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怎样判断中国政治模式的成败
什么是中国政治模式?中国政治模式显然指的是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
什么是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从学理上看，任何政治体制都由四个基本要素组成：一是人民与政府关系的观念;二是官员选拔方式;三是主要权力机构;四是防止和纠正行政错误的机制。分析这四个基本要素，我们可以区分世上所有的政治体制，判断其异同。
中国当代基本政治体制由四大支柱组成：民本的民主理念(不同于利益集团代表做主的西式民主理念);逢选必考无功不拔的“绩优选拔”制(不同于西方以“多数决”为原则的选举制);政治上统一的先进执政集团(不同于西方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党派在议会政治中竞争执政);分工制衡(不同于美式的分权制衡)。
西方选举制的三大困境
民本的民主理念是什么?民本理念源于中国，是关于人民与政府关系的中华正统理念。这个理念的文字记述有3000多年的历史，代代相传至今天各级政府门前的“为人民服务”标牌。民本的含义简单明了，即政府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照看全体国民福祉。近代兴起了“人民权力”的思想，产生了(代议)民主概念。民主的基本含义是由“人民代表”组成政府，抛弃一家一姓的统治。民本思想结合民主思想就是“民本的民主主义”。就(代议)民主而言，民本的民主主义与西式民主主义是相通的。不同之处在于，民本民主要求政府代表社会整体利益，西式民主要求政府代表部分利益，成为利益博弈的平台。
对任何政府而言，选贤任能都极为重要。选拔政治领袖的方法有很多种，但多数决和绩优制是两个当下最流行、最重要的方法。西方有多数决的深厚传统，中国有绩优制的深厚传统。当下不少人误以为多数决比绩优制先进，其实都只是具体社会条件的特殊产物罢了。绩优制最大的问题在操作层面，主要是评定功勋的标准容易被操纵。但多数决的问题更大。多数决有三大困境。第一是概念困境。反对票没投给当选人，为什么投反对票的人要服从当选人，要“被”代表?第二是道义困境。为什么多数决，为什么数量决?多数既不代表正确或者智慧，也不会天然导致少数的自愿服从。第三是逻辑困境。只要社会分成两个以上的集团，多数决就意味着当选者得到相对多数票，绝对少数票，从而成为必然的少数决。当然，若强行规定只能有两个候选人，就能从形式上解决这个逻辑悖论。但这种规定缺“道理”，所以称“强行”规定。因为三大困境，选举制的“成熟”有两个苛刻条件：人民普遍认同这个奇特的游戏规则，以及人民有服从任何既定规则的习惯。这两条都是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不是必然的。
统一的执政集团是中国的强项
应当有不同党派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竞争上岗”?对向来分裂成阶级或大型利益集团的社会，这个制度天经地义。数人头比砍人头文明得多。但有的社会向来不分阶级和利益集团，更不以阶级或利益集团操纵政府为正当合法，那么西式的集团竞争上岗就不是天经地义的。中国社会向来不是利益集团的社会，自古以来，凝聚中国社会，维持中华政治文明的延续，靠的是“先进”的执政集团，即信奉“民本”的儒门弟子集团。自古以来，这个执政集团的“先进性”就来自“大公无私”，不承认执政集团的私利。中文里的“党”，字面“尚黑”，是光明正大的对立面。英文里的“党”party的词根是part，意思是部分而非整体。所以，中华向有“君子不党”之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一党、两党、三党、多党那种西式“议会党”。这个当代执政集团政治上统一，但政策取向多元化，政绩竞争异常激烈。正因为有了这个统一、中立、先进的执政集团，才有中华走向富强的坚定目标，才有人民的团结，才能拒绝血缘、地缘、裙带、派系干扰而维持绩优选拔，才能有全国行政统一、政令通畅，才能拒绝以军代政、武装割据，才能抵抗族裔至上主义者分疆裂土，才能抵抗海内外宗教势力干政。有了这个集团，外国势力就难以分而治之、予取予求，就能高速完成工业化。
中国拥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没法分权制衡。与美国的分权制衡不同，中国采用分工制衡来预防和纠正行政错误。中国的分工制衡至迟始于秦汉，历史也非常悠久，而且同分权制衡一样精致。如果中国官员不受制衡约束，都胡作非为，中华政治文明不可能绵延2000多年，当代中国也不可能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华政体最突出的特点是拥有一个统一的执政集团。统一的执政集团是中国的强项，也是软肋。当这个集团变得腐化、“尚黑”，信奉私利而非民本的民主主义，绩优选拔制就崩溃，分工制衡就失效，这个集团就丧失先进性，于是国家崩溃，人民遭殃。但奇特的是，这个执政集团在中国会周期性地再生，成为“新朝”核心。于是，中国朝代兴衰循环，政治文明却延续至今，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怎样判断政治体制的成败
政治体制的成败不应从体制本身是否“完美”来讨论。中华政体不“完美”，正如美国体制也不“完美”。现实条件迥异，生活矛盾重重，历史不断变迁，不可能有“完美”不变的政治模式。“完美”模式概念来自中世纪蒙昧主义，属于神学而非科学。信奉某种政体“普世”，而且会自动“逐渐趋于完美”，是反历史，反智的。
政治体制的成败更不应从国家“跳出兴衰循环”的角度来讨论。论长寿之方是科学，论长生不老是迷信。制度是人设计的，也是人来执行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性如此。精神腐朽了，人心坏了，什么制度都挡不住。世界上没有能让国家“自动”永葆青春的制度，正如不可能有“永动机”。国家是历史的，兴衰是必然的，没有哪个国家能逃出兴衰的自然法则。中国不能，英国不能，俄国不能，美国也不能。宇宙尚有兴衰，何况国家与人。中国在兴还是在衰?
如何判断政治模式的成败?政治哲学家卢梭曾经写过一部经典论文《社会契约论》，其第三卷第八章是《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其次一章是《论一个好的政府》。其中这样说：
“如果有人要问，哪一种政府才是绝对最好的政府，他就提出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了。各民族间有多少种差异，其相对地位有多少种组合，就有多少个关于最好政府的答案。但是，如果人们要问，怎样判断政府治理的好坏，这是可以回答的。”
卢梭的答案是善治的功效，即促进人民福祉的结果。我想不出比实用主义更好的答案了。今人羡慕发达国家制度，也主要是因为那里人民的福祉，尽管美国有种族歧视，英国养着国王，日本任人唯亲。
从宏观历史功效上看，中国政治模式是成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能够顺应人民变化着的要求，吸收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经验，循环调整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适应世事的种种剧变。
中国共产党展现了纠正错误的能力，中国在走向兴旺之中
1949年以后，应人民的要求，共产党努力建设社会平等体系。十年后到1959年，看上去我国的努力基本失败了，因为出现了大饥荒。但两三年后才知道，社会平等体系建起来了，非常成功。这个体系使我国解决了近代史以来的两大根本问题，第一是挨打，第二是挨饿。 平等的制度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成功，食品、住房、教育、医疗卫生、还有收入，都高度平等，有力地促进了全人类的进步事业。然而，这套平等体系的成本也很高。人民缺少自由，缺少劳动积极性，导致了日常消费品生产严重短缺。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多数人民期盼富裕的生活。
三十年后重新出发。1979年，共产党回应人民的要求，改变了政策，逐渐拆掉了原有的平等体系，开始推行市场化。又是十来年以后，看上去我国的努力基本失败了，因为出现了“六•四”。但两、三年后才知道，市场体系建起来了，非常成功。但这套制度的代价也很高，代价就是我国眼下面临的三大困境。第一是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正在从东部向中部乃至西部扩散。第二是严重的不平等。住房、教育、医疗、收入的不平等迅速扩大。第三是严重的官员腐败。
三十年后又重新出发，共产党再次调整政策，已明确决定要在相对富裕的社会里重建社会平等体系，控制腐败，治理污染，在住房、医疗、教育、收入等方面让城乡全体中国人享受到平等的实惠。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从现在开始需要坚持再一个三十年。建立平等的社会体系，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经验，还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平等的社会，为最大多数老百姓谋福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也是传统儒家信念。
没有任何政体能避免犯错误。德国如此，美国也一样。关键在于是否有能力纠正错误。在中国的现行政体下，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展现了纠正错误的能力。
大国恒定有大问题，大国解决大问题就导致人类的大进步。中国在走向兴旺之中，不是在衰落之中。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的进步注定会被妖魔化。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有个与现实中国截然相反的的镜像：一个黑暗无望的中国。在巨大的困难面前，我国必定有些精英会丧失信心，丧失信念，甚至自挖墙脚，准备“跳船”。迷信存在一个万能的“先进体制”，就无视中国克服困难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就给自己无能，甚至贪污腐败找到了借口，就信奉拆故宫、建白宫。于是，继挨打、挨饿两大问题后，中国又面临挨骂问题，特别是挨自己内部一些精英们骂，骂自己的基本政治体制。大国在符号战中战败“自杀”体现了新型的世界战争。
中国当代政体深植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政治文明，深植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土壤，并具有强大的学习及应变能力，故能成为世界政治文明中的一朵奇葩。仅仅一个甲子的时间，不靠战争掠夺、不靠殖民，中国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从世上最庞大贫穷的农业国变成了最庞大的工业国，高速迈向强大、富裕。眼下的西方无疑仍比中国发达;赶上发达国家的强大和福祉水准，是中国历60年努力后仍未完成的事业。然而，中国处于高速变迁的过程中，60年的快速进步是真实的，举世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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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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