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陶：文学需要焕发浩然正气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中，“爱国主义”的文学传统源远流长。它以浩然的正气，灿烂的光华，孕育着中华民族的灵魂，推动着中华历史前行的步伐，是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文天祥的《正气歌》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的浩然正气，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及其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得分明。 世界和平理事会于1953年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予以纪念。细究屈原为历代人民所崇敬怀念的由来，并非仅因其作品艺术的瑰丽，更因其思想的崇高。这思想，便是来源于他情系民众疾苦，心怀国家命运，将热爱祖国的一腔热血形诸文字的那爱国主义的灵魂！

宋代著名思想家张载，有四句名言流传于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充满“浩然正气”的思想表达。文学，同样是需要的。

鉴照当下文学，一个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与颓靡文风的出现，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忧虑。这里说的关注，不只是某个作家个人，如何热爱金钱、如何倾心美女的颓靡以及作品风调的低俗，而是整个文学生态的思想混乱与是非不清。为什么身为“名家”，却为有“资敌”嫌疑的作家辩护？为什么对引人堕落的文学作品“屎尿诗”之类，不加批判反而奖饰有加？如此等等，怎不令人抚膺三叹而深思？

单说颓靡吧，有的作品，以模仿《金瓶梅》为尚而被推崇，便是典型的一例。这样的作品，以挖掘“人性”为由头，描写色情，展露丑恶，业界人士为之吹捧者，则以所谓“复杂的人性真实”作为理论借口，推波助澜，大加宣扬。何所为然？殊难理解！

文艺写“人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人性”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并非仅是“男女之性”。杀身成仁是“人性”，报国牺牲是“人性”，洁身自律是“人性”，胸怀道义，嫉恶如仇也是“人性”。而我们有的作家，为什么偏偏总是盯在“男女之性”上津津有味呢？崇拜《金瓶梅》，于是仿效之，追模之，以此浪博名著遗韵，以之为高。其实，这种心态，无论是写作者还是吹捧者，如果不是别有用意，借端发挥，便是纯属误断、误导！

作家置身于今日而写“金瓶梅”，自由是有的，但理当受到质疑与批评。因为今日之中国，已与五百年前明朝末年的《金瓶梅》时代，大不相同。明朝末年，“是社会风气最黑暗、最污浊、最腐朽的时代。”（吴小如：《我对<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几点看法》，《金瓶梅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作为反映那个行将崩溃的“世纪末”的社会人情，《金瓶梅》称得上是深刻的现实主义之作。而今日中国，则是一个为世界所公认的如日东升、迅速崛起的东方大国。显然，“金瓶梅”的情景，是与今日的社会环境极不吻合的。文学艺术，模仿之作，已是等而下之，倘若画虎不成，徒袭皮毛，泛滥色情，陷于低俗，讽喻失据，玷污人心，如此之作，即便一时洛阳纸贵，终非益世钟鼎之音。岂可不惜公器资源，大加奖饰？

文学小说的内容，无论是写现实还是写历史，都是包含了作者对所处时代的思考，是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的。一部作品，语言艺术可以多种多样，唯思想倾向不能与时代精神相悖。否则，其文学价值便要大打折扣，其现实意义更是值得怀疑。

走笔至此，我想起了屈原说的那句话：“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泽”，即“臭”字，恶垢之意。据姜亮夫《屈原赋今译》注释。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芳洁与恶垢混杂的时候，作家需要坚定地保持自己的操守，不戚戚于一己之私，不营营于苟且之薮，而要心牵人生福祉，胸怀万里江山。这便是屈原的人品与文品流传至今千古不朽的原因，也应当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榜样。弘扬善美，屏除丑恶，这样的文学理念，应当是没有争议的。但我们有的作家，却嗜丑恶如甘饴，写性事而成癖，并声言：“性是艺术”！甚至认为，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发挥文学的批判功能，才是伟大的作品。是这样吗？我们的文学理论家，为何不展开争鸣讨论一番？

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但首先是属于作家的祖国和人民的。今天的文学观，已经与古代不同，不再把文学认同是“雕虫小技”，也不是个人娱乐的工具。当今文学，是关乎“治国兴邦”革命大业的一部分，是滋养人生精神的无形的催熟剂。因此，文学不能颓靡，文学不能堕落。她需要与时代共鸣，焕发出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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