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黄平:越来越左的《读书》,越来越少的读者?

作者: 黄平 来源:江南app网址 2013-05-02

越来越左的《读书》,越来越少的读者?

外滩记者 曾进 报道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 常务理事。兼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

  就近来对于《读书》杂志的诸多批评,《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日前在北京采访了《读书》杂志执行主编黄平先生。以下是采访情况。

  《外滩》:春节后,很多人都在谈论《读书》杂志的问题,特别是网络上有很多针对《读书》杂志的批评。比较典型的批评主要是立场偏左、文风晦涩。作为《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之一,你怎么看待这类批评?先谈谈文风问题吧。

  黄平:不是谁想把它办得晦涩,而是整个时代都面临着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问题。其实这个过程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如要不要变文言文为白话文,汉字要不要简化,甚至要不要废除汉字。一直走下来,到我们参加到《读书》的编辑工作的时候,费孝通、金克木、冯亦代这些老先生不多了,有的已经不如以前那样写得比较勤了。 当然过去的前辈主编们,陈原、范用等,都是出版界的泰斗,办杂志的经验可不是我们能够比的。汪晖和我俩办刊物都没有经验,要靠广大作者读者和其他编辑的支持。表述上晦涩、枯燥、文笔不通或者干巴巴,甚至洋径浜,可以说,整个学术文化领域,都存在这类问题。

  除了语言文字功夫,现在片面强调专业化规范化也是个问题。现在许多大学生、研究生乃至一些教师,比较盲目地模仿,什么导言、引言、综述、文献、图表等,其实没有多少学术和思想的内核。更有甚者,专业化分工,也可能导致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面对大众和现实,学问成为圈内人自己的东西,连同行可能都无法对话。

  《读书》恰好不提倡那样的“专业化”,《读书》的文风应该是散文似的,作者当然多是知识界专业人士,但落笔应该想到读文章的人,不是你这个行当的,至少要面向知识界的大众,使“内行看门道,外行读味道”。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翻译。这在8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了。那个时候不只是拿来主义,简直有点饥不择食的味道,许多东西翻译者自己还没有读懂,拿起来就翻译。读那种汉语翻译简直不知道在说什么,结果给年轻人造成一种感觉,以为文章就应该写成那样。

  而《读书》在这样一个从文风到文化氛围转变的时代,还是在试图坚守中国文化的原有的气质和风格、艺术性和思想性,所谓“文人气质”。在现有的杂志进行比较的话,《读书》和1979年前辈创刊的宗旨和脉络,并没有违背。好文章要叫读者拍案叫绝,首先要让编者激动。这样的文章虽然不多,但作者们能够在这样的年代、这样低廉的稿费下,而且《读书》又不是什么学术核心刊物、不能够拿去评职称,还能继续给我们写稿费,我们已经很庆幸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读书》骄傲。  另外一个问题与时代有关。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10年和80年代那10年,已经很不一样了。一些文章在1980年代让万人抢读,现在可能就未必了,不管你在哪里发表,也不管你怎么写。我们也有意识发表了一些无名小辈的文章,新人有新气象。但是新人可能落笔就嫩一点,不可能一上来就写出象费孝通、金克木、冯亦代等写的文章,甚至也不可能一家伙就写出象李零、陈平原等写的文章。

  《外滩》:现在的《读书》一些文学和史实类的文章是不是淡了一些?

  黄平:不是这样。我们现在不仅还在,而且文史类的文字好的文章,我们总是优先发表。

  现在情况要复杂得多了

  《外滩》:那你怎么看大家说《读书》立场偏左的问题?似乎左的文章多了 ?

  黄平:1990年代以后文化界再也不象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那样,那时大家都在讨论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开放,要思想解放还是要“两个凡是”。现在情况要复杂得多了,中国是越来越处在一个开放的、信息多样化的时代。当下中国的问题概括成左还是右,那是过于简单了。

  中国很多当下的问题不是非左即右、不黑即白、非此即彼的,而是错综复杂,各种因素和问题并存,不再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了,而越是这样就越应该让各种思想、观点、学派、风格表现出来,老实说这才是真正的多元的、开放的,如果不能让各种观点出来,连学术自由都谈不上,还谈什么“自由主义”? 我觉得有一些文人朋友对当下中国问题意识有点简单化,简单为还原为1979年的问题,甚至是1976年的问题。实际上现在改革的力度、开放的程度和中国社会多元化,各种思想、思潮、风格和学派,和年轻人的需求的多层次化,已经与那时很不同了。

  《外滩》:你怎么看外界称《读书》是“新左阵营”?

  黄平:中国还没有形成什么“派”。有些人比较左翼一些、另外一些比较右翼一些,还有一些中间一些,但是要说“新左派”,我认为并不存在。 我觉得中国当下问题不是派别问题。说别人是“新左派”的人,不是戴了有色眼镜去看,就是不认真看别人的文章。我们不能够贴标签,《读书》还要坚持多元、开放、包容性和批评性。问题是应该争论的,不同的学术、观点、见解,都要讨论、争论,这本来是有益的。百家争鸣比众口一词好,但不能戴帽子,这没有什么建设性。我们的学术界还是缺少百家争鸣的风范。

  《外滩》:你觉得《读书》现在最大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黄平:老的传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语言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中国知识界总体上有点远离现实,故作清高,自说自话,这是个问题。

  应该允许有“汪晖特色”

  《外滩》:外界有这样的看法,认为以前几届主编陈原、范用和沈昌文是出版家办杂志,而你和汪晖是学者办报。出版家办杂志无定见,什么派别思想都可以容纳;而学者办杂志,因为有自己的观点和定见,可能就影响不同意见的稿件发出来。你怎么看?

  黄平:我不大同意这样的解释。古往今来,直到今天,全世界许多有影响的杂志也是学问家办的。《读书》是不是办得好,与主编是不是学者,似乎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陈原先生范用先生等也都是思想者和学问家。《读书》在我们以前经过了几代主编,每一个主编都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在我们之前就完全相同。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杂志和一个编辑都要有自己的特色,汪晖今天做主编就得允许他有自己的特色。 至于说开放性程度,老实说,《读书》在现有的刊物中仍然是最开放的。它允许各种声音出来。1976-1979年以前的刊物是一边倒,1980年代的其实也是一边倒,当然那个时代就是一边倒的,都主张思想解放嘛。从这个角度,现在的解放或开放程度比以前高多了。《读书》上各种思想和观点都有所表达,不止是左右,其他不知道如何定位的东西也都有所表达,怎么说它不开放了?

  《外滩》:1997年长江《读书》奖和“《读书》公务员版”事件对《读书》是否有一些影响?

  黄平:公务员事件与整个《读书》编辑部的人没有任何关系。长江《读书》奖导致了一些人对《读书》的误解,批评和漫骂也都有,其实该说的我们都说了,但是我们说在后头,别人也不去看了而已。

  《外滩》:是否也导致一些学者不再给《读书》写文章了?

  黄平:如果《读书》往前走的话,有一些作者不写了,有一些读者不订阅了,也是很正常的,不是市场经济了吗?如果一个作者不愿意写文章,投文章,或到其他地方写,这也很平常。

  外滩记者 曾进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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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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