往性与实践性两方面丰富和重构了主体性理论。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突破了传统的“主体—客体”单一两极的实践结构观，把主体间性关系引入实践结构，把实践看作多极主体在相互关系的客体中介下互相交往并与主客体关系相统一的结构，即由“主体—主体”和“主体—客体”双重作用关系相互交错而构成的多层次的网络式立体结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实践观才真正超越了旧的主体性观念，并真正凸显了大众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实践观强调“主—客—主”的辩证逻辑，是“主—客”和“主—主”模式的综合统一，是对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辩证扬弃。一方面，实践强调的是“主—客”模式。“主—客”关系表明，人只有通过不断学习知识、提高本领，才能获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资质;另一方面，实践和交往不可分，实践是交往中的实践，而交往理性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之上，强调的是“主—主”模式。“主—主”关系表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在集体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本领和施展其才华的手段。要融入集体生活，建立良好的交往环境，就离不开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与理解的桥梁。这是因为交往实践具有双向建构和整合的功能，它能够使交往双方求同存异、取长补短。所以，只有“主—客—主”相统一的交往实践，才能消除交往行为的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超越主体性所造成的困境。在交往实践观的视域下，大众从被教化与被改造的客体成为在特定关系下改造自然社会与自身的真正的主体。交往实践观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强调交流与对话、理解与沟通;在身心关系问题上，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这最终将会超越自我与他人、心与物的二元对立，实现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和谐发展。④从“主客二分”范式下主体性到“主—主”平等关系模式中的主体性，再到“主—客—主”的交往实践观，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新的理解，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的新视野。

　　三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研究，需要从历史角度，着重理清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就起步了，但作为一种理论上的自觉追求和努力，是从十七届四中全会才开始的，且这方面的思想资源并不多。由此，这里着重简要梳理与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历程及其经验。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根据“中国化的不同方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大致可划分四个时期。简要来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38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期;1938年至1949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通过本土化或民族化而推进中国化，产生的主要成果是毛泽东思想;1949年至1977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一定曲折时期;1978年至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和建设实际相结合时期，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根据“大众化的不同方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大致可划分六个时期：一是“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步传播时期，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是“启蒙”，适应了当时文化水平落后的大众情境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需要;二是从上世纪30年代前后到解放前夕马克思主义深入传播时期，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是“嵌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局部、简单走向系统、有序;三是解放初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主要采取的是“改造”方式，征服了中国大众，占据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四是“文革”时期，这一时期主要采取“斗争”的方式，它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丧失了大众化的本来意义，致使大众化演变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五是拨乱反正时期，邓小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精用”思路和方式，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着眼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六是综合创新时期，这一时期主要采取“人本”的方式，且进一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本性：它在理论上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人民大众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上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凸显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在意识形态上强调要增强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可从“中国化”本身和“三化”整体两方面来总结。

　　(1)就“中国化”本身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可概括为：以分析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着眼于从历史发展阶段与主要矛盾来把握中国国情，着眼于从正确的政治方向(前提)、正确的思想路线(出发点)、合理的价值标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中国发展)、正确处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基本关系(基本关系面)和自主创新追求(道路)来把握中国历史经验，着眼于从符合历史规律且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来把握中国优秀文化，着眼于从时间(历史方位)、空间(中国首要根本任务)和条件(主客观条件)出发把握中国实践发展要求。

　　(2)从“三化”的整体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可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体现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大众利益，才能得到顺利健康发展，离开时代发展就会落后于时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离开人民大众利益就得不到人民大众的认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也可从“大众化”本身和“三化”整体两方面来总结。

　　(1)就“大众化”本身方面，可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概括性地表述为：必须从体现大众立场、满足大众需求、关注大众生活、注重大众参与、运用大众语言和诉诸大众实践方面，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其中最为根本的，是体现大众立场且把大众当作主体。只有体现大众立场，才能自觉主动去满足大众需求、关注大众生活、解决大众问题、注重大众参与、运用大众语言和诉诸大众实践;只有把大众当作主体，才能让人民大众真正参与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来，进而才能让大众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2)从“三化”的整体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只有采取适合中国发展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大众化方法，才能得到顺利发展，脱离中国发展要求的大众化是抽象的大众化，离开时代发展要求的大众化是落后时代发展水平的大众化。

　　四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研究，还需要从实践层面入手。

　　从实践入手深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三化”，重点应放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上。因为就当前情况而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如何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上;在我国宣传界和理论界，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义和学理逻辑比较关注，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虽然较为关注，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真正深入大众的心灵世界。因而，当今应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本性，加强并切实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具体来说，西方的理论生产、实现、传播和表达方式一般是：一些思想家往往根据时代发展、社会现实和大众需求提出理论，由此形成学派与思潮，然后以学派与思潮影响政治决策，政治家进一步把这种决策化为价值观、制度设计和具体政策安排，并诉诸实现行动，从而使理论较好地转化为民众看得见的实践效果，民众从这些实践效果中认同与支持这一理论。这里，思想家及其学派的“思想库”和“学术权力”作用相对突出，即思想家是主体，一些思想家相对注重理论的“本真”(学理形态)以及独立思考、影响政治和实践批判，政治家相对注重汲取思想家研究的“成果”，实践者相对注重“实用”，因而，无论从一些思想家的立言，还是从政治家的决策，或者从实践者所注重的实践效果，都较为容易地得到大多民众的认同。比较而言，我们传统的一些理论生产、实现传播和表达方式则是：首先是政治家从政治上提出重大问题、判断和理论，之后一些学者对此进行政治和学理上的注解、阐释和论证，然后通过媒体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宣传，通过一系列活动进行推动，以教育人民，因而相对注重灌输。这里，政治家是主体，政治家相对注重向“下”进行意识形态灌输以及媒体宣传、活动推动、教化民众(当然也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一些学者相对注重理论的政治形态，即对“上”的学理注解论证，一些实践者相对注重贯彻落实“上”的理论与路线方针政策。这样以来，某些理论就不太容易真切反映底层民众的民情民意，也不大容易顺利地转化为民众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效果，反而有时会出现“上热下冷”、“名实不符”、“宣传活动有余而实践行动不足”的现象。由此，学者既要注重反映时代和人民群众的呼声，实践者更要注重解决民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进而使理论更好地得到民众认同。

　　要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主要有以下实践路径。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具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发展”的范畴，也是一个需要诸多环节不断推进的历史实践过程。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中国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要路径。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运用科学方法，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成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主义”。

　　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要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具有影响力。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分析并从实践上解决大众关切的现实问题，由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二条路径。

　　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要反映大众生活，具有感染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进一步发挥其实效，就必须使其基本价值反映大众生活，关心大众的物质利益，由仅仅满足于书本词句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关注平民大众物质生活并得到人民大众认同的马克思主义。

　　四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本性要契合大众心灵世界，具有凝聚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四条路径，就是它必须走入大众的精神或心灵世界，把握大众的“心”情，解决大众精神世界的心灵问题，由教条化或说教式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包容性、为大众立言、与大众进行心灵对话而充满温情与人性关怀的马克思主义。接受者是理论承载者的“终端”。接受者的“真信”决定着一种理论能否“安身立命”，因而是维系一种理论命运的落脚点。创立者的“真经”是接受者选择接受一种理论的基础，如果理论内容在逻辑上不严谨、体系上不完备、内容上未反映时代和实践要求、立场上未立足大众，那么接受者是不会虔诚地接受这一理论的;传播者的“真懂”是接受者选择接受一种理论的前提，如果传播者“误解”、“肢解”、“曲解”了理论内容，就会导致理论的“变样”，接受者所接受的理论就不再是创造者的“真经”了;实践者的“真用”是接受者选择接受一种理论的动力，民众往往是凭借其经验来感知并凭借一种理论的实践效果来选择是否接受一种理论的，缺乏实践者的“真用”以及实践效果，接受者是不会“真信”一种理论的。总之，离开创立者的“真经”、传播者的“真懂”和实践者的“真用”，接受者是不会“真信”一种理论的。从接受者自身来看，如何使其“真信”一种理论呢?人民大众往往是从他们关切的利益问题出发，以一种理论的实践效果和经验感知为根据，来决定是否“真信”并接受一种理论的。理论要被群众所掌握，就必须抓住群众利益这一根本，并从实践上达到人民群众满意的效果。

　　五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方式要符合大众思维，具有吸引力。要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还要求其表述方式符合大众思维，由抽象深奥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

　　六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产品要面向大众，具有辐射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上述五条路径，最后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大众的精神食粮，而不仅仅是专家的学问致思。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后一条路径，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产品要面向大众群体，解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接受主体的问题，由少数专家学者作为学问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大众手中的思想武器、精神食粮。

　　【注释】

　　①李海荣：《从文化认同到实践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过程》，载《学术论坛》2002年第3期。

　　②许全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61l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④林国标：《走向大众的哲学》，长江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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