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到底谁够格称“汉语拼音之父”?

作者: 孙锡良 来源:微信公众号“孙锡良” 2017-02-19

到底谁够格称“汉语拼音之父”?

孙锡良

汉语,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汉语拼音实际上也存在了二千多年,只是各个时期拼音的方式与现在不同而已。汉语拼音自周朝便已开始萌芽,后来,各朝各代都在进行新探索,从未停止过。

  最近几年,中国部分“公知”和媒体人突然大肆炒作周有光,把他炒作成“汉语拼音之父”。实属荒唐之举!更是欺世之举!

  有关汉语拼音史的可读书籍少见,学拼音的人虽很多,懂汉语拼音史的却极少。有鉴于此,我想把自己了解的一点汉语拼音史做一下整理,把几千年来中国汉语拼音的进化轨迹写成一个简略稿,希望大家能通过此稿对我们的母语变革历史有一个更为清楚的认识。

个体,会因名利而不择手段,集体,不能因无知而受蒙蔽。

中国古代很早期的汉语拼音

  按历史记载,汉语拼音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带有文字改革性质的,一种是不带有文字改革性质的。古代的拼音是不带有文字改革性质的。

  有些人认为,拼音是外国人的专利,中国拼音是近代才有。其实,中国古代就有拼音法,不过,当时的拼音法不是字母法。从拼音方法的正式产生算起,汉语拼音的历史并不比现在所使用的楷体字晚多少。古人之所以能够想到拼音法,主要原因还是人们意识到声音可以分合,有分合就可以拼写,就可以感觉变化。中国古代诗歌很讲究押韵,收尾部分的韵相同,“韵母音”的概念比较流行,说明古人对拼音已有讲究。

  因为可以拼出音韵,所以,古人就学会了把一个字的音分成两个字来拼写,或者把两个字合成一个字来拼写。例如,把“谷(gu)”分成“句渎(gou du)”,两个字,一个取声,一个取韵;把“窟窿(ku long)”合成“孔(kong)”,前字取声,后字取韵,合成孔。

孙锡良:到底谁够格称“汉语拼音之父”?

  古代又没有“汉语拼音方案”,他们怎么知道拼音呢?主要还是靠舌头发音感觉和耳朵听力感觉。

中国古代较早期的汉语拼音

  很早期的汉语拼音可以认为是周朝时期,较早期的汉语拼音可以认为是汉朝时期。到了汉朝,汉语拼音就有可以叫得上名字的拼音法——反切法。而“反切法”中又含有“譬况法”、“读若法”等细分办法。“反切法”是早期历史上最好的拼音方法,当时还出了一本字典《韵书》,一直沿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拼音知识是怎么普及传播的呢?

  在东汉,佛教已经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已经有非常广泛的信众。佛教离不经典,佛教经典又是用印度语写成,印度语属拼音文字,在印度语与汉语的互相翻译过程中,拼音文字的种子开始在中国萌芽,这就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学者在声音分合方面的研究路径,“反切法”因传播文化需要变得越来越正规普及。

唐朝时期的汉语拼音

  在中国古代拼音方法中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汉字拼音路线,一条是字母拼音路线。反切法属汉字拼音路线,走得早,走得久。

  字母拼音路线也走得晚,主要也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所致,尤其是佛教传播影响较大。在唐朝,慢慢开始有字母拼音方法的出现,但此时的字母拼音并不是基于文字改革的性质,主要是基于宗教传播的需要,所用字母均是外族字母,大家经常可以从考古发现中找到外族字母的注音。

宋辽蒙元时期的汉语拼音

  由于经常看到外族的拼音文字,人们就学会了对照比较,到了宋朝,有个叫邓肃的人,他看到外族字母以后就讲:“外国之巧在文书简,中国之患在文书繁。”

  辽金蒙族入侵中原以后,蒙古语的八思巴文字也是拼音文字,对汉语拼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元朝统治时期,这种拼音方式在官方流传了几十年。

明朝时期的汉语拼音

  明朝,已经开始培养专学外国拼音文字的人才,这些人在参加国家考试的时候,不但要做八股,还要考翻译。到了明末,西洋的拉丁字母就传到了中国,拉丁字母就是我们今天“汉语拼音文字”所用的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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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字母是天主教传教士带到中国来的,他们到中国传教,必须学会中国语言,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首先到了广东,他根据广东人的发音,用拉丁字母进行注音,后来,他又到北京,继续用他的办法标注北京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试验了一整套用拉丁字母拼音汉语的办法,并拟订了一份非正规的汉语拼音方案。,并写了一本汉语拼音书籍叫《大西字母》这也是我们后来经常讲的中国第一份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

  利玛窦死后,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又写了一本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书《西儒耳目资》,当时的很多地图就是用这种拼音来标注汉字的。

满清时期的汉语拼音

  满族入主中原以后,他们把满族文字也带到了中原,因为满文属拼音文字,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清朝用满文作为标注汉字的工具,但满文是很落后的文字,这种标注并不流行,慢慢被淘汰。

  到了康熙时代,康熙自己开始接受传教士的拉丁文教育,“康熙”的名字图章就有一枚是拉丁文的。

  在康熙时代,有一位爱国学者叫刘继庄,专注于汉语拼音,拟订过拼音文字,还写了一本书叫《新韵谱》,现已失传。

  到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开始集体性侵略中国,为了跟中国人打交道,这些西洋人又拟订了很多汉语拼音方案,其中,最有名的是英国人威妥玛拟的“威妥玛式拼法”,很多大城市的路牌和商品的货牌上甚至都按此法标注。后来,厦门的“教会罗马字拼音法”也流行很广。

  “教会罗马字”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又属于把汉语拼音化的试验品,它启发了近代中国学者用拼音法改造中国汉字的思路。一些革命者和爱国者深感汉字的复杂性和难学性,他们把改革汉字作为一种文化武器去看待,他们希望通过改革汉字进而提高中国人学习文化的热情和速度。

  清朝末年的学者把“汉语拼音文字”作为一种责任来做,曾达到一个高潮期。宋恕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著有《六斋卑议》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在学难学的汉字之外,还得造易学的拼音文字。

  自从学者们把汉语拼音与汉语文字改革联系在一起之后,中国的文字改革就与拼音改革密不可分了。

孙锡良:到底谁够格称“汉语拼音之父”?

  宋恕的成就主要基于设想,而清朝另一个落第秀才卢戆章就更前进一步,他正式研究拼音方案,拟成了一种叫“切音新字”的拼音文字,1892年,他又出了一本书叫《一目了然初阶》,这是中国人自己拟订的第一部拼音方案,也是中国人编的第一本拼音文字课本。如果对比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卢戆章的方案当然很落后,但是,在那个时候能创造出拼音文字和拼音方案属相当不易了。

辛亥革命以后的汉语拼音

  1911年以后,中国陆续产生了二十多种汉语拼音方案,文字改革也热情高涨,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方案是“官话字母”,著作者是王照,他借用了日本人对汉语的拼音思路,用“假名”的模式玩起了很多汉字偏旁。王照的拼音方案是以北方话为标准,对不会北方话的南方人而言学习有困难。

  后来,南京的一位音韵学家叫劳乃宜,他又把王照的方案加以改造,让它又适合南方人的发音,使这种方案在南方传播较广。

孙锡良:到底谁够格称“汉语拼音之父”?

  再到后来,又出了五种方案,较为有名的是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用的都是拉丁字母拼音法,这些方案最后都成为后期“汉语拼音方案”的前驱者。

孙锡良:到底谁够格称“汉语拼音之父”?

  民国十多年以后,知识分子开始要求把全国的语言拼音进行统一,以此来表明国家的真正统一,那时有个运动就叫“国语运动”。“国语运动”的拼音方案就是“注音字母”。

  在蔡元培当教育部长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叫“读音统一会”的组织,蔡元培后不当部长,这个组织虽然运转,但效率很低,组织起来的专家各搞各一套,各说各的好,最后勉强定下了一个“注音字母”的方案。方案出了,又锁进了柜子,没有人推广。5年以后,一些关心汉语拼音改革的知识分子急了,又成立“国语研究会”,试图在民间先行推广方案。

  1923年,成立了一个叫“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机构,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等11人是首任委员。其思路是用“国语罗马字”拟订汉语拼音方案。“国语罗马字”是采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1926,通过“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

  这个方案通过以后,使用者仍然不多,问题在于太复杂,一个大学生,两年都学不透这套方案,方案虽有,等于没有。鲁迅曾经称它为“书斋里的清玩”(没用的东西)。后来,蒋介石政府班子成员对拉丁化的汉语拼音方案也存在极大争论,而且保守者排斥拉丁化,再没有产生更好的汉语拼音方案。

中国共产党时期的汉语拼音

  1927年,很多中国共产党员去苏联学习,其中有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同志,他们去苏联的时候,正值苏联在搞全国性的脱盲运动,看到了文字改革和拼音改革的重要性,于是他们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1929年,由瞿秋白牵头的研究班子推出了第一个草案——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后来又把它写成了一本小册子,1930年在苏联出版。

孙锡良:到底谁够格称“汉语拼音之父”?

  1931年,瞿秋白回国,由吴玉章接替他负责汉语拼音改革的研究班子工作,1931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了“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的华人华侨达二千多人,推举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王湘宝以及苏联语言学专家龙先生等组成拼音方案起草人,在这个大会上,产生和通过了一个正式的拼音方案——中国拉丁化新文字。原则共有十三条。

  1935年,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杀害,此后的汉语拼音工作全部由吴玉章牵头,在延安时期,吴玉章先生就被尊称为“吴老”。

孙锡良:到底谁够格称“汉语拼音之父”?

  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被提到更高的位置进行规划,新中国宣布成立十天后的1949年10月10日,北京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2年,中央政府机关中又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4年11月,为了突显部门重要性,又将上述机构更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

  “文改会”拟订了今天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后经国务院通过和公布了这个方案,后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8年最终批准了这个方案。

孙锡良:到底谁够格称“汉语拼音之父”?

  事情到此,中国民族使用了几千年的汉语终于有了一个易学易懂易传承的“汉语拼音方案”,它把中国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改革都推向了一个历史性高度,为让汉语成为国际性语言铺平了道路。

  中国的汉语拼音之路走了几千年,没有任何朝代封过谁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竟敢承认自己为“汉语拼音之父”?

  大家必须了解清楚,新中国首次拟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周有光还不是“文改会”的成员,他是1955年才增选进去的,且排名最后一位,对最终的“方案”贡献不如他人,“汉语拼音方案的草案”在他进去之前已经拟订(见1956年2月出版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那祖祖辈辈的先贤、近现代诸多大学者、瞿秋白、吴玉章等人该如何称呼?

  周有光因为侮辱毛泽东和极端西化被部分“公知”拱举为英雄,这是现时代的文化悲剧,如此多的国人受媒体迷惑而不解真相也是一种知识性悲剧。

  我,不是历史的权威,但我有责任讲清历史的大致轨迹,揭开奸人的面纱是对善良百姓的最忠实担当。

历史是有记录的,并不真是“活得久的人就能代表历史”。

  写于2017年2月16,首发于作者同名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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