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根先：民国学者与“索引运动”

民国学者与“索引运动”

全根先

关于“索引”的概念，中外学者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当代学者陈光祚在其主编的《科技文献索引》中说：“所谓索引，就是将书籍、期刊所刊载的论文题目、作者以及所讨论的或涉及到的学科专题、人名、地名、名词术语、分子式、所引用的参考文献等等，根据一定的需要，经过分析，分别摘录出来，注明其所在书刊中的页码，并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排列起来的一种检索工具。”美国国家标准学会在1968年颁布的《索引基本标准》中，将索引定义为：“索引是文献集合中包含的事项或从文献集合中引出的概念的一种系统的指南。这些事项或引出的概念是由按已知的或已说明了的可检顺序排列的款目表达出来的。”这两个索引定义虽然详略不同，就其实质而言，没有多大差别，都是对于文献内容的一种特定的揭示方式。对于文献而言，索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英国索引家学会创始人诺曼· 纳特（Norman Knight）在其《索引训练》序言中所说：“一本没附索引的书，如同一个国家没有地图”。

不过，在当下科学研究分工日趋细化的时代，索引越来越成为专业工作者的事情。一部分索引来自于某一专门领域的学者，一部分则来自于图书情报部门的学者。然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发生的“索引运动”，却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学术现象。“索引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突发性、群体性、广泛性，有点偏离正常的学术发展轨迹。这种学术发展的异常现象，首先与西方近代学术文化不断被引进、传播有关；另一个重要因素，我以为是由于从事不同领域学术研究、大量知名学者的参与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这些在社会上颇有号召力的学者的热情参与，对“索引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索引运动”的渊源

“索引”一词，中国古已有之。《易林》云：“爱我婴女，索引不得”。不过，这里所说“索引”，非近代“索引”之义；古代与近代“索引”意义相近的，当是“索隐”，如唐代史学家司马贞之《史记索隐》。此外，在古汉语中，“引得”“通检”“检目”等，其义亦等同于“索引”。有人以为，三国时期刘劭编纂的类书《皇览》，就具有索引功能。而严格意义上的索引，则是明代的《洪武正韵玉键》和《两汉书姓名韵》。清代索引的品种和数量比较多。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等书中，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索引理论和索引方法。他认为，应将书中“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沿、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1]这种按韵编制的方法，就是编制索引。他还亲自实践，编撰出以音韵为纲的《历代纪元韵览》。受其影响，同时期学者汪辉祖编制了《史姓韵编》《三史同姓名录》《九世同姓名略》等索引著作。然而，在清政府的高压统治下，索引事业反而走向中落。

中国古代索引发展中，还受到西方索引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其中，1642年葡萄牙人阳玛诺(Emmanuel Diaz)在《圣经直解》中的《圣经直解杂事之目录》，开创了中文书后索引之先河。20世纪初，随着西方学术文化的日益传播，中国古典索引开始向近代索引转变。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说：“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在此背景下，西方经典学术著作被不断译介进来。严复在1901年翻译的《原富》（即The Wealth of Nations）有《译事例言》，其中写道：“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新指斥当轴之谜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挞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三也。”[2]严复所说“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中的“纂引”，即“编纂索引”之意。

最早从英文将Index一词译成中文“索引”的，则是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称王国维为“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是“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人物，此非虚言。[3]王国维是近代最早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图书馆发展状况的人之一。1910年，他在清学部图书编译局做编译时，曾从《英国百科全书》（第九版）译述了《世界图书馆小史》，并在《学部官报》上连载。在此书中，他首次将Index从英文翻译成现代汉语的常用词“索引”。1917年10月，林语堂在《科学》杂志第三卷第十期发表《创设汉字索引制议》，从日文引入“索引”这一术语，从此“索引”在我国学术界被普遍接受并流行起来。此后，宣传索引、研究索引（主要是汉字排检法）、编制索引成为一时风尚。

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成立，该会下设分类、编目、索引、出版、教育五个小组，以后又成立索引委员会，可见对索引工作的重视。至于“索引运动”的说法，则由万国鼎先生提出。1928年，万国鼎在《索引与序列》一文中说：“盖中国索引运动，已在萌芽矣。他日成绩，惟视吾人如何努力耳。”此后，索引学开始得到更为广泛的重视，一大批学者投入到索引编纂的行列，展开了真正的“索引运动”。

林语堂的索引研究

林语堂（1895-1976），福建漳州人，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早年留学海外，获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归国后曾执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校，后赴新加坡、台湾、香港。林语堂投身“索引运动”，并非停留于“索引”一词翻译上。从发表《创设汉字索引制议》，到后来的《汉字索引制说明》《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字》《汉字号码索引法》《图书索引之新法》等，他提出了自己的索引理论与方法,对“索引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时，他被选为索引委员会会长。

林语堂认为，“索引运动”的掀起，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研究解决字典编纂排列问题；二是为图书索引提供方便。林语堂对索引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主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在他看来,传统的字书在检字方法上已沿续二百多年，检字方法太过迂缓，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正如姚名达先生所说：“古人检字之法,极难考知。中世始有依韵目检字者,有依《千字文》检字者。明清之间,部首之法,始克通行,……依‘江山千古’‘、,一’之次序,则早行于官署档案之间,莫悉其所由来。”[4]为了使字典能更适合读者的使用,就必须有一种简便快捷的检字新法来代替当时颇为费时费力的检字方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自己的汉字检索方法，主要有“首笔法”“末笔法”“号码法”等。这几种汉字检索方法提出时间，均要早于王云五《号码检字法》（1925）、钱亚新《索引和索引法》（1930）及洪业《引得说》（1932），在中国索引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在《汉字索引制说明》一文中，林语堂提出了“首笔法”。这种检字方法仿照英文字母编制方法,用汉字最小的笔划,设有十九种母笔,二十八种首笔,编制成表,依照表中所列各笔,根据“交笔”“接笔”“离笔”区别开来,接笔又分为“外笔”“内笔”两种。无论何字，只需取其前三笔,即可查检得到。所谓“末笔法”,即用字的末笔仿照作为偏旁,然后以原字的偏旁仿照作为其字,以字的右旁或下部为标准。这种编制方法与传统的字典编制正好相反，如“清、情、靖、请”等，先查右旁“青”字,再查左旁即得该字。这样,“一万余字之索引问题可变为一千偏旁之索引问题，将问题减去十分之九，无论此右旁用画数、首笔、末笔、韵母、四角、分类画数或何法给他分别总是容易。1924年，林语堂又发明了“号码法”，提出首末笔留在字之外围，不可跟母笔顺序入于中部，每个字必有四个号码用来定其在字典上的位置。他将汉字笔划分为十类,用从一到十的号码命名,这样所有汉字均可用一定数目来表达,根据这一数目即可查得该字。

林语堂对于汉字检索方法的研究成就还不止这些。几乎在提出“号码法”同时，他又发明了“国音新韵检字”。他认为，无论“首笔法”“末笔法”，还是“号码法”,都只适合于字典的编制，而不适合普通图书索引、人名索引等其它索引的编制。而以新韵母来编制这类索引，则可能比较方便。具体说来，就是将国音新韵三十六，分为开、齐、合、撮、特别五类,并以罗马字母拼音为准。如懂得罗马字,借用罗马字的拼音顺序,依照其拼音顺序，即可查寻汉字；如不懂罗马字母,也可辅以开、齐、合、撮之旧韵母来帮助记忆。将三十六韵母编成一表，很容易检寻。

顺便说一句，林语堂对于汉字的研究实际上始终不减。1947年，他还发明了第一台中文打字机——明快中文打字机。

洪业与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

洪业（1893-1980），号煨莲（畏怜），福建侯官（今闽侯）人。1915年，获得赴美留学，1923年回国，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后兼图书馆馆长等。他曾代表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多次磋商，争取到霍尔基金会的资助，促成了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并任引得编纂处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他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崇高的民族气节。1946年赴美，后滞留美国，曾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研究员，1980年在美国去世。根据他生前安排,其珍贵的三万余册藏书分别捐赠给中央民族大学及国家图书馆。

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洪业在中国哲学、文学、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较深研究。他对于索引理论与方法的探究，以及在他领导下的索引编纂工作，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成立，揭开了中国近代有组织、有理论的大规模的索引编纂，是将索引编纂发展成为“索引运动”的生力军。哈佛燕京学社由洪业任主任，聂崇岐任副主任，专主编纂，工作人员前后逾二十人。索引编纂的时间主要是1930年至1950年，共出版四十一种正刊、二十三种特刊，计六十四种，八十四册，可谓成果丰硕。

洪业对于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领导，是基于他对索引理论与方法的深入研究与独立思考。洪业对于索引理论与方法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于1932年出版的《引得说》中。在第一篇《何为引得》中，他写道：“生今之世，而可执以骄古人者，此（指图书馆）为一端。然若许书籍，何从读起？无目录，则难以知其种类；无引得，则难以探其内容。然则引得者，助人多读书，助人善读书之工具也。”[5]基于这一认识，他对索引的定义、性质和功能作了准确、全面的论述，构建了自己的索引理论体系。

洪业提出的索引编纂步骤主要有：一是选书，选定某书或某专题来编引得，选书必经编辑会讨论而定；二是选本，即选定要编引得之书的最好版本，既要“可靠”，又要“流通”；三是标点，这是编制索引之关键，即将应作为标目的字、词勾出；四是抄片，将勾标完的书用卡片抄录，每条款目抄一片，并注明原书的卷页；五是校片，主要是更正抄片的错误，逐一斟酌目录是否适当；六是编号，将校片按“中国字庋撷法”排列；七是稿本，将校片抄写成稿本，还要以稿片细校稿本；八是印刷，确定索引的印刷格式；九是印本校对，对排印出的清样进行校对，做到完全无误才付印；十是加序，叙述原书着撰来历以及版本源流，并对其价值进行评述。文中所提到的“中国字庋撷”检字法，是他们创制的一种全新的检字法，其编印的各种索引均附有《中国字庋撷》的说明。

编制索引不仅需要耐心与谨严，还要有理论的指导，更要有良好的学术造诣。作为《燕京学报》和引得编纂处总纂，洪业精深的学术造诣，还体现于他为索引著作所写的众多序言中。这些序言，可以说篇篇都是学术研究上乘之作。如《礼记引得序》，文中把两千多年来礼学的流变梳理得一目了然。1937年，该文还荣获法国铭文学院所颁发的茹理安（stanislas aignan julien）奖金。在《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序》中，他详细考辩古代各家目录之优劣，论述之精当，堪称一部中国古代目录学简史。

王重民与国立北平图书馆索引组

在民国时期索引编制机构中，国立北平图书馆索引组是与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齐名的索引编制机构。索引组属于编纂部（该部另有中文编目、西文编目二组）。如果说“索引运动”的蓬勃开展提供了大的社会背景，索引组的成立开辟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索引事业的发展平台，使之成为继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之后“索引运动”的又一支主力军，而王重民则是推动索引事业发展的主将。据初步统计，在王重民的带领下，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所编撰的索引达三十种左右。与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不同，国立北平图书馆索引组的工作，以编制学术论文索引为主要特点。在王重民等人的努力下，索引逐渐为人们所熟知，“自后国人乃知索引之利于科研，于是各大学及各种定期刊物，亦渐开始从事各种专门索引的工作。”[6]

王重民，字有三，号冷庐主人，河北高阳人，是饮誉海内外的目录学家、敦煌学家。1929年，王重民先生到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从事整理古籍和主持编辑大型书目、索引；次年，任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他一生勤于治学，著述等身，其中编纂书目索引就多达数十种，对我国索引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白化文先生说：“王先生的学术确实是博大精深，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和敦煌学、史学和索引编纂等方面，王先生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说他是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和敦煌学的代表人物，绝非过誉；说他是中国现代学术论文索引编纂的莫基人，也是公认的事实。”[7]

王重民十分重视论文索引编制。他认为：“随时调查国人努力之方向”“应社会人士之急需”“全国数千万册杂志得一纲领”[8]， 这是论文索引的重大功用。《国学论文索引》（初编）是王重民在索引领域的最早著作。此书开始编纂于1925年，历时三年完成，1929年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版。该书收录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1928年7月发表的论文三千余篇，分类排列，共分总论、群经、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史学、地学、诸子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音乐、艺术、图书目录学等十七大类及若干小类。《国学论文索引》是当时研究国学极为重要的工具书，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后来又陆续编纂、出版了续编、三编和四编，主要编者改为王重民先生的夫人刘修业，仍由他主持其事。

《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是王重民与杨殿珣合作编纂的一部索引。该书著录了四百二十八种清人别集、十二种清人总集中的所有文章篇目，将其分为学术文、传记文、杂文三大类，把这些文集里的文章篇目逐一编成索引，以供查检。全书分五个部分：所收文集目录，按时间排列；所收文集提要；文集著者姓氏索引；学术文篇目索引；传记文篇目索引。此书于1935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是研究清代学术的重要工具书。此外，王重民还编撰或主持编撰了《文学论文索引》（正、续编）《清代学者关于禹贡之论文目录》《善本医籍经眼录》《本草经眼录》《太平天国官书十种》等多种索引，其中一些索引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郑振铎与文学索引

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著名作家、文史专家，建国初期我国文化事业的重要领导人。在学术研究领域，郑振铎十分重视目录学的作用，一生所编撰的书目达三十余种，内容涉及外国文学、古典文学、俗文学、社会学、美术史等多个学科。对于索引工作，他也有独到的见解。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中，他说：“‘索引’为用至大，可以帮助读者省了不少无谓的时力。古书的难读，大都因没有‘索引’一类的东西之故。”1937年，他在《索引的利用与编纂》一文中指出：索引的功用，在今日学术益趋专门化，书籍、刊物一天天增多的时候，益显其重要。“索引和专门的参考书目是学问的两盏引路的明灯。谁愿意在黑漆的夜里，摸索着走路呢?”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身为文化部副部长，虽然工作繁忙，但仍关心索引的编制工作，并对索引工作的重要性有多次论述。

从20世纪20年代起，郑振铎先生不仅对索引理论进行探讨，而且还从文学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编制了多种索引。他编制的索引，许多属于书后索引。1923年5月，郑振铎撰写的《俄国文学史略》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次年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系统地介绍俄国文学史的专著。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原书，他在书后附有人名索引。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文学大纲》一书，书中综论中外古今文学发展的历史，上至古希腊、罗马，下迄二十世纪初，对各国著名作家作品都有介绍。此书的一大特点，便是每章之后都附有参考书目，每册之后附年表，全书之末附英文索引，这些附录对后来研究者都极有帮助。正是由于认识到索引对治学的重大说明，所以他在撰写学术著作时，“特费一部分时力，编制‘索引’，附于全书之后，以便读者检阅。”[9]由于他重视索引的功用，也使他能根据索引了解学术研究动态，占有大量翔实的材料，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

在从事戏曲史研究时，郑振铎还编制了多种戏曲索引。1926年12月，他在《文学周报》第二百五十三、二百五十四期上，发表了《缀白裘索引》。《缀白裘》是收录戏曲剧本的单出选集，包括清朝乾隆时流行剧目《琵琶记》《牡丹亭》等共十二集，单出四百八十九出。其中昆腔四百三十出，高腔、乱弹腔、梆子腔等五十九出，大都是舞台演出本。由于书中的某一种剧目常常选录在不同集中，研究者很难了解这种传奇作者究竟选了几出，共选了多少种。为此，郑振铎特意编制了此索引，将《缀白裘》中每种剧目一一列出，并详细注明此剧目每一出戏在书中的集数、卷数，从而为读者查阅相关数据提供了方便。

又如，《词林摘艳》是明代张禄根据《盛世新声》所编的一部元及明初戏曲、散曲集，其中保存不少曲子的史料。对研究元、明两代戏曲史很有帮助。1937年，郑振铎在撰写《〈词林摘艳〉里的戏作家及散曲作家考》一文时，编写了《〈词林摘艳〉引剧目录及作者姓名索引》附于文后，对学者研究元明戏曲史很有帮助。

除了以上所述几位学者外，陈垣、胡适、叶圣陶等，都有索引著作问世。如叶圣陶的《十三经索引》，还是他率其母亲、妻子等家人编成。此书开始编制于1923年，用时一年半。 编制其间，叶圣陶的上海闸北寓所曾遭日军轰炸，书稿幸得保存，1934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他在序中说：“寒灯一夜，指僵若失，夏炎罢扇，汗湿认衫，顾皆为之弗倦。友人戏谓家庭手工业也。”[10]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总之，民国时期的“索引运动”，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其影响也不局限于索引甚至是学术研究领域，而是在五四运动提倡科学、提倡新文化的思潮下，由进步知识分子要求改革、要求进步而掀起。“索引运动”的主要精神是提倡科学的读书方法，探寻提高学习与科研效率的有效途径。正因为如此，许多著名学者、文化名人参与其中，并对“索引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984页。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114页。

[3]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4]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出版,1984年,168页。

[5]洪业：《引得说》，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引得编纂处，1932年。

[6]王重民：《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84页。

[7]白化文：《冷庐文薮·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8]王重民：《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424页。

[9]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10]申少春：《中国近现代目录学简史》，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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