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历史溯源与当代阐释

作者：郑承军陈伟功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0-06-12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历史溯源与当代阐释

郑承军陈伟功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历史溯源与当代阐释

马克思指出：

【“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因此，文艺的建设与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习近平也明确指出：

【“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作为精神事业，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就是一个灵魂的创作，一是不能没有，一是不能混乱。”】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为研究文本，同时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明确其当代内涵及重要意义。

一、文艺创作中的反映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这就是说，就总体状况而言，经济发展是人们生活实践的基础，作为意识产品和观念形态的文艺一定会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和限定。

恩格斯提出“经济发展的轴线”，非常形象地说明了经济作为基础对上层建筑所产生的作用，而这条基本规律，要在更广大更深远的视阈中才能看得更清楚。因此，好的文艺作品一定是正确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的作品。习近平指出：“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史诗”二字突显了“宏大”的视阈，在这个结构中进行文艺创作，更能够表现出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这也是文艺工作者应当而且必须担当的使命。习近平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更清楚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面对生活之树，我们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也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

创作“史诗”，也就类似于这种“俯视”，只有这种风格的文艺作品才能更清晰地表现出经济发展的全貌来。

恩格斯指出：

【“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

它们之间具有的紧密关系，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这里的“牵”“连”二字形象而凝练地表达了文艺与国家的血肉联系，国计民生当然以经济为基础，也只有促进国家发展、对国计民生有益的、能够推进先进文化建设的文艺才是好文艺。正如马克思指出：

【“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习近平的这个判断更为形象、简明扼要地阐释了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的道理。

为了具体地说明文艺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这个道理，恩格斯举了一个反面例子说明，疲惫、软弱、多愁善感等在文艺上表现出的负面情绪，构成了对经济振兴的“一大障碍”，这种负面影响在实际生活中能够产生严重的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他显然是把文艺看作一种“精神方面的生产力”。可见，文艺作品应当正面地、积极地推动社会公序良俗，以立德树人为己任。为此，习近平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为我们的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的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

正是在文艺与经济相互作用、二者处于辩证发展过程的意义上，恩格斯强调了人的“创造”的重要性，他指出：

【“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这就说明，人不能被动地受制于经济发展，必须在这种有限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这就为文艺文化等上层建筑的积极有为指明了发展方向。正是由于经济与文艺相互作用的这种辩证发展关系，马克思指出：

【“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

习近平更为明确地指出：

【“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

二、文艺创作中的人民中心论

马克思说：

【“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

习近平也明确指出：

【“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从优秀文艺作品的产生来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是事实。因此，习近平强调：

【“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

这是因为，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所以，文艺就应当为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而作，就应当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而创作，积极反映人民的心声。

人民中心论从本质上看，其实就是文艺作品的倾向性。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文艺的倾向性，没有倾向，就没有立场。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

【“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者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强调文艺的倾向性，而且还主张倾向不是强加和硬塞，需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自己去理解、消化和领悟。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人民那里，

【“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

习近平也指出：

【“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正是由于人类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所以反映历史本质的好文艺就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反映人民的“崇高精神之光”。习近平从反面指出：

【“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

所以，人民大众并非天生就是“下里巴人”，人民大众之所以没有从事艺术工作，只是由于分工的原因，如果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分工不再成为必需的时候，人民大众也是可以成为艺术家的，没有谁是必须成为“唯一者”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

因此，人民与艺术决不能分开，艺术并非为某些人所垄断的专利，相反，人民与艺术相互需要，二者须臾不可分离，这也是艺术必须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社会原因。

如何让文艺创作做到“扎根人民”，习近平也高屋建瓴地给我们指出了努力方向。

一是文艺创作要扎根人民群众，反映真实的具体生活。恩格斯说：

【“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

习近平也指出：

【“真实的人物是千姿百态的，要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进行文艺创作，必须找到源头活水，人民的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源头活水，只有深入到这些现实生活中，才能够发现美和创造美。而且，这些美在本质上可能会表现出普遍性和一般性，但具体到每一个艺术形象中，则各有各的美，这些具体的美必须由个人的情感、生活事例生动地表现出来，而不能进行公式化的、脸谱式的归类描述。恩格斯指出：

【“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

只有描述出这种“千姿百态”来，才能更真实，才能打动人。习近平强调：

【“很多事情都是在细节，演电影、写小说都是细节，细节感人，细节要真实，而真实要去挖掘。”】

为此，要达到深刻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塑造一个个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从而用真实而典型的细节打动人心，文艺工作者必须走到人民的生活中，走进人民的心里。习近平明确指出：

【“走入生活、贴近人民，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态度；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

二是文艺创作要积极地反映人民生活。马克思曾赞颂德国西里西亚地区织工的一首著名的革命歌曲，认为“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并认为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已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可见，马克思赞赏文艺要勇敢、积极地反映无产阶级的呼声，要上升到理论自觉的高度。习近平也指出：

【“广大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这说明，广大人民群众正生逢伟大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人民在这样的主旋律中展现了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积极进取、勇于奋斗的感人故事和精神风貌，这是文艺创作的主体内容。因此，应当把这种振奋人心的现实生活用形象的文艺手段展现出来，让这种正能量如源头活水，从生活中涌出，涌入文艺工作者的心里，再涌入人民群众的心田。让中国人民精神振奋，让文艺作品精彩纷呈，让新时代的文化充满勃勃生机。人民的生活中固然有酸有苦、也有忧伤，但这些都是在为甜和欢乐而做着准备，所以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文艺工作者不能只看到生活中的酸苦和忧伤，更应该在激励人们为幸福生活而奋斗的作品中“大有作为”。

三是文艺创作要表达人民心声。习近平指出：

【“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跳出‘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

这句话十分透彻地揭示了优秀文艺作品的真谛，无论是真实创作的要求，还是作品风格要积极的要求，最终要落实到是否表达出人民的心声这个标准上来。正如马克思所言：

【“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在贫困中发出的毫无顾忌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美学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公开地使用那种在贫困中产生的民众语言，因为他在自己的故乡每时每刻都无法忘记这种语言。”】

为此，文艺创作的前提必然是用心“观照”，其过程必然是“用心用情用功”抒写，在“描绘”事实的基础上，目的是要“歌唱”。这句话既十分精练地揭示了文艺创作的规律，也明确地提出文艺创作应当努力的方向。不仅如此，习近平还从正反两方面对踏踏实实的创作风格进行了强调：

【“希望大家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大师、大家，不是说有大派头，而是说要有大作品。”】

这就说明精品主要指的是优秀的文艺成果本身，而不是指“大派头”。如果是“大作品”，那就一定会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所以，习近平强调文艺创作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人民的文艺也应当是实现文艺民主的成果，这样的成果一定体现了习近平提出的“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创作标准。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的总的思想指导，就是要立足于人民真实的生活，揭示人民的真实情感，在具体的事例中刻画出具体的人物形象，坚持社会效益至上，使文艺作品能够催人奋发，促人奋进，从而实现文艺创作为人民的神圣使命。

三、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恩格斯还说：

【“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

习近平希望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这些论断说明，好的文艺作品一定不会仅仅表现出抽象的、思辨的、超越时代的形而上学风格，而是一定要与时代紧密相联，融为一体，是对时代精神生动而具体的反映，因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感。

具体而言，文艺创作反映时代精神就是要求其“代表”一定的“阶级和倾向”，因为具有了这种代表性，同时也就具有了时代性。恩格斯指出：

【“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典型是什么意思？应当是更为明显地突出体现了社会的本质，在这种本质的体现中，反映了那个“种”的尺度，表现出应当如此的意蕴。否则，如果人物只代表了他自己或者他的一个小圈子，只反映那个狭小范围的情感、生活，那就陷入了喃喃自语的尴尬境地，不可能打动别人，因而也就不会有太大的文艺价值。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

【“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在恢宏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只能被时代淘汰。”】

所以，文艺创作的形象一定要表现为“典型”，这种代表性越高，文艺作品的价值也就越高。有时，文艺创作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内在要求，也会突破作者本身具有的倾向性，比如恩格斯以巴尔扎克的作品为例指出，

【“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

这里体现了情感与理性的斗争，或者说，在价值冲突中，作者做出了对更高价值的选择。表达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利益的作品，与仅仅表达了一小部分人的利益的作品相比，前者更能代表一个时代。习近平指出：

【“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

典型性与时代性相辅相成，要有时代的质感，就须有代表人民的典型性；正因为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因而也就具备了时代性。

文艺作品要反映时代精神，必然会超越个人、超越家庭、超越小圈子，进而反映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现状。马克思在称赞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那首革命歌曲时说：

【“这支歌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无产阶级一下子就决不含糊地、尖锐地、毫不留情地、威风凛凛地大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

习近平一方面从“文艺”这个层面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另一方面也从国家和民族的层面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这两句话充分说明，优秀的文艺作品一定是充分彰显了一定时代的民族精神，不仅如此，它们一定还是推动了民族精神的发展和提升。习近平指出：

【“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

所以，习近平强调：

【“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

文艺要充分表现出一定时代的民族精神，也必然深深反映了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习近平也指出：

【“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这个论断明确地为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和方法，文艺创作为了达及上述的人民性、典型性、民族性、时代性等要求，必然也必须从中华文化宝库中汲取养料，非如此则不可能满足优秀文艺作品创作的本质要求。究其根本原因，首先，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

【“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如此茁壮成长，支撑整个民族从遥远的历史中一路前行，最深层的根源就在于这强大的“文化基因”。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民族精神的发展，绝对离不开文化传统的培育，它与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文化传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族精神的发展。其次，从反面来说，如果不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吸取营养，那么所有的文艺作品、文化发展甚至民族精神都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习近平指出：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这个论断发人警醒，催人自省，所以，文艺创作也必须扎根文化传统，要勇于、善于、勤于从文化传统中主动积极地吸收养分，促成其创新性转化，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大势。再次，坚守文化自信，才能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习近平指出：

【“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这说明，对自己优秀文化传统的信念，可以激发并让作品表现出既有深度又有高度的特有气质和风格。因此，必须响应习近平的号召：

【“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

文艺坚守时代性，它不仅仅停留在上述对一定阶级、人民、国家、民族、文化的反映或代表的层面上，而且能够起到引领时代、实现理想目标的社会效应。马克思指出：

【“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习近平也明确指出：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这是为什么呢？可以用习近平的另一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

【“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

正是由于在文艺发展中存在着这条规律，所以优秀文艺作品就必然代表并开创未来的发展方向，究其原因，是由于优秀文艺作品反映了时代的课题，同时又为这个课题提供了形象的分析、解释与解决方案。因此习近平提出号召：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

这句话切中肯綮，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指南。

恩格斯曾说：

【“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

习近平也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

虽然时代不同，但却都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中，中国古话常言：

【“时势造英雄。”】

因此，新时代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必然会产生英雄的时代。在文艺领域，一方面，不仅要创作典型形象，塑造英雄，习近平指出：

【“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

另一方面，文艺工作者也应当敢于做英雄，勇于做大人物。所以，文艺工作者就要有担当意识，以塑造英雄为己任，以争当英雄为目标，运用手中的笔，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奋斗。

四、文艺创作中的价值观

一切优秀的、有价值的文艺作品，应当具有正确的价值观，能够触动并推进人们在生活中去发现和追求真理，去主动而积极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真善美的统一。马克思反对“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习近平指出：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

这就是说，反映现实，传达时代精神，应该是文艺作品追求的目标，即“真”，但这还不是其全部目标，还应把真与善和美结合起来，体现综合而丰富的价值观。习近平指出：

【“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

这深刻说明，文艺的本质就是要把具体的价值观通过自身特有的手段传达给世人，让人们在欣赏文艺作品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认识到现实之真，同时又促进人们去追求并实现善即道德目标，在美的享受中使自己的精神得到陶冶和提升。

首先，杰出的文艺工作者一定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马克思指出：

【“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

习近平也指出：

【“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

这说明，作者与作品应当是融为一体的，作者的德与作品的艺一定是不可分割的，正如常言所说“德艺双馨”，有德才能有艺，有艺须先有德。能够与客观世界在产生互动的同时达到真正的艺术高度，非有高远而纯善的主观世界不可；能够让客观世界显出高品位的艺术成就，正是由于主观世界以其精湛的艺术和高尚的道德修养而促成的。

其次，优秀作品本身一定在道德方面具有崇高的价值。恩格斯说：

【“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

习近平指出：

【“文艺创作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

这就说明，现实的生活内涵丰富，哪些可以进入艺术的殿堂，哪些不可以，必须通过道德的选择，而能够进行道德选择的前提条件是在丰富的生活内涵中，代表先进阶级、代表未来的道德是“清泉”和“光明”，更有价值。不仅对现实的生活素材应当进行道德价值上的选择，而且对历史上的材料也应当如此，习近平指出：

【“文学家、艺术家要结合史料进行艺术再现，必须有史识、史才、史德。”】

再次，作品一定要以文艺特有的美而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马克思说：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这说明人的意识超越了个体和人自身的种，能够按照一定的尺度进行生产，从而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美”有什么具体规律呢？也许可以说，美是通过劳动创造的，也要通过劳动或者说实践——在这里专指审美体验——才能够显现出来。这是艺术的魅力，让读者自己感悟，自己从艺术作品中获得美感和结论。让别人来告诉的间接感受为什么就不如自己获得的直接感受那样深刻而有力呢？习近平指出：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

从这些论断来看，文艺之美尤其需要直接体验，因为与真、善的价值相比，美的价值的独特性要通过其独特的价值感受才能显现出来，真和善的价值通过认识可以达及，但仅凭认识一定不能充分地“认识”美的价值，一定要通过“感受”来体验它，这种直接性体验是不能用任何间接手段来代替的。

最后，美的本质还体现在它的新颖性上。从根本上来说，文学艺术必然要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革，马克思指出，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在此还强调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的艺术变革。可以想象，在文艺领域，一味地模仿甚至机械地重复一定不会给人以审美的体验，成语“东施效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美的独特性还在于它的原创性、新颖性、具体性。习近平指出，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原创性是好作品的标志”。】

习近平还明确地指出要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

【“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辉映，让作品更加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这是从微观角度，就文艺创作本身而言的，要在创作的整个过程中遵循文艺创作的规律，展现创新精神，实现美的价值。此外，习近平还从宏观方面，即从文艺作品本身之外的角度提出：

【“激发人们创新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走入不同文明，发现别人的优长，启发自己的思维。”】

在文明互鉴的交流对比中，文艺创作的灵感一定能够得到更多的激发，角度和元素不同，呈现出来的艺术世界也一定有所区别，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中，一种新颖性就可能突显出来，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习近平还从反面指出：

【“创新贵在独辟蹊径、不拘一格，但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怪诞，不可能成为上品，而很可能流于下品。”】

这说明，创新也有它的内在规定性，就是要去实现审美的本质要求，为创新而创新就有可能偏离这种要求。

五、新时代文艺观阐释中面临的问题、挑战及应对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进行新时代条件下的新阐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反映，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批判性的本质要求。因此，必须回到经典作家的原著中追根溯源，再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涵的文艺观，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而把包括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批评等领域的文艺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以及人民大众武装起来，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指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并对当前文艺理论与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问题与挑战做出积极应对。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受到的挑战，主要来自“非意识形态化”倾向，即是否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反映论还是唯艺术论？反映论强调文艺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加工，因而生活是全部创造的源泉，包括题材、审美、典型、形式等。当前有些文艺作品表现出习近平所批评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风格，这种“唯艺术论”就是文艺自足论的主要表现。文艺从来就不可能是脱离生活、脱离社会历史的“孤岛”，文艺必定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社会历史。马克思认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既然人的本质表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所创作的文艺作品又怎么能脱离一切社会关系而独自存在呢？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反映论，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那些只谈“纯文艺”而自说自话的论调之不足和错误。比如，当代西方文艺伦理批评中所坚持的“自律主义”“道德主义”“语境主义”等三种立场，都是主张文艺的自我中心，都是在孤立地、抽象地、静态地看待道德价值与审美价值，而没有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辩证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从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原则出发，以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反映和解决时代问题为目标，这些所谓的问题就不会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了，而是交给伟大的社会实践来解决了。

二是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为少数人服务？这是创作方向问题，也就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阐释文艺观表面上看只是一个涉及审美、道德或者产业、经济等领域的问题，实质上它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此，而是直接涉及政治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尤其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原则，在今天就是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意识形态在文艺领域的矛盾和斗争表面上看是“才子佳人”“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争，实质上都有其深邃的哲学根源，都会延展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哲学既是人类精神现象之巅，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也可能是社会精神乱象之源，是我们可能出现颠覆性错误的隐性原因。开展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舆论斗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斗争”。一定的文艺观当然反映了一定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确立了文艺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解决了文艺创作的源和流、文艺评价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文艺传播的普及与提高、文艺风格的民族性与大众性等问题，但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又遇到了新问题、新挑战。回应这些挑战，解决这些问题，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文艺观的关键。“西方思想界发动了立足于资本主义抽象个人的所谓‘生存论转向’，其实就是彻底抛弃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观唯心论转向。”这是从哲学观方面讲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从文艺观方面讲的，这实际上道出了问题的本质：

【“‘抽象的个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基础，以人民为中心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观依据。”】

一个和社会生活息息相通的作家不可能没有倾向性，他的倾向性不是抽象的，他是关心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的人民群众的人间疾苦和悲欢离合还是为少数人服务，是非常明确和具体的。因此，要以人民立场和群众观念的高标准来衡量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这样才能真正使文艺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当代阐释的必然要求。

三是现实主义原则还是历史虚无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主张文艺作品要真实、典型，要反映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歌颂英雄，弘扬理想信念。然而，当前有些文艺作品却深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等现象。那些恶搞红色经典、热衷“民国热”、主张“重写文学史”、引发“廉价笑声”的言论行为及其登不上文艺大雅之堂的称不上作品的“作品”，实在不值得也经不住运用严肃的现实主义原则的基本要求来评论。它们虽然上不了科学、理性、有意识的台面，但却能搅动、扰乱人们的潜意识、无意识，从而可能激发出“恶”意识来。因此，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现象，有一部分实际上是敌对势力对我国搞意识形态攻击所制造的产品。“非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是抽象人性论的泛滥，把社会矛盾的最终解决归结为抽象人性，把人性不仅视为超阶级、超民族、超历史阶段的抽象存在，而且视为可以创造一切“奇迹”的神奇力量，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文艺绝不可能远离意识形态而独“善”其身，恰恰相反，它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下，本着现实主义的原则，才可能创作出真正“善”的文艺作品。

四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去价值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和引领实践，是为了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在文艺领域，却存在着“去价值化”的主张，比如“汉学主义”与“华语语系”的理念，此外，还有“去思想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倾向，这些错误思潮都应该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批判。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浮躁”，并明确指出“这样的态度，不仅会误导创作，而且会使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说明，持这样态度的文艺工作者不仅仅是没有遵循文艺创作的规律，而且这样的文艺工作者是在违背文艺创作的职业道德和公民美德。而那些充满“低俗”“欲望”“单纯感官娱乐”等负面因素的所谓文艺作品甚至会导致对我们的社会精神、民族精神、奋斗精神的伤害和消解。面对这些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了解决途径：

【“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层面来看，上述以“去价值化”“去思想化”为代表的错误思潮已渗透到文艺理论与创作领域，给广大文艺受众带来恶劣影响。我们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在全党、全社会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坚决抵制、消除那些错误的“去价值化”“去思想化”的“病毒”，才能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营造风清气正的朗朗乾坤。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形成的，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伟大实践表明，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以人民为中心，反映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并能随时代的发展而勇于且善于创新，实现美的价值的作品，才是好的作品，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精神指引，才能丰富和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习近平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