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生：为何是莫言获奖？

为何是莫言获奖？

——“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文化政治

刘复生

长篇小说，一直是建立、筑固一国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明白这一点，只要看一看英语文学随着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走向世界的历史就够了，莎士比亚从一个英国的周星驰走进世界经典大师的过程，书写着构建帝国秩序的文化法则和权力控制与审美规训的内在关系。这也是一个驱逐《红楼梦》、《春香传》、《源氏物语》以及唐诗、宋词和俳句的过程。

从一定程度上说，真正的获奖者不是莫言，而是莫言作为一个东方作家所体现出来的欧洲文学的现代主义传统，以及这种传统通过神秘的东方重新获得呈现的陌生化美感。同时，这一过程还是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他者在文化和审美上的克服和消化，并通过颁奖加冕收纳之，来实现对自我的更深刻地肯定。在无意识的层面，它悄然上演着西方文化在审美经验内部的精神现象学。莫言只是代表了被重新阐释甚至创造出来的中国作家的集体形象，这当然是被削足适履地狭隘化理解的中国文学的形象。

刘复生：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一

莫言诺贝尔获奖现在已是一个公共话题，可以想见，对他的神话化和酷评还将被持续下去。正因如此，我一度很犹豫，要不要把我真实的想法写出来――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且肯定很多聪明人早就想到了，但他们的聪明在于，他们选择不说。

大概很少人会否认，莫言能获奖，与中国在全球范围日益增长的巨大影响力有一定关系，当然，我们不能就此简单地理解为颁奖给中国作家只是出于“傍大款”的需要，抑或如某些人乐观地认为的，大国崛起必然伴随着世界对我们文化软实力的重视。莫言的获奖显然不能单纯地在现实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层面上来认识，“异议分子”式的愤怒尽管可笑，“崛起派”的沾沾自喜也未免有些天真。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远非那么简单，它们之间的联系更为内在、曲折、隐秘，也更为深刻――它有时体现为我们审美意识深处的争斗与撕扯。

至于“纯文学”派的鼓噪，则普遍缺乏对“诺奖”所代表的所谓普遍的文学标准的批判式反省和文化政治的还原。他们反对将莫言获奖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变相挂钩，认为莫言的获奖和国家地位、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无关，只是文学本身的胜利，因为它达到了“诺奖”所标志的世界文学的最高标准。莫言的完美表现“征服了裁判，征服了观众”，想不给个“十分”都说不过去。

问题在于，“诺奖”所标志的世界文学的最高标准又是什么呢？它真代表了世界的普遍的文学标准吗？而为什么是莫言最符合这个标准呢？对于熟悉当下创作现状的人来说，恐怕没有几个敢说莫言独步文坛，一枝独秀，与别的作家拉开了明显距离。大家心知肚明，在世的中国作家里，和莫言处在一个水平级上的不在少数。为什么偏偏是莫言获奖呢？或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莫言在国外获得的译介和宣传最多，影响最大。如此我们就更要接着追问一句，为什么外国人就那么喜欢译介莫言呢？

二

斯德哥尔摩之所以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一方面，莫言的确在西方尤其是“诺奖”所标榜的“普遍性的”、“世界性的”文学标准之内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放在所有的“诺奖”作家里也毫不逊色；另一方面，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莫言又是文化政治上西方世界最容易接受或最乐于接受的那种东方作家，也就是说，他没有表现出文化价值上的令人难以下咽的异质性和冒犯性，却因鲜明的东方化风格和异域情调而具有了特殊的陌生化美感，并作为新的养料补充进了现代主义以来的审丑的文学经验系统。简而言之，莫言的作品对西方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虽然使用中文写作，遵循的却是“世界”通行的美学语法，转换起来自然顺利，一经翻译顿时流光溢彩。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给一个像莫言这样的中国作家颁奖，是正在衰落中的欧洲文明（包括美国等）维持全球统治地位的战略需要。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大块头，近代以来没被整死和解体，后来经过红色风暴的洗礼，在颜色革命的浪潮里坚挺不倒，居然越活越生猛，的确让人心生不安甚至恐惧。不管它内部矛盾有多少，不管它存在多少发展中的危机，相对于渐渐老去、危机四伏的欧洲和风华不再、合法性魅力丧失殆尽，只能以拳头说话的美国来说，中国的确是一个正在上升的大国。

而伴随着经济（尤其是标志大国基础能力的制造业）、政治能量的增强，中国似乎也正在恢复文化的信心和创造力，至少正在试图恢复这种能力，“走出去”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并显示了一种保持、寻求独特社会道路和政治模式的意愿，以及建立竞争性甚至主导性的文化软实力的企图。尽管目前中国的发展模式仍深深镶嵌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但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内部一直存在着多种声音，由此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取向产生了极大的制约和校正，新的文化创造的契机在自我批判中也被逐渐催生出来，并不断转化为具体实践。应该说，在文化价值的创造上，中国正处在一个挣脱、纠缠、犹疑、试探的时期，来到了一个存在巨大潜在能量和多重可能性的历史阶段。这也是一个充满暧昧性的历史时刻。

这种暧昧性和可能性，给欧洲和北美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似乎一个完全异己的，妄图取己而代之的东方文化正潜伏在地平线之下；这种暧昧性和可能性，也给欧美带来了希望，似乎还有时间去阻止最坏的可能性发生，还有机会往尽可能好的方向引导，趁着全球文化的领导权和话语权还在自己手中。那么，聪明的选择是进行战略调整，更深地将中国文化纳入西方主导的“普遍”秩序中，给予有效地安顿、接纳，鼓励、整合和改造。其实，这一过程早就开始了，现在只不过进一步深化和更具弹性而已。

对西方世界来说，中国总是个不顺溜、难调理的家伙，就算表面上听话也总是有自己的主意，何况还有那么大的疆域和人口，又有古老的文明传统（儒家的异教徒），最害命的是还有革命的前科，至今保留着社会主义体制，怎么能让人放心？对此，以前的态度是讪着他，而现在，没办法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视而不见了，只好改办法：发奖状，明确地奖励他一贯地追随世界主流文明的良好态度和执著努力。这才是正路，这才是有出息的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性的中国文化！以后照着这条路跑下去就行了，不要再想三想四了。对于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化人来说，莫言就是表率，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三

有人可能说了，不就是文学，犯得着吗？还真不要瞧不起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一直是建立、筑固一国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明白这一点，只要看一看英语文学随着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走向世界的历史就够了，莎士比亚从一个英国的周星驰走进世界经典大师的过程，书写着构建帝国秩序的文化法则和权力控制与审美规训的内在关系。这也是一个驱逐《红楼梦》、《春香传》、《源氏物语》以及唐诗、宋词和俳句的过程，不是直到现在仍有持普遍美学标准的人认为中国古典小说低级吗？也正因看到了文学改造人心并进而改造世界的功能，梁启超才把小说抬到了文学的头把交椅。虽然现在小说的功能正在被新兴的主流媒体影视剧所取代，但作为一种经典的文化样式，小说在文化场域内仍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尤其是对于精英群体而言；再说了，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和控制的体制惯性，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尽管现在没有多少人看小说了，中国作协依然是正部级，作代会依然享受很高的政治规格。

在这个意义上说，莫言是被绑架的中国文学的代表，把莫言世界化，也就是在象征的意义上把中国文学的整体形象世界化。一方面，莫言在风格和内容甚至意识形态上都大体符合西方政治正确的标准，另一方面，他表面的社会身份又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不折不扣的体制内作家。这就充分照顾了中国的面子，也向人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莫言充分具有中国社会体制内作家的代表性――这一点连异议分子都误以为真，上当了。

从一定程度上说，真正的获奖者不是莫言，而是莫言作为一个东方作家所体现出来的欧洲文学的现代主义传统，以及这种传统通过神秘的东方重新获得呈现的陌生化美感，同时，这一过程还沉淀着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在审美经验中的克服和消化中国这个巨大他者之后对自我的更深刻地肯定。在无意识的层面，它悄然上演着西方文化在审美经验内部的精神现象学。莫言只是代表了被重新阐释甚至创造出来的中国作家的集体形象，这当然是被削足适履地狭隘化理解的中国文学的形象。

如此说来，莫言获奖的确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颇有点类似于文学界加入WTO，中国文学经验被接了轨。不管是外人的阅读预期，还是中国作家的自我意识，从此都有了一个中国文学的世界形象。这就使中国文学和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体制有了更真切的关联，诺贝尔奖文学奖不就是世界上的茅盾文学奖么？

莫言的获奖，另外一个受益者是目前正在遭遇危机的所谓“纯文学”界或中国主流文学界，其实，作为整体，大部分作家的作品已经完全主流意识形态化，除了编织新意识形态的社会幻象，或沉溺于消费主义的个人欲望，或进行抽象的人道主义批判，已基本丧失对现实和历史的叙述能力，这也是读者纷纷抛弃所谓纯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很多作家和评论家往往习惯于过分夸大网络化时代和影视文化的冲击。当然，对此危机，少数一部分作家已有所反省，正在寻求打破纯文学教条，与现实重新建立联系的方法，比如某些底层文学创作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尝试。而莫言的获奖似乎使没落的所谓纯文学找到了自身存在的理由，因为它的价值得到了“世界”的肯定，“诺奖”仿佛一支续命的强心剂，暂时掩盖了中国文学表面繁荣背后的深重危机，成了维护文学界自身集体利益的一个神话。

四

那么，莫言的小说呈现了怎样的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图景呢？

但凡读过莫言小说的人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印象，而且读得越多这种印象越强烈：那是一个阴郁、悲凉、荒诞的世界，充满饥饿、暴力与非理性的欲望。不知道这是否就是莫言所理解的人性，抑或中国人的人性？在他的笔下，有血腥的杀戮、离奇的死亡、激情的野合与乱伦；有各种各样奇特的民俗（也有人称之为伪民俗），比如“红高粱”酒的特殊酿造工艺，比如以人体部位起名字的地区性喜好（《蛙》），不准人说话的集市（《丰乳肥臀》）；还有各种奇形怪状的人物形貌和体态，如大头儿蓝千岁（《生死疲劳》），一尺酒店的侏儒经理（《酒国》）等等。

从清末“精美绝伦”的凌迟酷刑（《檀香刑》），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吃红烧婴儿”，中国历史的本质仍是专制与吃人，中国仍是一个千年未变的无时间的，静止的大陆，这是张艺谋式第五代的惯用套路。如同《檀香刑》中德国总督克罗德所说的：“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而檀香刑的主角的名字都是 “甲”、“丙”、“丁”，不难看出他们是中国芸芸众生的“代称”。不管在《檀香刑》、《酒国》中莫言有怎样的社会历史批判性，在外国人眼中，这种暴虐与食人肯定被普遍化了。

莫言的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集中书写的是一部中国的现代史，从民国经由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延续到当下的历史，抗日战争、内战、土改、人民公社，直到改革开放，包括19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我们知道，这是如此复杂的一段历史，它有暴力、血污、苦难，也有一个民族的新生与人间正道，有原罪也有遗泽。中国因此开创了一条独特的现代之路，对它任何单面化的解释都是一种轻慢和庸俗化。但莫言恰恰给予了非常简单化的理解。

在《生死疲劳》中，主人公“西门闹”是在土地改革时给枪毙的地主。为了反抗对自己的冤枉，他不断地在阴间喊冤。然后被阎王报复，开始了六道轮回，一辈子为驴，一辈子为牛，一辈为猪，一辈子为狗，一辈子为猴。从各种动物的视角上，他见证了奇特的中国当代史。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透过魔幻的障眼法，不难窥见莫言的历史态度：他其实没有掩饰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颇为简单化的否定，西门闹的冤屈和不屈服的抗争精神，以及“单干户”蓝脸以一己之力对抗集体化直到重新分田到户，被证明为历史的“正确”，颇具英雄气概。相比之下，洪泰岳，这个以往革命小说中的正面英雄则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和丑角，而《蛙》中的姑姑，被戏称为“红色木头”，在狂热的信念支持下强硬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成为残害生灵的驯服的革命工具，晚年陷入强烈的罪感与忏悔意识，尽管她的毫无来由的突兀转折并不符合人物性格逻辑，却符合莫言以人道主义批判社会主义历史的人性主题。

对革命史的这种批判无疑是必要的，但过于简单化，绝对化就是一种历史观的庸俗。同样，我们也要在莫言独特的历史观背景下，看待“种的退化”的主题，在《红高粱》中，从敢爱敢恨、敢精忠报国也敢杀人越货的祖、父辈，到“我”堕落为一个“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子”；在《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一直是个迷恋乳房，没有野性，没有生命力的“多余人”；《四十一炮》中，原来富有“吃肉”能力、后来却退化到不敢“吃肉”的罗小通和“性”能力衰退的“大和尚”。将支配历史的力量还原为无原则的尼采式的生命力，是为了更方便对历史进行非政治化的描述。但是有意思的是，民国时期的种到了1950年代以后以至1980年代全都退化了，这当中既有对初兴的现代化的批判，也隐喻了革命历史对生命力的压抑甚至阉割。

而历史真正的基础，母亲，则是民间世界或民族的象征，也是各种政治力量轮翻祸害的对象，在莫言认为的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丰乳肥臀》中，母亲经历战争、生殖、饥饿，经过解放战争、土改革命、三年困难时期、“文革”、改革开放，一直到1990年代，她的苦难一生显示的历史逻辑是，承受苦难的，终是底层百姓。而最大的祸根就是革命及其建立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时，母亲生活比较平稳，共产党一来，母亲的生活就陷入地狱。最后，对荒诞的革命所导致的苦难的解救来自由马洛亚牧师和回族女人所生的儿子马牧师，他所代表的基督圣恩，让母亲和上官金童找到了精神的最终安慰。

这就是莫言向西方世界提供的中国图景。

《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写来写去，莫言仍没有跳出1980年代启蒙主义的历史观和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老套路，无非是把革命史翻过来写。莫言的创造性在于使用了魔幻现实主义，减弱了真实性，因而获得了艺术的豁免权。荒诞化叙述将现实抽象化，脱离了20世纪的具体历史情境，又具有了写“人性”的普遍性和超越性。当然，借助魔幻现实主义的纯文学掩护和先锋形式的保护色，也避免了直接呈现某些历史观的敏感性。

余秋雨认为，莫言可能没想到自己会改变中国人对文学的态度，同时也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了信心。

他说：“我要感谢莫言，尽管你未必是有意的，但对我们的历史作出了贡献。就像阿基米德所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莫言先生不小心地进入到这个支点，让中国文学的形象发生了变化。”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在我看来，真正优秀和伟大的中国文学将坚决地走在与莫言小说相反的方向上，它不是面向所谓世界的文学的普遍性标准，和超越性的文学主题，更不是为了写所谓普遍的“人性”，而是勇敢地投身到中国正在进行了历史实践中去，并将在其中发现普遍性价值。虽然它不必拒绝来自西方的文学资源，但在本质上，它所从事的是价值创造的工作。对它来说，什么是文学，何谓“美”，不是既定的神圣圭臬，而是悬而未决、有待发现的新尺度；它不是在不自觉地、盲目地肯定着既有的审美价值，而是在不断地进行着新的审美决断。它无时无刻不置身在各种审美传统之中并感受到来自这种传统的压力，但它总是和传统保持着一种持续的张力，置身于与既定审美价值的生存搏斗之中，并把坚持这种搏斗看作自己的本质与使命。它将深深地与中国历史与现实纠缠在一起，决不会故作高深地装出一副“纯文学”的面目来。

坦率地说，我不太相信外国人有能力理解以及有兴趣理解真正伟大的中国当代文学，这样的时代还远未到来，那需要精神、文化、态度、意愿、语言、知识及能力上的艰苦准备。其实，中国文学早已产生了世界范围内一流的作家，比如张承志、韩少功、王安忆等，在他们身上，我们初步见证了真正对中国复杂现实的富于文学创造性的表达，以及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的对人心的体谅，以及宽厚的道义之美和清洁刚硬之美。

当然，莫言获奖，也不是一件坏事，至少它破除了中国作家对“诺奖”的迷信，对于一批优秀的中国作家来说，之前虽然说已不太把它当回事，但毕竟心里有点怯，这回算彻底过关了。但这离中国文学真正的崛起于世界尚很遥远，让真正优秀的中国文学被世界所知还有待时日。这也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包括由误解到理解。目前的中国文化，其中包括文学，还受制于主导性的西方现代文化，无论从能力还是心态上都远没有准备好。不过，莫言的获奖至少说明，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性和文化共同体已无法被忽视。

领奖，但不必领情。路还远，没什么好骄傲的，何况这还是一枝带刺的玫瑰。

（来源：文艺批评，原载《天下》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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