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写在《当代思潮论集》后面

写在《当代思潮论集》后面

刘润为

整理完这本书稿，已是中秋时节的一个凌晨。我走到阳台，朝外望去，真个是“碧天如水夜云轻”，说不出的清澈和幽远。伫立之间，有关这本书稿的往事不禁从心底涌出，历历如在眼前。

这是我研究当代社会思潮文章的一本选集，内容涉及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历史、文艺等方面。能够结成这样一本文集，首先应当感谢的是卫建林同志。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建林同志就是我的直友、谅友、多闻之友。他为人淡泊，相交近30年，我们仅在一起吃过两次饭，一次是在一个小型的会上，一次是与一位老同志一起。他为人正派，直道而行，不屑于与谄佞之徒为伍，干一些小道诡行的事情。他为人真诚，从不迎合他人，即使对于朋友的见解和文章也是如此，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绝不会因为要照顾对方的情绪而有丝毫的变通。他为人勤奋，学识渊博，兼通文化、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国际，但从不夸夸其谈、漫为大言，见解独到而扎实。与其交谈，每每开阔思路、有所收益。记得是1995年春的一天，当时我还在光明日报文艺部工作，建林同志给我打电话，建议我把研究的领域放宽一些。他说：“最好是文、史、哲、政治都搞。你是有这个基础的，不要浪费所学。如果一辈子仅仅拴在一个文艺上，没有太大的出息。可以先从跟我一块儿搞第三世界发展问题开始。我搞经济、政治的，你来搞文化的。不用担心出书的事儿，搞出来我找地方出版。”这番话我是听进去了，但是因为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第三世界文化发展的题目终究没有做。

第二位应当感谢的是戴舟同志。1998年，也就是我在求是杂志文化部工作将近3年的时候，时任总编辑戴舟同志决定把我调整到评论部工作。从本职工作上说，这就意味着从此告别文艺，而专门去写社论、评论员文章和编辑部文章。尽管当时也在考虑落实建林同志的意见，准备扩大研究领域，可一旦离开本专业，还是一百个不情愿。于是立即表示反对，后则以辞职相要挟，结果是反对无效。到评论部以后，经过2年多的磨练，特别是经过“九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系列文章的撰写，我感觉在眼界、胸襟、气象上确实开阔了许多，于是也就更加投入。这本集子中大约六分之一的篇幅，便来自当时的职务写作。当然，这仅是其中比较地能够体现我个人观点的一小部分。记得在“九论”发完以后，戴舟同志曾专门找我谈话说：“当初调你到评论部，你小子跟我闹情绪，摔耙子，说不定还没少在背后骂我。你在文化部，一年下来也就是编几篇文艺的稿子，对社里哪有这么大的贡献？你应当感谢我才是。”是的，我的确应当感谢他。没有他的“逼上梁山”，建林同志对我的忠告就极有可能落空。

当然，两位朋友不约而同地要我放宽研究领域，绝没有轻视文艺的意思，尽管当时文艺领域严肃的事情不是很多。戴舟同志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建林同志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他们都十分推重，且终生引以为师的鲁迅就是搞文学的。再说，戴舟同志爱好书法、戏曲和声乐，与文艺界交往甚广；建林同志曾起草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文献，还专门研究过《红楼梦》，有专著《曹雪芹论》存世。焉有轻视文艺之理？两位朋友所反对的是以个人名利为念的小文人意识，强调的是一种天下情怀和担当精神，即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自己通过努力又能做到的事，就应当去做，而不要去管是否成为什么领域的专家之类的身外小事。

戴舟同志长我11岁，建林同志长我10岁；戴舟同志早在14年前就离我们而去，建林同志也于1年前离我们而去。“闲居始自遣，临感忽难收。”在这些文稿拣选结集的时候，思念他们的心情久久难以平息。谨以此书献给两位老友，不知他们于九天之上，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

2017年9月27日

注：《当代思潮论集》于2018年3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