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读懂用好《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智慧

读懂用好《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智慧

王伟光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发表80周年。“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两论”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挥了强大思想武器作用，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和强烈的现实价值。

一、“两论”是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产物，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中国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

深刻理解和把握“两论”的哲学真谛，必须全面考察“两论”形成的时代条件、中国国情和实际斗争需要等具体情况。

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是“两论”产生的实践基础。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即帝国主义阶段，中国作为帝国主义扩张侵略的牺牲品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纳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功。“两论”是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时代大背景下，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为了纠正误导中国革命、导致革命挫折的错误路线，确立科学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以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而写就的。1921年至1935年，“左”右倾的错误路线给蓬勃兴起的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挫折和重大损失。要解决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从理论根基上、从思想路线上，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已经十分紧迫地摆在了在陕北站稳脚跟、准备进行全民族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两论”既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实践条件的产物，也是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哲学总结。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两论”的产生同中国革命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密切相关，也是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和争取未来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做思想理论准备，为全党提供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同志从哲学的高度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独创性经验作出哲学概括和创新。他领导全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整风运动，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全党，克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全党牢固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经验，深刻理解“两论”的精神实质和伟大意义

只有把“两论”放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来考察，才能深刻理解其精髓要义和重大意义。中国革命的挫折和失败告诫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两个重大认识问题。一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国情。一切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路线都来自对中国实际的正确认识，既不来自书本，也不是人们头脑中所固有的，这是《实践论》所集中解决的。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特殊性，唯有如此才能在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中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思路，这是《矛盾论》要集中解决的。“两论”正是为了解决这样根本性的思想路线问题应运而生的。这两篇经典著作是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想路线上的“金钥匙”。

第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针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忽视在中国大地上正在推进的革命实践，热衷于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和外国革命的经验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实践的观点，并把他的著作命名为《实践论》。他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动力、认识的检验标准和认识的目的等多个方面，说明了实践之于认识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说明认识的基础是实践，从实践发生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这就彻底拔除了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根子，筑牢了正确思想路线的哲学依据。

第二，坚持矛盾的观点，一切从矛盾的特殊性出发。《矛盾论》不是简单描述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出发点，抓住主观主义的要害和形而上学的命门，即脱离中国矛盾的特殊实际的总病根，一针见血、直击要害。毛泽东同志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把对立统一规律概括为宇宙间的普遍规律，定义为最普遍的客观法则。在论述矛盾普遍性的基础上，他特别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必须坚持具体矛盾具体对待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指出，任何矛盾体都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不仅要注意矛盾的普遍性，更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他深刻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特殊的诸矛盾，在具体矛盾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

第三，坚持“特殊”与“普遍”相统一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精髓的观点，一切从普遍原理与特殊实际相结合出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认识论是一致的，“特殊”与“普遍”的统一关系既是辩证法的精髓，也是认识论的精髓。毛泽东同志牢牢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深刻论述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特殊与普遍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高度提出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毛泽东同志指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使之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形成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内容和表现形态的、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又坚持普遍原理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不能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沦为经验主义；也不能因为强调“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真谛所在，也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出发点、根本点。

《实践论》主要解决的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矛盾论》主要解决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问题。这两个统一的解决，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

三、“两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大价值

第一，“两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两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对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作了科学全面的论述。二是创造性地运用中国话语、中国概念，提出了“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等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标识性概念。三是科学地论述了真理问题，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指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发展了列宁关于“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的思想。四是把对立统一规律形象地称之为矛盾规律，把对立统一观点，生动地概括为矛盾观点，形成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与话语创新体系。五是提出事物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是辩证法的精髓，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认识事物的基础的哲学原理。六是强调要学会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第二，“两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高度。一个理论，只有在哲学层面上实现了思想自觉，才能说它已经成熟，并且达到了科学思维的高度。“两论”是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充分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要素，并从哲学层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应有的理论高度。

第三，“两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典范。“两论”最初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讲课的主要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使他们认清教条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从而为迎接革命新阶段的到来作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两论”充分考虑到广大干部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运用短小精悍的表述方式，把深邃的理论转变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变为形象的生活逻辑，形成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典范。

第四，“两论”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党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事关生死存亡，而一个政党能否创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哲学基础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总结经验必须提高到哲学高度，因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不从哲学高度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那么即使纠正了一个错误，还会犯另一个错误。“两论”写作的着眼点恰恰在这里，其历史贡献也在于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经历80年风雨沧桑，《实践论》和《矛盾论》重要价值依然放射出璀璨的真理光芒。我们要深入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坚持学哲学、用哲学，学习、坚持、运用、继承“两论”哲学智慧，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更加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胜利。（作者：王伟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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