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是描写阶级斗争的书

作者: 李希凡 来源:1974年版《红楼梦》前言(节选) 2018-10-31

《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是描写阶级斗争的书

李希凡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书?二百多年来,无论是赞扬的也好,咒骂的也好,都离不开一个“情”字。直到今天,还有人说《红楼梦》主要写的是谈情说爱的内容。这个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是描写阶级斗争的书。但是,事物又是多么矛盾!《红楼梦》分明是一部充满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小说,曹雪芹却扬言他的《红楼梦》“大旨不过谈情”;而且在这部小说的情节里,也确实写了各式各样的婚姻爱情的小悲剧。如何解释?原来,他是用“谈情”的方式来掩盖他的“干涉时世”,也是用那些婚姻爱情的悲剧来掩盖书中具有鲜明的政治内容的情节。

  因而,社会主义时代的读者,应当把《红楼梦》作为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反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有分析有批判地阅读。当然,这并不是说,《红楼梦》所叙述的就是个别家族、个别人物的实事记录;我们所说的作为“历史”来阅读,是因为它用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并通过封建社会的各种类型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的各个方面,以及它的不可避免的崩溃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封建阶级的贵族社会,在这部小说里给我们留下了完整而深刻的真实形象。因而,在丰富我们对历史的感性认识的意义上,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读一读《红楼梦》,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

《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是描写阶级斗争的书

1974年文革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版本

  在这个大观园“女儿国”里,能和林黛玉互相匹敌的,也是所谓才貌双全的薛宝钗。就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讲,确实曾经在贾宝玉的感情上形成过一些波澜,如他由羡慕薛宝钗的美貌和健康而想到金玉良缘……但是,由于贾宝玉和薛宝钗的思想的根本对立,贾宝玉一直把他的感情倾注在林黛玉身上,以致影响到将来的悲剧结局——贾宝玉不得不由于“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而出走,那不只表现了爱情的破灭,而且显示了在两种思想,两种生活道路的冲突中的共同叛逆理想的悲剧失败。我们所以说宝黛爱情的悲剧,是叛逆者的悲剧,是因为在这一悲剧中出现了迥异于封建社会才子佳人小说的新的因素,即他们有着叛逆思想一致的基础。长期的生活相处,培育了他们感情的幼苗,同封建礼教桎梏的斗争,又加深了他们的相互了解。象贾宝玉一样,这个林黛玉,也不是一个驯服的贵族小姐。

  生活在贵族社会苦雨凄风中的林黛玉,比之贾宝玉,经受着更为沉重的封建礼教的精神压迫。她不是四大家族的后代,“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孤苦的身世,傲世的心灵,融合着寄人篱下的极其敏感的气质,再加上那无法向人诉说的感情的折磨,形成了她的多愁多病和性格的悲凉,阴沉的一面。但是,这样的性格特点,恰恰反映了封建的人间关系和封建礼教加在一个贵族少女身上的残酷压力,她那悲凉的声音,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封建礼教的微弱的抗议。那以花自喻的悲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道出了她内心的痛苦。而她又不肯“安分随时”,不愿隐蔽感情的锋芒。尽管不幸已经快要压倒了她,她却仍然不肯对龌龊的环境妥协,而宁愿以死殉之,所谓“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这表现了她和贾宝玉有着共同的蔑视功名利禄和孔孟之道的思想。用贾宝玉的话说,那就是林黛玉自幼不曾说过劝他去立身扬名的“混账话”。这种共同的叛逆思想,虽然奠定了他们的感情基础,也同时形成了这个富于才智的贵族少女的违背封建规范的性格。注定了她的不可能得到幸福的不幸结局。

  薛宝钗的性格,恰恰和林黛玉相反。她对贾宝玉也不无感情,但却不敢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在贾宝玉面前有任何表示,而是把它隐藏起来,力图利用“端庄贤淑”的虚伪的贵族闺范的外衣,博取贾氏家族统治者的好感,以达到她的直上“青云”的功利主义目的。她“藏愚守拙”,“随分从时”,象王熙风所说的:“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依靠着这种“会做人”的周旋,在荣国府那样复杂的环境里,和周围上下老幼,无不相处得八面玲珑,尽得人心,终于作成了“金玉良缘”的“翻案文章”。但是,象这样一个穿着女装的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努力奉守着封建礼教、封建秩序的规范,以“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居。她的“温柔敦厚”、“庄重典雅”,她的“怒于中而不形于外”,“心如城府之严”,再加上她家的财势,虽然可以博取贾府统治者贾母,王夫人之流的欢心,获得荣府中宝二奶奶的地位,却怎么能得到那叛逆者的心呢?“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附记:这篇《前言》是一九七二年写成的,曾收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四部古典小说评论》一书中。该书出版后,我陆续收到了不少读者热情地鼓励和批评的来信。现在,我根据读者意见对一些不妥当的看法,进行了修改,但由于自己思想水平的限制,错误和不妥之处仍然是难免的,我衷心地期待着工农兵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李希凡 一九七四、三、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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