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单纯意识形态偏好支配的传统研究路径的衰弱以及以客观历史性为导向的学术化研究趋向的增强，当代西方毛泽东研究也自然地从“一元中心论”发生了偏转，即由以毛泽东替代中国研究转向毛泽东时代中国历史、现实的研究。
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以及“冷战”状态的部分质变，上世纪末西方毛泽东研究不断强化了从“意识形态辩论”向“学术理路分析”转变的新趋向，催生了若干新的问题与研究趋向。其中，呈现出从“一元中心”向“多角边缘”的积极扩散。
纵观以往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叙事逻辑及其基本路径，明显呈现出“一元中心论”倾向。这里所谓的“中心”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方面，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毛泽东本人，“毛泽东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研究”的代名词。之所以产生这种“替代性”效应，一是由于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使得其主体性生命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成为国家、民族的替代性存在，并且能够直接造成个体形塑整体、个体影响整体发展的特殊效应；二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超凡魅力，他的性格、命运及其经历等个体性因素，对普罗大众乃至专业研究者都具有强大的“磁场”效应。而关于毛泽东本人微观层面的感性因素，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理解宏观层面中国社会及其发展的重要入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一书作者白鲁恂教授明确指出，毛泽东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社会走向具有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这种“一元中心论”还表现在毛泽东研究中的“政治中心论”。从最初史华慈提出的“毛主义”概念，到沃马克对客观政治与历史环境的阐释，再到韩博天、裴宜理等人阐释的毛泽东“无形之手”对当代中国“适应性治理”奠定的政治基础等都有所体现。
然而，无论是以“毛泽东研究”替代“中国研究”的叙事方式，还是“浓描”毛泽东政治肖像的“政治中心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特定意识形态偏好基础上生成的固定化路径。因此，伴随单纯意识形态偏好支配的传统研究路径的衰弱以及以客观历史性为导向的学术化研究趋向的增强，当代西方毛泽东研究也自然地从“一元中心论”发生了偏转，即由以毛泽东替代中国研究转向毛泽东时代中国历史、现实的研究，突破毛泽东单纯“人物研究”转向对“毛泽东问题”的探讨；突破毛泽东研究的“政治中心论”，转向对经济、社会、生态等传统“冷门”区域的积极扩散。
一方面，以毛泽东研究替代中国研究的传统路数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弊端，即对于下层民间社会生活的真实进程缺乏必要的关注，将中国社会发展史仅仅浓缩到由领袖所影响的政治史。因此，将毛泽东置于当代中国史、社会史的坐标之中加以具体性、长久性解读，成为当代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一个新趋向。其中，从党史研究向社会史研究的拓展，构成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显著特征。这从当前西方出版的大量关于毛泽东的新著之中便可以看出——许多著作的题目已不再是单独的毛泽东，而是毛泽东的时代，并且主要探讨毛泽东时代下中国社会、民众的历史。此外，因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便利条件，西方学者能够大量地掌握毛泽东时代中国基层社会的档案，这使得更加精细化的研究成为趋势。诸如，Jeremy Brown以城乡关系为研究对象，阐释了毛泽东时代政治、政策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揭示了毛泽东时代不同政治时期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影响；Ralph A. Thaxton等人从对毛泽东时代中国一个村庄的研究入手，展现了“大跃进”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及其后续开展的“反右运动”在中国最基层的真实情况。社会史视角切入的研究，深刻细致描绘了毛泽东时代政治政策对民间社会生活的形塑，通过对微观历史的研究深化了对宏观历史的理解（也包括对毛泽东的整体性理解），在对“小人物”生活的聚焦之中书写“大历史”。
另一方面，以往西方毛泽东研究存在的“政治中心论”倾向，过分强调对毛泽东政治肖像的描绘，削弱了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丰满性与整体性。随着毛泽东研究学术化步伐的不断深入推进，突破传统毛泽东研究“政治中心论”的限制，以更加宽阔的视域转向对经济、社会、生态等“边角”主题的发掘成为趋势。如伦敦大学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教授从肯定性意义上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作了集中阐释。他认为，毛泽东时代动员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农业工业化、机械化的发展路径并非是罗曼蒂克式幻想，而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模式。它不仅推动了1970年代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为1980年代的爆炸式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Chunjuan Nancy Wei等学者首次触及毛泽东时代科学技术及其当代遗产这一“冷门”领域。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致力于平等主义的“大众科学”，实现了科学从“象牙塔”之中的解放，为后毛泽东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造成了诸如科学人才“断层”等危机。这是西方毛泽东研究学者的研究视角。此外，还有学者开启了从生态视角解读毛泽东的新路径。如美国环境政治学教授Judith Shapiro认为，毛泽东时代“向自然开战”的号召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而诸如“反右运动”（批判马寅初和黄万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三线备战”等政治活动直接造成了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丰满程度。
当代西方毛泽东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理论成果，无疑为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发挥了强大的鞭策与激励作用。但是，每个国内毛泽东研究理论工作者都不可能允许“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国外”的理论尴尬（甚至可以说是理论悲剧）发生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因此，译介西方毛泽东研究最新理论成果、把握西方毛泽东研究最新趋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基于批判性吸收基础上实现最终的学术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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