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之：《国际歌》与《东方红》不能用“凡是”逻辑解读
《国际歌》与《东方红》不能用“凡是”逻辑解读
曲解《国际歌》与《东方红》词义以售其奸，一直是右翼百宝囊中糊弄群众的法宝之一。尽管已无新意，但他们仍乐此不疲，2月.6日《北京日报》刊出署名文章，标题《“国际歌”的真谛》，2月10日发行量极大的上海《报刊文摘》又予摘要转载：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国际歌》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得到落实。推倒“两个凡是”，否定个人崇拜，确立实践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实际都是在落实《国际歌》的思想———“要为真理而斗争”的思想，“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思想，“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思想。
这些思想，体现的是唯物史观，是真正的革命思想，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
十年浩劫后，党章写上了一句话：“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继承和发展了八大精神，是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前提。这与《国际歌》的思想完全一致。当代史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国际歌》的思想，才能使我们民族保持清醒、理性和冷静。
读毕不禁哑然失笑。
“都什么时候了”，还写这样的文章。
右翼精英属强势阶层，他们自恃嘴大，垄断着媒体，手中举着“不争论”的金字诏旨，只要剑指“极左”，就可以不顾逻辑、不顾自相矛盾、随意放言高论。即使早已变成“日籍华人”，如马立诚，依然称霸中国舆论，雄风不减当年。
不知作者知道不：如今党员开会，已经不唱《国际歌》，改唱《国歌》了。
这一现象不知是否有红头文件依据，不得而知，但我参加的会议，俱是如此。第一次还感到愕然，其后就成为定制。
是各地凭着自己的理解，与时俱进， “大胆的干，大胆地试”呢，还是有上头所本，姑存阙疑。但从“毛泽东思想”的遭际看，是迟早的事，并不难解。
你想，三分之一的老板业已变成“同志”，资本早成为先进生产力，再高唱什么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不是胶柱鼓瑟，自找尴尬吗？
输入“党员开会唱不唱国际歌”，从中华、发展和强国几个论坛随机搜索几条：
如今开会为什么不再允许唱《国际歌》？
这些年党的会议，已经不再唱国际歌了。
过去无论开大会小会，唱国际歌是个少不了的内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在唱国际歌了。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过去唱国际歌是革命，如今再唱国际歌就有反党反政府的意味。特别是要禁止下岗工人和房屋拆迁户听到国际歌声。
现在的党代表大会，按照仪式还是要奏国际歌的，但是，唱，好象就不好意思了
在党代会等重要场合已不适宜唱《国际歌》 。
“庆祝建党90周年 周立波唱国际歌！胆识！”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几句当今的贪官污吏肯定不愿意听。……
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国际歌用艺术语言概括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基本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共同的党歌。中国的公知们，断章取义地曲解“不靠神仙和皇帝”一句话，目的不过是借此妖魔化毛泽东，颠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已司空见惯，倒还罢了。可笑的是，他们偏要侈谈什么 “只有《国际歌》的思想，才能使我们民族保持清醒、理性和冷静”，未免显得太不伦不类了。
叫停国际歌，是“只能做不能说”。大言不惭侈谈“国际歌的真谛”，就是“争论”。
“不争论”时，他们还显得聪明，尽管是一点市侩机智。一“争论”起来，衮衮诸公就显得理屈词穷，愚不可及。
就像近日《人民日报》谈“宁要微词”的文章，辞浮气虚，吞吞吐吐，躲躲闪闪，颠倒黑白，不顾起码是非，即此可见在理论上和道义上，右翼已经缺乏起码底气，跌入低谷。
奉劝右翼主公，还是“不争论”为好。
“打左灯向右转”，能让草民“清醒”吗？
国际歌的“真谛”到底是什么？
国际歌的基本思想，是颠覆雇佣劳动制度，消灭人剥削人的私有制。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最可恨那些喝血的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将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歌词气壮山河，始终贯穿的基本精神，就是鼓励奴隶造反，做“最后的斗争”，打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它“鼓吹斗争哲学”，反对 “国王用和谐的烟雾来迷惑我们，我们要联合 向暴 君开战”。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就是毛泽东终生最强调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依赖恩赐和“黄世仁扶贫”，“先富帮后富”。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上半句讲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剥夺剥夺者”，通过夺取政权将地主资本家剥削的财产物归原主，而不是“落实政策”再次“归还”。下半句讲，革命解放思想，冲破传统观念，统治几千年的地主资产阶级阶级思想才是“牢笼”，而不是“解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压迫的国家空洞的法律，苛捐杂税榨穷苦；富人无务独逍遥。穷人的权利只是空话， 受够了护佑下的沉沦。平等需要新的法律，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平等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这一段，欧仁·鲍狄埃简直就像专门为今天的中国写的。它歌唱的是历史唯物论的法制观和平等观，与今天霸权话语的 “法制” “民主”“人权”呓语，比较一下吧。
一面引吭高歌，一面嘀咕于心，能让人“清醒”吗
江苏一位著名右翼公知说的还差不多：“国际歌也是造反歌，造反有理歌。”
连国际歌也“黑猫白猫”了，可悲。
多年前的一篇旧作，附上以为本文补充。
《国际歌》与《东方红》不能用“凡是”逻辑解读
《国际歌》与《东方红》是用不同的表述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表达的不同道理。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表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过去时代，被压迫者把自身的解放寄希望于救世主，诸如形形色色的神仙、圣君贤相、清官循吏以及除暴安良的武侠之类，那统治阶级制造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他们随着资本势力的扩张不断地成长壮大，他们的解放依靠自身的觉悟与斗争，没有也不可能有自身之外的恩赐。这是共产党人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毛泽东把它表述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东方红》所表述的是被压迫群众解放与共产党及其领袖与的关系。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平英团、义和团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南昌起义，从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到遵义会议到长征胜利，百余年流血牺牲，换来了一个明白：只有跟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闹革命，才能得到自身的解放。他们把这个历史性的彻悟变为歌咏，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们大救星。”“救星”者，只有跟着他走才能获救得解放之谓也。
二歌表达的角度不同：《国际歌》讲的是无产阶级解放只有靠自己奋斗，《东方红》讲的是人民在解放斗争中离不开党和领袖的正确领导。作为歌词二者虽然都是诗，但《国际歌》在总体上是用“赋比兴”中的“赋”的修辞方式，极其凝练地“敷陈”一个深刻的道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而《东方红》则是用“比”的方式，表达了人民大众对领导自己翻身解放的领袖的信赖与景仰。
毛泽东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作“救星”，他最相信群众，事事依靠群众，无论是领导革命还是组织建设，他都寄希望于群众。比如土改，他就批判“恩赐”观点，着眼点放在“发动群众”上，青年同志看看《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知。特别是反腐，无论是“三反”还是“社教”，他都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行之，因为不发动群众，就不能真正揭发出“腐败”，更重要的是，不让群众自己起来反腐，就不能锻炼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培养群众的主人意识—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建树！他身后，为什么腐败愈演愈烈，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依靠群众”，仅仅靠纪检部门“取证”，实际上就是“恩赐观点”，那才是“救世主”意识呢。如此反腐，一面是面对马德式的“生存链”纪检部门显得苍白无力，一面是群众慑于权力的淫威，支付不起“反腐成本”，逆来顺受慢慢奴化。“反腐”难的症结就在这里。共产党靠群众运动起家，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得天独厚的优势，克敌制胜的法宝，过去年代也许有过“左”的教训，但将一切“群众运动”否定，真有点匪夷所思，也该反思反思了。——即此可见，毛泽东这位“大救星”不是“救世主”，他是“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无可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吏治都是最为清廉的。从“三反”到“社教”，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逐渐把目光聚焦在以自己为领袖的执政党身上，防止“公仆”异化成“主人”，老人家为之探索努力了一生。一个最高执政者为了大众能够这样勇于自我否定，在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说是“神”，那毛泽东则成了劳动大众民主权利的守护之神。毛泽东的思想和举措，乃是中国大小执政者的紧箍咒，每当公仆越轨，“守护神”就念起“三反”“社教”之类的“咒语”，老百姓就群起而攻之，以保证其不能“做官当老爷”。而一旦紧箍去除，为公的权利就能变成为我的权力，“公仆”很容易“转型”为“老板”。于是，一面是千百万工人被剥夺、被“炒鱿鱼”，一面是国企老总可以给自己定几十几百万乃至一千多万的年薪，三陪二奶，穷奢极欲，更不要说MBO了。吏治前腐后继，马德卖官生存链迅速普世化。――强势精英与弱势大众的“民主化进程”，是成反比例地“深化”的。
《国际歌》与《东方红》一点也不矛盾。
也许是汉语过于丰富，也许是我们中国人太长于言，同一话语，不同的表述，或不同的解读，都能翻出许多花样来—难怪中国是禅宗的故乡。
有比喻型的陈述，有夸张型的陈述，如果用逻辑性的方式解读，就能做出许多文章。
毛泽东有过一段有名的话也经常遭到精英们的诟病：“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其实，这句话无非是用夸张的方式表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敌我之间因为立场不同，对同一事情的是非判断往往相反；我们不能因为看到敌人反对动摇自己的立场和信心。这种带感情色彩的夸张式的表达，决不同于严格的数学定理，在生活中我想谁也不会机械的对待的。如果你偏要诟病，只能说明自己有病，用前些年精英爱用的话，叫做“线形思维方式”，倒有点庶几乎近之。尼克松曾当面赞誉，说毛的书改变了世界。我想，毛泽东决不会对此“就反对”的。
谈论《红楼梦》，人们都熟悉贾宝玉有个有名的“男清女浊论”：“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人我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得浊臭逼人。”在逻辑上也属“凡是”型的周延论断。我们是否也能质疑：北静王、柳湘莲、秦锺―― 刘心武 先生开创的“秦学”中的秦可卿的令弟也――等等，难道也是“泥做的骨肉”？您的“老爷”贾存周大人并贾氏的“列祖列宗”，是否也“浊臭逼人”？
再如，这位“二爷”还有个女孩子“珠子变鱼眼睛”说，那你家的“太太”和“老太太”是否也是“鱼眼睛”？
“共产党”“金珠玛米”在歌词里不是都曾被称为“大救星”吗？过去称孙中山为“国父”、邓稼先为中国的“氢弹之父”、赫鲁晓夫更是称斯大林为自己的什么什么“父亲”，这都是比喻性的表述，不能用逻辑来与较真。
时下还流行一种模糊性的表述。
右翼精英“打左灯，向右转”，惯于“不能说透”，于是“去天津”先说“到廊坊”，成为时代性的基本策略。他们的话语，就只能凭“感觉”去解读。
比如“转型”、“接轨”云云，就属于模糊会意性的表达，不宜深究：我们的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未“颠覆”，笼而统之地讲“转型”，到底“转”为何“型”？与“演变”何异？其实这一类话语并无“红头文件”依据，也就是精英们将其“打造”成了时尚流行，引领着大众“跟着感觉走”。我想，诘难《东方红》的人们，恐怕不会深究“转型”的底蕴吧。
再如“全球化”，这个词在精英口中频频出现几乎等于是福音。稍加思考不难质疑：“全球化”乃是跨国资本势力的全球化扩张，是资本主义“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而同时此消彼长的则是国际共运的全球范围的“历史终结”也即退潮。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欢呼，如何“与时俱进”？其实从贩卖黑奴、从鸦片贸易之时起，资本主义就在不断“全球化”也即向全球扩张着，《共产党宣言》就对此做过论述，不过它一直未曾像今天这样得意洋洋罢了。“历史终结”的论断，时至今日连美国人自己都觉得言之尚，已经羞于出口了：中东的麻烦未已，拉美纷纷左转，亚洲“毛派”游击战争的“星星之火”也未曾熄灭……那里就“终结”了呢？我们中国的买办精英乐观得有些过分了。
其他，诸如他们嘴上的“完善”啦，“产权改革”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啦，等等，等于是禅的机锋，如果你直来直去地理解，则“图穷匕现”时你就会吃大亏。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