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先进文化论纲
小引：偶然中的一个必然
翻阅八卷《毛泽东文集》，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巧合。
第一卷的开卷篇，是毛泽东1921年元旦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主旨是在对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中，确立一种社会改造方法。除了《文集》选收的内容，这个发言还谈到，“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那时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已经从吸收和传播走向了选择，走到了实践的门槛，而毛泽东则刚刚确立自己的终生信念。
第八卷的终卷篇，是毛泽东1975年7月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谈话和批示，主旨是要打破文化专制气氛，恢复“双百方针”。那时候，毛泽东发动的以“文化”二字命名的“大革命”快要走到了尽头，他的生命也快要走到了尽头。
以“文化”始，以“文化”终，对于《毛泽东文集》的编选者来说，自是偶然之事。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在一生探索中和文化课题结下了不解之缘，却是事实。
如果把考量的眼光前溯和后延一点时间，也多少能体会到这种偶然中的必然。例如，1920年夏天，在毛泽东说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时候，他的第一个举动，是创办传播和呼唤"新文化"的文化书社，并由他自己选择书籍货源。而毛泽东一生关于文化问题的最后关注，是1976年的春天。一是这年2月给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的信，谈唐代韩愈的思想和李商隐的诗歌，主旨是希望克服文化史研究中的武断倾向。一是这年4月，他在毛远新送阅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上的批示，认为“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这个批示虽说是政治含义大于文化含义，但毕竟针对的是一场政治事件的诗文载体。以上说的两件，都收入了13卷本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而后一件，是全书中留有毛泽东手迹的时间最晚的一份文稿。
56个春秋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生涯，依然是以“文化”始，以“文化”终，给后人遗留下可圈可点的宽阔的文化空间。
当然，在毛泽东的视野和论述中，因时因地，文化是或大或小之题；但在他一生的探索中，如何创造和发展与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相适应的先进文化，却始终被视为可大可久之基。
所谓先进文化，是相对于落后文化而言，并总是在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化的冲突中体现出来。它的基本特征，大体有三个：一是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即人们常说的人民性。一是适应社会实践需求，并体现社会实践的真谛，即人们常说的科学性。一是有益于历史发展，并成为导引社会进步最活跃和敏感的精神动力。由此观之，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有着自己的先进文化，并且代表着历史的前进方向。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及诸子学说，反映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要求。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启蒙运动，为法国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廓清了思想障碍。而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选择，到以提倡科学和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体现了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先进文化的演变轨迹。
现在，人们熟悉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80年奋斗中，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论断显然包含着丰厚的历史内涵。毛泽东在五四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文化探索，可视为对这个论断一个比较典型的印证。梳理一下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和实践历程，也多少能够让人们体会到，先进文化的历史内涵是如何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
一、从农村文化到苏区文化
1、“反向认同”：在中国农村社会土壤上面对的文化现实
毛泽东挟带着五四运动前后接受的文化资源，所融炼的文化品格，走进了革命家队伍。但是他富有个性和创见的先进文化之路，则是从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土壤上走出来的。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和他留下来的农村调查文稿，从1925年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到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他赴农村的调查活动，当不少于16次。这10年，正是他从一般的革命家成长为一个对中国革命具有独到见解的革命家的关键时期。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文化对传统的积淀，无疑要比多少有了几分现代气息的中心城市浓厚得多。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完全可以看作他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历史及现状的透彻摸底和解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农村文化观。对一个革命家来说，获得这样的农村文化观，更有益于他了解一个真实而又广阔的中国。
从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到1927年春天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多次申明自己的一个认识：五四以后，新文化进入农村受到阻碍，不仅地主阶级反对“新学”、“洋学”，一般的农民也对之“表示冷漠”，“是一向看不惯的”。造成这种文化上的“反向认同”的原因，除了由于传统的积淀过于深厚，和民间社会意识变革的滞后外，还在于新的东西不能够进入农民的生活，不能转化为农民实际的需要，从而使农民难以从感情和心理上去欢迎新文化。
第一批走向农村的共产党人，所面临和要改变的，就是这种"反向认同"的文化现实。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自然要用新的世界观来改造农民的传统意识，克服他们思想和文化习俗中的落后消极因素。但是，作为置身于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的政治家，尤其是一个曾受到农民文化浓厚熏陶的政治家，毛泽东又不得不表现出某种灵活性，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适应乃至迁就农民文化的某些局限性，否则，他就根本无法想象对农民进行广泛的社会政治动员，很难为先进文化在中国农村文化土壤上的传播和运用拓展契机。对此，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可见，毛泽东在主观上相当自觉地意识到，农村文化的改造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必然要滞后于对农民的直接而功利的政治动员。
关键问题是，怎样把先进文化的传播和农民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
2、从农村文化到苏区文化
在毛泽东的描述中，1927年农民运动高潮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上述"反向认同"的文化现象。他把族权、神权和夫权这几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同政权一道，看成是维系农村地主政治和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毛泽东高兴地看到，支撑封建制度的这四大根基，在新兴的农会势力面前，发生了动摇。比如，农民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克服原有的不良文化习俗，不再完全相信坟山神气，禁赌，禁止演唱一些淫亵的花鼓小戏，以及女人冲进祠堂吃席等等。在教育上，农民也从反对“洋学”转向“大办其夜学”。从这些变化中，毛泽东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有了“地主势力一倒”，才可能有农村文化的新气象。
农民的文化选择，永远是非常实际的。他们对旧文化的放弃，对新文化的欢迎，主要是因为农民运动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的许多好处。一旦好处不得巩固和扩大，社会革命的洪流一旦退潮，整体上说，农村文化也常常会恢复传统的常态。当然，其中比较先进的人群，特别是一些农会骨干，也会留存住美好的记忆和蕴藏热情的星火，等待下一次的点燃。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选择的土地革命，便是点燃农村先进文化之火的那根火柴，并使农村文化凸现出一种特殊的新气质，本文称之为苏区文化。
毛泽东1933年11月写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便描述了农村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苏区文化的新气象。诸如乡苏维埃组建了教育、卫生委员会等群众团体；每个村都设有宣传队，都有列宁小学，长冈乡还办了九个农民夜学，每村都有一块钉在路旁屋壁的识字牌；每村都有一个俱乐部，俱乐部还演新戏；农民们被编入卫生班，甚至编演文明戏来宣传卫生运动等等。在说完长冈乡的“文化运动”之后，毛泽东还提出，“每个乡苏维埃都要学习长冈乡的文化教育工作”。
30年代前期，按新型的革命理念推进的苏区文化，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雏形。它以具体的文化形态促进了苏区农民的思想启蒙。苏区文化对千百年来只靠私塾、宗祠、庙会、年节乃至巫婆神汉，来周而复始地演绎和延续“文化香火”的农村来说，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充满着新鲜感，体现着先进性。
3、苏区文化的先进性内涵及其局限
苏区文化更为先进性的内涵，体现在革命队伍的文化建设当中。
每个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农民，必然经历一个人格的考验和信仰的锻造过程。如果说革命实践是人格精神塑造的"工场"，那么，革命实践所催生的先进文化，则是这个“工场”不可或缺的精神燃料。
苏区时期，能够在革命队伍中发挥这些效应的先进文化，其基本内涵大致可分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有关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认识，以及有关方针、政策的制定。例如，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论述，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提出的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方针政策，以及重视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等等，都是对先进文化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具体化，从而对中国革命实践在整体上发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个层面，则是对新型的道德价值观和精神作风的倡导。如引兵井冈山以后，毛泽东针对红军政治思想工作提出和创造的官兵平等，党指挥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对自由主义，克服传统农民起义的流寇习气，高扬革命英雄主义的荣誉感，以及明白为什么打仗、为谁牺牲等等。
以上两个层面的先进文化，一旦为红军官兵接受以后，即可转化为灵魂深处的忠诚信念和空前的战斗力。
苏区文化的先进性内涵第三个层面，就是在反映、表达和传播上述先进思想的过程中，形成和创造的方式、载体，即狭义的具体的文化工作形态。在毛泽东看来，它能够有效增强先进思想的感染力，并与一般的政治宣传功能相重合。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工作和政治宣传一样，其对象都主要是一个人的问题：即教育人，感染人，动员人，提高人的素质。这是毛泽东成为革命家以后的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集中体现这个特点的，是毛泽东写于1929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为了改变宣传工作被红军官兵看成"卖假膏药的"的现状，他突出地强调要发展红军的文化工作。具体设想是：宣传部门要征集并编制表现群众情绪的各种革命歌谣；把全军的绘画人才集中起来工作，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宣传部门还要多设"化装宣传股"，以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装宣传；要把革命故事、革命歌曲及各种图报，"很艺术地编制"成课本发给士兵。此外，毛泽东还提倡在士兵中广泛地开展游艺活动，并具体设想了捉迷藏、踢足球、音乐、武术、花鼓调、旧剧等六种活动。这些要求和设想，在当时还是比较多地实现了的。在一些职业文化人(如瞿秋白、沙可夫、冯雪峰等)进入中央苏区后，比较专业的文化运动也逐步兴了起来，如成立了工农剧社和工农歌舞团等等。
苏区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是：在形式上大多以群众娱乐为载体，在内容上大多以适应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的政策需要为主题，在功能上则主要发挥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的作用。
当然，苏区文化的规模和影响有限，同中心城市的左翼文化相比，层次也不高。此外，其内容气质也不是没有局限性，而且，这个局限性还非常明显。诸如对苏联文化的照搬，过分强调“布尔什维克化”。仅从文化教育角度看，普通教育都叫列宁小学，艺术教育有高尔基戏剧学校，政治理论教育上则办了一个名头很大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某些"左"的政治、经济政策(政治上如何看待中间力量，土地政策中对待富农的问题等)，对文化政策也有消极影响，并在文化建设上有所反映。
二、从抗日文化到延安文化
1、从苏区文化到抗日文化：与时俱进的选择
毛泽东以领袖身份作的第一个关于文化问题的专门讲话，是1936年11月22日的《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承上启下地体现了从苏区文化到抗日文化的转折。“团结抗日”，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揭示的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先进文化的新内涵。为了推动这一文化转变，他还希望此前被分割在中心城市和苏区农村的两股文化资源，汇聚成一股合力，并提出两个“发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抗日文艺是抗日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这个口号，目的是扩大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先进文化的群众基础和文化资源。
如果说苏区文化是一种阶级形态的文化，那么，抗日文化则是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相结合的文化。在政治经济上，“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在文化建设上，则明确宣示：现在国民教育的方针是民主主义的。过去中央苏区的国民教育的方针是共产主义的，文艺政策是共产主义的，都不对。这些理论认识和政策实践，无疑是与时俱进的变化和成熟。
说从苏区文化到抗日文化的转变是个成熟，很自然地牵涉到怎样看待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间力量的问题。在这方面，土地革命时期有过严重教训。极"左"的鼓动，关门主义的态度，拒绝和吓退了不少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当中不乏本来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人。因此，“在30年代‘左’倾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党是很孤立的”。事实上，这也是很少有知识分子到苏区参加新型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苏区文化运动时，也反思说，当时“对知识分子没有大量地吸收，吃了亏”。
抗日文化的确立，表明先进文化的历史内涵发生了变化。是否属于进步的思想文化，首先要看它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否配合抗日战争这一最大的政治形势，是否反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最根本的民族利益。各种文化活动及其精神产品是否进步，首先要看它是否承载了爱国主义感情和民族主义立场，是否有益于动员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人们投入抗战的洪流，是否有益于反对一切投降卖国的汉奸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做文章、画图画、演戏、唱歌，都要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闻、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这里说的“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合于国防的利益”，无疑是抗日文化的基本主题，是不同阶级、不同观点、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文化追求，在抗日文化的旗帜下应该和能够拥有的共同空间。
在文化创造面临转型，先进文化的时代内涵发生变化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和实践，在调整中获得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设想一下，当时如果不作这个调整，没有这个发展，不及时主动地通过建立文化上的统一战线，来倡导和营造一种有利于推进全民族抗战的文化思想、文化形态和文化氛围，中国共产党还能不能挺立时代前进的潮头，去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呢？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更广泛地团结知识分子，从而成为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选择的凝聚核心呢？还会不会出现抗战初期大批知识分子宁愿抛弃城市里的优越生活，奔赴被称为"灯塔圣地"的延安的热潮呢？
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
2、抗日文化的多层格局：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
由于抗日文化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文化，因而其构成也就呈现出多层格局。弄清楚这个多层格局，我们就不难体会到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的一个规律性的启示：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
抗日文化的多层格局，首先表现为其创造主体--知识分子及文化人的多层和多样。早在1936年9月致蔡元培的信中，毛泽东便开列了一个“统此致讯”的“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的七十人名单，里面就有不少身处国统区的头面文化人。按时下学术界的划分，有的属于文化上的激进主义(郭沫若、茅盾、李达等)，有的属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章士钊等)，有的属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文化选择以及思想倾向尽管杂然纷呈，但毛泽东都希望他们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从文艺界的情况来说，毛泽东还提出，无论是主张现实主义的，还是主张浪漫主义的，无论是属于唯心论范畴的"艺术至上主义"，还是被鲁迅批评过的主张超阶级性的“第三种”人，都可以组成文化上的统一战线。在根据地文化建设上，由于当时的文化教育是“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故“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凡此等等，目的只有一个，扩大抗日文化建设的人才资源和群众基础。
广泛的联合，必然使抗日文化内部呈现出先进性高低不同的梯层结构。对此，毛泽东在1942年提出了抗日文化内部的"革命性是从低级的到高级的"组合的观点。他说：对大地主讲马列主义他不来，讲民主他也不来，讲抗日他就会来，我们只取他们抗日这一点。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一样，他们要搞民主，讲马列主义是不来的。就小资产阶级整个阶级来说，他们也不是搞马列主义的。只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了的知识分子，才真正相信和实行马列主义。因此，“讲革命性是从抗日到马列主义，即从低级到高级”，在文化艺术上，“我们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样，也是从低级到高级”。这里说的“革命性”，就是抗日文化的先进性的意思。
根据地社会精神风尚的建设，便明确地体现了从低级到高级的组合。那时，主要抨击的是那些抽大烟的、二流子懒汉、为富不仁者、不讲孝道的人等等，突出宣扬正直、勤劳、节俭、廉洁这些农民的传统美德。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吴满有，便是一个勤劳致富的典型，中国共产党还向全边区农民提出了“吴满有方向”的号召。1944年5月1日，晋察冀边区模范妇女大会发表的宣言，列举了各种类型的模范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支前模范、“子弟兵母亲”戎冠秀，也有被称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家庭”的模范王世英。而王世英却是个乡绅家的主妇，她的模范事迹，主要是治家有方，对家里的雇工很好。
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性从低级到高级的组合，实际也是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大体说来，在高扬民族尊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点上，和所有的文化联合起来，其范围最大。在民主与科学这一点上，团结起来的范围就相对小一些。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而在具体的文化主张及文化品格上团结起来，范围就更小了。层次的高低和范围的大小，自然也传达着先进性的强弱。
3、抗日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关系
以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为界，抗日文化可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内部的团结多于斗争，后期则争论和斗争不断。毛泽东在1940年初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回答和反驳此前在思想文化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攻击。正是在这一里程碑意义的论著中，毛泽东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张，并概括了它的三个基本特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毫无疑问，这三个特征，同样适用于属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的抗日文化。不过，由于抗日文化是在全民族抗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实际上存在了八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加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在局部范围内的抗日文化现象(如文化界的救亡运动，《义勇军进行曲》这样的救亡作品)，也只有十年多一点的时间。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在文化上的反映。因此，抗日文化是阶段性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的一个总体概括。抗日文化的政治主题，指向比较明确和具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解放)，于是包容性也就相对宽泛。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政治主题，不仅是反帝实现民族解放，而且还要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社会和人民的解放。
从这些联系和区别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文化基础上，在统一战线文化中倡导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4、关于文化领域的自由主义和复古主义
说到自由主义的文化选择，自然要想到胡适等人。
毛泽东1923年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曾把胡适、黄炎培作为“新兴的知识阶级派”代表人物，定位于"非革命的民主派"，提出要同他们合作。龚育之在《毛与胡适》一文中说，这“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贯穿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之中”。我的理解，可以用这个判断来确认毛泽东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对胡适派及其思想的基本态度。此外，胡绳晚年也曾把胡适作为国共之间的中间人物的一个代表来评价，认为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在国民党公开否定民主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的时候，胡适这些“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间派”这一政治定位，同样适用于思想文化上的定位。他们尽管不信仰甚至反对马列主义，但在抗日文化建设中，他们对于反对复古，反对封建传统，反对汉奸文化，反对愚昧迷信，反对当时政治上的一党专制、特务统治和文化专制主义，都有重要的和现实的作用，自然属于先进文化的一个层面。
具体说来，自由主义在强调科学和民主方面，是可以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重合的。沐浴欧风美雨的自由主义文化人，大都是反对专制压迫的民主主义者。而共产党从事社会革命的一个前提，就是反封建，要民主。毛泽东在1944年谈到“解放个性”的时候，就明确说这个主张"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内容，进一步说，“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显然，从具体的个性解放，到更宽泛的民主主义，被当作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前提。在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承认和强调同自由主义者在民主问题上的重合点，并不是一种临时的政治策略，历史的本质就是如此。当然，在怎样改造中国社会(革命还是改良)，和把中国社会改造成什么样子(资本主义方向还是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上，双方还是争论多多。
从历史渊源看，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一样，在中国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产儿，都是鲁迅说的"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文化选择的结果，因此，双方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都有着充满感情的认同感。而一生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抱好感的蒋介石等人，却一直申明，五四以后，无论是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文化主张，还是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文化主张，都是不合中国实际的错误选择。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就明确宣称："所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这样抄袭附会而成的学说和证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
显然，这一派文化主张的实质，就是保守主义。它一旦同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沾连一气，便走向极端，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古主义。因此，在抗日文化的统一战线中，同这股思潮的公开论战就不可避免了。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从1934年他发起“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他称这一运动为“固有文化的复兴运动”，实际上，是在以文化复兴的旗帜下堂皇进行的一场以强化统治效能为目的的思想统治运动。抗战开始后，这一思潮更是甚嚣尘上，强调“吾先民所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为救国之道德”，中国“今日之衰弱式微，实由丧此道德”。明眼一看，复古主义文化思潮所针对、所反对、所否定的，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宣传的新文化，就是实践新文化的人们为改造社会和寻求国家出路所付出的各种热切努力。他们所要维护和发扬光大的，则恰恰是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一致批判的封建专制和旧礼教、旧道德。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对复古主义思潮的批判，特别强调了要把封建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940年9月5日给范文澜的信中，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提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
文化的背后是政治。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其现实政治动因也呈匕首见。蒋在书中，宣称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成了一片散沙"；中国人不是缺少民主，而是越出了“法定的界限”。他着力要效法的，是当时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的思想统治方式，为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招魂。
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蒋著的危害性，考虑予以回击。该书出版仅一个月，他就让陈伯达著文批驳，这就是陈的名作《评<中国之命运>》的撰写缘起。陈伯达完成初稿后，毛泽东又作了修改，并指示《解放日报》刊载和电台广播，还要求印出一万五千份小册子。随后，又指示各地党委转登转印《评<中国之命运>》，还让在重庆的南方局把这本书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广为散发，“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与此同时，延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进行批判。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也就是在抗日文化行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的时候，毛泽东还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主题，在七大上作开幕词，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这本书就是《论联合政府》。这是毛泽东继《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走向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5、延安文化：抗日文化的前进方向
抗日文化可以划分出延安文化和国统区文化两大互动的实践区域。所谓"延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文化的总称。它更鲜明更集中地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要求。
在延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非凡的逻辑关节点，这就是延安的思想整风运动。延安整风使全党实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礼，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目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成了全党的共识。延安整风在清算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照搬本本、照搬苏联经验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时，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非此即彼的形式主义文化选择倾向(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的全盘吸收)有了清醒的认识，并着力去克服，从而为发展建设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打开了新的思路，提供了精神动力。
在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和确立。它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创造注入了新的灵魂，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精神旗帜书写上了新的内容，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诸如，在哲学思想方面，有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在革命理论方面，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等等；在政治经济的具体政策方面，有精兵简政、“三三制”、减租减息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等。在道德价值观方面，也拓展出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艰苦奋斗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人格追求的新境界、新规范、新气象。这些，都是延安文化在思想理论层面建设上的深刻变化和成熟标志，并促进了具体文化形态层面的建设。
伴随整风运动向文化领域的延伸，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的思考也具体深入了许多。后来形成的延安文化形态的一些基本要求，正是在文化界整风中，在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诸如：转变文化人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为工农兵服务；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等等。这些比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基本概念更具体的提法和要求，对延安文化界的触动之深，推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延安文化在具体形态上的建设，也正是这些提法的出现，这些要求的实践，才形成规模，呈现出特殊品格的。就文艺方面来说，诸如赵树理的小说，李季的诗歌，《逼上梁山》这样的新编历史剧，《白毛女》这样的歌剧，特别是普遍开展的秧歌剧运动以及《兄妹开荒》这样的作品，都比较一致地体现了与国统区文化相异的特殊品格。至于延安倡导的意识形态和人格精神，同国统区文化的差异，就更明显了。
由此可说，延安文化代表了抗日文化的前进方向。
6、大众化品格：延安文化的一个基本追求
毛泽东所期望的延安文化面貌，尽管有许多方面，但他最关心、最看重的，一个是文化形态的大众化品格，一个是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的结合。这两个问题事实上是互为一体的。
所谓大众化品格，首先体现在它的内容上面，即通过文化活动、精神产品，去反映工农兵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环境中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去展示他们的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文化界整风以后，工农兵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知识分子写进自己的作品，在群众中流传。这样的文化传播效果，使工农兵意识到原来自己的行为也可以像古代英雄豪杰那样被人传唱，从而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特别是意识到原来打打鬼子冷枪，摸摸伪军岗哨，支前抬抬伤员，以及生产交公粮等，对整个民族和国家都有着如此大的意义。对自己行为意义的自觉，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境界的提升。
看到这样的文化现象，毛泽东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在1944年的一次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他专门说到，秧歌剧《赵富贵》和《张治国》到吴起镇演出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说自己想开小差，还讲出在自己的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等等。毛泽东接着提出：“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因为它“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
文化的大众化品格，还表现为面向群众的普及性文化形态。这自然与抗战以来在整个中国出现的从城市到乡村的文化转移这个大背景有关。但对延安文化来说，这个问题显然要比大后方更为迫切，解决的方式也更为具体，因为它面对的文化土壤和服务对象，绝大多数是略识文墨的农民。
为了改变陕甘宁边区上述文化现实，毛泽东大力倡导一些直接有效的群众性很强的文化建设。在新闻宣传方面，他希望全党办报，特别是直接面对群众的墙报。在教育方面，则主要是让农民能够学会打算盘、记账、写信、写路条。在文学艺术方面，则是发展秧歌、春联、歌曲、年画等。其他方面，还要普及卫生知识和科学常识，逐步改变农民生病了就去拜菩萨、求巫婆神汉的习惯。为了照顾农民的文化习惯，甚至还可以在形式上做些妥协，即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还要利用旧式村塾；不但要有新式医生，也要有旧式郎中；不但要有话剧，还要利用旧戏班；不但要有新秧歌、新秦腔，还要有旧秧歌，旧秦腔等等。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思，1944年11月边区文教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就提出：”发展边区群众艺术运动，基本上就是发展与改造农民艺术。“发展和改造农民艺术和民间文化传统，就是推崇群众文化活动。这一”高级的思想，大众的形态“的立足点，开辟出了延安文化的新天地。
延安文化的大众化品格，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的”这个属性的一种表现。“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的这个定义，既包含着针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民主化诉求，也明确地宣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最终归宿。延安文化在内容、形式和风格各方面，揭示了文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绝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要求。
让毛泽东尤其感到高兴的是，正是在大众化品格的实现过程中，有助于促进解决他关注的延安文化的第二个问题，这就是转变当时更多地接受“大、洋、古”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认知方式和情感立场，实现同工农兵的结合。在1944年3月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和1945年4月党的七大会议上，他两次谈到一件事：1944年春节，延安的知识分子秧歌队，到安塞演出时，同当地的老百姓的秧歌队一起扭了起来。毛泽东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是在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之间“消除了隔膜”，并觉得“从此天下太平矣!”
当然，也不容乐观。1942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的结合，定了一个过于严格的标准，就是“脱胎换骨，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据此估计，要真正实现结合，“在中国要五十年”，而这五十年的过渡期，“是很麻烦的”。毛泽东把结合的标准定得如此之高，把结合的过程看得如此漫长，把过渡期看得如此麻烦，则多少反映出这个问题在他的先进文化创造思路中，占据着何等突出的位置。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个期望越来越变成了失望，越来越觉得没有“结合”好。但这已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了。
三、执政后的文化过渡问题
1、为什么说有一个社会主义文化过渡时期
先进文化的创造，总是和政治经济的变迁交汇一起，整体推进，互为印证。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同时，还对这个开辟新纪元的历史性转变，作了一个文化方面的描述和畅想：“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由于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真的已经成为现实的时候，毛泽东强烈地感受到先进文化创造所迎来的从未有过的契机，透露出实现文化飞跃的浓烈渴望和宏大的历史激情。
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特别是在推进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对文化现状的焦虑不满之情，便油然而生。在他看来，在文化现状与社会进步之间，存在着两个明显的落差。
一个落差属于政治上的判断。革命胜利后，在政治上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文化上如何看待自由主义，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从4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对它们的政策，经历了“发展”到“利用”和“限制”，再到1953年提出“改造”这样一个过程。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文化选择上面来。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时期，同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结成的统一战线格局，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仍然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当上层建筑中的政权领域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以后，毛泽东觉得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依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下。于是，他在1950年5月29日的一个谈话中感慨地说：我们在文化界的进步力量还小，文化队伍中的“人民解放军”太少了。
再一个落差属于文化上的判断。汇聚各种知识分子和文化资源，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最直观的愿望。由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带着浓厚的延安文化的经验和美好感受走进北京的，因此，对文化建设的方向模式，也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预期。但是，各路文化大军"会师"之后，多数知识分子则是带着旧有时代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刻痕投入到新社会的。他们的思想之驳杂纷呈，就像郭沫若谈论自己的思想时打过的一个比喻：一个长途辗转跋涉的旅行包，上面贴满了各个码头的标签。背着这样的文化旅行包的知识分子，要走向被视为新中国“精神故乡”的延安文化，显然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他们的精神产品，同在延安整风基础上形成的延安文化，也存在着不协调甚至很不协调的地方。
于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延安经验来推进先进文化的创造，为了营造能够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气氛，对原有文化的改造也就成为了必然。正是在一场持续的文化改造过程中，对新中国成立前构想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践和普及，逐渐演变成为了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倡导和构想。由此可以确认，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仅仅是人们惯常理解的在1953年到1956年之间进行的经济上的"三大改造"，也应该有一个，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个毛泽东非常关注且投入很大精力的"文化改造"。以文化改造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文化过渡，其声势和规模，或许不像经济过渡那样广泛触动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但是，毛泽东与先进文化论纲(中)党的文献2002年第2期它在文化思想领域掀起的波澜，对中国文化格局重组之功能，对中国文化脉向影响之剧烈，却是显而易见的。
2、文化改造的五个步骤及其对象
1950年6月，毛泽东便正式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认为“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同时也反对“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看来，他当时的文化改造思路还是格外谨慎的。
在接下来的文化实践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这样几个步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1953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引伸出来的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1954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等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则已非文化改造和文化批判的范围了)(1955年)。五个步骤，一个宗旨，就是解决文化现状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不相适应的问题，核心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文化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把它普遍地推行和落实到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实践当中。
关于知识分了的思想改造，主要是大力倡导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习重新发表的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以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历史观、哲学观和文艺观。与此同时，还专门安排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参加土地改革，以便在实践中增强对社会变迁的认识，实现立场和态度的转变。哲学家冯友兰到乡下参加土改后，便说自己"了解了剥削的真实意义，也了解了农村划分阶级的标准"，从而认同了农民革命的合理性。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当时主要针对的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自视清高，不问政治，标榜“客观主义”的超阶级思想等等。在政治上，主要是逐步解决立场问题，第一步是民族立场，第二步是人民立场，第三步才是阶级立场。为了适应新社会，也确实有不少知识分子有着主动进行思想改造的积极性。北京大学汤用彤等8位教授就发起组织了一个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冯友兰、贺麟等人公开发表的有关自我批评和初步转变的文字，影响很大，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效果。
有一个问题，一直让一些后辈学人困惑：当初接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到底是不是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如果说是，但近十年来则有一些当事人撰文反思；如果说不是，他们当年发表的文字却一点看不出被迫的应景式的心态。
这里，我想引一段季羡林先生后来的感受：“最初，倒不一定认识到自己身上有什么毛病，可后来人们都说你有毛病，结果呢，人非常容易受外界影响，就觉得自己有毛病，倒不是勉强的。拿我来讲，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就是肮脏，就应该改造。这'原罪'呀，是应该的。”经过改造后，“真像洗过澡以后，觉得身体非常的干净，精神非常愉快。”
季羡林先生当时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无疑是思想改造的局中人。从这段自白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说知识分子一开始就认为自己的思想应该来一个改造，是不合常理的。接受思想改造的原因，确与大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气氛有关，但也不是完全由形势所迫。季先生谈到的这个"原罪感"很有意思，尽管当今知识界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它反映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真实心境。他们面对改天换地的革命胜利，在欢迎新政权、适应新要求的时候，多少要反思一下自己的历程，由此觉得同那些为了革命胜利奋斗多年的人比较起来，自己殊无贡献，生出"自愧不如"甚至"自惭鸠拙"的感慨，也属常情。当时的改造方式大体温和，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知识分子萌生内心的抵触，或虚与应付的态度。当然，要撕去文化旅行包上各个码头的标签，重新贴上唯一的一个码头的标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具有普遍的针对性，接下来的四个步骤，却都是由具体事件引发产生的。在新旧文化的变革过程中，有具体事件、具体人事、具体的思想焦点作为改造对象，自然要比一般地提出问题，宽泛地说有这种倾向、有那种倾向应当改变，更为引人注意，更容易深入，但也更容易把文化改造演变为集中火力的批判运动。
对电影《武训传》，毛泽东最难容忍的，是片中当作"千古一人"来塑造的武训，竟是一个"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的人，而创作者"甚至用革命的农民的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武训。由此可见，树立正确的历史文化观是那么地迫切。对《武训传》的批判，基本上是要触及和清算封建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教育观和文化史观。
对梁漱溟思想进行批判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起因恰恰是在经济上开始大规模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发生的，并且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1953年秋全国政协会议讨论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梁漱溟在发言中提出城市里工人的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并提到有人说是"九天九地"的差别。这个发言在一心大搞工业化的毛泽东看来，显然是在抵触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于是冲突发生了。而毛泽东对梁的思想批判，也从现实引向了他的过去，引向了他的文化观："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他搞'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等等。应该说，毛泽东对梁的文化主张是很熟悉的。早在1938年，他们就在延安谈了八次，毛泽东还读了梁送给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并围绕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中国社会的改造道路，在书上作了不少批注。1953年的冲突自然勾起了旧事。于是，在此后思想理论界对梁漱溟的批判中，便主要集中在他的文化观、乡村建设理论和哲学观点上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艾思奇在《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一书中说的，梁的思想是"五四文化运动中的封建主义逆流"，是"一锅东西方各种反动唯心主义的大杂烩"。梁漱溟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最后一个儒家"之称，以他为代表的文化上的"新儒家"思潮和政治上的乡村改良运动，被人们称之为保守主义。这次批判，无疑是对这一思潮的"政治判决"。
胡适有五四以来文化学术界的"孔子"之称，其影响遍及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文化改造指向胡适思想，实为必然之事。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文章引发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实际上只是为批判胡适派思想提供了一个更集中的切入点，目的是解决胡适思想对中国五四以来近代文化学术的影响。这是毛泽东一开始就十分明确的要求。因此。中央对这次批判格外重视，专门拟定了九个方面的批判计划，涉及胡适的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各方面的思想观点。这次批判广泛涉及到文化学术界最深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也是对五四以来欧美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一次"政治判决"。
接下来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实际上在毛泽东介入之前，文艺界就已开始了，并说他"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是和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在1955年对胡风进行公开批判时，对其文艺思想的性质又作了升级："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这些事件的发生，典型地反映了过渡时期新旧相连的文化现实。《武训传》本来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开拍的一部电影。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则是在20年代形成的。胡适已去海外，但在大陆学界的故旧门生多多。至于梁漱溟，许多研究者都感慨他在高层会议的广众视野中，竟然站在台上不下来，倔犟地同毛泽东发生争执，要求澄清对他的误解，给一个"说法"。这样的情况，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才可能发生，只有从旧时代过来的党外人士身上才可能发生，也只有在像梁漱溟这样传统色彩十分浓厚的固执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身上才可能发生。至于胡风，在旧中国为进步文化的创造和传播孜孜奋斗，而在社会主义文化过渡时期陷入悲剧，这当中也有必然性，这就是文艺界在三十年代就形成的宗派主义，以及他的文艺思想过于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和他本人不乏固执的独立个性。
凡此等等，也只有在文化转型期才会出现；凡此等等，也就成为了文化改造的重要焦点。
3、文化改造的是与非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思想标准和诠释时尚追求的信念体系。它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以及与其相关的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因此，人们一般把它叫着国家意识形态。在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过去的信念体系自然无法承载一个新的国家意识形态，难以满足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在思想文化上来一次或大或小的整合，诚为历史的必然。推进社会主义文化过渡，事实上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文化改造的五个步骤，不仅普遍涉及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同时也极大地触动了哲学、政治、历史、文艺、教育等知识界、文化界的各个领域；既有对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倾向的现实表现的批判，也有对其历史源流的清算；既普遍波及党外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也触动甚至处理了一些党内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如被指责为压制"小人物"的冯雪峰等)。在毛泽东看来，不对旧有的思想倾向进行改造和批判，不对文化现状进行改革，就会影响和阻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兴起，甚至会影响和阻碍当时在政治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是毛泽东看重文化改造的基本注脚。
文化改造的对象，基本上囊括了五四以来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化选择。概括地说可分属三类：一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价值观，即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电影《武训传》和梁漱溟)；一是欧美派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以及自由主义文化观(胡适)；一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化观(胡风)。尽管他们在历史上都曾程度不同地属于进步文化阵营，但在毛泽东看来，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它们已经绝然不属于先进文化的行列了。
文化改造基本上实现了文化上的重新整合。其重要标志，就是此前为许多人奉行的文化学术倾向从此失去舞台，噤若寒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涌现出来的许多文化名人，也开始失落了权威；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所有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则被明确地树立了起来。由此发生两个鲜明的变化。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工具理性，作为分析社会的客观的方法论，在文化学术领域得到普及，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论，唯心论，自然辩证法等基本概念被广泛地用于文化学术之中，人文学科研究和学校教育的内容，文学艺术创作的主题选择和人物塑造，社会风俗和人们的日常用语等等，都和以前有了迥然的区别。第二个变化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中国社会意识的整合，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了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信仰。这两个变化，使此前就提出并包含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在新中国成为了现实。
但是，文化改造中体现出来的认识误区也是明显的。五四以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推崇一些枝枝节节的改良行为。怎样看待他们的选择？胡绳有一个看法：中间势力在文化学术上的表现，就是他们搞的社会学、政治学，就事论事，"认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解决，就能实现良性循环，改变整个社会，不从根本上触动旧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反帝反封建，这样怎么能解决中国问题呢？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很自然地认为它没有用处，加以否定。解放后，根本制度问题解决了，这时候倒是需要研究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方法、经验，社会学就派上了用场，再否定它就不对了。"
由此推论，不光是中间派的政治学、社会学如此，五四以后的诸多文化选择以及在这些选择中创造的文化成果，是不是都应该全盘否定，都应该把它们作为旧时代的东西抛弃掉，而里面就没有合理的东西值得社会主义文化借鉴和吸收？是不是只有延安文化才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源头，而此外的一切都必须重头再来？从思想方法上来讲，是不是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文化都一定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即使是唯心论色彩的东西，也是不是一定都是十分反动的？这些，大体都是文化改造中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文化建设上过于追求一个"纯"字，这同经济改造过于追求一个"公"字倒有些相似。
以政治批判方式来推进文化改造，所引出的教训就更深刻了。把文化领域当作十分敏感的政治斗争领域，对学术文化成果作绝对的阶级分类，便很难做到公允、客观和全面，并且在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当中造成一种普遍的紧张气氛，这种气氛在把胡风等人打成"反革命集团"时，达到了高潮。这些，显然都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和繁荣。因此，文化改造，固然给人们带来了重整"文化河山"的喜悦，但也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初创了一条充满风雨的实践模式，并丢失了许多必要的文化资源。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毛泽东看来，经济改造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文化改造的结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化会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他后来依然从阶级对立来看待思想文化差异的理念不断得到强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他对知识分子(无论新旧)在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突出作用，做出充分的估计。
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构想
1、来龙：“应有的”文化同“已有的”资源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文化过渡结束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仍然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过程。各种探索所面临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怎样看待“已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同"应有的"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能不能科学地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同能不能对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古今关系、中西关系进行一次有气度的宏观组合，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东西文化之外另辟新路，是五四以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共识。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其社会属性来说，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在文化属性上，也不好说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也即是资本主义文化孕育出来的，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则又是"中国化"的结果，所谓"中国化"，又不是对中国传统的复归。这种跳出东西方窠臼的文化独创，确实管用，一直被毛泽东引为骄傲。1949年开国时刻，我们在他的笔下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文化上的自豪感，跃然纸上。
当然，这种既超越中国封建传统，又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文化，主要是指学会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人的精神由被动变为了主动。所谓“学会”，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运用和发展；所谓超越，也只是“就其精神方面来说”的，而不是说已经全面地超越。
社会主义文化对“已有的”其他文化，从精神超越到全面超越，是一个更为艰苦的探索过程，是从革命年代“学会”马克思主义到建设年代“学会”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从革命年代注重"破"到建设年代注重"立"的转变过程。一般说来，"立"和"破"的心态气度是不完全一样的。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文化改造虽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理论指导并不能代替具体建设。思考的触角一旦伸向各个文化领域的建设实践，传统和西方“已有的”文化成果，也就成为不可回避的资源了。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的议论很多。这里只举他的两个基本看法。
一个体现在他1958年8月在中宣部长陆定一的长篇文章《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加写的一段文字当中。他从中国教育史角度，疏理了一下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人民性"的一些代表人物及其主张。这当中，有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以及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等等。毛泽东认为，"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也就是说，在发展社会主义教育学方面，这些人物的思想主张，是可以吸收的文化资源。而实际上，这些传统文化人物及其思想，已远远超越教育领域，包括了哲学、政治学、道德、文学各个方面。
再一个看法，就是社会主义吸收上述传统文化资源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在1960年12月24日的一个谈话中，他提出如下的分析方法：(1)封建时代产生的文化，既有封建主义的东西，也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因此要把二者区别开来。(2)即使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3)封建时代产生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许多民间作品也多少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传统文化经过如此的分析和剥离，一个充分利用文化遗产的基本主张便凸现出来了：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再看一下毛泽东有关中西方文化关系的议论。
在理论上，毛泽东从来都提倡吸收外国文化成果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在50年代前期，他心目中的外国，主要还是指苏联。这与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战略上的"一边倒"选择，以及在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下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现实背景有关。为了克服人们在大规模向苏联学习时的某些抵触情绪和心理障碍，毛泽东曾专门列举了中国唐代和近代两次向外国学习先进经验和先进文化的高潮，说明向外国学习是如何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不过，他要表达的根本意思却是："我讲的古代和近代这两次学习外国，比较现在我们学习苏联的规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效用，那是要差得远的。"因此，"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然而，这一对外国文化的选择模式，在1956年开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里使用的三个"一切"的说法，显然是在处理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上一个非常有深意的重大转变。发生这个转变的认识前提，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中国前段时间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中，恰恰是"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在这种情况下，学习的视野自然要更加开放地投向非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学习有着"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的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文化。为此，毛泽东埋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这样做，"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这一新的学习思路，暗含着一个理论认识上的前提，即中西方文化的差别和高低问题。差别自不用说，而高低却因为涉及先进性问题，也就显得很复杂和敏感。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理解，不会有人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比我们的高。但毛泽东似乎有意突破这样的认识前提，明确提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我们的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诸如精耕细作之类，但是，他们"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因此，"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
这些判断，透露出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路：尽管我们具有马克思主义这一比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先进得多的指导思想，但是，在可操作的文化层面上，我们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因此不大胆地拿来是不行的。这就是“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是处理社会主义"应有的"文化同一切“已有的”文化的关系的核心准则。在今天看来，这个核心准则似乎没有特别需要去讨论的地方。但如果把它们放到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史上，放到当时的国际背景下面来衡量，其价值含量就不一样了。
自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思想体系诞生以来，如何对待非无产阶级文化成果，一直成为不断争论的问题。俄国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就宣称，"无产阶级是未来的创造者，不是过去的继承者"，因此要"把资产阶级文化作为一堆废物扔掉"。列宁曾反复对这一思潮进行了批判，说他们是"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去"臆造自己特殊的文化"。但是，到了30年代，由日丹洛夫主政意识形态后，苏联又重蹈覆辙，明确宣称：现在是"资产阶级文化腐朽和瓦解的时代"。据此，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文化，便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一思潮，在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依然盛行。这与斯大林晚年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想有关，也与当时的苏联走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前列的背景有关。
联系这些背景来看毛泽东关于“古今”和“中外”文化关系的论述，应该说在当时是很有胆识的。不过，他以从容开放的态度来谈“古今”和“中外”，主要集中在1956年到1957年的上半年。那是毛泽东对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理论思考最活跃，也是最有成果的时期。60年代以后，就鲜有这种思考和开放的态度了。而此后的思想文化领域，盛行的是1958年开始提出来的"兴无灭资"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倾向更是恶劣地发展到与“已有的”文化实行"彻底决裂"的地步，事实上也是重蹈了苏联早期"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覆辙。由此可见，处理“古今”和“中外”的文化关系，说起来固然不难，做起来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2、格局：从“双百”方针看社会主义文化的多样形态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他思考和实践先进文化的历程中，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尽管它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政策，但它对繁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存在格局，设计了一个最大可能的发展空间。对经历文化改造之后的知识界和文化界来说，有这样的空间格局，同没有这样的空间格局，情形是大不一样的。
50年代中期，胡风等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而被捕入狱时，文化界的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在沉重的心理压力下试图有创造性的文化活动，谈何容易。所以，毛泽东曾有个解释，说“双百”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言下之意，便是化解知识分子当时紧张和压抑的心态及情绪。当然，提出“双百”方针，还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争论有关。诸如遗传学界关于李森科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分歧，以及摩尔根学派受到压制的情况。历史学界则发生了郭沫若与范文澜关于古代史分期的争论。文艺领域中，关于编演旧戏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问题等等，也是众说纷纭。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根本转变，即由阶级斗争转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转到建设。在这些转变的关键时刻，就像在50年代前期推进文化改造的时候那样，毛泽东在文化建设上也感受到了一个强烈的落差，只不过这个落差同当初那个落差的性质完全不同。新的落差是：搞建设需要科学文化，但我们的科学文化人才资源却相当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各方面建设的需要；就是对这有限的人才资源，在许多干部那里还得不到信任，不能充分发挥他们应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长此以往，所谓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文化改造是为了解放文化生产力，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这当然不是无端之忧。当时有的干部就曾说出"不要他们(知识分子)也行"的话来，由此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不满。他在1956年1月20日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就针对"不要他们也不行"的议论，说是"很不聪明的话"，接下来提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你也行呀，没有他们(知识分子)就不行了。"这年8月6日的一次谈话，或许更直接和浅白地透露出毛泽东当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实际考虑。他说：中国有几百万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会没有戏看，没人画画，没人作曲，没人看病，没人从事科学艺术，没有报纸。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当中，共产党员只有一百万人，其余都是非共产党人。如果不团结他们，什么事都不好办。
“双百”方针的的实质，就是承认社会主义文化的多层和多样格局，不是一"花"一"家"的单调形态。所谓多层和多样，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观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政治底线，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抗日文化的"共同语言"，也呈现出抗日--民主--马列主义这样的梯层结构。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多层和多样的格局中，也有一个政治底线，也有一个呈梯层延伸的"共同语言"。 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有过非常明确的论述。他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只不过在他们中间，"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了解，如何对待，如何答复，还不大清楚"。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便可视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政治底线"。关于"共同语言"，毛泽东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可以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这三个层面，显然也是呈梯层延伸的。因此，"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允许他们的文化创造活动，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和文化发展的"。
毫无疑问，立足于"政治底线"和"共同语言"的“双百方针”，是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情感纽带，是允许和鼓励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文化形态自由发展的政策依据。只要有利于促进和体现社会的进步，就应该纳入先进文化的格局范围。
提出“双百方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从“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转向“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作为执政党，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大力倡导主流的东西，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先进文化，总是在同不那么先进、不那么正确的文化的比较、竞赛和争鸣中发展起来的，总是通过不断的文化实践来证明、丰富和完善的。因此，“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以政治批判方式来解决文化学术分歧，则更为不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
但是，在党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这样一种自信、开放和宽容的文化气度。他们对“双百”方针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总是忧虑重重。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发表的陈其通等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就代表了这种倾向。于是，在一段时间里，他反复说到，这篇文章是教条主义地看问题。毛泽东甚至还有个估计，"地委书记、地区专员以上的干部约一万多人，其中是否有一千人是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都很难说，其余十分之九还是不赞成的"。
为了排解这些阻碍，毛泽东在1957年春天几乎逢会就讲“双百”方针，下的决心是很大的。在推行和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上，体现出了力排众议的努力和真诚。
所谓“力排众议”之“众”，也包括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同意见。当时，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双百”方针是明显表示怀疑的。1957年4、5月间，苏联领导人伏洛希罗夫来华访问，就专门问起中国“双百”方针问题，毛泽东对他作了解释。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特别记述了他自己和毛泽东谈“双百”方针的情况，当然，他是不同意的。与此同时，中国驻东欧国家的一些使馆人员，发回来过一些当地不赞成“双百”方针的情况的报告，毛泽东也都阅示过。1958年7月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中，毛泽东还明确把苏联不满意中国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双百”方针，作为中苏分歧的一个例子。一年后，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依然说到，对中国实行的“双百”方针等政策，“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但我们要在这些问题上“向全世界作战”。如此等等，既可看出“双百”方针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引起的巨大反响，也不难体会到它的独特价值。
不过，在毛泽东晚年的文化探索中，比较明显地存在着理性认知和实践操作相脱节的问题。关于“双百方针”，他确实下决心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基本方针固定下来，即使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也没有在认识上否定这一方针。他本人所接触到的一些文化官司，也基本上能本着这个原则来处理，来表态。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随着注意力的转移，随着整个社会越来越热心地依靠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来解决文化问题，“双百”方针这个搭造社会主义文化格局的非常好的政策，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贯彻，事实上名存实亡，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文化压制。
3、去脉：“文化的现代化”和“文化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谈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目标时，总是把经济和文化相提并论。他当时使用最频繁的表述有：“改变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面貌”，“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等等。八大确立的政治路线，在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上，也说是“人民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列举这些在人们看来无比寻常的表述方式，是想说明，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始阶段，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是包括物质经济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的社会全面进步。
不过，当从生产力角度来概括国家建设目标时，50年代前期经常使用的概念则是“工业化”。“工业化”这个概念，传达着当时人们对近代以来中国追求的“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理解。这个理解，在周恩来195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之后，得到了扩展和深化。这“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在1956年还写进了八大通过的新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现代化问题写进自己的党章，并赋予了明确具体的内涵。
由以上疏理可知，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现代化建设，在当时是分开来讲的。前者包括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后者则限于生产力及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
但在这之后，毛泽东很快就对“现代化”问题作了新的理解和发挥，并把科学文化也引入到现代化的内涵之中。
从目前知道的材料来看，他最早提出文化科学现代化问题，是1956年10月6日接见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的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强调，中国“在现代化方面很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现在还不过刚开始”。这时，八大才刚刚闭幕9天，不知他是不是对党章写进的现代化内容有所保留，但至少是觉得不应该仅仅从国民经济发展角度来考虑现代化问题。
在这以后，毛泽东至少有四次重申他的科学文化现代化的主张，包括：1957年2月27日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3月12日的《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60年3月18日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的谈话。
显然，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提出“科学文化现代化”不是偶然一闪的思考。把科学文化列入现代化之中，表明他是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格局中来思考现代化内涵的，即现代化应该体现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应该贯穿到物质、经济和精神、文化两大方面。应该说，这是对长期以来中国人追寻的现代化主题的一个比较科学的概括和典型的浓缩。在现代化目标中，只包容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而缺失文化内涵，忽略人的全面发展，不注重人文环境的改善和社会精神面貌的进步，无疑是一条片面的现代化之路。
"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涵的一种昭示，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去脉"的一个昭示。毛泽东虽然没有对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内涵再作进一步解释和说明，但他使用近代以来无论持什么信仰的人，都乐于谈论的“现代化”这个概念，来定义科学文化的进步方向，对知识界和文化界来说，无疑有着广泛的感召力。它所针对的，是比较落后，比较保守，不那么科学，不那么文明，从而也不那么先进的文化现实。
需要现代化的科学文化的内容，包括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当科学作为学术理论、知识载体、研究活动存在的时候，自然也属于大文化的范畴)，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社会风俗习惯的改善，以及铸造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同今天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相通的。
不过，目前还没有查到毛泽东使用“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概念的文献，他当时最经常使用的是“文化革命”。
从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论著来看，他较早地也是最集中地使用“文化革命”这个概念，是《新民主主义论》，一共使用了15次。其含义是指通过先进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以实现文化领域从旧到新的变革。在1956年前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又一次比较多地使用“文化革命”这个概念，其含义虽然同此前差不太多，但明显是淡化了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属性，有了更明确的时代要求，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所要实现的整个意识形态的所谓"革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举例来说，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讲：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学，革愚蠢无知的命，1957年3月在南方又说，从革命转到建设，就是“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有“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消除文盲”之类的表述。
从此后毛泽东关注和倡导的文化实践看来，可以纳入“文化革命”范围的，有让人民群众讲哲学、读哲学、用哲学；有普及科学知识，大搞技术革新；有学习雷锋等英雄模范人物，以提升人们的道德和精神境界；有移风易俗，破除迷信；有讲究卫生，改善生活环境；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有京剧革命，编演现代戏等等方面的倡导和推动。当然，毛泽东也总是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强调文学艺术及时地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强调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落后因素和修正主义文化思潮的侵袭，强调从社会上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树立人们的正确思想等。这些，无疑都属于通过“文化革命”来发展先进文化，以实现"科学文化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但是，在1963年前后，"科学文化的现代化"这个提法便在毛泽东的视野中，在"四个现代化"的表述中消失了。到1964年底的三届人大，代之而起的是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科学留下了，文化没有了。留下科学并扩展到技术，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科技与生产力的关系，认识已经非常明确。毛泽东在1963年12月就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但新的四个现代化战略构想的基本格局，却无疑折断了体现社会进步的两翼中的一翼，即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的现代化。
文化问题从现代化战略内容中的消失，同时也带来了“文化革命”内涵的变化。
一般说来，毛泽东既已形成的看法，特别是关系到目标战略的看法，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为什么出现这个变化，毛泽东没有解释过。如果联系到他在60年代中期对文化现状的不满，似乎也好理解。到1964年底召开三届人大的时候，在他看来，文化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已经陷入了需要重点批判的境地了。此前，他已经作出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文化部门，"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而不热心于社会主义的艺术，以至"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为了改变这种现状，紧接着还成立了一个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这时的“文化革命”，的的确确不是去"革没有文化的命，革愚昧无知的命"了，而是要对文化学术领域的各种"错误思想潮"进行批判。
也正是在1964年前后，文化学术领域的批判一浪引出一浪，文艺上批“人性论”观点，批"鬼戏"现象，哲学上批杨献珍的“合二为一”，史学上批翦伯赞的“让步政策”，经济学上批孙冶方的商品经济主张等等。与此同时，在农村，紧锣密鼓地开展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上，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论战也达到高潮。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设计现代化战略时不提文化，显然不是对它的忽略或轻视，恰恰相反，而是看得太重。也就是说，当时毛泽东对文化问题的专注，已经更多地投向了意识形态领域，把它当作阶级斗争的重大战场，和最终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的突破口。如此，自然没有太多的必要把文化问题同国民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战略混在一起了。反过来，从现代化方向中被剥离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其发展“去脉”，也就陷入了迷误。
五、毛泽东思考和实践先进文化的意义及得失
1、推进文化转型的五个贡献
经过苏区文化、抗日文化、延安文化，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过渡和改造，进而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来龙"、"格局"和"去脉"的构想和实施，典型地体现了五四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先进文化的探索历程和前进轨迹。通过这一轨迹的疏理，我们可以从总体上对毛泽东的文化探索的价值和意义，作一些判断。
判断的参照系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有一种宏观的视野，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所作出的选择和创造，怎样推进了五四以后中国文化的转型。
所谓文化转型，就是真正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为中国文化铸就起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
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其演变方式有两个特点异常鲜明。第一个，是学术界常常谈到的，其终极价值"是在'过去'，人们只有回头看，才能找到自己的'家'。而'路'，便是把现实的生活向遥远古代的回归的反思过程。所以，可以说中国文化按其对终极价值的追求来看，是一种'趋古文化'"。我觉得这个比喻是很有意思的。据此可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所谓创新，为什么常常是在引经据典中，表现为对古代典籍和历史故事作出符合自己愿望的尽量圆满的解释和发挥。直到近代的康有为，也要写出《孔子改制考》这样的书来为其变法维新张目。这种"早已有之"的文化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托古改制"的文化变迁模式。
与这一变迁模式相关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国传统中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高度隔离，并始终以前者为主流，为价值核心，从而使文化流变总是在士大夫范围内精雕细琢，逡巡往复，缺少开阔而鲜活的精神资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树立崭新的价值核心显得格外艰难的一个原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常常在某些吸收、整合后，很少发生革命性的突破和转变的一个原因。儒家思想经不断地解释，历两千多年而不衰；一代一代的农民起义，不是被镇压，就是走向封建王朝的旧路，便是明证。
打破这种文化发展模式，是近代以来民族危亡迫在眼前后才不得不开始的。经历80年的探索，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实现了质的飞跃。这场运动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辉煌起点，知识分子们在这个起点作出的诸多新的选择，开辟了中国新型文化发展的广阔空间。而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选择，在同其他选择的比较和竞争中，由于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终蔚为大观，在规模浩大的文化整合中，实现了历史性的文化转型。
毛泽东的文化探索，典型地浓缩了这一文化转型的内涵和成果。具体表现为：
第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灵魂：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而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政治命题，也是一个思想路线和哲学上的世界观的命题，当然，它还是一个文化命题。正是在围绕这一命题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中国先进分子自己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制定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来整合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和成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国文化转型的灵魂。这一灵魂释放出来的最根本的能量，就是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即毛泽东说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正是在有了主动精神之后，使中国社会追逐和创造先进文化获得了科学思维和心理动力，体现出求实和创新的民族精神的新气象，从而才有了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和后来的中国特色的改革理论和实践，最终，在中国构建起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的思想文化体系。此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转变，还为在政治层面上解决本土文化同外来文化的关系树立了典范。
第二，通过牢牢地树立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改变了中国传统"早已有之"的文化思维方式和"托古改制"的文化变迁模式。
在理论认识上承认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在实践创造中，就必然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来面对不断发展的经济和政治现状。反映了新的经济和政治需要的文化，就是把握住和体现了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能够把握并自觉地去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会努力去廓清人们"往后看"的思维方式，扫除人们接受新生事物的思想障碍，树立一种"往前看"的文化精神。正是通过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在这些方面的种种努力，一种新的发展观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共识：无论是物质文明的创造还是精神文明的创造，总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不那么文明到高度文明的进步过程，而社会每前进一步，都是在与传统的习惯势力和落后陈腐观念的斗争中取得的。
第三，确立了文化建设的实践性品格。文化转型不仅仅是思想意识领域，更不是理论口号上的事情，它不能离开经济基础(物质层面)和上层建筑(制度层面)的变化而单独实现，同时，还必须通过人的精神的提高和鼓舞来体现新型文化的先进性。
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革的实践中来推进文化转型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当时流行的众多主义和思潮中，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性品格。在此之前，他一度倾心的一些思潮，诸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就是因为"在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的"，就被他放弃了。这种以能否做得到，能否服务于实践的文化功能诉求，在毛泽东后来的探索中得到了更为透彻的阐述。他的名著《实践论》便宣称："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倒是浓厚地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理性精神。
五四以后，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深入展开，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明显地从价值层面(理论层面)向政治层面和社会改造层面延伸，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转变为"做"。正是在具体的"做"的探索中，毛泽东不仅常常从战略上提出一些文化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提出一些基本的文化理念，提出繁荣和发展先进文化的一些基本原则，同时，也从宏观上把握着文化领域的现状，指导着现实文化运动的进行，还经常在微观上和人们探讨一些文化问题的细微末节，提出一些具体的文化观点。与此同时，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毛泽东都特别看重文化建设对现实实践的促进作用，看重它对人们的精神面貌的鼓舞作用，一般不是就文化谈文化，就理论谈理论，从而避免了文化转型的形式主义"泡沫化"，进而使先进文化的建设总是体现着沉甸甸的历史含量。这些，都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转型，使先进文化呈现出应该具有的多样而具体的形态，并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第四，毛泽东一生追求文化的大众化品格，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等级制关系，打破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即雅与俗、上层与下层、尊与卑之间的樊篱。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建设不应该只是知识分子的事情，不应该只是个人的事情。他的理想是让文化建设真正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成为集体主义精神价值的载体。文化的创造和建设，无论思想品质还是形式风格，都以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指向。这一指向改变了中国传统中总是由少数人垄断文化的事实，改变了文化发展总是在小范围内整合往复的格局。这一指向，还是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普遍得以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的文化大众化理想，在晚年尤甚，常常是溢于言表，甚至升华成了一种反复申明的文化观、文化史观。他给人们讲《西厢记》的故事，就说丫环红娘的学问要比尊贵的相国夫人强；在饱读诗书的张生无可奈何的时候，反而是普救寺里那位见义勇为的杂役僧惠明自愿杀出去送信才解了围，可见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因此，要破除迷信，不要怕权威，不要怕教授，最有文化创造力和发明智慧的，就是年轻人、贫贱者、被压迫者、文化低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因为他们“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面对现状和未来，毛泽东热切地呼吁：“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为此，1957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题为《要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的社论。应该说，"工农知识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社会文化进步的一个必要的标志，但如果认为只有文化知识较少、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才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也就走向了极端，成为妨碍文化进步的一个可圈可点的误区了。
第五，根据中国文化转型的具体时空条件，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提出的一些符合文化演变规律的基本理论和原则，也为今天倡导和创造先进文化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
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可以说是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对五四以后在中国新文化方向问题上各种思潮流派之间长期争论所作的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它虽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可是它的意义却不止是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而是远远超越了这个范围"。1949年9月，作为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用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对新中国的文化方向作了明确规定。在2001年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中，也依然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要求。毛泽东的文化探索成果并不只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其他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及推陈出新等等，都是今天依然要贯彻和发扬的文化方针和政策。但是，正像前面谈到的那样，有些好的方针政策被毛泽东提出后，在其晚年却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当中去。
2、留下三个迷误课题
理论认知和实践操作的脱节，实践操作对理论认知的否定，应该说是毛泽东晚年文化探索中的一个显著的缺陷。当然，就是在理论认知上，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和主观偏见的影响，毛泽东对一些重要问题也没有解决好，从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构建和发展方面，留下了让后人遗憾的迷误课题。从宏观角度，我们可以理出以下三条。
第一，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不久，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探索实践，在思想理论形态上，开始陷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和斗争的思维框架；在社会形态上，开始陷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和斗争的思维框架；再往后，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估计上，又开始陷入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对立和斗争的思维框架。
这些挥之不去的思维框架，限制了先进文化创造的诸多可能的空间，使先进文化的探索被逼进一条似乎总是布满险恶和危机的峡谷。于是，在毛泽东晚年，总觉得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掉进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意识的重重包围之中，由此产生一种紧张的“文化突围”心态。“文化突围”往往就是“文化偏至”的前奏，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便是如此，诸如“打倒孔家店”，扫除“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以及不看、至少少看传统书籍等等。就毛泽东晚年来说，在“文化突围”中，越来越承受更大、更紧迫的心理压力，这就是使他发动要从根本上解决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命运前途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成为可能。
第二，作为文化创造的主要力量的知识分子，是困扰毛泽东的文化探索并且没有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新中国一成立，就面临着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问题。1949年10月11日，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邀请文化教育界人士商谈组织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时，便提出劳心、劳力者都是工人阶级，凡是靠工薪换取生活资料的都可以加入工会。根据这个提法，李立三10月30日在成立北京教育工会的会议上，也宣布：“凡是靠工资薪水作为生活来源的劳动者，不管是体力劳动者也好或脑力劳动者也好，都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并认为，不能以意识形态、世界观或政治态度为依据，来划分阶级。但是，这种提法在中央正式文件里并没有出现。随着文化改造的进程，知识分子事实上被划入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范畴，由此，才有1956年中央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说法。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之后，事实上又改变了这个论断。1958年3月，知识分子被划入“两个剥削阶级”之中，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1962年初的广州会议期间，周恩来、陈毅等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提出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说法，但在中央还是引起了争论。据胡乔木回忆，当时，“党中央面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做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个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于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始终是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难以回避的一个基本的“文化事实”。在毛泽东看来，凡在新中国成立前进过学校读过书的人，接受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而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属于工农的知识分子，也就总是处于被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地位。他们在文化领域特别是人文科学领域的创造性成果，作为系统的理论形态，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事实上也处于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尴尬境地。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期望，也就转而过重地寄托到文化和知识水平相对较少的人的身上。诸如提出知识少的人打败知识多的人，文化低的人打败文化高的人，以及倡导过于重实践而轻知识的“教育革命”，废除高考制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由于对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文化缺少必要的尊重，还使文化知识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受到比较普遍的怀疑，进而对知识分子产生不同程度的轻蔑和歧视心态。老报人徐铸成就回忆说："我还记得1957年反右之初，当时的‘柯老’(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引者注)曾找我谈话，最精彩的一段话我牢牢记得。他说：知识分子的习性，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懒于深刻检查自己，问题成堆就难挽救；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忘乎所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是被矮化，成为排在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派后面的“臭老九”，受到歧视。
第三，毛泽东晚年，在努力推进中国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主观上反传统、客观上却不自觉地具有回归传统的倾向这一深刻矛盾；在张扬反传统的文化氛围，克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可能带来消极影响的时候，则没有能够解决好如何使人类的文化财富不至于失落的问题。这事实上是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选择上的两个悲剧性的内在冲突。
先说前一个冲突。走出传统文化的藩篱，创造新型文化，是毛泽东文化心路的基本脉向。但是，作为与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农民在价值情感上具有强烈共鸣，而又一心致力于最广泛地动员农民的政治家、革命家。要真正完成对传统文化和农民理想的超越和扬弃，无疑要比与资本主义文化有较为深刻的联系的近代知识分子要困难得多。这一局限使毛泽东的文化心路充满曲折。在文化观念上，毛泽东习惯于把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地主文化和农民文化，或者是封建文化与民主文化。对于前者，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对于后者则肯定多于否定。一旦他把农民文化抽象地理解为受压迫者的文化，事实上就很难对这一文化中那些人们司空见惯而又蕴含着狭隘、落后的小生产意识的内容展开无情的批判。以粗线条的阶级斗争理论来界定、评说文化，必然导致对地主文化与农民文化的共生关系的忽略，导致对农民文化所积淀的封建主义的毒素和小生产者的落后意识的估计不足。政治立场上对农民的同情与肯定，多少使毛泽东丧失了对农民文化落后性一面的警觉，小看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并使自己也不自觉地浸染其间。特别是在晚年，他执著于超越一切旧文化、创造前所未有的新型文化，即纯粹的无产阶级化的新生事物，但想要建构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则浸润着中外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空想主义色彩。具体做法上，如经济上粗陋的平均主义，政治上的缺乏民主，意识上的现代迷信，在相当程度上也深深地刻着中国传统的印记。一个以超越传统为精神使命的文化先行者，最终受缚于传统而不自觉，这正是毛泽东的文化悲剧之所在。
再说第二个冲突。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并且在认识上始终没有退回去过。但是，在对待“已有的”文化形态上，他本人的选择和政策推行之间却有着明显的落差。他一生都比较注重对中国传统智慧的汲取和发挥，即使在倡导与传统"决裂"的晚年，他也坚持孜孜不倦地阅读古籍，并在决策中经常借用一些传统术语和概念进行思维和表达。如1958年，以东汉末年割据汉中的张鲁推行的五斗米道的做法，来提示人民公社体制的"社会主义作风"；70年代初，把朱元璋的谋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改造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提示在世界冷战格局背景下中国的战略选择，等等。可在整个社会的文化实践中，他倡导得更多的却是批判多于利用。在对待西方文化成果上更是这样。对其中属于科学技术的大部分，吸收过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则往往贴上"资产阶级文化"的标签受到拒绝和批判。在一段时间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甚至被渲染得比封建主义的东西更为可怕。他过于担心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的文化意识对中国施加不利影响。这种担心不断强化的结果，就是实际上搁置正确处理“已有的”文化和"应有的"文化的关系的科学原则，并在它们之间划出一道鸿沟，试图在"决裂"中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发展为“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横扫封、资、修"的"反文化"运动。
3、毛泽东以后：先进文化建设的拓展和创新
在毛泽东以后，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沧桑巨变。
正像我们已经感受到的那样，毛泽东关于先进文化的探索，其贡献已遗惠于今天，其失误也警醒于当世。
在先进文化的前进过程中，常常有一些重要事件为它的发展开辟新的航道。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起点上爆发的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既为伟大的历史转折提供了一个精神前提，同时也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延安整风之后，又一个灿烂耀眼的历史契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动力，也是先进文化得以发展的动力。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创造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和灵魂。在新时期的文化建设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文化，事实上是三位一体的。正是伴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上进行的新探索、新创造，在理论上形成的新认识、新概括，中国共产党对先进文化的理解和要求，对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的方式和途径，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拓展和创新。
比如--
(1)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总思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不仅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视为凝聚全国人民的重要力量，还把它确立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理论政策上，明确了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
(2)根据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论述，确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并突出强调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强先进文化的感召力。
(3)把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定位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上面，从而要求文化精神产品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4)把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在提出"依法治国"之后，进一步提出“以德治国”，从而在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中，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做到“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把先进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思想道德规范”。
(5)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确立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不仅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掌握文化知识比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与此相关，提出“科教兴国”战略，鲜明地揭示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作用。
(6)更大度、更宽容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智慧，改变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态度，并在理论上提出“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先进文化，必须具有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这就基本上廓清了在对待“已有的”文化资源问题上的错误理论。
(7)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加大了中西方文化的沟通、理解和互补，增强了中国人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参与意识，并确立了一些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如人道主义，人权意识，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等。特别是改革的深化，极大地促进了全社会的人格精神和文化意识的现代化转变，增强了开拓创业意识、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等等。
(8)在贯彻“双百”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和"唱响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样的文化政策，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造展示出更多的空间。同时，还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提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衡量我们综合国力的一个标准。
(9)以营造社会进步精神空间和丰富人民群众健康有益的文化生活为着眼点，提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使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普遍展开。
(10)文化进步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化的科技含量大大增加，文化载体、传播媒体日益多样化，符合世界潮流的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等得到充分发展。
凡此等等，都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创造生机和发展天地。从这些变化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先进文化的建设思路和建设实践，要远比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开阔、更丰富、更具体、更现代了。发生这些变化，不是说“今是而昨非”，而恰恰表明，所谓先进文化，其天然的品质就是与时俱进，因此，探索者必需紧扣时代的脉搏来思考和实践。毛泽东那一代人如此，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如此。
当然，先进文化的内涵是不断发展的，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始终做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是一个需要永远探索的过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一切探索的目的，都是为了有利于“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这，便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精髓所在!
（来源：《党的文献》2002年第1、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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