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阶层“收入倍增”靠什么?
低收入阶层“收入倍增”靠什么?
跨越“低成本”时代
本报记者 郑雷
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这个被称为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引发多方解读:全民普涨是否等于全民不涨?收入上涨是否抵得过物价上涨?民营企业利润微薄,加薪钱哪里来?
这个事关国民幸福指数的计划本质是通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收入分配调整和产业格局变化,实现“包容性增长”,特别要有利于低收入人群增长,“国强”之后达到“民富”。
收入倍增计划如何向低收入阶层倾斜?是在社保上“增”,还是在个税上“减”?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低收入阶层就能涨工资了吗?我们试着从一个侧面解读这个计划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一些变化,和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低收入群体
要“优先翻番”
“我在北京的餐厅当服务员,一个月1100元,可实际到手只有800多元,老板说剩下的年底再结。听说想在北京生活得好,月收入要8550元。这个数字我想都不敢想。将来,我不知道国家能怎么帮我这样的人群实现收入倍增。”
党的十八大闭幕的第三天,这样一封北京外来务工人员“倒苦水”的读者来信,刊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作为中国政治风向标的《人民日报》,刊登这种风格的读者来信,在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所所长李实看来,这和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有关。
这个被称为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具体量化指标就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有人列出一条算式,把1.07 自乘十次,得出1.97这个数字。这就意味着,中国内地经济和国民收入年增长率只要高于7%,十年内翻一番的目标便自动实现。
“这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有网友担心,GDP翻倍与收入翻倍了,老百姓购买力也会翻倍吗?或者,蛋糕越做越大,拿得多的人越拿越多,老百姓依然挣得少?要么,他年收入800万元,我年收入2万元,“一人均,大家都成了张百万”?
这样的社会舆情,在李实看来反映了公众对于公平的一种期待,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基础上,如何分好蛋糕的问题。“收入倍增计划首先应该保证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那些收入最低、生活安全感最差、最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群体,应该优先实现收入翻番。”
向人民日报写信的“90后”农民工童丽娜,就是目前中国低收入人群中的典型一员。她向人民日报抱怨,自己已经半个月没吃过肉了,“在外面兼职发传单,一个月下来只能有个三四百元。可太累,上次病了,去输液,3天下来就花了500多元。”
童丽娜打工的北京市,2009年最低工资标准800元,2010年960元,2011年1160元,2012年涨到1260元,三年涨幅超过50%,而童丽娜还挣不到这个“地板工资”。
对于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在一些专家看来,童丽娜们实现收入倍增的最大机会,也是最直接的办法,来自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既然政府不能直接指挥用工单位涨工资,但最低工资每年调整20%,就意味着这些低工资的岗位就要相应涨工资。”
“如果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话,能保护童丽娜这样的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但政府并不能够随便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李实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人为提得过高,还会带来失业问题。
“最低工资标准即便三年涨了一半,对于北京每平方米四五万的高房价,又有什么价值呢?”在李实看来,这里面又牵扯到政府能否下更多功夫在公共服务上,通过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和完善医疗服务等为老百姓带来实际利益,以及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问题的关键不是收入倍增这个目标达不达成,而是达成之后,老百姓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质量。
“我给工人加薪
谁给我加薪呢?”
“在我这里,一个工人每月能挣2000多块钱。现在工人工资越来越高,我给工人加薪,谁给我加薪呢?钱从哪里来?企业怎么活?”邓文明在青岛崂山区经营着一家电子配件生产企业,对于收入倍增计划,他有这样的疑问。
在邓文明眼里,对于吃财政的机关职工来说,工资翻番只是政府行为,没什么难度。而数量更多的企业职工,劳动力价格随行就市。特别是像他这样的民营企业,一无定价权,二无专利技术,活得已经很难了,拿什么涨工资?
邓文明公司的工人工资,远高于今年青岛市1240元的市区最低工资标准,之前为1100元,邓文明却还是觉着压力很大。
这种压力,更多还是来自于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倒逼”。现在,在青岛招一个送水工,月薪5000元都招不到人,“不涨工资,根本就招不到人。”
“刘易斯拐点”到了,人口红利消失,员工收入还要“倍增”,像邓文明这样的民企老板该怎么办?
“随着工资上涨,一部分企业必然要进行结构调整,提高劳动生产率。”李实说,像邓文明的企业,如果坚持原来的生产方式,很可能亏损破产。对于政府来说,他们要做的,是对这些中小企业减税,减轻他们的负担;对于企业而言,要做的就是调整结构,调整不过来,就只能转型;劳动者则需要通过培训再教育,实现人力资本增值,这是一个三方都要努力的过程。
富士康式“收入倍增”
无法解决自身困局
“中国的低工资时代宣告落幕?”
“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
两年前,中国是否实行收入倍增计划的讨论刚提出时,外国媒体纷纷发出这样的疑问。
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的故事被挖出来,以解读这个中国版的“翻薪计划”。
亨利·福特是历史上第一位使用流水线生产的企业主,他在晚年意识到,让工人获得更高的工资,可提高市场购买力,并最终有利于企业本身,于是他为每个工人加了2美元工资。
然而今天,这样的加薪在中国是否会起到同样效果?
我们看到,在经过N连跳风波后,富士康在2010年连续加薪,从950元的“地板工资”(此前富士康在中国内地工厂基本工资标准都是按当地最低工资水平定的)涨到2000元,半年内即实现“收入倍增”。最近传出消息,富士康内地员工或将再涨工资,底薪将达4400元。
这个受益于全球化,依赖人口红利产生巨额GDP,2011年营业额1027.4亿美元,接近伊拉克GDP总量的庞大帝国,涨工资能解决N连跳带来的困境吗?
“车间里的活儿简单至极——把流水线传送到面前的手机、电子书的壳抓到托盘里即可。胳膊一伸一蜷的动作,每四五秒重复一次;10小时的工作时间下来累计七八千次。‘机器人’或者‘磨盘前的驴’,年轻工人如此形容坐在富士康车间内的自己。”这是前不久,北京一家媒体记者在富士康郑州工厂卧底时的感受。
在郎咸平看来,像富士康这样“打工仔”式代工只是拧拧螺丝,然后插个洞口,只能挣iPhone产业链最下端的6.54美元的血汗钱。而生产一个iPhone手机,苹果公司可以拿到360美元;日、韩、中国台湾、美国在内的硬件厂商,可以拿到187美元。
最后的结果就是,越发展越悲惨,经济学上叫做“悲惨性的增长”。对于中国制造而言,如果整个产业政策不突围的话,中国经济就跳不出“中等收入陷阱”。
“富士康的‘收入倍增’无法解决自身困局,也无法解决中国内地低端产业链突围的现实。”在日本产业问题研究专家、社科院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看来,从2010年夏富士康员工N连跳事件开始,中国制造业“低成本时代”已经结束。
重点是“提高人的能力”
即将在中国实施的这个“收入倍增计划”,很容易使人联想起52年前,日本池田内阁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个计划直接造就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
相似的背景,只是中国能否复制日本当年的成功?
1978年,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前往日本考察企业管理。
那时的日本,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正处在一个黄金发展阶段,涌现出丰田、索尼、松下、东芝、小松工程这样的大公司大的装备制造企业。邓力群回国后,写下《访日归来的思索》一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家比战前聪明了。他们下大本钱培养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过去,资本家把工人当做机器的奴隶。现在,一些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主张不要把工人当机器的奴隶,而要使工人掌握科学技术。”
一位日本企业家的话让邓力群印象深刻,“一个企业如果是由优秀的工人、优秀的技术人员、优秀的管理人员组成的‘优秀的技术集体’,那么,它的产品质量最高、竞争力最强,它在市场上将是难于打败的。”
“提高人的能力”成为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点之一。最近,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伊藤正直完成了对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资料91卷本的整理。据伊藤介绍,当年日本在新兴的各个产业领域吸收了大量工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每个府县大学增设了工学部,帮助学生学习新设备新技术;在各个企业设立研究所,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者;一些五年制高中也培养骨干技术人员。
产业的发展,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带来了工人收入差距缩小。1955年日本中等企业员工工资是大企业的一半,到1975年中小企业工人工资开始和大企业接近,相当于后者的90%。
白益民对此也做了印证。1955年,索尼、松下和京瓷在日本都是小企业,工人收入只有大企业工人收入的一半。1960年池田内阁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后,三井集团作为“牵引车”给这三家企业很多资助。这三家企业立足于高精尖产业,通过长线科研投入迅速扩大规模,在1975年,这三家企业的工人收入几乎追平了三井集团等大财团。
白益民认为,在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过程中,日本大财团联合中小企业实现了整个日本社会生产率的提升,并迅速升级装备制造业等高级产业,“日本的大型器械和汽车工业,从外表到核心零部件形成了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日本出口的电子产品、钢铁、汽车,还挤垮了欧美一批企业。”
在白益民看来,正是日本制造不断进行的产业升级,才将国外资本挤出日本市场,成就了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
“有些东西就该结束,有些阶段必须跨越,中国不能靠‘低成本’过一辈子。但如何在政府推行收入倍增计划中抓住机遇转型,这是中国企业的最后一次机会了。”白益民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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