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学者散文的“新崛起”

作者: 李云雷 来源:作者博客 2014-05-07

  1990年代初,“学者散文”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洪子诚2000年编选的《冷漠的证词》系1990年代学者散文的总结,共收录了40余位学者的散文,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选人本书中的散文,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对于时代的重要现象和话题的态度。……他们的写作,在总体上表现了一种‘问题意识’,表现了对我们身处的社会生活问题的敏感。”新世纪以来,学者的散文写作虽然不绝如缕,却并未构成突出的文学现象,但最近一些学者相继推出了长篇散文或散文集,如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李零的《鸟儿歌唱》、韩少功的《革命后记》等,这些作品虽然同样“表现了对我们身处的社会生活问题的敏感”,但又有一些新的特征,比如对散文文体的探索,对汉语表现力的锤炼与拓展,对重要思想命题的思辨,等等。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学者散文新的崛起,以下我将具体分析述三部作品,对这一现象做出探讨。

  刘禾:侦探小说与学术史

  刘禾是哥伦比亚大学人文讲座教授,她的著作主要有《跨语际实践》、《帝国的话语政治》等,在中美两国学界有着重要影响,但她最近推出的长篇散文《六个字母的解法》,却与她的学术著作极为不同,也迥异于一般散文的写法,可以说是一种另类写作的实践。刘禾在纳博科夫的自传中发现了一个名为Nesbit人物,此人是纳博科夫剑桥大学的同学,但纳博科夫在自传中所用的是化名,作者对这一人物究竟是谁十分好奇,于是追寻他的踪迹,她从美国到瑞士,到英国,到法国,从文学界到学术界,再到科学界,通过Nesbit这个人物,刘禾以跨语际实践的方式,为我们勾勒出了20世纪中、美、欧学术界一个隐秘的网络,其中有梁启超、徐志摩、萧乾,有伍尔夫、奥威尔、乔伊斯、普鲁斯特,有写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还有自然科学界的贝尔纳、沃丁顿,等等。在作品中,这些人物的命运相互交织,而又汇聚到一个点上——那就是纳博科夫的Nesbit,作者以这位神秘的人物为中心,为我们展开了一个丰富宽广的世界。

  有意思的是,在写法上,作者借鉴了侦探小说的技巧,围绕“Nesbit是谁”这个谜团,一步步推进,不断地假设,不断地求证,遇到障碍时或者排除,或者以迂回曲折的方式绕道而行,在阅读时让人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但是作者在这里所展示的,也是一个学术求索的过程,与学术著作只是将论证与结论呈现出来不同,在这部作品中,刘禾也将学者的生活——到国外访学、去图书馆查阅资料、与朋友交流时发现线索等——纳入笔端,也将一位学者问题意识的萌发、探索方向的变化等很少写入著作的思维过程表现了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部长篇散文既是一部游记,也是一部学术史,还是一部学术侦探小说,作者打破了不同体裁的限制,融合了各种体裁的特点,以独特的笔法创造了一种新文体。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写作这样一本书?我想在这里,蕴含着作者对历史的深刻理解,“我一直以为,因果关系是我们人为地建立起来的分析模式,而由偶然性和时间脉络构成的意外交叉,则大不同,它也许更像气候,更像地球的生态,那里面的因缘脉络无比庞大何复杂,如同科学家所说的蝴蝶效应,这一类的复杂系统究竟如何运行运作,是我们凡人难以把握的。”而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深入到偶然性与“意外交叉”之处,还原了时间脉络上的“真相”,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动态世界。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动态世界是由丰富的细节构成的,作者旅途的一处风景,小说中的某个片段,传记中的一句话,烟斗,文字游戏,种种这些,再加上作者深入细腻的文本分析,便构成了一个生动有趣,而又引人深思的世界。

  李零:“通透”的思想与文字

  《鸟儿歌唱》收录了李零2008年以来的思想随笔。开篇就是解读奥威尔《动物农场》的三篇文章。奥威尔是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影响很大的作家,他的《1984》、《动物农场》在中国知识界广为流行,但又似是而非,在不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1984》、《动物农场》是批判极权主义体制的,而这里的极权主义体制又是指苏联、中国等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在他们的眼中,奥威尔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自由斗士,因而受到他们的追捧。李零通过细致的考察,破解了知识界流行的这一偏见,他指出,“苏联和前东欧,还有咱们中国,大家初读此书,都很震憾。很多人都问自己:他怎么比我们还理解我们。正因为有强烈共鸣,读者很容易相信,甚至比西方读者更容易相信,这是一部反苏反共的右翼作品。但他们读错了,不管有意无意,他们只是读出了他们想听的东西,而不是奥威尔想说的东西。”

  这只是李零解读的开端。在第一篇文章中,李零主要介绍和分析了《动物农场》的译名、角色和故事梗概,他旁征博引,以考证的功夫推测作者的原意,认为英文书名Animai Farm以傅惟慈的译名“动物农场”为最好,他又以索隐的方式,将小说中的角色与现实中的所指一一对应。在第二篇中,李零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奥威尔所批判的究竟是什么,他的立场站在哪里?他指出,“奥威尔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在他的价值体系中,自由和民主压倒了一切。……他是个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他并不是批哪个国家,而是批这个世界”。在第三篇中,李零从一个更广阔的思想和历史视野,探讨奥威尔所批判的极权主义是什么。他从区分“好词”和“坏词”入手,层层剥笋,从历史到现实,从西方到东方,细致地梳理了民主与专制、专制与封建,以及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绝对主义的不同,他指出,“极权主义是典型的西方话语。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大局已定,所有国家,站队画线,壁垒分明,维持的叫民主国家,反对的叫极权国家(现在指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国家(现在多以恐怖主义称之)……这种划分很霸道。可惜的是,奥威尔无法区别于上述话语。”这三篇文章层层递进,从讨论《动物农场》到讨论奥威尔,再到讨论革命,李零从小处入手,步步深入,深刻地回应了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思想命题。在写法上,他将义理、考证、辞章融为一体,将思想史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结合在一起,切中肯綮而又明白如话,显示了李零世事洞明之后的通透与执著。

  在《环球同此凉热——我的中国观与美国观》中,李零以简明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他对中、美两国历史与现实的看法,而在《历史就在你脚下——讲给北大中文系新生的故事》中,李零洋洋洒洒,讲北大的景观与历史,讲北大与中国革命的渊源,深入分析了革命的内在逻辑。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零擅长捕捉最具症候性的时代命题,以自己的学术积累与人生经验为根底,层层深入,在对知识与思想的清理过程中阐明自己的立场,而这可以说是他对社会发言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李零作为一个学问大家,其专业领域在“三古”(考古、古文献、古文字),他的专业著作《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以及解读孔子、老子、孙子等经典的著作在学界内外有着极大的影响,而《花间一壶酒》、《何枝可依》、《放虎归山》以及《鸟儿歌唱》等,则是李零在专业领域之外的随笔,是他的读书心得或对社会现象的思考。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鸟儿歌唱》中可以看到作者丰厚的学术积淀,但这些却又只是隐含的背景,李零的侧重点不在于学术问题的探讨,而在于对当代社会与文化现象发言。他的发言中不仅有学术的根基,也融入了自己60多年丰富的人生阅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零的一个特点,无论是学术还是人生,以及他的文字表达,都极为“通透”。正因为“通”,所以才“透”,因为想明白了,才能够以大白话式的语言表述出来。李零的文字不纠结,不繁复,直抵事物的根本,简洁,清晰,明白如话,这正是其“通透”之处。李零文字上的“通透”,是以学问与人生的“通透”为根基的。李零的通透与执著是一体的两面,正因为“通透”,所以才“执著”,因为历经沧桑、洞明世事、参透学问,所以才坚持自己的路,可以说“通透”之后的执著,才是真通透,才是真执著。

  韩少功:纠结与复杂的思辨

  韩少功的散文颇具学术性与理论性,我们也可以将他视为一位学者。韩少功的《革命后记》,与李零的《鸟儿歌唱》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革命后记》谈的主要是“文革”这一冷藏的话题,充满了内心的纠结与复杂的思辨。韩少功在此书的写作中有三个特点,一是他将个人的文革体验带入其中,从个人经验出发去触摸大的历史事件;二是他参考或借鉴了海内外文革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包括最新的前沿研究;三是韩少功结合自己“文革”之后的人生经验与省察,试图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综合,对文革的内在逻辑及其动力机制做出自己的分析。作者从诸多现象中抽绎出了一些理论命题,如“圣徒化”、“警察化”、“乌托邦的有效期”、“结构性危机”、“利益理性与博弈规则”等,这些命题从不同层面切入了文革的肌理,让我们看到了其内在动力。需要指出的是,韩少功在这里没有将文革作为一个非理性的产物,而是试图进入其内部,从革命、人性在特定境遇中的变异入手,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错位与互动切入,分析不同群体的诉求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冲撞,从而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其作出更为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并不是站在外部简单地加以批判,他将自己也放了进去——个人经验既是他反思的对象,也是他反思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理解《革命后记》文体的形成,作者试图在不同时代的自我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统一性,也试图在更高层面上把握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及其内在转折,如此内心的纠结便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面向: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等等。这些复杂的纠结既展现了作者所面对问题的重大,也显示出了作者态度的真诚——他将内在自我的矛盾与复杂的思辨过程也呈现在了读者面前,作者试图以理性的方式面对个人与中国的过去,直面内心的纠结与纠缠。革命“意味着朴素的生活,单纯的心灵,奔赴乡村和边疆的热情万丈,日日夜夜为国家为人类的艰苦建设”,“当然也意味着我的父亲,一位曾在解放军214师记过大功的英模,一位在省教育厅等机构受奖无数的干部,在‘文革’的红海洋中突然消失……”可以想见韩少功的写作是并不轻松的,而是如鲁迅先生所言“抉心自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惟其如此,正可以看出这本书的价值。

  此书不仅是面向过去的,也是面向将来的,作者在最后讨论的问题“民主能否带来公平?”“革命能否带来公平?”“平等是否还重要?”,是站在当前对未来的思考,也是站在中国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民主、公平、平等可以说是人类500年来的价值追求,也构成了当代政治理论的基石,韩少功的思考从个人的体验出发,抵达了对未来世界的整体性思考。在写作形式上,韩少功围绕着一个个命题,将个人经验、理论思考以及相关的材料融为一体,在理论与经验的缝隙中探寻历史与人性的真相,而诸多命题之间又相互勾连,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思考,文章行文参差,有如风行水上,自然而又有韵味,耐人思考。

  以上三部长篇散文或散文集,让我们看到了学者散文对当前重大精神与现实问题的回应与思考,在文体上他们也都各有特色,可以说刘禾、李零、韩少功展开了不同角度的探索,刘禾侦探小说式的学术史写作,李零对当代汉语的锤炼与口语化表达,韩少功的内心纠结与复杂思辨,都拓展了散文这一文体表达的可能性,展现了当代汉语的思想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学者散文的新崛起是当前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值得我们从多方面加以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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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
李云雷
《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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