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与时俱进的发展及其当代启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宣言》发表170周年

作者：丁堡骏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01-06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与时俱进的发展及其当代启示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宣言》发表170周年

丁堡骏

今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的不朽著作《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出版170周年。纪念马克思和《宣言》出版，最好的纪念就是沿着他创立和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线索和路径继续坚持和发展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继续沿着他所指引的革命道路完成他所开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宣言》宣示了马克思主义全新的世界观，标志着人类思想史上最辉煌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宣言》问世后的170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的发展证明了《宣言》的真理性，科学社会主义已经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在纪念《宣言》出版170周年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充分肯定和继承《宣言》所宣誓的崭新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当然，《宣言》的理论也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宣言》出版至今的170年里，其所阐述的具体理论无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还是在后续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经历了与时俱进的不断向前发展的发展历程。本文将首先从《宣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作为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著作，如何在马克思恩格斯后续研究和著述中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入手，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其次，在此基础上论证如何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一、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地发展：从《宣言》再版序言谈起

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国际组织的成立而撰写的纲领，其写作背景就是面临1848年的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的理论和饱满的政治热情宣示了共产主义，号召工人阶级用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并预言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然而，随之而来的欧洲革命却失败了。《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和方案，并没有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那样，在当时的欧洲直接变为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宣言》的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该如何来评价《宣言》的呢？

1872年《共产党宣言》出版新的德文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书撰写了一个重要的再版序言。他们说：“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做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宣言》的评价也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的态度的。对于《宣言》这部著作，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应该坚持什么，应该放弃，或者应该丰富和发展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讲得一清二楚：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宣言》的核心思想或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应该坚持和继续向前发展；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要历史地看待《宣言》的许多具体论述，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勇于承认并及时否定那些囿于1848年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而撰写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具体理论观点和具体的革命操作方案。

1.马克思恩格斯肯定《宣言》一般原理和核心思想

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不管最近25年形势发生多大变化，《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或核心思想直到现在仍然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那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或基本思想进行归纳总结。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曾经多次重复地讲《宣言》的基本思想，并且明确宣布《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例如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说：“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②]由此我们可以说，1883年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回头总结《宣言》的基本思想并加以肯定。这些肯定的内容包括：（1）对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阐述；（2）对于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即将被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基本判断；（3）对于工人阶级在这场变革中所肩负的神圣使命，即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以及对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伟大号召。对于《宣言》的这些基本思想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都给予高度的赞扬。列宁认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③]在纪念《宣言》问世170周年之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要充分肯定《宣言》的这些基本思想。习近平同志提出在党内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育，我认为，学习和贯彻《宣言》的这些基本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而且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理想追求。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这些基本思想，才能领导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任何怀疑、否定和动摇这些基本思想的想法和做法，都将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早日实现。

2.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内容进行否定和修正的意见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宣言》内容中囿于1848年前后欧洲革命形势而撰写的个别理论观点和具体操作层面论述，进行否定并提出了进行修订和完善的倾向性意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上所述，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如实地承认，由于《宣言》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是根据1848年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所撰写的，因此，这些内容不一定适合于以后的革命形势的斗争实际。他们主张在以后的革命中，可根据革命的具体形势制定不同的具体做法和行动方案。特别是《宣言》第二章的“十条具体措施”，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由于受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④]。

第二，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宣言》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阐述还有所不足。《宣言》没有写进去无产阶级必须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国家机器，以保证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马克思明确地讲《宣言》在这个方面“已经过时了”[⑤]。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宣言》对于各种社会主义理论文献的批判是不完整的。因为《宣言》创作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所以，《宣言》所批判的社会主义文献只能最大限度地限定在1847年为止[⑥]。

第四，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宣言》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有时代局限性：“《宣言》的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⑦]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反思《宣言》所承认的第三和第四个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革命导师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马克思主义者与时俱进的科学品质。这两个方面的缺陷与不足，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能力水平不高或者是主观努力不够造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简单地将《宣言》的这两个方面的缺陷与不足以写作的时间为借口推卸掉或加以掩盖，而是如实地承认《宣言》有这方面缺陷与不足。不仅如此，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宣言》的第三、第四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也和第一、第二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一样，要在今后的写作中加以完善和修改。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为了保持《宣言》的历史文件的本来面目，不主张直接修改《宣言》本身，而是主张在《宣言》再版时撰写一个导言来对这些缺陷和不足予以修改和完善。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力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从1847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⑧]

二、马克思恩格斯与时俱进发展《宣言》的线索和路径

通过以上对《宣言》两个德文版序言的分析，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著作的评价是辩证的和批判的。既然《宣言》是1848年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那么《宣言》必然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它要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种阐述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未来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我们必须要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和发展这些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不忘根本、始终不渝地去为之奋斗。另一方面，它所阐述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又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正因为如此，这些具体的政策措施，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条件的变化，需要由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与时俱进地进行变更和发展，推陈出新。

对于《宣言》所具有这种二重性，学术界存在两种典型的误读。一方面，有的学者不能把作为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第一份纲领的《宣言》，与作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阐述的《宣言》区别开来，从而教条化地对待《宣言》。不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宣言》的特定时间地点、条件和目标任务，而将《宣言》所阐述的内容都绝对化和永恒化，要求我们今天中国共产党人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宣言》每一项具体措施。事实上，作为一个政党纲领的《宣言》，是以1848年共产主义者同盟所面临的国际国内条件和当时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为转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宣言》必须要与时俱进，必须要以工人阶级政党所面对的具体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有的学者片面强调《宣言》作为党纲的性质而忽视了《宣言》同时也是共产主义理论著作的性质，否定《宣言》的普遍意义。否定《宣言》的普遍意义，就意味着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意味着已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阐述的《宣言》，按照事物辩证发展的规律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也要与时俱进地向前继续发展。

1.作为一个共产党组织纲领的《宣言》的发展

首先，作为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党纲，《宣言》是一份很珍贵的共产党的纲领方面的历史性文献。作为历史文献意义上的《宣言》必须要保持原样，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更改。但是，正因为《宣言》是历史上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面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时所制定的纲领，所以，它就必然有和那个时代相伴随的成就和历史局限性。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后续力量的新的工人阶级政党组织，就不能原封不动地沿用《宣言》的具体措施，而必须要以变化了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根据制定自己新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事实上，随着1848年6月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失败，随着1852年11月发生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1名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被反动政府以捏造的虚假事实为依据，以叛国罪予以判刑），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已经解体。此后欧洲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继续发展，1864年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马克思参与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创建并且是协会的实际领袖。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亲自为第一国际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与《共产党宣言》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这两个文件起草的背景却和《宣言》的背景有很大的不同。协会面临“必须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拒之门外的纲领”[⑨]。马克思在起草上述两份文件时十分策略地淡化了各种尖锐的矛盾，暂时放弃了或者至少是没有那么尖锐地强调《宣言》中的那些原则和它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宣言》中的那些原则和最终胜利，寄希望于协会的共同行动和工人阶级的觉悟。恩格斯高度评价马克思的这一策略选择。恩格斯说：“马克思是正确的。1874年，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特有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1847年在斯旺，工联代表大会的主席能够用公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⑩]通过回顾1848年的《宣言》发展到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宣言》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组织的纲领，它必然会随着共产主义政党组织的变化发展以及以后新的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组织的纲领，要因时、因地、因特殊历史条件而有所不同。同时，同一国家的同一个党组织，面对不同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其纲领也要体现不同的斗争策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共产党必须要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束缚。

2.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阐述的《宣言》的发展。

我们再来考察作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阐述的《宣言》，要不要继续向前发展的问题。

如前所述，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总结了《宣言》的历史成就：恩格斯肯定了《宣言》对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的阐述，肯定了《宣言》对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即将被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基本判断。不可否认，《宣言》为我们提供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以及从这些理论出发所得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基本判断。从基本世界观和基本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宣言》可以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提供基本的理论武装。但是，我们不得不严肃指出，《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述还是初步的、不够完整和不够完善的。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之后又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理论研究工作，出版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实现了一系列新的理论飞跃。

第一，在《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中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做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到了面对欧美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和激化，无产阶级面临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强调了“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一任务。《宣言》对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新的国家机器并没有明确的阐述。在经历了1848年革命以后，在《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宣言》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马克思写道：“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11]在1852年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又深刻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恩格斯在1885年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的第三版序言中也谈道：“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12]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英勇地举行了武装起义，宣布成立巴黎公社。可是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仅仅存在了72天，就被反动政府镇压下去了。总结公社的经验教训，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马克思写道：“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3]马克思强调，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4]

从上述的考察可以看出，相对于《宣言》，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做出了新的理论贡献：从公社的政治结构和活动中，马克思看到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用什么来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看到了无产阶级国家机器是一种历史上新型的国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这一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是这样表述的：“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那里对这个思想作了更详细的阐述。）”[15]

第二，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宣言》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阐述的缺失和不足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在中外马克思主义者对《宣言》的评价中，普遍忌讳谈论其不足之处，特别是很少有人从政治经济学原理支撑不足方面来认识《宣言》理论阐述方面的缺陷。事实上，《宣言》的理论阐述，无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还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阐述，由于当时马克思还没有完成对剩余价值学说的系统论证，都是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的。现在，我们的高等学校和社会科学科研宣传单位，都有一大批哲学家、一大批社会主义者、一大批思想政治工作者，为什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阵地还守不住？原因就在于这些单方面的理论家没有沿着马克思的道路，对科学社会主义具体落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层次。众所周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作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根本标志[16]。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等后续著作的创作中，究竟丰富和发展了《宣言》的哪些思想呢？

其一，在《宣言》标题为“资产者和无产者”的第一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从逻辑上充分论证：在资本主义社会，一部分人何以成为资产者，一部分人何以成为无产者？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处于酝酿过程，马克思只能以现象描述的形式对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者和无产者对立的事实进行说明。而且，在创作《宣言》的时候，马克思还正处于从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向劳动价值论的坚定拥护者的转化过程。在创作于1847年的《雇佣劳动和资本》一书中，马克思还没有创立劳动力商品学说，当时马克思还用劳动的价格来说明工资。因为马克思还没有以劳动力商品学说的科学发现摆脱李嘉图体系的第一个矛盾，还没有以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学说的发现摆脱李嘉图体系的第二个矛盾。所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当事人——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分析还没有达到一个高度科学的程度。后来，马克思在写作《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才创立了劳动力商品学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中，马克思论证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交换的不是雇佣工人的劳动，而是雇佣工人的劳动能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雇佣工人的劳动能力成为商品，劳动力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只有这一理论发现，才使马克思摆脱了劳动本身具有价值同时劳动又创造价值的循环论证的矛盾。这样，马克思才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说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由此，马克思才从经济根源上说清楚了如下事实：工人阶级是出卖劳动力商品以获得劳动力价值（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的人群；而资产阶级是依靠其拥有的资本占有雇佣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人群。依据笔者的考察，马克思对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范畴，最早是在1861—1863年的手稿才加以考察和分析的。正是这一理论发现，使马克思破解了困扰李嘉图学派的李嘉图体系的第二大矛盾，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了平均利润率的形成。马克思曾经骄傲地说：“因此，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17]由此，马克思揭示了在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和不可克服的矛盾，还需要马克思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予以分析。在积累和再生产理论分析中，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18]因此，在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必然会不断加深。从阶级力量对比来看，资产者是少数人，而无产者是多数人。由此，马克思才真正证明了：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革命。至此，在1848年以后，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三个手稿，直至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1867年马克思亲自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以及1885年和1894年恩格斯整理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才对上述这些理论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答。由此可见，《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产者和无产者”对立及其发展趋势的结论，必须要由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予以补充和完善。

其二，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只能用商业危机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性。在那里马克思还没有科学的经济危机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用抽象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说明资本主义商业危机。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来看，《宣言》的这个论证还是略显粗糙。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一切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适用的。但是，要真正说明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危机，这对矛盾最终是要具体化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从再生产的角度，指出了劳动力的消费需求仅仅是由全部预付资本的可变部分决定的，因此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推进，必然会导致相对人口过剩的经济危机。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问题的角度，指出危机的必然性和从固定资本更新周期角度，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特征。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分析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机制和机理。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基本矛盾具体化为两个具体矛盾：一个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在这样将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矛盾以后，才能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和本质。由此可见，《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历史过渡性论断的理论分析，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续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其三，《宣言》强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尽管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尽可能地说明了小生产的私有制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消灭了，形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现在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由于当时的理论发展程度还是不能将什么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完全说清楚，还不能把无产阶级剥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根据说得很清楚，还必须用形象的说法加以描述：“现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十分之九的人反对十分之一的人的斗争。”上述这些说法还是有些粗糙的。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积累过程”的第21章“简单再生产”中，马克思雄辩地证明：“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无酬的他人劳动在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上的化身。”[19]在以“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为标题的第22章中，马克思进一步证明：“全部预付资本，不管它的来源如何，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但在生产的巨流中，全部原预付资本，与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化为资本（不论它是在积累者手中，还是在别人手中执行职能）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比较起来，总是一个近于消失的量（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小的量）。”[20]可见，只有《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才进一步说清楚了《宣言》中所谓的消灭私有制的理论依据。不仅如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七节“资本积累历史趋势”中，马克思以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厘清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小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第一个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充分发展，又必然会造成对自身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第二个否定。马克思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1]马克思还坚定地认为，第二个否定比起第一个否定来，是一个更加迅速得多的过程。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这些研究，都是对《宣言》中“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理论：消灭私有制”思想的补充和发展。这个发展不仅不是对《宣言》理论的削弱和否定，而且是以更科学更严谨的逻辑完善和发展了《宣言》的理论论证。《资本论》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得出“剥夺剥夺者”的共产主义方案及其对资本主义以私有制本质的揭示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目前，对于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全党上下是已经取得了共识的。然而，对于什么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怎样才能真正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界的认识却是存在着严重分歧的。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国有企业只能加强不能减弱，国有企业要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并且总书记一再警告：“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22]然而，我们的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会出现“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呢？这种大范围的国有资产流失，究竟是我们某一企业或某一行业的一批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偶然失误？还是我们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改革目标和改革方向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偏差？这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们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能用西方经济学陷入形而上学和法学幻想的“产权理论”去进行塑造。要想使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更加科学，我们必须要重新学习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理论以及马克思从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中所阐述出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思想。这是今天我们纪念马克思、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须要完成理论创新任务。

第三，在谈到以《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对《宣言》的发展时，我们不能不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如前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思《宣言》的不足时曾经明确提到“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23]。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在认识到《宣言》这一方面的不足后，他们做了怎样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也批判了形形色色冒牌社会主义。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对欧根·杜林的错误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在工人运动中清除了欧根·杜林的冒牌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就是批判地继承了当时时代的各种优秀学术著作的一切科学成就。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然而，这一点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却陆续退潮，这种退潮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正在一定程度上丧失战斗力和影响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发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还是要发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将对资产主义的批判进行到底。

第四，马克思关于俄国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对从《宣言》到《资本论》所阐述的欧洲革命道路理论的发展。众所周知，《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19世纪40年代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及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阐述的。即便是后来以《资本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理论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着眼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理论。就是说，即便是从《宣言》发展到《资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的仍然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及未来革命道路问题。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未有具体思考处于与欧美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东方落后国家怎样进行革命的道路问题。后来，在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及1881年3月8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阐述了俄国农业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和俄国社会革命道路问题。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对《资本论》更是对《宣言》最重要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两封信中，马克思着重说明了《资本论》“所谓原始积累”一章内容只限于描述欧洲资本主义起源，并强烈反对将“所谓原始积累”一章内容照抄照搬用于说明俄国公社必然要走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道路。马克思明确表示，运用唯物史观具体分析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可以得出结论：俄国公社存在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全新的发展道路。众所周知，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各国共产党先后取得革命胜利，形成了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1949年成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过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努力，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20世纪和21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证明，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大理论发展，是苏联东欧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巨大的建设成就的理论依据。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大理论发展，也是解释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失败理论根源之所在。由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是我们当代中国坚持走跨越卡夫丁峡谷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要深入学习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里程碑性质的重要成果。

总结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宣言》进行与时俱进地发展，可以分别从作为世界共产党组织的纲领的角度和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阐述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如果我们可以用一般发展道路来概括这种发展，那么，对于第一个角度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从《宣言》到《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发展道路。这是后来的各国共产党组织从各国不同历史条件出发，制定自己的纲领和行动计划所走过的发展历程。发展《宣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继承和发展道路。正确认识这种发展道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作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要以自己当下所处的本国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为转移，制定自己的宣言和行动纲领。

现在我们重点关注第二条发展道路。从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阐述角度发展《宣言》的发展道路可以概括为：“从《宣言》到《资本论》，再从《资本论》到《资本论》在俄国的运用”。

首先，我们来分析这个发展道路的第一段：“从《宣言》到《资本论》”。这里的“《资本论》”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出版以后的一系列理论创作的总称，具体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所创作的《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及其手稿等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方面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的理论、政策和行动的论述。事实上，这是一种基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情况探讨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和论证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革命道路。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在这条发展道路上经过与时俱进的发展以后，不仅没有被否定而且还得到了不断充实和完善。其次，我们再来看这条发展道路的第二段：“从《资本论》到《资本论》在俄国化的运用”。这个第二段发展道路，是指马克思面对与欧洲资本主义同时代的社会生产力落后的俄国，阐述《资本论》及其方法论——唯物史观怎样正确运用和发展的问题。具体说，马克思将《资本论》及其方法论——唯物史观运用到俄国社会得出结论：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就可以继承和借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成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资本论》揭示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过渡到将《资本论》运用到指导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以前阶段的（或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与欧洲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俄国，为俄国指出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这是马克思在完成《资本论》革命之后，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研究又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这是对《资本论》已有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实际上，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以十月革命道路践行了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十月革命道路的胜利，是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胜利。

三、马克思恩格斯与时俱进地发展《宣言》的道路和精神，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

通过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发展《宣言》所走过的发展道路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必然要随着社会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发展《宣言》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能够与时俱进、必须与时俱进，而且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已经实现了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的理论体系。无论是作为党纲，还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宣言》都是必须要不断地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作为党的纲领的《宣言》要以一定的历史条件变化发展为依据不断地加以发展。如前所述，这种对《宣言》的发展，新的党组织、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党纲，是可以有政策、有策略、有妥协的一个以完成一定时期任务为目标的方案。这样以党纲形式对《宣言》的发展，是世界范围内各工人阶级政党都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加以运用的。中国共产党从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和以后历次代表会议决议，都可以看作是对《宣言》的这种意义上的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阐述的《宣言》，同样必须要不断地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完善和发展。今天我们纪念《宣言》发表170周年，我们不仅要坚持《宣言》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而且还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发展《宣言》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进行理论发展所走过的发展道路来看，我们可以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发展问题。首先，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与时俱进的发展，是指对于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命题的原有的理论论证，不断地进行补充、进行完善，以便使这些理论命题得到更加充分论证；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与时俱进的发展，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之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和研究新的研究对象发现并论证新的理论原理和新的理论命题。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一直存在着各种不正确的观点。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是真理，马克思主义只存在具体运用的问题，而不存在发展的问题。在这种人看来，马克思的任何著作，无论是《宣言》，还是《资本论》，当然也包括《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后人都不能进行任何发展。换言之，马克思的这些著作都一个字也不能否定和更改。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必然是被歪曲了。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后人否定前人，一代否定一代。在这种人看来，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否定马克思的已有理论，就没有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人就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所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逐一地加以否定。更有甚者，他们拿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马克思主义。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在“从《宣言》到《资本论》”的发展道路上，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坚持《宣言》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宣言》在剩余价值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等论述不充分、不完善的地方加以补充和完善，这是实实在在的发展。因此，在这条发展道路上，坚持是发展的前提，而发展又是为了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要与时俱进？因为时代和实践在发展，人类的认识从根本上说是时代和实践发展的反映。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要适应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上面提到的两种错误观点，其共同的思想基础就在于，他们把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片面地仅仅理解为的第一种意义的发展，他们不懂得第二种意义的发展。而在科学史上，最重大的理论发展还是第二种意义上的发展。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理论。随着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科学的理论也要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顺利地向前发展，应该是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历史条件进行研究而得出的成果。由此，我们就会看到，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人发展前人的理论，并不是因为后人比前人有什么更高的智商，而是因为后人比前人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人类有了新的实践活动，而这种新的实践活动是前人不可能看到的，因此，对于这种新的实践活动的理论概括的理论创新任务，就历史地落在的后人的肩上。所以，正确的发展观点应该是，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是后人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当今正处于全世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跃升的前沿阵地。这个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得中国必将成为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实践高地。这是时代给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难得的机遇。伟大的时代必将产生伟大的理论。这种伟大理论，不是靠贬低马克思主义前人理论，不是靠无视马克思主义前人理论，更不是自己对自己的理论认识进行自吹自擂，它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对新的伟大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和阐述，是在前人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根据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实现的新的理论创新和发展。

第二，必须要用鲜活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宣言》的与时俱进，特别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存在性和现实可行性。科学社会主义，只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及其理论发展中得到论证和说明。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仅仅用《宣言》解释是远远不够的，仅仅用“从《宣言》到《资本论》”的发展来解释也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存在性，只能“从《宣言》到《资本论》，再从《资本论》到《资本论》在俄国的运用”，即只能从这个由两个发展阶段组成的完整发展道路来进行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沿着“从《宣言》到《资本论》”的发展道路，发展了《宣言》对于欧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通过剩余价值学说等更加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但是，在现实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究竟怎样摆脱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呢？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开始走向共产主义，还是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东方社会例如俄国先走向共产主义呢？在这个革命道路问题上，马克思通过系统地研究俄国社会历史得出结论：半农奴制、半资本主义的俄国，存在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共产主义的科学道路。这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所论证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辩证发展道路。列宁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特色社会主义获得成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理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沿着十月革命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地过渡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从《宣言》到《资本论》，再从《资本论》到《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这样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践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是与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发展分不开的。俄国的工农武装直接接受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具体领导。首先从理论阐述上来讲，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已经转化为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的《宣言》也已经发展为《四月提纲》等包含有与俄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连的政策和策略形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的胜利，也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发展到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政策和策略形式。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一定是要在其与时俱进以后，才能发展为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可应用的理论形式。当然，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具体分析1861年以后俄国社会历史条件，为俄国指出了一条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具决定意义。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与时俱进地进行发展，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不能不指出的是，指导革命和建设成功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真马克思主义。事实上，苏联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以修正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最后断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

第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目前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人否定或者认识不到中国社会主义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特殊性。他们或者直接从《宣言》出发解释中国社会主义；或者只是“从《宣言》到《资本论》”出发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由于这种解释路径忽视了中国社会主义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特殊性质，所以，在具体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容易忽视中国的现实生产力状况和跨越的困难，容易出现盲目冒进的错误，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当然，在中国理论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有一种相反的倾向，这就是有相当一大部分人，他们极力扩大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以至于将中国社会主义解释成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一部分右翼“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声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是有先决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要首先取得胜利，并且能够在物质技术上对于落后国际给予帮助。没有这样的先决条件，落后国家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由此出发，他们到处宣传所谓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样他们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还有一部分人，他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依据，他们以市场经济为基调，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他们绝口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社会主义性质，他们只是片面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释成为是中国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替代方案或补课方案。中国社会主义是要补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这堂课的。但是，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强调是，通过共产主义的途径来补上这些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的课。针对俄国公社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马克思说：“‘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24]我们要问：经历了2008年以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萧条，我们中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还坚持要瓦解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呢？马克思预言“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25]俄国农村公社会如此，中国经历过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改造的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为什么不能如此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释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是中国理论界的一个颠覆性错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取得最终胜利，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必须彻底批判和抛弃这种颠覆性的错误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因此，它有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切属性，另一方面它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又有他所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的严重的残余。任何人看不到这两个方面，或者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而看不到另一个方面，都会陷入片面性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定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新时代。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断地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迈进而不是退缩。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战略性退却，但我们不能接受无限度地为退缩而退缩，以至于不可挽回地失去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经过一个阶段的战略性退缩以后要迎来战略进攻，要迎来大局的战略进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将是逐步接近于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必将是其民族国家特色和发展阶段特色越来越趋于褪色的时代。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将是为人类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跃升做出贡献的中国方案。

第四，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批判包括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在内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科学社会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中得来的。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证，必须要批判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一切资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潮。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最关键的就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本质。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补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愿望，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宣言》，要像恩格斯批判杜林、马克思批判拉萨尔等对1847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文献进行批判性的研究那样，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潮。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没有有力地批判戈尔巴乔夫的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最后使苏联付出亡党亡国的代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推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必须要不断地抵御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侵蚀。我们要继承马克思的哲学批判，要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有的文献，但更有意义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现代西方哲学文献进行批判。我们要继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要继续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有的文献，更要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政治经济学新文献，特别是要批判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才能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只有批判各种形形色色的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主义。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宣言》出版170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和发展他所创建的科学理论和实现他所追求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未竟的事业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在批判资本主义中推导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以后，经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不断发展，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党的十八大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根本思想保证。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2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