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斌:我所接触的文艺理论家陈涌先生

作者: 刘文斌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 2019-12-04

刘文斌:我所接触的文艺理论家陈涌先生

2007年7月,我申请到国家“十一五”社科研究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新时期文艺理论家研究”,陈涌这位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队伍中的旗手,自然是这个项目中必须大书特书的人物。为此,我请原毕业于我供职的内蒙古师大文学院、后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列文论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的杨娟,带我前去拜见家住北京万寿路15号院的陈涌先生。2008年秋季的一个下午,我们敲开陈先生家门,站在面前的陈先生,是一位蔼然长者,个子不高,身体微胖,穿一件发旧的白色衬衫和一条同样发旧的深蓝色裤子,像一位退休在家的工人师傅。先生家兼作书房的客厅还算宽敞,但陈设极其简单:一个旧式写字台上堆满书籍,几个旧式简易书架上也摆满了书,一个旧式三人沙发,坐人处显得有点高低不平,一个旧式茶几上摆放着水果。虽早已听闻陈涌先生生活简朴,但一个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干部,又是声名赫赫的文艺理论家,生活竟然简朴到如此地步,实在出乎我的意料。联想到报刊上介绍过的他赴法国讲学时带了一大包方便面当早点,回国后却将法方给他的法郎如数上交外交部,还有先生当年上下班和在市内讲学、开会总是拎个旧书包,挤地铁和公交车,拒绝单位派小车接送,以及先生从不领取《文艺理论批评》杂志社按规定发给他这个“主编”的编辑费等轶事,不禁对眼前这位老人由衷地多了些敬重。

刘文斌:我所接触的文艺理论家陈涌先生

△2008年9月,陈涌先生(中)与本文作者(右)及杨娟(左)在杨家合影

陈先生“请”我们坐在沙发上,又将书桌前的椅子移来坐在对面,开始同我们交谈。他操一口带广东味的普通话,声音洪亮,思路清晰。我随口夸他身体好,先生笑道:“也不算好,60岁前没得过大病,对医院很陌生,和医生没感情,60岁后,几种病都来了,算是‘补课’吧。不过,我也不在意,反正已经‘超期服役’了。”听着这些连珠妙语,我和杨娟不禁笑出了声,进门时稍感紧张的心情立刻放松了。

我首先向陈先生说明来意,告诉他我们准备评论他新时期以来的文艺理论研究成就,想请他给予“指导”。陈先生听后笑道:“这我哪里敢当呀,你们按照你们的理解去写,不必考虑我的意见。要是那样写的话,你们岂不是成了‘投其所好’了吗!”接着,我就陈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思想提问,先生一一作答。这次谈话使我对陈涌先生新时期的文艺思想理解得更加深入了,我的文章思路也更清晰了。

2009年春季,我和在内蒙古师大任教的文学博士、我当年的硕士生吴玉英,合作撰写了《陈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杰出探索者》一文,文章完成后,我打电话给陈涌先生,想把已定稿的文章寄去请先生“斧正”。陈先生在电话中说:“没必要,没必要,你们的文章如果发表了,帮我搞一份刊物寄来就可以了。谢谢你和你的那位学生!”我们只好遵照先生的意见办。

刘文斌:我所接触的文艺理论家陈涌先生

△《陈涌文学论集》(上)

2010年2月下旬,我和吴玉英分别收到陈涌先生寄来的《陈涌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9月),书的扉页上有先生用工整的笔迹写的短信,其中写道:

从你们的评论我的文章,使我深感到你们比我对我自己更了解,应该说,你们提到的我的思想,有些是连我自己也忘记了的,这使我怀抱着知遇之感!

刘文斌:我所接触的文艺理论家陈涌先生

△2010年2月,陈涌先生写给本文作者的亲笔赠言

2010年6月13日,我和杨娟第二次去拜访陈涌先生,在先生家里待了约两个小时,还分别同陈先生合影。临行前,我将拙文《体系•精神•方法—陆梅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与权晶合写,《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2卷第1期)、《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推向前进—吴元迈的文艺理论研究》(与王金珊合写,《高校理论战线》2010年第3期)的复印件呈上,“请先生批评指正”。回到呼和浩特后不久,我便收到陈先生的来信,其中写道:

我看了你关于陆梅林和吴元迈的论文,文风、学风严谨,而行文又很舒展、自然,这是和你评论我的文章一样的。在现在,像你和你培养的后继者真正学人的风范,在我看到的是越来越少了。你的课题的完成,即使仅仅在学风、文风方面,也将会在文学界造成重要的影响!

我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经常阅读马、恩、列、毛等经典作家及陈涌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文艺论著,并且注意学习他们的文风、学风,以至连行文也受其影响。然而,自上世纪“八五新潮”以来,看到国内报刊上登载的多是些花里胡哨、云遮雾罩、“名词术语大换班”式的“新潮文论”。我的文章则往往因观点“陈旧”,写法“老套”而不被某些人所待见。自己也曾有过困惑,对自己的学风、文风乃至行文方式心存疑虑。拜读陈涌先生对拙文的肯定性评价,总算找回了一点自信。

2010年国庆期间,我在北京儿子家住,打电话给陈涌先生说想去看他。他说道:“那好,我和李正忠、祝东力、陈飞龙他们约个时间,请你们一起过来坐坐。”第二天,陈先生打来电话,说已同李正忠等约好,请大家周六下午一起来家里坐坐。

10月13日下午3时许,我和杨娟以及李正忠、祝东力、陈飞龙、李云雷、马建辉分头来到陈先生家,保姆搬来饭桌和几把椅子,大家围成一圈饮茶、聊天。当我说到现在一些个人“文集”出得太多,作品研讨会开得太滥——到会者拿了“红包”就胡吹乱捧。李正忠先生接着讲了这样一件事:陈先生九十大寿时,所里(指马列文论研究所)本打算编辑出版《陈涌文集》,被陈先生否决,说“以后再说,‘缓期执行’”;所里要开陈涌学术思想研讨会,陈先生也不支持,说“你们如果要开,我不参加,申请‘保外就医’,你们就‘缺席审判’吧。”李正忠先生讲到此处哈哈大笑,在场的人也都开怀大笑。客观而论,当下出版文集、召开研讨会的作家和理论家,绝大多数在创作和研究中都取得了不菲成绩,有的还取得了较高成就。但就其思想境界,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名利的态度上,我敢说能赶上陈涌先生的寥寥无几,不少人同陈先生甚至有着天壤之别。

刘文斌:我所接触的文艺理论家陈涌先生

△《陈涌文论选》

下午五点多钟,保姆端上来饭菜,大家于是边吃、边喝、边谈。陈先生喝了点酒,脸色红润,谈兴也更高了,一直聊至晚7时,才由李正忠先生带头,大家跟着起身告辞。陈涌先生将我们送出家门外,主客相互挥手告别。

拙著《中国新时期文论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后,我寄给陈涌先生一册,并于2012年10月29日给先生去电话,请教先生对拙著的批评意见。不料,先生听力出现障碍,交流有些困难,希望通过书信进行交流。我于次日给先生写信,就先生电话中指出书中的不足之处作了回应。信寄出后,很久未收到陈先生的回信。我想,先生毕竟年纪太大了,手头事又多,估计不会回信了。不料,四个月后又收到了先生的来信,信中写道:

近一年来我遭遇偏头痛袭击,靠一些缓和的药物减少一些疼痛,但很少有能正常看书和考虑问题的时候。你的书,还有一些同类的书,我只能断断续续地看。我对其中有些理论家的成就有些怀疑……我认为,你们这本著作整个说来是比较扎实,比较有分量的。……写到这里,又开始头昏脑胀,就此带住。你好!凡事如意,得心应手!

看了这封信,我心情颇不平静。拙著出版后,我也曾听到过一些同行师友的鼓励之辞,但类似的话出自陈涌先生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家笔下,其激励之情自然非同一般。不仅如此,先生还坦诚地对拙著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质疑。其实,我对书中写到的有些理论家的成就也有怀疑。只是出于某些顾虑,才不得不在书中加以肯定。陈涌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怎能不令人敬服。

然而,更令我为之动容的是,陈涌先生19岁(1938年)从繁华秀丽的家乡——广东南海(今佛山市所属南海市)徒步前往生活、斗争都十分艰苦的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文艺事业,辛勤笔耕,成就斐然,1956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最年轻的二级研究员(37岁),1957年却因倡导切中时弊的现实主义文艺观而遭到姚文元批判,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接着被下放到河北省农村“劳动改造”,后又被发配到大西北的兰州,前后长达20年之久,其间受尽屈辱和艰难,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平反。然而,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依然笔耕不辍,发表了一篇篇振聋发聩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论文,直到93岁高龄,还在强忍着病痛写信指导我这个后学,只是在身体实在坚持不住时,才不得不“就此带住”。这当然远不止是对我个人学业的关心和扶持,从中不难体会到陈涌先生为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

2015年10月4日,陈涌先生走完他96年的人生之路,驾鹤西去。这位19岁奔赴延安、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的老革命战士,这位历尽磨难、痴心不改的老共产党员,这位贡献卓著、声名远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就这样悄然离开了我们。然而,陈涌先生却为我们留下无比丰厚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令我们对他无限的崇敬与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刘文斌:我所接触的文艺理论家陈涌先生

*作者:刘文斌,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节选自《中国文艺评论》月刊2019年第10期文章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3
0
0
3
2
1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