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封面上的“马恩列斯毛”

期刊封面上的“马恩列斯毛”

余卓锋

“马恩列斯毛”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五人。那么，“马恩列斯毛”为什么能平列成为世界共产党的伟大人物呢？因为“马恩”科学预言了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基本规律，“列斯毛”则带领各自国家的人民以胜利者的姿态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建国初期，“马恩列斯毛”这种叫法和宣传方式在国内已开始见于报端。把“马恩列斯毛”五人头像同时登在期刊封面，最早见于1950年8月1日出版的《人物杂志》复刊号第一、二期合刊上，同年9月1日出版的《人物杂志》第三、四期合刊封面再次出现了“马恩列斯毛”五人头像。此后，“马恩列斯毛”的标准像被广泛印刷，无论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国有企业或个人家庭，都会把“马恩列斯毛”的标准像平列地悬挂在单位会议厅或家里中堂主墙上方比较醒目的位置上，以示对“马恩列斯毛”的尊敬。

其实，把毛泽东和“马恩列斯”平列起来进行宣传，并非毛泽东的本意，只是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爱戴情结的自发体现。比如，柳亚子先生就曾作“马恩列斯堂堂在，我有孙毛誓勿疑”诗句，把孙中山、毛泽东和“马恩列斯”平列在一起来歌颂。

毛泽东在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报告时说：“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由此可见，毛泽东很谦虚，他把“马恩列斯”比作老师，自己只是学生。在他心目中，学生和老师是不能平列的，这样有不敬之处。

但意想不到的是，当时与我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美国，其所出版的，在世界上拥有极大影响力的《生活》期刊，在1961年10月20日出版时，竟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平列地刊登在封面上。另外，同登封面的还有赫鲁晓夫、乌布利希、卡斯特罗三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八位共产主义者。内文说：“美国人活在来自共产主义爆炸性危险的导弹射程内。我们持续寻找对付这种危险的新方法---一项从弄清共产主义起源、方式、目的及其领导人的研究。《生活》杂志开始从三部分系统地解构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意识形态的决定。第一部分回顾其历史背景和发展至今的历史轨迹；第二部分明确处理世界头号共产主义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技术和目标；第三部分构建我们自己的反击方法”。可见，当时的美国政客对于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迅猛发展是多么的恐惧，以至于要想尽办法来毁灭它。而《生活》选此八人同时登上封面，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八人当时在世界共产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国人把“马恩列斯毛”平列起来进行歌颂和宣传也就无可厚非了。

其实，人们习惯性地把“马恩列斯毛”平列来宣传，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的。

从理论上来看，毛泽东于1937至1938年间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论观点所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深刻地揭露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对我党的危害；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次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深刻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可见，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光辉的哲学著作，和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两个策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和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续发展上同等重要。

从实践上来看，1934年我军在长征前夕所发生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由于领导层没有毛泽东的参与，并且屏弃了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农村包围城市策略，任由博古、李德等生搬硬套苏俄的中心城市暴动策略，结果以惨败告终。从本质上说，这就是脱离中国实际讲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毛泽东称之为“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之失败。接着召开的遵义会议，中央领导层在会议上的思想交锋和路线碰撞，无不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所以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是我党走向成熟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逐步从胜利走向胜利。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全会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要指导原则。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个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规范的表述，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撰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这些著作代表着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也是毛泽东在哲学、政治科学、军事科学方面光辉的理论基石。

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在1942年至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的这段时间里，频繁地出现在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和报告中，达到了一个新高潮。最终，党的七大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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