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孟子
毛泽东诗作中有两次用典出自《孟子》。一次是1918年4月，《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名世于今五百年”，用典出自《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一次是1958 年7 月，《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六亿神州尽舜尧”，用典出自《孟子·告子下》：“人皆可以为尧舜。”
毛泽东心目中的孟子是“中国古代的圣人”，一位长期起着思想指导者作用的“名世者”。毛泽东自幼就接受包括《四书》在内的传统文化教育，而《四书》中的《孟子》是地位仅次于《论语》、篇幅最长的一本书，也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本书。《孟子》中的志气、道义、民本、智慧、文采都深深地吸引了毛泽东，影响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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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孟子》中的志气
（一）尚志与养气。
“志”即目标、愿望，志气的“气”是朝着目标和愿望的努力奋斗。宋儒程颐认为“孟子有功于圣门”的一个突出贡献是：“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
孟子崇尚大志向，《孟子·尽心上》记载：“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何为孟子的大志向？这体现在孟子说的两句话上：“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治平天下也；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要实现这个大志向需要有志气的“气”。《孟子·公孙丑上》将志与气结合起来：“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孟子重视“养浩然之气”，认为“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其养法是“配义与道”。孟子的“浩然之气”即后人说的“正气”“骨气”“气节”，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的“浩然之气”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文天祥是其一，留下了“天地有正气，于人曰浩然”的豪迈诗句。
早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录了孟子之志气：“孟子尝言志矣，曰：志至也，气次也。持其志，毋暴其气。曰：夫天未欲治平天下也，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曰：我亦欲正人心，定邪说，距跛行，以承三圣者。”
孟子之志影响了毛泽东。“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表达了早年毛泽东救国救民的志向。在这种志向中，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像孟子那样的影响世道的思想指导者。直到晚年毛泽东说“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时，希望只剩下“导师”这个词。
孟子的“浩然之气”也影响和激励了毛泽东。早年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写的批注中写道：“吾之意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全面抗战一周年时，毛泽东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在大雨中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在哀乐声中为死难者敬献花圈。毛泽东向抗日阵亡将士献的挽词是“抗战到底，浩气长存”八个大字。
（二）志气的恒与坚。
孟子所谈的志气有一个“恒”字，即《孟子·告子上》讲的不是三心两意、“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而是持之以恒、“专心致志”。
1915年，毛泽东曾写过这样一副对联自勉：“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暴十日寒。”1917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写道：“凡事皆宜有恒，运动亦然。有两人于此，其于运动也，一人时作时辍，一人到底不懈，则效不效必有分矣。”
孟子所谈的志气有一个“坚”字，即《孟子·滕文公下》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谈什么是模范青年时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7月13日，毛泽东、朱德致李公朴家属唁电，用孟子“大丈夫”的志气赞扬和吊唁李公朴的美德，文中写道：“惊悉李公朴先生为反动派狙击逝世，无任悲愤！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三）志气的磨砺。
志气是需要磨砺的。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引用《孟子·告子下》的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他在《讲堂录》中有这样的记录：“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对方强、李银桥等多人谈过孟子的这段话。1943年4月9日，他将孟子这段话中的句子随手拈来，在给陈毅的信中写道：“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
经济困难时期，他多次阐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道理。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一年，毛泽东在讲国内国际形势时，多次告诫人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965年7月，毛泽东女儿李讷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毛泽东送自己喜爱的四句话给女儿作为座右铭，第一句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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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志于道。
《孟子·尽心上》中讲：“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在孟子眼里君子是“志于道”的人，即追求道义的人。不经过日积月累取得一定的成就，就不能通达事理，就像流水不填满地面上的坎坎洼洼就不会前进一样。
毛泽东很喜欢孟子的这段话，从长沙求学时起就重视“志于道”，重视知识和德才的积累。他在《讲堂录》中写道：“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毛泽东一生都喜爱与“志于道”的人交往，讨厌见面就谈吃喝玩乐的人。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见了面，不要只讲生活怎么样，不要把生活问题变成主要的话题。”
（二）道义决定生死。
孟子所讲的道，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意思；有时讲的是方法；更多的从人类社会角度讲的是道义。程颐认为“孟子有功于圣门”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孟子·告子上》中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孟子的仁是仁义的仁，孟子的礼是礼义的礼，孟子的道是道义的道。孟子认为道义决定生死，决定治乱。《孟子·离娄上》有一段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话：“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毛泽东在蒋家王朝败亡时挥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那“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诗句，不正是强调了道义决定生死吗？毛泽东那样重视群众路线、重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既有马克思主义之根，也有孟子“有道”“正道”思想之源。
从治国的角度看，孟子所讲的道就是“尧舜之道”。《孟子·公孙丑下》中讲：“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在孟子看来尧舜之道就是遵循人本来就有的诚心善意、顺民心以仁政治理天下之道。尧舜之道的基础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有平等二字。所以《孟子·告子下》赞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说法，认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
毛泽东欣赏孟子所讲的尧舜之道，尤其欣赏“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平等观。他强调的“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是以平等为基础的。他所希望的众志成城的凝聚力、战斗力，正是“平等”生出的效力。
1958年7月1日，毛泽东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写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自那之后，春节写对联、贴对联，年年都有老百姓写“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副对联，贴这副对联。“六亿神州尽舜尧”，是毛泽东对全中国人民齐心协力、意气风发走正道的赞颂。
（三）道义决定胜负。
从军事角度看，孟子认为得道才能得到胜利。《孟子·公孙丑下》有这样一段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天下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
毛泽东非常重视孟子的这段话，重视战争中天时、地利、人和因素，他说：“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 ”他尤其重视人和因素，在《论持久战》中阐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失道寡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得道多助。
他指出：“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
他认为中国则相反，“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后来，毛泽东多次讲邪不压正，得道多助，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是失道寡助的。1970年5月上旬，美国出兵侵入柬埔寨，扩大印度支那战争。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声明中说：“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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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孟子》中的民本
（一）民为君之本。
孟子道义观的基础是以民为本。民本思想贯穿于《孟子》全书。孟子反复强调“仁政”（王政）之本在民。《孟子·离娄上》中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毛泽东一生都重视这个“本”字。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
《孟子·尽心下》提出了著名的“民贵君轻”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梁惠王下》中讲：“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是讲民决定君，得民心者得天下。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以及《愚公移山》里讲我们坚持不断地工作也会感动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其思想渊源之一就是来自孟子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1944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武道，谈到民主政治问题时说：我们批判地接收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抛弃那些坏的传统。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1958年8月，毛泽东讲“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列举的例子中又有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
（二）兵民是胜利之本。
孟子不仅认为得道者战必胜，还多次从“仁政”（王政）、以民为本的角度阐明无敌于天下的思想。《孟子·尽心下》中讲：“仁人无敌于天下”，“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孟子·公孙丑上》中讲：“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保护天下商人、旅客、农人、居民的利益，“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毛泽东多次阐释和引用孟子关于“无敌于天下”的观点。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说：“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杂言诗·八连颂》中写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毛泽东认为，兵民是胜利之本，民心所向决定战争胜负。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又指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
以民为本，在农业国的中国不能不高度重视农民，因为在当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所指引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是以土地革命为依托、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认定抗日战争根本上是农民的战争，只有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游击战争的威力，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七大上告诫全党：“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
（三）食为民之本。
天下人民的普遍要求最根本的就是要有吃的、有穿的。所以《孟子 ·滕文公上》中讲：“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在孟子看来，仁政（王政）之本在民，民之本在衣食，尤其在食。
《孟子·尽心上》中讲：“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梁惠王上》提出：“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
接着，孟子解释了他强调的“本”：“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早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于田里树畜。”“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这是对孟子“民事不可缓也”“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使有菽粟如水火”的精到解读。
革命时期，毛泽东重视分配土地给农民、减租减息，重视关心群众生活、发展生产，将减租和生产作为两件大事来抓，以解决夺取革命胜利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问题。毛泽东认为革命胜利后，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四）孟子的“三宝”与毛泽东的“三宝”。
《孟子·尽心下》中讲：“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突出表现。政事就是治国理政的事情，主要的是政治。
政事突出的内容，一是要处理好土地问题，通过制定土地政策，不使土地闲置，也不让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尽可能地发挥土地使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二是要解决好人民的需求问题，使人民衣食有保障不为生存而担忧，尽可能地发挥民力、民心的作用。为政者，特别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不以“土地、人民、政事”为宝，而以自家的金钱、珠玉为宝，只能为世人所不齿。
毛泽东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三宝”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但与孟子的“三宝”也似有相通之处，很难说没有一点思想影响。
统一战线就是要“得人”，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广交朋友，使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敌人越来越少。这与孟子“三宝”中的“人民”这一宝是相通的。
武装斗争的主要参加者是农民，依托的是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立足之处是根据地。这与孟子“三宝”中的“土地”这一宝是相通的。
“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毛泽东的“党的建设”这一宝，与孟子以处理土地、人民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政事”这一宝也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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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孟子》中的智慧乐
毛泽东是一位有大智慧的历史伟人。孟子对毛泽东大智慧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心之官则思”“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三个思想方法上。
（一）“心之官则思”，强调思索的重要。
《孟子·告子上》中讲：“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唐朝韩愈将此提炼为“行成于思毁于随”。毛泽东喜欢“心之官则思”这句名言所表达的思想方法，多次引用和发挥。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说：“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会议结论的报告中说：“我们要提倡想问题。早几年前《新中华报》要我写几个字，我当时是有感而发，就写了两个字‘多想’。‘多想’，就是说要开动脑筋。”“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两千年以前他就规定了脑筋的任务。我们全党要提倡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所以，要提倡多想，这样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这是毛泽东联系当时党内思想的具体实际，对“心之官则思”最透彻的阐释、最极致的发挥。
毛泽东从“心之官则思”到倡导多思多想多分析，甚至进入了他的诗词创作之中，如他在《杂言诗·八连颂》中写道：“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
（二）“物之不齐，物之情也”，重视事物的特殊性，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和而不同”反对抹煞差别的绝对同一，主张在重视特殊性的基础上注意与普遍性的联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则进一步强调从特殊性出发，是孟子对孔子“和而不同”思想的发展。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对许行“市价不二”的主张批评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
毛泽东反对从普遍性出发、忽视特殊性的教条主义。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
毛泽东在 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教条主义者“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
毛泽东从特殊性出发的思想方法，首先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根本方法，但与历史传统上孟子“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思想方法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多次引用和发挥“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毛泽东曾四次同尼赫鲁谈话。10月21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在毛泽东看来，在世界各国中搞清一色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则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1959年12月至 1960年2月，毛泽东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分析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平衡的关系时，又一次引用和发挥“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毛泽东不是只讲矛盾的特殊性，不讲矛盾的普遍性，相反，他认为不齐与齐、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矛盾的特殊性与矛盾的普遍性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毛泽东反对从原则、从普遍性出发的祸害实践的教条主义。这是他看重“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所在。
（三）“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强调正确处理“不为”与“有为”的关系。
孟子围绕“为”，曾分析了“不为”与“不能”、“自为”与“他为”、“不为”与“有为”三个方面的关系。
《孟子·梁惠王上》中讲：“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这里就“不为”与“不能”的关系，讲明脱离客观条件主观蛮干是“不能”，客观条件允许却不干是“不为”。
《孟子 ·滕文公上》中讲：“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这里围绕“自为”与“他为”关系，肯定社会分工、“通功易事”的合理性。
《孟子·离娄下》中讲：“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这里勾画出“不为”与“有为”的辩证关系，只有在某些事情上不为才能在另一些事情上有所作为。孟子对“他为”与“自为”关系的认识，道出“通功易事”才能取得好的比较效益，也包含着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认识。
毛泽东欣赏孟子对“不为”与“有为”关系的认识，多次引用和发挥孟子这方面的思想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为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有必要的让步，有必要的“不为”。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彼此不挖墙脚，彼此不在对方党政军内组织秘密支部；在我们方面，就是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正是这种情形。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让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同时，毛泽东阐明合作不能变成混一，不能放弃“有为”，不能没有独立自主，否则，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在一定时期，只能搞几件事情。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他这时强调的以钢为纲，以牺牲别的项目来保证完成钢的指标，有急躁冒进的倾向，难以做到“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
与此不同，两年前，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这样才能做到“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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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孟子》中的文采
毛泽东是一位文章大家、诗词大家。他重视文采，曾在一份讲话提纲中化用《左传》的话写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孟子文章纵横驰骋，汪洋恣肆，经典语录俯拾皆是，极有感染力。加上孟子极富雄辩色彩，其思想主张都是在与对手的辩论中阐述出来的，优美的文笔及吸引人的话语方式，给后世以重大影响。毛泽东之文采显而易见受到孟子的影响。
毛泽东写文章也好，讲话也好，常常将《孟子》章句随手拈来。下面举几个例子：
1937年、1938年，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学生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涌向延安。毛泽东给他们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其中总要讲这样一句：“同志们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绥远、新疆，‘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抗战的事是为了国家。”毛泽东肯定了青年们到延安来的正确选择。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是《孟子》一书的开篇语。毛泽东风趣地引用“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是为了烘托“抗战的事是为了国家”，同时很好地活跃了与学员们交流的气氛。
为宣传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9月8日，毛泽东致信邵力子，信中写道：“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己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越人弯弓而射之”，“先生之志则大矣”，出自《孟子·告子下》。“先生之志则大矣”，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引用。
1938年 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批评速胜论者的错误时写道：“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作口头政治报告时说：“有人说我们党要改改名称才好，他们说我们的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毛泽东对此的答复是：“我们党的名称还是不要改。我们的名称，中国人民是喜欢的。”
1945年7月10日，毛泽东在《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一文中写道：“在蒋介石的三月一日的演说里，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公意而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则拒之于千里之外。对于组织一个所谓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则吹得得意忘形。”“拒之于千里之外”，即“距人于千里之外”，出自《孟子·告子下》。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阅读薄一波报送的陈正人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和给薄的信，写了几条批注，其中有一条批注中写道：“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出自《孟子·尽心下》：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还可以举出多条毛泽东对孟子话的引用。总起来看，毛泽东对孟子话引用之多、内容之广、分布时间之长，是先秦诸子中少有的。毛泽东写文章、讲话中使用的很多词汇也来自《孟子》。比如：“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比如说，“为富不仁”“好为人师”“自以为是”。比如说，“箪食壶浆”“心悦诚服”“取长补短”。比如说，“为渊驱鱼”“为丛驱爵（雀）”“明察秋毫”等等。
就像对孔子不喜欢劳动等有所批评一样，毛泽东对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思想也是有所批评的。
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认为大生产运动使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他说：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他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不对的，应当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
孟子对毛泽东也有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虽然孟子反对拔苗助长、反对“挟泰山以超北海”的主观妄为，但他的“万物皆备于我”则过分强调了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与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是有联系的。这也更说明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态度的重要性。
总起来看，孟子对毛泽东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孟子》的志气、道义、民本、智慧、文采在毛泽东身上的影响和传承，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一。毛泽东文章令人喜读、深入人心，与对包括《孟子》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密不可分。
作者曹应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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