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城日记》想到《日瓦戈医生》

从《封城日记》想到《日瓦戈医生》

摘要：1956年5月，一位意大利书探前往莫斯科郊外，拜访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他离开时带走了帕斯捷尔纳克首部小说的书稿，以及作者托付的一句话：“这是《日瓦戈医生》，愿这本书流传全世界。”

《日瓦戈医生》的多种译本在世界流传的同时，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国内遭到了疾风骤雨般的舆论抨击，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则秘密印刷了一批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偷偷运进苏联。《日瓦戈医生》被卷入冷战双方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

这段不同寻常的往事，在2014年被彼得·芬恩和彼特拉·库维写成了这本《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该书中文版日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为序言。

历史最喜欢重复上演的是闹剧，其次是悲剧。今天在下刚打开朋友圈，惊奇地发现一整天的朋友圈几乎都被《方方日记》英文版在美国出版的消息占领了。不过在下最感到奇巧的是，《方方日记》的美国出版方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也是62年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名著《日瓦戈医生》英文版的出版方——历史似乎故意安排了一场讽刺性的巧合，将两本文学水平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的著作赋予了几乎相似的命运

《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是十月革命和内战期间俄国知识分子的遭际，其内容一如帕斯捷尔纳克自己所说“我给那些所有导致痛苦、迷惘、惊愕和争辩的事物命了名，而且是用最简单、直白且悲伤的词语”。如此一本贬低红色起源伟大胜利且满满负能量的书，自然不可能在国内出版。于是，帕斯捷尔纳克决定将书稿送往国外，直接向全世界发表自己的作品。

《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的消息传回苏联，很快引起高层震怒。特别是1958年10月23日帕氏荣获诺贝尔奖的消息，更是使他们暴跳如雷。苏联国内迅速组织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

1958年10月25日，苏联官方文学报刊《文艺报》首先发难，发表长篇社论引爆批判运动，到12月1日，报纸上共刊登了423封所谓的“读者公开信”，对帕斯捷尔纳克极尽谩骂之能事。广播、杂志乃至学术期刊，甚至是儿童杂志也充斥着对他的攻击，从他居住作家别墅享有种种特权，到编造他从美帝主子那里收受美金卖国求荣。那些批判的话语，只消把“苏联”两个字进行替换，便可闻到一股熟悉的恶臭扑面而来：

“日瓦戈医生是个怯懦卑鄙、思想狭隘的家伙，与苏联人民格格不入，帕斯捷尔纳克这个恶毒的文学势利小人也是一样，他反对人民，与憎恶我们国家和政制的敌人为伍……他因为自愿充当反苏宣传的腐朽诱饵才获得诺贝尔奖……可耻的下场在等待着这个叛徒，他注定受到人民的唾弃”

“这部小说让苏联的铁杆敌人们如获至宝……在文学的外表下，他们寻找制造政治丑闻，其明显的目的是恶化国际关系，给冷战火上浇油，散播敌视苏联的种子，给苏联人民抹黑……在帕斯捷尔纳克灵魂深处，丝毫没有爱国热情，只剩下庸人的气恼和自负，他以自己所有行动证明，在我们为建设光辉灿烂的垬产主义而充满激情的伟大祖国里，他就是一颗毒草！”

苏联作协也召开会议，“全体一致”赞同将抹黑苏联勾结西方的叛徒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协，并剥夺苏联作家头衔。

大批判的参加者们表现得义愤填膺，但激发愤怒的并非书中抹黑苏联的内容，因为此书在国内遭到禁绝，所以大多数批判者连自己的批判对象都不曾见过。比起抒发爱国义愤，这些人更关注的是通过恶毒谩骂一位官方钦定的国家公敌交上了一份足够满意的政治忠诚答卷。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场火热的大批判运动起到的作用却恰恰相反。

美国中情局解密档案显示，当时中情局确实用《日瓦戈医生》作为文化冷战的武器。但并不是资助它在全世界公开出版发行，那是纯粹的商业运作。而是印刷俄文和其他东欧语言版，然后偷偷送进铁幕里面去，让更多苏东读者读到这部作品。但中情局没有办法通过这本书左右西方的知识界掀起反苏浪潮。因为欧美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共性就是对权力者的批判，对官方只有批评，绝不能合作。一旦合作，就会被其他同行视为卖身投靠的官方政宣传声筒，从此名誉扫地，再无法在圈里立足。官方的反苏宣传反而受到他们的讥笑和嘲讽，甚至把他们赶到敌人一边去。

但苏联国内对帕斯捷尔纳克和《日瓦戈医生》的狂热批判，反而成了西方知识界加入反苏宣传最有力的推手。

本来，西方知识界关注的兴趣点，是《日瓦戈医生》所讲述的个人在时代中挣扎的命运，他们更愿意从文学本身的角度看待这部著作，至于它的时代背景革命和内战，反而是他们最不关心的部分。里面关于整肃和迫害的内容只能让他们为苦难折磨下的人性而揪心，而不会激发他们去深究这段历史。

但苏联掀起的批判狂潮，却让西方的知识界突然将目光转向自己这位同行遭受的迫害。即使是出于兔死狐悲之感，他们也对同行受到的凌辱和虐待感到愤怒。尤其是这一批判狂潮是有官方开足马力的宣传机器主导的，更让他们认清了苏联压迫嗭由的本质。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迫害被称为“苏联知识分子的布达佩斯事件”。从罗素、艾略特、赫胥黎、毛姆到芒福德、赛珍珠、海明威纷纷挺身而出对苏联政府发出抗议，那些曾苏联表示同情的作家和记者们也纷纷转向，加入到向苏联抗议的洪流中。苏联本来想借批判帕斯捷尔纳克杀鸡儆猴，但他始料未及的是自己操控的批判运动竟然让自己在盟友和世界上可能同情苏联的国家和人士中声名狼藉，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国际形象，就因为一群所谓的爱国者对一位在西方出版著作的作家的狂热批判而付诸东流。

最后，不妨引用美帝中情局一位高级职员的评价作为结尾：“这本书本身对苏联的事业不具有任何颠覆性，但它对书和作者的批判和迫害，反而成了扇在自己脸上的一击响亮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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