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圣诞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

作者: 郭松民 来源:微博 2019-12-25

回想年是怎么过的?居然有些空白,无非吃吃喝喝,走亲访友,更多的就没有了。

大家都说缺少年味,其实是缺少文化韵味。

郭松民:圣诞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

1962年正月初一,北京市郊区的一家人在门前放鞭炮。

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对过年时的“祝福”,即祭祖、祭灶等有引人入胜的描写。

这些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信仰活动,人们通过这些仪式,重叙和祖先以及神祗世界的联系,也对自己一年来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伦理,做一个检讨。

城市里,这些仪式都不再举行了。

对这些仪式的扬弃是应该的——毕竟它代表了族权和神权的统治,但问题是我们并没有新的仪式来代替,于是就出现了空白——春节失去了文化/信仰内核,变得空空荡荡了,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消费假期。

郭松民:圣诞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

春节期间,看了几部贺岁片。

说是贺岁片,其实和“年”无关,不过是一些低俗的搞笑,并不能填补“仪式的缺位”所带来的空虚感。

还是在1991年的时候,黄健中执导,李保田、赵丽蓉主演,拍摄了一部电影《过年》。

这部电影其实反映并预示了走向市场社会的中国“年”的丧失——以“年”为契机重叙温情脉脉的家庭伦理已经不可能了,儿女们想的只有一个字——“钱”!

春节文化日趋颓败,基本靠刘德华的“恭喜你发财”支撑着,增进公众文化认同的功能下降太快,圣诞节对春节的威胁就凸显出来。

郭松民:圣诞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

和许多人认为的圣诞只是商家炒作不同,圣诞节的各种仪式,具有很强的文化/信仰功能。

记得有一年,在平安夜路过北京西什库大教堂,发现等候做午夜弥撒的人居然在寒风中排出了几公里长的四路纵队,令人惊讶,也令人不安。

和中国电影鲜少以“年”为主题,阐释并再生产春节独有的文化含义不同,西方,尤其是美国,圣诞电影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类别。

今年圣诞前后,也专门看了几部圣诞电影,留下深刻印象,不由得不感叹,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社会结构,的确是一个相互强化,水乳交融的关系,也难怪会赢得冷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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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特快》是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2004年上映的一部好莱坞动画片。故事很简单——小男孩始终坚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但周围的大人和玩伴都认为这只是他天真的一厢情愿。

圣诞前夕,小男孩终于因为坚持而得到回报,睡梦中的他忽然感到屋子颤抖起来了,一列长长的火车停在了家门口。他战战兢兢打开房门,和蔼的列车长邀请他参加北极的圣诞老人主持的派对。惴惴不安的小男孩踏上了火车,发现很多和他一样的小伙伴们都在车上。

于是,他们一起开始了奇幻、刺激、美妙的北极之旅……

《极地特快》的画面瑰丽、雄奇,充满了油画感,“满足了观众对圣诞节的所有美好想象”——从促进人们对“圣诞”这个重要的西方文化符号认同的角度来说,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就足够了。

不会有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就会真的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但那有什么关系?如果他一想起圣诞节,心中就漾起美好感情——正如我们小时候一想起春节心中就漾起美好感情一样——目的就算达到了。

郭松民:圣诞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

北京制药厂工人在欢度1973年春节。

《生活多美好》,是一部1946年上映的老电影,弗兰克·卡普拉执导。这部电影获奖无数,被视为经典,至今仍然会在圣诞期间在许多国家的电视台播放。

电影的故事可谓俗套——

乔治从小就是一个好人,子承父业在一家小镇上开了一家住房贷款公司。公司不为赚钱,就是为了帮助穷人抗拒为富不仁的富人的盘剥,并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子。为了这个理想他牺牲了上大学、发财、成为英雄的机会。但在圣诞前夜,公司丢失了一笔巨款,面临破产境地。

乔治觉得万念俱灰,产生了投河自尽的年头。这个时候上帝派来的天使出现了,是一位秃顶、长着圆鼻子,没有翅膀的天使。天使为了说服乔治放弃“我这一生活得毫无意义”的头,带他穿越到“假如乔治没有出生过”的小镇。乔治发现,因为自己的缺位,小镇充斥着贫困、堕落与犯罪,每个人都活得不幸福……

乔治蓦然意识到,自己的一生太有意义了。和自己一生的善举及其产生的效果相比,公司破产根本就不算什么。他狂喜着奔回了家,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大声地说“圣诞快乐”,并准备坦然地接受牢狱之灾。

这个时候,镇上每一个被他帮助过的人都来了,大家对他倾囊相助,要帮助他度过这场无妄之灾……

郭松民:圣诞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

这部电影效果如何呢?引用一位豆瓣网友的评论——

最后五分钟,泪水肆意横流,内心却极端温暖。

哭得稀里哗啦的,哭得胸全湿了,哭得直想叫妈妈。

为什么只有5颗星可以给呢?我要给6颗,7颗,我活了24年,我要给24颗星,我希望我可以活100岁,200岁,这样我就可以给几百颗星星,我要把天上的星星都摘下来给这部片!

朋友们,全世界的朋友们,我爱你们!月亮上的朋友们,火星来的朋友们,真为你们感到遗憾,你们不在地球,看不到这部伟大的片子。你们快来地球吧,我愿意和你们再看一遍一百遍!

《生活多美好》的意识形态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社会主义国家从一个变成十几个,中国革命蓄势待发。这是一个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

《生活多美好》告诉观众,革命完全是多余的,根本不需要打破旧的社会制度,一个好的资本主义是完全可能的,我们需要仅仅是一个好的资本家,一个善良的放贷者,靠好心的资本家就可以创造“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人人有房住”的美好生活。

《生活多美好》因此成了冷战宣传品,至今仍然俘获了不少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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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欢歌》是1992年上映,布赖恩·汉森执导的真人和布偶联合演出的喜剧电影。改编自十九世纪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狄更斯的同名小说名篇。

《圣诞颂歌》故事顺序刚好和《生活多美好》相反,主人公史高哲是个“坏的资本家”,他远近闻名的吝啬鬼,刻薄、冷漠、爱财如命。人人都讨厌他,害怕他,他走到那里都带着冰冷的气场。

史高哲甚至对自己都是吝啬的,平安夜他居然舍不得点灯,一个人守着壁炉在黑暗中吃点冷饭。

壁炉熄灭了,他那已经死去的、同样吝啬的生意伙伴雅各布的鬼魂出现了,因为刻薄,现在正带着镣铐在地狱里受苦。接着,天使出现了,她带着史高哲穿越回了过去,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也看到了自己的墓碑。他意识到,由于自己的吝啬,不仅给别人造成了痛苦,也让自己的一生都不幸福,他幡然悔悟。

圣诞的早晨,获得新生的史高哲对每个人都道“圣诞快乐”,他向慈善组织捐出巨款,还买了一只最大号的火鸡,看望自己最忠实的员工……

圣诞欢歌》想告诉我们,只要坏的资本家愿意改恶从善,生活就会温暖而美好。

这是一颗满满“正能量”的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是中产阶级百无聊赖的自我解嘲,是加了蒙汗药的甜蜜果汁,但这胜过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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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是是按照“资本-利润”的逻辑来运行的,正如马克思所言——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和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正因为如此,吝啬、刻薄、锱铢必较……等等,就是资本社会运行时真正被遵行的原则。

“圣诞电影”在这里所起到的功能,一方面为这种状态进行辩护,暗示这只是那些“坏资本家”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对资本家进行教化——如果你不那么吝啬,你得到的会更多,不仅有金钱,还有他人及社会的尊重与爱戴。

应该说,他们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是西方社会显得比充斥着暴发户的中国社会显得“成熟”、“文明”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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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近几十年来,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富人阶层形成了,但是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富人伦理,主流财富一族的脸谱不是“乔治式的温情脉脉”,而是任志强式的穷凶极恶。

在中国的财富圈子里,流行的不是《生活多美好》、《圣诞欢歌》式的劝善,而是纵情恣意的“有钱就任性”,因为任性招致老百姓的敌意,因害怕老百姓的敌意而通过转移资产、强化榨取等招致更多的敌意,中国的富人由此失去了安全感。

如果一定要打一个比方的话,成熟的、文明的西方,可谓伪善的资本主义;而中国,则是真小人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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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春节,开滦煤矿唐山矿工人宋连起(右一)给家人表演自己编写的快板。

童年时的春节,为什么总是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

细想起来,这是因为那是一种内在于社会主义共同体人人友爱氛围中的春节!这种共同体能够带来真正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安全感。

“好的资本主义”只是一种想象,而社会主义才是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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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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