煽动谁的“血泪仇恨”？——方方《软埋》所要实现的政治目的

煽动谁的“血泪仇恨”？

——方方《软埋》所要实现的政治目的

千钧棒

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的小说《软埋》最近在网络上引起了争议。

我粗略阅读了方方的小说《软埋》和一些人士对小说叫好的评论文章，在发表《软埋》的2016年第2期《人民文学》卷首语中，主编写了这样一段堪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卷首语：“如果偏偏有人要从算旧账的角度来解读，那么应该提醒的是，长篇小说《软埋》的省思、追忆和寻访，无不基于现世安稳、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之上。”

近期在微信群里大量流传一段文字：

【“xx总”说，《软埋》这部小说出台之后，是他亲自在幕后操盘，各大门户网站、财经网媒同时跟进，像财新网什么的，都是很积极跟进的，系统地炒热了小说，最后成为一个重大的事件，在2016年的网络上，很短时间就红遍了天。“xx总”还说，说实在的，要不是顾忌共产党还有军队什么的，舆论战完全不是我们对手……在海外看到的土改小说，有国民党官二代和大地主流亡后人写的，对于历史和政治的颠覆力度，都远不如方方这部书……文艺什么的标准要靠后，政治和历史性的颠覆主旨更重要，在临近变革的时期更是这样的。张贤亮公开说他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中国今天又到了政治小说最缺乏的时候了。】

正面评价《软埋》的文章，充斥国内几大门户网站，这些文章认为《软埋》“展示了土改时期被掩盖和遗忘的历史真相”、“接触到了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运动过火，杀人随意，历史真相很残酷”、“(被杀者)都是开明绅士，有功之臣”、“说明土改的真相的确残酷”。

借助对“土地改革”的文学造谣，《软埋》旨在实现地主阶级的“牢记血泪仇”。

第一个问题，在中国应该不应该进行土改？

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外交部顾问郑道儒在《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一文中提到，“土地改革”为工业化创造条件：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已故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对中国“土地改革”也做出合理评价：“人类历史上鲜有比它更有成效地改善了更多人生活的事件”。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意义和根本正义性，在于它为解放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而改造了社会关系。中国与印度社会发展成就的巨大差别，根源在于中国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而印度没有。印度强大的地主集团能够阻挡任何进一步的土地再分配或集体化农业改革。一直到今天，印度仍然保留了大地主所有制，成为印度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严重桎梏。

大陆采取斗地主模式进行土改，不仅仅是社会环境的需要，同时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之所以要斗地主，就是表明土地改革并不是政府对农民的一种恩赐，而是农民本身就是应得的。这种劳动者当家作主的观念恐怕要比土地改革本身的意义毫不逊色。如果要是不发动群众斗地主，仅仅是自上而下地通过一场政府的法令去恩赐农民土地或者让农民低价购买土地的权利，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的一种漠视。

第二个问题：谁来牢记中国广大农民的“血泪仇”？

方方《软埋》为地主贴金的方式，是从“考证”四个成为艺术形象的地主的原型是好人来举证，进而鼓吹所有的地主都是“开明绅士”。地主阶级中也有某些个人会成为“开明”者，所谓“开明”，绝不仅仅是抽象虚无的道德，而是愿意变革不合理的剥削制度，解除农民对地主的经济依附关系，如在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有不少出身地主家庭的人也积极投身革命并且成为骨干。

但是，地主阶级的整体阶级意志，必然坚定维护封建地主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地主阶级才能向农民不断吸血，维持自己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约占有农村70~80%的耕地，而占农村人口总数90%以上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则只占有20~30%的耕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这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

地主阶级不仅凭借占有的大量土地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与官僚、特务勾结在一起，任意欺辱和鱼肉百姓。一旦农民起而反抗，就会遭受地主集团极为残酷的打击报复。

公知们的“英雄”张灵甫带到山东并加以庇护、鼓励的地主还乡团有七支，他们对翻身农民的报复行动一个比一个凶残一个比一个血腥一个比一个野蛮：

【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残暴手段更令人闻之毛骨悚然，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地主还乡团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戳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东庄的还乡团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农会会长的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高里区清景村一次被杀被铡十二人，一个华野战士的军属母亲被地主用钳子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再加上盐，活活地折磨死。死难的穷哥们，在临死时都殷切盼望为他们报仇，杀尽地主还乡团。高里区一个妇女会长，死时曾对大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们报仇!”。】

国民党随军记者翁鲜豪目睹了地主还乡团在山东野蛮屠杀农民的情况，将纪实文章寄回国民党中央社，结果被国民党中央社辞退了。

第三个问题：在土地改革中为何会出现过火现象？

方方们喜欢笼笼统统地谈论土改，而隐瞒其社会大背景，将土地改革的时代描述成“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地主遭受“飞来横祸”的社会图景。

事实上，土地改革年代，中国正在遭受长期的社会动乱与帝国主义剥夺，帝国主义依仗贸易投资特权，大量输入廉价工业品，导致中国经济部门大面积破产，民族工业凋敝，失业人口、无地人口迅速增多，大量农民只能依靠贫瘠的土地谋生，地主阶级则提出更苛刻的租佃条件，征收更多的地租，抬高利率。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不仅雇农和佃农，就是有地的中农也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勉强糊口，他们必须延长劳动时间，起早贪晚，拼命干活。即使这样，还是难以维持生计，只好日益频繁助于债主。可是一背上了债务，便再也难以挣脱出来。由于高利贷的盘剥，苛捐重税的压榨和奸商的欺骗，许多有地的农民都破产了。他们一点一点地卖掉自己，结果不是被套上了地租的枷锁，就是流入城市，到工厂里和码头上去寻找生路。再不就是到军阀部队中当兵，或者在地方上落草为盗。

变革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反抗地主集团的残酷压榨，是土改的起点。土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7年在老解放区开始的土改，那时候国共内战正酣，阶级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与代表广大劳苦大众利益的共产党的矛盾再度尖锐化，国民党仗着美国人的支持和军队人数和装备上的优势，发动了内战，很自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地主阶级及其武装也卷入了这场战争。因此，这与在1947年就开始的老解放区的土改和1950开始的新解放区的土改中出现的某些现象就难免产生一些因果联系。

这场斗争中，国民党还乡团对农民的镇压极为残忍，所谓的“抗日名将”张灵甫所部伙同大汉奸王洪九在山东解放区杀害我解放区人民群众16250人，抓壮丁12万余人，抓劳工900余万人次，为制造无人区，烧毁房屋3300余间。由于当时国民党还是执政党，控制着国家机器，而且在1947年到时候力量对比还是“国”强“共”弱，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在首先实行土改的老解放区内即使是出现一些过火现象不奇怪，也难以避免，而且1947年12月，毛泽东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8年1月，任弼时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纠正土改运动中的"左"的偏向。

土改的第二阶段，在1950年到1952年进行，虽然共产党已经成为了执政党，但是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非常尖锐，在国际上，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在国内，国民党在台湾叫嚣反攻复国，并且操纵国内的潜伏特务与反动会道门、地主恶霸、政治土匪相互勾结，杀人放火投毒爆炸，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参与了这种行动的地主分子进行打击甚至过火的打击也不奇怪。当然，如果有错杀或者罪不至死而被杀的现象，那是不应该的，而问题在于，这是当时的主流吗?

对于土改中的过火现象，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白热化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是非常幼稚的。共产党对放下武器不采取对抗行为的人还是宽大的，对国民党的战犯分批全部释放就是明证。倒是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以“肃清共谍”的名义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方方怎么就不去反映这些呢？

发人深思的是，某些自由派人士故意将不同阶段的土改进行模糊化处理，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土改，又刻意隐去当时的朝鲜战争和镇反运动的历史背景，故意给人一种印象，就是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还专门对地主采取过激的政策。方方的《软埋》似乎跟这两点都沾点边，究竟是有意而为还是疏忽只有她自己最清楚了。

第四个问题，即使是在土改中存在有些过火现象，代表本质和主流吗？

作为作家，很多人都明白在文学创作中“生活事实”和“生活真实”的区别以及它们的关系，这也是大学中文系的课程里面应该讲清楚的问题。

“生活事实”是生活中的确发生过的事情，而且不是个别，但是不是普遍性现象，不是当时的主流；同时也只是某个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暂时的现象，并不能够代表那段历史时期的本质。

而“生活真实”则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反映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

作为一个省的作协主席，方方应该非常明白这一点，而且从上面的历史资料可以判断，相信即使她有亲人在土改中有过类似遭遇，或者说她了解到过类似的事实，从文学的概念来说，也只是“生活事实”，以这些不代表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的“生活事实”写小说，最起码是属于在客观上误导读者。

根据不同的社会现实条件，中国共产党采取不同的土改方式。“和平土改”最成功的范例也是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虽然在绝大部分地区采取斗地主的这种方式，但是对于边疆的少数民族，比如西藏的少数民族，就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这是因为这些地区民族习惯的差异，如果要是推行斗地主的方式的话，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巩固。同时，由于边疆的少数民族人口较少，国家也有可能出钱把他们的土地买下来。总之，西藏等地通过和平赎买进行土改的模式既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也减少了阻力，巩固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采取和平土改模式的，恐怕要数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最为成功。

第五个问题：方方写这篇小说，需要追求什么样的社会效果？

作家中很多人都信奉“文以载道”，无论是为了社会进步而写作的作家，还是用小说发泄某种仇恨甚至希望以此为实现某种目大造舆论的作家，他们的“文”或多或少都“载”着一定的政治目的，那么方方写这篇小说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真的是如同《人民文学》编者按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表现“现世安稳、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吗?这种说法是越描越黑，表现“现世安稳、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非得选择这么一个历史大背景来表现?那么为什么不用农民受到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历史事实来表现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呢?写编者按的这个人如果不是跟方方志同道合，起码也在是刻意掩盖什么，结果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对此，知名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指出，“《软埋》把土改变成了一场阴森恐怖的灭门运动，似乎土改就是为了把地主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杀光。直接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而人民共和国的正当性正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当性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条如嗞嗞冒烟的导火索一般清晰的、短短的逻辑链条：否定了土改，就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否定了人民共和国，也就否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体制。”

即使是不从坏的方面去推测方方，那么她的这篇小说追求的效果或者说产生的客观效果就是“记住仇恨”，记住对执政党的深仇大恨。

歌曲《不忘阶级苦》是一首歌，方方的《软埋》是一篇长篇小说，都是文艺作品，歌曲《不忘阶级苦》追求的目的或者产生的社会效果就是“不忘阶级苦”;同样，方方的《软埋》就是要“牢记血泪仇”，最起码，为一小撮人美化地主，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佐证。

而那些为《软埋》洗地的“不能仅仅做简单化的政治解读。政治解读会使作品变成控诉小说、社会批判小说，但却不能深刻而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的说法给人的深刻印象就是欲盖弥彰。

在所谓的“深刻而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问题上，某些人一直在奉行双重标准，对不利于他们推动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历史事实，他们千方百计掩盖，甚至指责反映这种历史的人是“煽动仇恨”，比如《不忘阶级苦》这首歌难道反映的不是历史真实?很多抗日战争题材和解放战争题材的影视剧难道反映的不是历史真实?他们无法抹杀和掩盖这些事实，就说别人在煽动仇恨和记住仇恨;那么小说《软埋》这一部并不反映土改运动的本质和主流的以偏概全的小说要煽动什么呢?又要让人们记住什么呢?

小说《软埋》以偏概全，以局部代表全局，或者割断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孤立地抽取不代表本质和主流的某些事情出来，其实就是为某种势力达到某种目而摇旗呐喊的方方版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在当前一小撮人拼命推进改旗易帜的情况下，方方这样做是不是为了向这些人交纳投名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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