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芹：不可比的不要比——解剖学系列之一

　　拿中国与西方比较自1840年后就开始了，陆陆续续从未停歇，直到如今游学一周的学生或旅行十天半月的游客都参与其内。世上恐怕再弱小的民族都不会出现中国人这般的无自信，拿着西洋照妖镜一照就是近两个世纪。自八十年代窜起了一批台湾作者之后，怎么比基本上定下了模式，即比浮在两个文明表面的东西。

　　先不说拿近代发家暴富的国家与被前者打败、破产落泊的国家比对，有多少可比的东西;就说文明本身，运用前者的话语(词语、概念、历史解释权)比对两个文化体，后者也永远处于下风。这种比法从前也有，但未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规模和定式。这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先说做这类比较的人自身。

首先这类作者都有崇洋的前提，有的是在自己国家受了委屈甚至坐了牢一肚怨气和报复心理；有的是婚嫁了，灵肉结合的选择并非偶然；有的是出洋后没走多少弯路就被白人主流社会吸纳，尤其当其能力被用来提升西方、贬抑中国，这样的人“运气”颇佳；当然最广大的一群是有着依强弃弱心理、追逐优越感的模仿者（国内有不少外语都不会几句便写出大部头中西比对的文人就在这个行列），这需要极大的崇洋动力。

　　崇洋和学洋是两个概念，尽管时常被混淆，反崇洋不等于排斥学洋。崇洋的毛病是看不到点子上，因为起点就错了位，自我意识极弱甚至于无。

仔细推算，做浮表比对的作者大体就这四类，总的来说多多少少都缺少我说过的能挣脱“模式”的四个条件：有自我意识、有独到眼光、不必出卖自己、也不谋私利。而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一肚子怨气只想寻外力报复的人其自我意识在怨气的集聚中早就烟消云散;大群的逐利模仿者也无自我意识，反倒把自利当成自我意识牢牢把守;中间那两类则夹在被西方主流社会吸纳与自我意识这一天然的矛盾体内，步步都是背反，所以先不说“独到眼光、不卖自己、不谋私利”，就说“自我意识”要保全也难。而无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薄弱，何来独到眼光。

　　再看看客观环境。

中西对视是以血腥的欺压、惨重的创伤开场的，以华夏文明轰然倒地、快速消失为节律，且一直变换着形式在继续。这样一种暴力接触势必在中国挤压出两股势力：合作的与反抗的。而由于外部强权的介入从未停息、打压持续，两股势力不可避免地难以汇合且向两极分化，合作的人骂反抗者“义和团”，反抗的人斥合作者“大汉奸”，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因而中西对视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产生两个文明正常交往的平和心态、清醒意识的条件，一直处在迭荡起伏中，两头轮流占地为王，忽左忽右主导着世风，早早地就将本应起主导作用、处在两极之间、客观而深邃的眼光排斥出局。加上两个文明相去甚远，思维方式时常背道而驰，绝对不是回眸一瞥便能互相看懂的对家。何况中式思维和中国人的天性往往使之在接触中很快被兜在对方内外两层的外层，且绝大多数人基本走不出外层，不在于接触时间的长短。这有点像两个性格迴异的人，即便联姻同床都可能几十年看不透。然而时代的局限偏偏让我们在很长时间里只能回眸一瞥。

最后是话语的事先植入。

绝大多数人并无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是循着时代的精神轨道。精神轨道这驾马车是由话语的流向牵拉的，所以能主导话语流向的力量（目前主导世界话语流向的依然是西方），基本可以支配一国的思维方向。而当一条精神轨道架设完以后，惯性思维便侵入大多数人的头脑，在潜意识层面事先决定他们的正负面取向。这条惯性锁链不但可以紧锁着一个时代，也可以捆绑着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度过漫漫岁月。

　　随着中国人与世界(西方)接触日深，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也不断加强，这四类作者中，第一、第二及第四类作者的影响力将逐年式微，但第三类作者却能逃过时代大浪的头道淘洗，长久地作用于中西对视的目光。第三类作者的迷惑性即在于他们并未挣脱“模式”，但与那三类比却似乎专业了许多：他们长期居留西方，在西人堆里混饭吃，还取得了一定成就。这层表相让他们天然具有“专业目光”，尽管细想想表相不一定让人具备实质，即使被西人承认，也并不意味着作者不缺上述四个条件中的若干条，是这些条件决定一个人的眼光，而非其他。

　　从这个角度看这四类作者，又可以把他们分成两大类：浮表类与看似不浮表类。前一类作者的典型表述在一篇名为《一名台州学生眼中的中德文化差异》(作者：赵天翼，中国台州网2012年7月21日)的文章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后一类作者的典型就是观察者网2013年8月11日一篇文章《华裔女设计师刘扬<东西相遇>：图说东西方文化差异》中介绍的主人公。

　　我在此挑这两位新人，一是二人皆做中德文化比较，我们可以看清一浅一深针对同一个国家的比对之差异和类同;二是二人皆为我们上面分出的两大类作者的典型;三这可细分成两类实为一类的中西对视模式，虽历经几十年的大浪淘沙，依然具有顽固的生命力，形成一代代接力的链环，甚至变了一副更专业的面孔，依然占据舞台的中央。

　　台州学生这类中西比对，读者想来已耳熟能详，三十多年来，无论是大作家还是像台州学生这样的无名小卒，文字水平、写作技巧可能差别颇大，但叙事线索和思维走向作为写作的内在方向是一致的。其共同特点是被兜在内外层西方之外层，而且是外层中浮在最上面的那层。能不能浮在面上看世界?能，谁都有以自身能力和视角看世界的权利，但掌握一个文明精神命脉的上层建筑不能，浮游眼光更不该变成主流。

　　有人会说每个人都有表里，每个社会、每个文明都存在表里不一的现象，那么做外层比对一样也是客观的，没有亏待哪一方。这样想的人忽略了工业文明具有史所未有的摧枯拉朽作用，所以处在不同工业化阶段的社会不能拉到一个平台上比较，很多问题不是文明自身的问题，而是工业化早晚的问题;同时他们也不知道西方文明有一个非常显著但隐匿极深的特殊性，即内外层悬殊甚至毫不搭界，不但不追求(不追求与追而不得是两码事)内外统一，而且刻意拉开之间距离，整个社会建立在外在行为统一塑造的基础上，这从下层百姓接人待物到上层建筑的统治方式一脉相陈。

　　这使得两个民族两个文明不可比的东西不能拉到一个看似公平的尺度上下结论，我们要学习精细打造外层，但若学不到位，也不必自卑，人有满面微笑背后捅你一刀的，也有爱理不理却从无害你之心的，硬要两种人变成一类人，也是勉为其难。信息和交通现代化的世界虽然疆域缩小彼此看得见，但对视之便利并不意味着能看懂对方，看不懂对方，又如何学到该学的东西？

与西方社会打交道一般是先甜后苦，与中国社会打交道则正相反，是先苦后甜。有个相识的小孩被送去英国读书，走前小脑瓜里早埋下了定势思维：中国人不好，素质啊，等等。初到英国，人问那边怎么样？答：西人文明友爱，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不行（估计指华人区）。几年后，问有没有结交几个友好白人？答：一个没有。再问有没有朋友？答：有。问什么人？中国人。

　　为什么会有先后感觉的差异呢?

　　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外在表现与内在人格之间的距离远远没有西人的跨度大。不要简单把这一“距离”理解成普遍意义上的“虚伪”，这二字并不能概括其复杂性，而且不够中性，内在人格除了本性还有本能，这就意味着距离小并非全都是好事，所以用“导演自己的外在行为用以保护、装扮或掩盖内在的我”来概括似乎更贴切。

十九世纪及其后旅华的西方文人笔下中国人为“小孩民族”，概缘于此。我十多年前第一次在法国旅行作家亨利•米肖的书中读到“小孩民族”这个颇乏褒义的概念时，并未深解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当时想，一个民族被人冠以“小孩”，无非是不成熟、缺乏智慧、甚至有点野。后来一点点悟到其中真意，就是人的外在表现与内在人格之间的距离远没有西人的跨度大，跨度大小除了来自天性还有后天的驯化。这一差距究竟是人种使然，还是文明在某个环节做了不同选择，我尚没有研究透。

　　在西方，社会的人与其本我的距离大小是判断一个人(甚至一个文明)野蛮还是文明、高贵还是低贱、进化程度高还是低、自我意识强还是弱的分水岭，这个距离越大越好。而我们的分水岭是人的道德品行修养，终极标准是善与恶，道德品行(内与外)之间是不能有距离的，须放在一起考量。

　　举一个具体的事例，近日一艘装载约五百黑人的偷渡船在意大利地中海小岛附近着火沉没，除少数逃生，多数都烧死或溺水而亡，小岛一时连收殓的棺材都不够用。平时这种悲剧几乎日日发生，但每次人数少，这一次一死数百，西欧舆论哗然，报纸、电视、各国政要全都一副哀痛状，不了解西方的人只听这些话语会深受触动，以为西欧从此会由同情到放人一马。殊不知西人的伤心点并不是死者的命运，而是我们居然未能阻止这样的悲剧发生在眼皮底下。

相比较，中国人要么不伤心（谁叫这些人不请自来还强行偷渡），要难受则伤心点肯定围绕死者的不幸，侧重点与西人虽然只是微妙的不同，但恰恰是这么一点距离决定了中国人看不出这是西人在悲剧前的道德表现，而且是必为的外在表现，平时对非法移民恨之入骨的人这时也得作悲痛状，从政客、媒体到岛上渔民，全都必须做出相同的道德表现。

　　外在表现的约束力来自其统一，没有规范就没有外在表现，那么建立在统一外在表现上的社会也就运转不灵。然而道德表现的目的地并不是心慈手软，这是中西文化歧异的分岔点之一，而是为更严密地阻止偷渡者靠近提供道德借口，公开的眼泪越多，私下防堵非洲移民的措施会越严。我本人对欧洲防堵黑人移民潮并无微词，认为这是必要的，否则后果可怕。以黑人毫无节制的生育率(妇女人均八胎)，及工业化国家人口减少，有一天黑人将登陆全世界，中国将是下一个大目标(再不解除计划生育)。

　　我在此举这个事例，只是让读者看“距离大小”行事会大不同，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中国身上，中国人一般会沉默，他要真流眼泪便会心软接纳这些移民，若不愿接纳，则多选择回避话题。中国人做事认个理，若觉得理不亏，他就不理睬，若觉得理亏，他会纠正自身行为，不大会绝无向对方让步的打算，嘴上却挂满同情。“我不让你来是为你着想”这样的理中国人是不好意思硬夺的，也觉得这是拒绝人家还揣上一脚。

中式表现的优点是不强词夺理，作不了好人就干脆躲开；缺点则是在日常小事中，缺少起码表面礼数，连做样子都不会，心不够善在公开场合却连照好人的规范做都没意识，如公车上踩人脚、路上碰了人，宁可装糊涂躲开，也不愿哪怕是装着内疚地道声歉，而文明社会有时需要装模作样。如此品性也使中国人在公共行为中缺乏主动和自觉性，西人眼里中国人“麻木”实际上就是这一表现给人的总体印象。

　　从分水岭的不同设置看，我们的标准相对要直接，他们可以绕过本质，而我们不可以。

　　这与两个文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一切的出发点歧异甚大有密切关系，从一个很小的事物——杂技——便能分辨出来。杂技作为一种挑战自然规律的艺术从某种程度上颇能演义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对自然敬畏加顺从的中国人在杂技艺术上将功夫发展到极致，而对自然俯视加征服的西人则将魔术发展到炉火纯青。

　　功夫是人弯曲磨练自身以挑战自然;而魔术则是人设计花招改变观者的视野以战胜自然。前者与自然是一种直接关系，规则其实还是由自然作主，人只是其中配角;后者则是一种非直接关系，中间隔着人的计算，规则由人作主，自然成了配角。这个致命的分岔口注定了中西文明时常南辕北辙，彼此都需改造视野才能看懂对方。

　　也正是因为分水岭所设标准直接简单，我们不专门侧重外在表现，这使得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种与内在品质无关的、但统一约束的外在行为标准。加上旧礼仪(所谓“封建”礼仪)在一系列革命中被打破，本来分水岭设置就直接的我们，几乎丢光了可以包裹一个人的外在礼节。

没有统一约束的外在行为标准，内在品质的标尺又高，不可避免要促使人回避或装糊涂，更使一些人将无良本性直接变成弄虚作假。这使得中国社会好人与坏人的界限较西方社会明显，也使得这个社会特别需要好人模范来感召，而其实中国社会好人的比例并不比西方低，真正好人的比例还超过他们;相比，由外在行为标准统一约束的西方社会则从无好人模范的需求，我在法国多年，很少见人讴歌舍己救人或呼吁拾金不昧，事实上做这种事的人远没中国多，但他们却让人感觉品性较平均，不了解内情的中国文人惊叹“好人文化”兼由此而来。

　　在西人看来，外在表现与内在人格距离拉得越大的种族越具有高等智慧(所谓大智与小聪明)。过去贵族文化就是以此为目标制定礼仪的，贵族必须在外在行为上达到风度规范，但没有修身养性的追求，所以两人一句不和便要消灭对方这么直接了当的一桩蛮事，却发展出决斗文化那些温文繁缛的礼节——没有公开的骂架动粗，杀人通知书用美文细纸写就，由戴着假发、扑着香粉的仆人用精雕细琢的银托盘乘宝马香车送过去，约好致人死地的时辰和操作细节。

　　到了选定的日子，两个可能将赴黄泉或成为凶手的冤家衣冠楚楚、镇定自若地来到“杀人现场”，风度翩翩地握手致礼，脸上还挂着微笑。此时显示勇气的最外在表现就是面带微笑，而勇敢是贵族绅士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另一个是忠诚)，因此心里再怕、再恨对方都得装出微笑，肌肤相亲、和善面容丝毫不影响内心必除对手的决心和意志。欧洲贵族绅士与中国古代科举文人或士宦子弟大不同，后者偏爱文墨，前者却尚武，由于狩猎传统，他们个个能枪会剑(决斗用三种武器：枪、剑、军刀，雨果、大仲马等文人都参加过决斗)，别看在沙龙与女人周旋那个多情。欧洲决斗文化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法国最后一场决斗发生在1967年，两位出名的政治家、议员为一方称另一方“蠢货”而决斗，一方受伤(1903年杀人偿命的法律使得决斗抬高了生命门槛，从此见血而不留命)。

试想想“外在表现与内在人格之间距离太短”的中国人哪能做到，他若能按下怒火和仇恨向对方投去微笑和伸出手，其后杀人可能就下不了手了，心没那么硬啊；如果马上就要公开干掉对方，他不但认为没必要装相，恐怕也装不出来。我们在说的是一种普遍的文化，而非一桩超出常理的谋杀案，所以不要用杀人案来反驳。我将在以后的《解剖学系列》中详解“外在表现与内在人格之间距离大与小”所造成的西方人具有而中国人缺乏的优点，以及西方人多有而中国人少见的缺点，因为我发现中国文人墨客艳羡了一个多世纪的“公德”之有无的关键岔路口就在这里，与道德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先言归正传。

　　由此西人与西方社会都有意识地为自己精心打造了一个外层，这个外层还不是薄薄一层，而是从历史政治到民风民俗，皆有让人赏心悦目的外包装。其控制包装的每一个细节、人人意识到内外之界，值得我们吃透。但首先要上层建筑看清我们究竟短于什么人家又到底长于什么，而非不分历史阶段、不解文明差异拉人之长对己之短，自贬自贱。

大社会与小个人其实是一种行为模式的大代表与小代表，剖开来看，大标本与小标本方方面面都是对应的，什么样的个体产生什么样的社会。这个外层的西方，下以社会个体的礼数规范、上以政治文化的民主自由(几百年前是基督教规)为外在表现，从“距离原理”看，外在表现与内在人格距离越大，其外在表现越出彩，正因为政治文化的内在机制既不民主也不自由而是垄断专权，显现在世人面前的才如此注重细节表现。这对初入者、意识不清醒者、眼睛不尖者、先入为主者，具有致命的诱惑力，尤其对纯粹中式思维的人。

　　如果我二十来岁，估计写中西比对也逃不出这个已被固定的思维轨道。文化比对有它的浮层和深层，而且浮层居多，这是两个文明对视时自然生发的，不可避免。欣赏浮层，甚至崇尚浮层，都无所谓，比如我就颇欣赏浮层，就像走进一间房先看到做工精良的雕梁画栋，让人感觉舒服。我个人与西方文明颇有点心有灵犀一点通，构建浮层的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里面包括个体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以及应做的自我保护，也包括上层建筑对民众应负的责任以及应做的自我保护。尤其是现代社会，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都需要搭台布景，才能在人群中、在整个世界唱戏。但把浮层当全部，只见画栋雕梁不见内部榫卯结构，一痴就是两百年，不知深层的存在，拿着浮层作自己的照妖镜，光学花招不见真传，却使得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悲剧连连，自怨自艾，彻底丢失精神指南针。

目前中国的问题是，大大小小、组成精神模仿链条的作者汇聚起来，已形成难以逆转的话语的流向，卷裹了整个国家，致使很多人（包括上层建筑）做出错误选择。像台州学生七日游这种肤浅至极的中西比对，因符合多数人已被灌输于心的西方形象，便受到本不配有的重视——刊登并转载。像刘扬这样已做了明确选择的人(并未以其才华为国服务、反而加深中西误读)因在西方受抬举便可直入中国的上层建筑(进入中国的院校、研究机构讲学或在媒体上成为名人，瞬间获得巨大影响力)，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拥有一个扎根本国的人可能要用一辈子才能谋到的话语权。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被中国人捧角的西方中国通绝对没有可能在其母国搭乘进入上层建筑的直通车主导文化比较的话语，有自我意识的上层建筑必有厚厚的城墙，开放并不是来者不拒。

　　要打破这条思维轨道，割断精神模仿的链条，就得从话语的流向中突围，树立一个新观念，即：不可比的不要比。我们看到缺陷的背面往往也有优点，而优点的后面常常暗藏着缺陷，所以中西比对已到了绕开现象看本质的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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