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当代使命是自信地走出去

儒学的当代使命是自信地走出去

——在纪念空子诞辰25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2009年9月22-26日

田辰山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儒学的当代使命”。儒学的当代使命是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意识到它的当代使命呢？本人就这两个问题谈一点自己思路，愿与学术朋友们共同讨论。我将在儒学的自信、为什么失掉了自信、为什么有了些自信、一百年来发生什么问题、自信从哪里来、儒学为什么要走出去和如何走出去等几个层次简要阐述我很长时间以来的思考，欢迎朋友们指正。

一、儒学是有现代使命的

我认为儒学的当代使命是自信地走出国门去。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生存、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点是需要认识的：

其一，儒学是要有当代使命的。当代使命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华民族面临国际环境的需要。这种情况注定儒学要有当代使命。当代使命不同于近现代以前的使命。也就是说儒学需要有全球视野。儒学在今天的复兴，决不应该是复古，不应该是拘泥于古代的旧纷争，拘泥于儒家与其他传统文化各派之间的无谓吵闹。儒家与其他传统文化各派是同宗同系的，命运是共同的，分歧早已作古。它们在当代和全球化的环境下，面临共同命运，使命相同，应当互相辅佐，同时为全人类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提出见解，献计献策。

其二，“内圣外王”是儒学的重要思想。但是“内圣”与“外王”的关系历来不容易把握。不适当“内圣”容易产生民族心理内向，不问天下大事。不适当“外王”容易产生夜郎自大。“内圣”与“外王”必须是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内圣”需以天下为己任、必须承当；“外王”需有高境界的“内省、内圣”。否则，任何一方面如果掌握不适当，皆会适得其反。

其三，纵使百余年来有西方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思想，有西方汉学家研习中国，有新儒家者生活海外曾力保儒学有一点点授教的地位，也尽管有一百年来中国始终不是关闭的，儒学乃至中国却一直未曾与西方思想文化形成过对等意义的沟通。

其四，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百余年初，中国的肉体与精神是带着镣铐的。后来肉体的镣铐被打碎了，精神的镣铐在很大程度还带着。对儒学使命认识的最大障碍是精神镣铐致使儒学失掉了自信。没有自信，谈不到儒学复兴，更谈不到儒学使命。儒学没有了使命，人就没有了精神。一个民族没有精神，就只有跨掉的前途。中华民族的崛起，离不开实力，但最根本的崛起是文化。一个人如果只有钱和枪，没有精神，只会向流氓方面堕落。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二、儒学为什么失掉自信？

儒学丧失自信，是近代一百年的过程。近代是儒学和其他传统思想失掉自信力的历史，其主要事件有四。

其一，儒学失掉自信，是从中国被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国门开始的。中国被变成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丧权辱国，在肉体和精神上都被带上了镣铐。

其二，世界经济秩序在近代之前一直是以中国为中心。但19世界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作了重写。哥伦布和亚当斯密都知道的世界历史在改写历史的西方学者们手中变成了不顾准确性与客观性的欧洲中心主义史学。成为一种近代西方的“思想隔离”政策（intellectual apartheid）。它用西方中心主义将非西方文化隔离起来。西方用炮舰文明征服了非西方，也强加给它殖民主义的思想。从此包括中国儒学在内的非西方思想文化进入一个被隔离、被贬低乃至被妖魔化的历史过程。

其三，与此同时进行的是中国、日本、朝鲜、印度和美洲的自我殖民化。自我殖民化的核心就是废除自己所谓“封建落后”、按照西方模版建立一套先进民主的社会运行模式。与之并行的，是西方中心主义对非西方文化的隔离运动变成被殖民地区知识分子对自己文化贬低乃至妖魔化的运动。儒学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与其他东方思想流派一起失掉自信心的，为自己套上精神的镣铐。这已经变成非西方知识分子的心里阴影，他们要用鞋拔子将本土文化思想塞入西方话语框架的鞋子中去，用此种方法或贬低表示自己的决裂或争辩表示自己还略有独钟。情结、态度不同，却都必须手中拿着那把鞋拔子。这种状况哪怕是到了已经将自己身上的肉体镣铐打碎，赢得了自由独立的地位。阴影仍然挥之不去。习惯导致心理障碍，要想到儒学乃至传统文化复兴，自己首先难以克服这种障碍。

其四，非西方即使现代在形式上求得了解放和独立，但是由于精神的镣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能精神独立。事实上，它在生存、发展自己的道路上仍然一直受到国际环境强大西方势力的牵制和围堵；维护政治独立的愿望屡屡受到干扰乃至粗暴干涉。以至于要想发展、强大不得不引进西方的模式。要引进西方模式，西方中心主义则又翻滚而来，如潮水冲击本土思想文化。儒学则又一次遭受近代以来更大的贬低和妖魔化。其代表性事件就是1988年的“河殇事件”。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思想再次受到西方乃至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扫荡，遭遇比以往更严重的自信力的打击。

三、儒学为什么开始有信心了？

今天儒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在被贬低的历史过程中，处在被隔离的状态；但是儒学以及其他传统思想文化已经开始萌发自信的胚芽，已经破土而出且以其强大生命力，在开始比较适宜的阳光、空气条件下，尽管还有西风凛冽，茁壮生长。儒学对自己有信心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开始有信心了？有两个根本条件不能不说；一个是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另一个是西方国家在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行为，让人们耳目一新。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当然也存在很多问题），原因是采取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手段，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盛行一时环境下。但是应当看到，中国逐渐形成的发展模式不是原封照搬西方模式。其中根本的不同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决定作用。可以说，改革开放成功，是中国政府决策的成功。如果没有国家领导、宏观调控，只是照搬原教旨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效果会是不可想象的。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现在一些西方人称作“北京共识”。它是政府领导的市场发展举措带来的中国迅速经济崛起。国际上不少国家和经济学家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在取得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的情况下，开始注重文化实力。在国际政治环境下，以经济、军事的强大支撑文化是必须的；反过来，文化又是实质和最终的强大所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在文学、艺术、历史、中医、技术等众多领域一直占有令人赞叹地位，这使得中国文化尽管受到西方价值整体上的贬低，微弱的自信始终保持着。

但是儒家的命运始终一蹶不振，直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行为与自己标榜的文化价值背道而驰时，才让中国意识到以往对西方的认识似乎存在一定误解。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在深层次上暴露出所谓自由主义经济的本质。华尔街金融家对美国和全世界的劫持行为，美国政府骇人听闻的放任，一些人一手制造出危机的不道德行为，居然受到“合法”旗帜的保护；一切让人们愤怒，所能做的，却只有张目结舌。美国力图维持其主宰世界的地位，在国际事务中搞政治、军事霸权，到处推行自由、民主、人权理念但其行为屡屡与此种理念是双重标准和背道而驰。尤其是虐待穆斯林囚禁人员令人发指的行径，完全践踏自己所推行的文化价值。这种情况不能不越来越使人们怀疑，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把人权、自由、民主带给全世界的标榜，但又纯粹出于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否能为人类带来福祉、是否能应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这种疑问实际构成对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秩序可信度的疑问，对其一贯宣扬的普世价值可信度的疑问。这种情况自然引起包括西方在内一切有良知人们对问题更深层次的思索。这个思索过程包含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和再次审视以往简单地作了否定的传统（本土）文化及其觉醒两个方面，西方和东方都开始产生意识，去寻找、审视和恢复传统中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仍不失为优秀的精神元素。儒学自然是这样的优秀精神元素。

经济和人文艺术的成就给儒学的自信是必然的。但儒学的自信力最终来自比较东西方的思想文化。数十年来一直延续着大量东西方思想的沟通。无论西方和东方始终有大批学者既对自己也对对方思想文化的研究。与这个问题不无关联的是西方出现系统科学和美国八十年代提出复杂系统，反映着科学界对传统狭义、单一系统研究不足的觉悟；单一性科学明显对人类面临的未来问题无能为力。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斯图尔特·考夫曼说：“通过诺贝尔奖的堂皇道路通常是用简约论方法开辟的，为一堆不同程度被理想化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时，多少背离了真实的世界，局限于找到一个解答，这就导致科学的越分越细碎。而真实世界却要求我们采用更加整体的方法。”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盖尔曼（Munay Gell-Mann）则说，必须确立一个“确实宏伟的任务，就是实现正在兴起的包括多学科的科学一体化。”[1]这种情况给我们的启示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恰恰不是简约论的，而是互系性（或整体性）的。在思想文化方面，西方哲学对自己的批判包括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实用主义、诠释主义、女性主义等；它们一致批判对象是现代主义的所谓客观主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超越主义，也都注重系统哲学；而中国哲学正是从西方角度而看待的一种系统哲学。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葛瑞汉（Angus Graham）及不少专家就开始认为，中国所有早期的哲学家都是后现代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后现代主义的候选人。原因是，中国早期哲学家都不讲本质、真理或者超越的起源，不包括原旨主义设想。孔子、庄子等不在少数之思想家，都被推崇为享有与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同期人的地位。这样的论点逻辑是，中国思想家关注是道德或争论的有效、可能、共识性，而非追求原则的绝对性。是这种关注，被认为是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哲学同期性时代表现。苏源熙（Haun Saussy）指出，只有在今天才能够想象两种思想的交汇。[2]

东西方思想文化的最新研究与沟通，归根结底集中在现代核心文化的普世价值问题上，也即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这些价值在建立安格鲁-美利坚帝国全球秩序过程中被推崇到极致地位。美国对恐怖主义嫌疑分子监禁和肉体摧残，已经是违犯人权和法制的普世原则。以推行“新美国世纪项目”和“反恐战争”的名义，美国为自己行为寻求的合法性已经致使人们开始对美国民主的本质提出质疑。（李瑞智《一个儒道文明新千年》）具有辩证意味的是，一个推广普世价值的过程也成为这些普世价值衰落的过程，因为这些价值的绝对化，是它们变成歪曲、阻挠对其他文明思想、方式和行为进行理解的障碍。而儒学及中国传统哲学恰恰是摒弃绝对主义、崇尚通变的智慧哲学。大批西方和东方学者既对自己也对对方思想文化的研究和比较获得的发现远远超越与深化一百年来盛行的普通说法。包括儒学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身还有理由没有自信和继续自卑下去吗？

四、一百年来精神上发生了什么？

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思想传统一百年来的失掉自信是一种精神包袱乃至镣铐。这种情况的发生实在是由于历史局限。这历史局限就是一百年来中国所处历史和国际政治条件之下对西方产生的整体性误解。现在想起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不假思索：整个西方被冠以“德先生、赛先生”（自由、民主、科学、先进）的美妙称号，而整个中国传统则是“独裁、封建、迷信、落后”；如此，儒学自然属于封建落后体系，必然是在向着现代文明转型之中被批判与抛弃对象。中国知识界是以这样一个简单的误解进入现代的。说到精神的深层与实质处，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内部结构进行一次新语言的重新调整。带有鲜明历史特征的代表事件就是五四运动。反传统是五四运动的主流、是根本特征。但是人们一般会忽视，反传统也是儒学传统，是传统结构的现象。可以说，借着五四运动契机涌动着的三股潮流（即新儒家、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都是中国传统结构的。其共同点，都是追求一种对浑然一体天下观的新阐释，采用自己的一套新语言。

新儒家基本上做了儒家思想的现代重新建构，但是是将西方结构的思想传统话语用于阐释儒家传统。它的误读、误解表现在认为儒学传统的结构是可用西方结构话语来说明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企图在中国推行西方理念和制度，把“德先生”和“赛先生”摆到绝对地位。但是他们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根本误读、误解在于以为西方理念才是表达和实现中国愿望的结构。与二者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成功尝试了对儒学及其他传统思想结构的再阐释与重建。能够做到这点，在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结构本身与西方传统结构的决裂；马克思已经抛弃了西方结构中的上帝，已发展出内在联系性的运动宇宙观。这个思想被翻译为汉语之后，有了相对容易地实现与中国思想产生构和的最大可能性。应该说，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基本态度是学习西方，一百年来的话语结构都是采用西方的。但是由于历史局限，中国不可能对西方话语背后深层的结构性文化纱幕有什么意识。但是它是在背后、在暗处，在意识不到它的情况下，中国往往对“德先生、赛先生”、“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现代”等等一套概念所作的解读与理解是四不像的，并非西方原本的意义，也不与中国传统思想吻合。原因是这个理解既是通过中国思想意识有色眼镜的，又是把它当成自身文化没有的。是这种四不像的东西，比如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范畴的“自我”意识，使得很多人对按中国的还是按西方的模式行为感到不知所措和困惑。

今年五月《文史哲》杂志召开会议，邀请十几位学者专门讨论现代中国学术界的话语问题。这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对一百年来的话语加以认识的历史时刻开始了。我是持这种观点的，即一百年的话语是有问题的，它是从西方来的，问题在哪里，现在需要对这个问题发问了。话语问题是方法论、思维方式、世界观（宇宙观）的问题。也就是说，由于使用了西方翻译成汉语的话语，一百年来的话语是方法论、思维方式、世界观（宇宙观）的扭曲问题，它成为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中国的四不像。

西方学术是一套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个形而上学方法不是《易经》说的形而上。我们用“形而上”作了西方“metaphysics”的翻译。西方“metaphysics”是凭假设，即先假设一个前提，后根据假设找逻辑、进行推理和论证，以这样一套方法建立的理论体系。然而根本问题是西方思维方式和宇宙观归根结底源自于、脱离不开一个上帝的概念，整个形而上学问题的提出是上帝且围绕它展开。我们用西方话语做学问，有必要先意识到，手里用的西方话语结构已经不是西方本来话语结构的原有意义。比如说“本体论”，一百多年来很多中国的学问大家用这个概念，它已经变成中国词汇了。但是现在变得很重要的问题是，它原来是“ontology”，西方这个“Ontology”专指与上帝雷同的概念，是以它为假设前提之下的二元对立、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逻辑。如果忘记或搞不清楚这一点，我们学术话语的“本体”就与西方的“ontology”混为一个东西了。而西方人看到中国也用“本体”这一概念，会以为是一个东西，就会把西方的“ontology”不自觉、无意识地强加给中国传统了，也即，中国成了一套讲类似上帝超绝主义的东西。这里是以西方话语讲中国事情出问题的地方，是必须对一百年来中国学术界使用的话语进行认识的问题。此外，还必须意识的问题是，尤其是自由主义的话语，恰恰是盎格鲁-美利坚建立全球帝国秩序对非西方实行思想隔离政策的话语。应当很遗憾地看到，这套话语多少年来是非西方国家知识界自我殖民化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也正是这套话语和它造成的“思想隔离”致使近代以来几乎不可能给予中国本土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平等对话的机会。这也是在众多国际学术场合迄今为止中外学者都几乎是在各说各话，难以形成真正在同一学术观点的对话局面的原因。也就是说，虽然中西学者在形体上走到了一起，思想的隔离仍然没有解除。

可以说，这套话语至今扭曲着中国思想传统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的表达。话语造成的这个误区虽然中国和西方之间已经历一百多年，从面对西方的明火执仗到政治围堵，中国仍没有把西方搞懂，反之西方也如此。原因之一，是历史局限。近代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学术思想交流）能够提供短近相接和深入接触的机会。中国对西方的了解，结构上基本停滞在上世纪初。在中国人和西方人下意识中，有一个原封未动的难以沟通的范畴，难以意会和不易言传。这东西就是中西两大传统宇宙观、思维方式、语言和价值观的结构差别。这个结构差别带来了中西文化几乎所有的差别和文化的撞击与误解，更与经济、政治的利益胶着在一起。今天，儒学和其他传统思想流派的缺失自信仍然很严重，从整体上曾强自信力，仍然有误解带来的巨大阻力。但是，把这个结构搞清楚了，会让我们豁然开朗，有助于拆除增强自信的障碍，并且对于如何对待西方，制定科学的应对方针，使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有适当语言介绍给西方，都具有根本意义。

五、自信从哪里找回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取得巨大成功？这对许多西方人是不可思议的神秘主义。用绝对原则和概念思考肯定是百思不解。在中国不少人简单的结论是：“成功是因为采用了市场理论”。这样的回答，自然生不出对包括儒学在内中国思想文化的自信。其实，这种简单结论还不如西方学者“北京共识”的说法深刻。文化研究找到的改革开放成功原因是中国文化。其一，中国之所以能将引进市场机制就是特有的中国思维，就是由于不拘泥绝对原则和概念（即“不照本本办事”）；而且引进的市场，也不是西方自由主义原教旨的市场。有的西方学者说这是“姜太公钓鱼”，也就是用你的原则赢你一筹。(李瑞智)。也可以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大家都搞市场经济，但是我有我的搞法，要结合中国国情与文化的实际。就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取得了胜利。也即，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是按照中国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搞的。不是这样搞，就不会成功；凡是出问题的地方，都是因为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所以，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是用了西方市场经济之矛，掌握在自己手里，来克服原教旨自由主义市场本身的弊病。还可以说，原教旨自由主义是曲调，而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的舞蹈，不能按照它的调调，而要按照中国特色的调调。新自由主义要搞看不见的手，而中国认为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要加以国家领导与宏观调控的手。要利用市场在中国成功地搞经济，必须要这么做。这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思维是分不开的。西方的个人与政府是二元对立，是一对冤家。中国的政府和人民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共同体，正是体现儒学传统的延续。这是东西方结构上不同的两种文化和思维，在改革开放引进的市场机制操作中必然显示出其中国的特色来。所以，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发展，从根本上是中国文化和思维的成功。改革开放给带给人们的信心，是包含儒学在内中国文化带来的信心。

儒学要打破盎格鲁-美利坚思想对自己的“隔离”，要从一百年的这种隔离之中把自己解放出来。要卸掉百年来加在自己身上的西方话语镣铐。60年前中国在政治上崛起了，站起来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上崛起了，站起来了。但中国还没有根本崛起，她还要在文化精神上崛起，文化精神的崛起才是根本崛起、彻底崛起，才是从精神到物质的真正强大。许嘉璐在今年六月孔子出生的泗水圣源书院举行的“安乐哲师生论道”国际研讨会主旨发言中指出，“百年来，中国的哲学逐渐成了西方哲学的奴仆和名牌产品很不高明的仿造者，至今还在受着西方传统的束缚之苦，即使致力于开拓中国传统哲学也是带着镣铐跳舞，追求本来并不存在的所谓超越、绝对，事事、处处二分……过去和当前中国所经历和面临的问题是，有些就是丢弃了自己的哲学传统、食洋未化的结果。”

中国文化精神的崛起，儒学的复兴，根本是对自己充满自信而发生的动力。自信从哪里找回来？中国文化艺术固然有许多精美之处值得自豪。但因为任何传统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精美艺术，而且任何艺术的独特性都与自身文化深层结构亲密连理，所以，值得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文明（文化）自信的根本之点不局限在艺术本身，而是来自深层的文化结构，也即独特的中国世界观、思维形态、价值观念和生命力。这也是儒学的结构，儒学的自信要在这里找回来。

这个结构是什么？它正是与盎格鲁-美利坚结构比较而来的。简而言之，即一方面，西方人们心灵深处普遍存在的上帝式的超绝主宰体的宇宙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二元对立、单向单线思维结构；另一方面，中国人以道和万物的自然世界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通变式互系性思维结构。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文化对比表现的特殊身份。为什么这个结构或者身份是值得信赖的，使我们自信的？要通过比较，比较之后会发现，它是更智慧的。之所以更智慧，就在于它不是二元对立、单向单线，而是通变的、互系性的。

盎格鲁-美利坚帝国的思维结构是建立在假设加信仰上的，非人类经验的（先验的），着眼点放在静止或确定上，这导致它必然是封闭的、局限的、排他的。中国是经验的、归纳的，着眼点是变化的，也就自然是开放的、连理的、融会的。二元对立和单线单向思维封闭、局限、排他，是以非人类经验假设加信仰为条件的固定式思维。通变、互系性思维是开放、连理、融会的人类经验归纳自然升华的智慧。用瞎子摸象的例子说明可以清楚理解，究竟把一个瞎子摸到的封闭起来、只说局部、排斥其他瞎子摸到的部分，这种方法是智慧的，还是把每个瞎子摸到的东西都归纳起来得出的东西是智慧的。以森林树木为例，很清楚，是不看森林只看树木智慧，还是既看森林也看树木，通过树木与森林的关系看树木更智慧。儒学乃至中华文化正是趋于这种联系性的思维。

儒学信心的产生有三个最基本的理由：1、它有一个互系性的思考方式，让人们总是寻找事物的两方面、求合谐、求平衡。它促使人的思维智慧、敏捷、应变，立于不败之地；2、它是一个道德体系和人道体系，告诉这个民族，命运在于它自己，而不在上帝，更不在别人。道德在人身上，神奇在人身上，人存在就有道德，就有神奇；3、儒学是个开放体系，最能与时俱进，最能包容、最自重；其内涵象大海一样深广。这都是与盎格鲁-美利坚文明形成显明对照的特质，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基本点。但这不是提倡一种二元对立，而是认为盎格鲁-美利坚的思维应当从西方传统吸取更智慧的思维——也即郝大维、安乐哲说的第一问题思维。儒学之有这些特质，也是它可与西方文化交流，互补的基础。对西方文化，中国有很多需要学习，然而有了这个基本点，就可以更自觉的学习，更明确学什么。但从比较地位上说，儒学不比任何西方哲学低下和卑贱，只有自信、没有自惭形愧的理由。

六、儒学为什么要走出去？

儒学为什么要走出去？不是由儒学决定的，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儒学只面向中国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它必须放眼全球。全球化是一种及其复杂、充满矛盾、竞争残酷的现实。这个现实，首先在思想方面，儒学面临的是自由主义的挑战、必须要与它对话的命运。不接受挑战，甚至逃避，只会是失败和最后失去自己存在的地位。

自由主义是西方启蒙运动转折点上的产物，在宇宙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体系上秉承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传统总体框架，且趋于极端化，是盎格鲁-美利坚帝国的思想隔离政策工具。对于它，儒学面临着不可逃避的应对问题。儒学不仅需要应对中国社会内部的自由主义思想，也不得不被迫走出去应对全球化形势国际背景的自由主义单一文化。儒学的光明前途，在于从东西方比较哲学角度用现代语言重新阐释自己思想文化博大精深的意义，阐发它的精华，让它具有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实际功力，对人类认识自己前途提供一种自由主义之外的选择。

除了与西方自由主义对话，儒学还要与西方后现代思想交流。这种交流已经不应再是那种用西方概念看待自己，不是以往对西方话语结构的沉湎，不是把自己塞入西方思维框架，而是要用自己的话语结构、自己的宇宙观、自己的方法论、自己的思维去谈论现代的问题和西方后现代学派关心的现实问题，去谈论全球化条件下种种困扰人类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挑战，儒家必须开阔自己的视野，向后现代走来，走向全球，冲破思想隔离，展现一个不被西方话语结构歪曲的、自己真实的中国文化精神。

儒学要满怀自信走出去的原因，还包括全球化造成了从所未有的历史契机。改革开放的成功使中国有能力参与国际环境激烈的经济、政治、文化竞争。经济全球化造成文明间不能不接触的局面。这是中华文化自觉、自信和与外国文化实行交流的大好机遇。但这种局面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另外，今天有充分的传播和其他各种技术手段，为与国外各界人士经常接触造成可能，水到渠成地使儒学实行跨越文明边界对话成为必需和现实。儒学今天的发展趋向，也是只面向中国自己的儒学界本身以往所不容易提出的。但在今天已为许多志士仁人认识到是势在必行的。

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思想百余年被贬低、排斥，但今天自信地走出去不是要追求一个世界文化霸主地位。儒学与其他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一样，它的思考建筑在特有的万物互系性方面。[3]对于社会，它提倡个人和社会的适当关系，每个人都把他人当作人看待（仁），彼此建立互相尊重的正当关系。这是比西方人权更彻底、恰当的关于人与人关系的思考，是人与人最根本的平等意识。儒学的万物互系的宇宙观注重和谐。万物的和谐包括着天事和人事，人和自然。天人合一是互系性思考的一个崇尚观念，与西方传统的人与人对立、人与自然对立以及割裂的思考形式，是个鲜明对照。对人事和谐的追求和人与人平等意识的探究，启发人们从正面的角度理顺社会内部不同社会族群、阶层、个人之间，乃至国际间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所以，儒学的宇宙观决定它没有霸主的诉求，而只有包容和互相尊重与谅解，去践行和谐。儒学的特质确定了中国不会把任何人当作对手，不同任何人搞对抗，从来想不到树立心理上的假象敌人。儒学伴随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出国门，不会有西洋文化那种时刻准备政治出击的心理。儒学互系通变的宇宙观与思维所具被的固有优势不需要这样做。当然，这个优势也确定了它从不会接受任何压迫和奴役。世界需要儒学，儒学一定会通过交流，为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环境作出贡献。儒学的希望是加强世界各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理解、尽可能消除误解、尽一切努力避免冲突，营造一个和谐世界。在一百年到二百年的时间里，改变整个世界的纷争秩序，让这个星球更利于人类的生存。

七、如何走出去？

儒学要自信地走出去，先要解放思想，认识到全球范围的思想隔离状态，卸掉一百年来加给自己思想体系的镣铐。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认识到东西方文明基本结构的不同。认识到东西方基本结构不同，而后才能加入世界的对话语系；能加入世界的对话语系，而后才能将自己介绍出去。让儒学走出去，只是将儒家经典翻译为外文是不够的、是并非很有效的。更重要、更艰巨、更凑效的工作是提高东西方语言结构的认识，认识各自语言背后存在的文化纱幕。这样才能做到用现代语言，通过东西方文化结构的比较过程，把什么是儒学讲明白，使它变为外国人可以听懂和理解的东西。应该说，西方没有现成可以用来理解儒学的语言。这也是造成儒学只靠翻译成外国文字而翻译不过去的原因。即使翻译了，外国读者仍然难以读懂。所以，凑效的方法是比较角度的阐释，在比较、阐释过程中，创建出一套把儒学讲懂的新语言。

这个比较、阐释和将儒学讲懂新语言的创建过程，就是儒学的与时俱进，实现具备后现代视野，拓展自己体系的过程。对儒学的这种崭新历史要求，使它必然要摆脱历史局限，从历史语言之中解放出来。儒学不能局限在过去的问题范畴之中。它今天的复兴，不应当是简单复古，不能拘泥于古老、陈旧和保守的思路，这样不能充分应对今天的现实，而只会丧送儒学的前途。“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儒学不能只是“内圣”，或者内向，或者只局限把中国自己作为对象。这样的儒学不符合儒学的本义。儒学要跳出自己之外去看待自己，看到自己雄伟达观的外在气势，为进一步深化和创新自己获得一个高屋建瓴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自信地与西方思想传统实行真正对话的位置。走上这个高度的先决条件，就是在懂得东西方文明基本结构基础上的比较意识。

儒学自信地走向世界要促动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与启蒙。它区别于欧洲第一次文艺复兴和启蒙，是因为具有以下特点：其一，第二次包括着西方，但它是全球的、全人类的；其二，它是以东西方文明的汇合为特征的；其三，是包括东西方、以复兴人类文明传统有利于整个人类生存与持续发展的精神元素为特征的；其四，是一种和谐态势；其五，第二次启蒙注重人类的精神发展，物质与精神的结合发展，而非片面对物质与技术发展的强调。

欧洲文艺复兴是打倒宗教迷信，恢复古希腊人文精神。第二次作为全球和全人类的文艺复兴，要继续打宗教迷信，同时也打倒新的科学迷信。人类要从科学主义奴役之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神坛位置请下来，将它掌握自己手里，让它服务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打倒科学迷信不是打倒科学，而是打倒将科学看待为单纯手段的极端主义。要把科学作为世界观，作为为人类服务的方法论。这就要恢复和发展西方的第一问题思维，提倡第一问题思维与第二问题思维的结合。还有，要打倒知识至上主义，恢复和提倡对智慧的追求。这个伟大的时代，不是以西方单一价值系统为主宰的一统天下，而将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与文明的参与和对话，是多元人文价值交流与互动的生动活泼状态。

第二次文艺复兴和启蒙是从现在开始的今后一个历史阶段。它包括西方的后现代意识，也即包括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思想文化传统的觉醒，同时包括东方文明和思想文化的觉醒。西方和东方都有着寻找历史、重新审视传统和恢复传统优秀精神元素的意识。这个时代的客观条件，就是全球化及其带给人类面临的各种不可回避的未来生存和发展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出追求现代性所赋予人类的能力。还可以说，恰恰是由于一味追求现代性及科学主义迷信所带给我们的危机。

在中国，它就是科学发展观和思想解放。解放思想是辩证法，也即不管老教条还是新教条、洋教条，都不能束缚我们的思想。最现实的就是不让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洋教条束缚我们的思维；不能让被历史经验证明失败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成为我们的教条。

第二次人类的文艺复兴与启蒙，将包括儒学在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复兴和走向世界。中国学者要推动儒学的走向世界。为此，要从以往百年形成的西化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从后殖民地的文化意识中跳出来。当务之急是：1) 中华大地上、教室里真正恢复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教育，让国学合法化，让中国新一代挺起自己文化的脊梁；2) 乘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大势，谋划有效、长远的战略。要尽快大量培养从东西方比较角度阐释儒学“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才，充当“儒学使者”。他们是继承与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需在奠定比较扎实中华文化基础知识之上，通晓儒学的精义，并且有较好的外语基础，熟练运用对象国人民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比较准确地传授儒家思想。另外，儒家使者还需具备知行合一精神，以儒家思想指导自己的言行，成为“传道授业解惑”的示范者和为中华文化复兴伟大事业的践行者。民间和公立大、中、小教学机构，应承当以培养“儒学使者”人才为目标的历史责任，建立相关课程设置与受教制度，或中外结合，或多渠道、多方式，培养面向全国和走向世界的“儒家使者”。[4]

第二次人类的文艺复兴和启蒙，需要中华民族全方位地走出去。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军事的走出去要形成互相协调、互相支撑态势。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民族，汇合成强大的主宰自己命运的潮流，去完成创建一个和谐的新世界的使命。儒学自信地走出去的意义，正在其中。

（2009年8月2日於北京外国语大学西校区白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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