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环境保护不能总是“软道理”

作者: 蒋高明 来源:红歌会网 2016-09-04

《中国生态六讲》连载之二:

环境保护不能总是“软道理”

本文载《中国生态六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2016

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对环境的保护,环境问题异常突出。几年来,一些恶性环境事件进入到集中爆发期,制药、化工、造纸、采矿、冶炼等行业超标排污,造成的污染危害相当大。仅2009年,全国共发生环境污染事件170起,由企业违法排污引发22起,由生产事故、交通事故引发115起。比直接环境污染更为严重的是,次生环境事件比原发事故更难处置,危害更大。生态破坏还可能加重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如前几年西南五省的特大持续大旱,就预示着由砍伐本地森林种植桉树、橡胶,建造大坝等导致的生态危机提前到来了。

环境保护已从各个层面上升为社会热点问题。如在政治层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已被提高到国家战略。各级政府都积极行动起来,推行节能减排、治污防污、植树造林、发展生态农业、搞循环经济等。即使如此,在在现实社会中,“边治理、边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的现象仍没得到根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首先,各地各级官员GDP至上,环境保护无形之中成了“软道理”。在“发展是硬道理”号召下,各级政府将招商引资作为头等大事,一些项目明明存在着高环境污染风险,但政府为了经济发展,为了完成GDP指标,还是硬着头皮干。“宁愿被毒死,也不愿意被饿死”,成了发展污染企业的强有力借口。“在发展经济方面,谁污染我支持谁”,一些地方一把手赤裸裸的表白,分明就是纵容企业排放污染。再加上“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企业排污争前恐后。地方政府一边高呼节能减排,治污防污,一边又对污染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纵容包庇。在经济发展压力之下,连环保部门也加入了支持污染的队伍。在某地,我看到这样一个怪现象:某非法小淀粉厂,被环保部门没收设备后,连封条还没有拆呢,就卖给了下一家非法小淀粉厂继续生产。环保局没收的设备怎么会进入了市场流通呢?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那么,是谁发财心切呢?是为了给教师发工资,为了让农民增收吗?显然都不是,是地方一把手想要政绩,要发财致富。在政府官员包庇下,环境污染企业为了利益最大化,显然是将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放在了脑后,出了事有政府兜着,这样,污染企业的胆子就越来越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边强调环境保护,一边又看到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发生的根本原因。

其次,由于严重违背自然规律,一些生态建设项目其实是在搞生态破坏。我国“三北”地区,除了东北之外,大部分区域的生态背景是草原或荒漠,然而,我们却在生态状况如此严酷的地方植树造林。其出发点虽然是为了阻挡沙尘暴,控制水土流失,但几十年来,由于树木成活率低,不能形成有效覆盖,几乎毫无效果。遥感监测的数据显示,“三北防护林”实施32年来,植被覆盖面积没有实质的变化,有些地方甚至还更少了。沙尘暴频繁入侵北京,就说明我们采取的草原或荒漠造林工程是有问题的。其实,根据我们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进行的实验研究,在风沙源区,如果尊重大自然的演替规律,减少牲畜破坏,草原尤其沙地草地,不用造林也能够恢复很好的植被,草本植物和本地灌木可有效控制沙尘暴。

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不仅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区,在热带亚热带的湿润地区,也是如此,人为制造出了许多“绿色荒漠”。如为推动“林--纸” 产业一体化发展,在云南等地大量种植桉树,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桉树作为外来树种,在中国西南地区大面积种植,显然是不妥当的。大多数桉树种植的区域并非荒山,而砍伐本地森林变成荒山,然后种植桉树。福建、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亚热带或热带山地,人为干扰后生有大量草本植物和灌丛,“荒山”实际上就是森林的雏形。如果不去干扰,严格封山,时间一长,就会育出良好的常绿阔叶林或热带森林。而在“荒山”上种植的桉树林,蓄水性很差,满足其生长要消耗大量的水分,这就会造成林地和周边土地地下水位严重下降;同时,桉树人工林对林地养分消耗严重,破坏了养分平衡,造成地力衰退,故桉树有“抽水机”和“抽肥机”的恶名。鉴于此,中国林业科学院的专家认为,桉树种植一定要经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适当的生态经营管理;水土涵养区坚决不能种植桉树;在缺水、少水的地区也要避免大面积种植桉树。

同样,为了发展经济,砍伐热带雨林种植橡胶树也造成了生态破坏。据专家介绍,从持水作用看,热带雨林树木长得很高,有不同群落、不同层次,在很小范围内,就有很多物种,而橡胶林只有一个物种,林中水分极易挥发。由于树冠结构的差异,橡胶林的穿透雨量要远远大于热带雨林多层雨林的穿透雨量,再加上橡胶林的地表植被覆盖较差,林冠的持水能力也不如热带雨林,因而橡胶林会形成较大的地面径流,对地面造成冲刷,带来水土流失。

再次,尽管政府对生态农业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是生态农业推广并不尽如人意。相对于城市环境保护,农村环保更加薄弱。抛弃传统的农业种植模式三十多年来,农田生态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突出表现在耕地有机质下降,土壤生物多样性降低,地力下降,农膜污染严重,最终影响到产量的提高。滥用大农药、大化肥、农膜、添加剂、除草剂,已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威胁。现在农田基本建设严重萎缩,一些生物技术专家不顾构成产量的要素是由“肥、水、土、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决定的事实,一味引导国家发展转基因农业,而在这方面,中国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和核心基因。

生态循环农业可从根本上解决粮食质量和产量问题,且其技术在中国已有数千年历史,中国有远高于美国、欧洲的农业人口数量,发展生态农业或有机农业,进而占领国际市场,是我们的优势。然而,这个技术并不被看好。因为牺牲环境的产业总是赚钱的产业,农业也一样。化肥农业或无机农业,是以国家的生态环境和城市人的身体健康为代价的,但是很少有人来算总账。

第四,商家纷纷打着生态的旗号赚钱,而真正的生态保护却无人问津。由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老百姓对自然生态的渴望就越来越强烈。商家摸清了消费者的这种心态,就动足了脑子打造“生态名片”赚钱。然而,这样的打造仅仅是名义上的。有些省号称生态省,其实连一个村庄都没有实现生态化;一些房地产商声称建造生态房地产,其实所种植的植物与本地生态并无关系,甚至引来了入侵物种;就连一些化妆品也用生态的牌子,但却是含有有害成分的化工产品;在食品方面,一些产品标榜为绿色食品或者无公害食品,其实依然使用大量农药化肥,甚至使用转基因技术;那些打着有机食品旗号的产品,产地却无有机肥来源,其实就是普通食品。

第五,科学家在生态治理方面的做法并不科学,许多示范工程“花钱多,见效少”。一些科学家都明白,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才能够立项去搞项目。一些重大的科研计划,如生态环境领域的水专项、垃圾专项、农田生态专项、生态退化治理专项等,所投入的科研经费动辄过亿,然而科学家为了推广自己的思路,争取项目,也是打着生态治理的旗号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的,具体做法却背离了生态主线。一些研究与要达到的目标严重偏离,所提交的成果多是中看不中用的学术论文,尤其是在国外发表的所谓SCI论文。一些针对环境问题的重大课题研究,领军人物多为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但那些院士的核心工作是游说决策者,其任务是做几次报告。项目争取到后,具体研究工作是他们的研究生来做的,报告是手下人准备的。有时甚至项目结束,院士们还不知道他们到底要研究什么问题。科学家也认钱,甚至只认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生态保护就成了科学家们挣钱的幌子,这就是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污染事件依然频发、自然灾害也接踵而至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述种种怪象,需要我们反思。发展生态经济不只是简单的节能减排,植树造林,垃圾焚烧,更不是喊口号。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政府应该采取正确的生态观,科学家要讲良心,讲真话,企业家要在循环经济法和环境保护法的监督下从事生产活动,要担负社会责任。环境保护不能总是“软道理”,考核官员要采取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对违规企业要重拳出击,从源头遏制环境恶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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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
蒋高明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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