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丽：低碳乡建的原理与试验

低碳乡建的原理与试验

何慧丽*

摘要：低碳乡建，就是要正视工业化、城市化的弊端，改变高能耗、高成本、低福利、单一化的乡村发展模式，按低能耗、低成本、高福利、多元化的思路和原则来建设乡村，建构健康农业、环保农村、合作农民的“新三农”发展取向。农民通过合作自助，可以形成低碳乡建的有效主体；城乡互动互助，是低碳乡建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的试验中，农民已承担起应有的成本；而国家、社会做得还远远不够。

一、低碳乡建的原理之一：对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解构

长期以来，中国走的是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将人才、资源、资金等集中到城市，优先发展城市和工业的道路。无疑，走这条道路所取得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

然而，走这样的道路天生受到两个国内基本矛盾的制约。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这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极其艰巨的根源。二是城乡二元体制矛盾与相关制度安排，既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性质的差别，又表现为城乡发展水平的差别，并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城乡的进一步“断裂”。

这样的道路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还要遭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全球化国际环境的严峻考验。经济全球化以信息化为技术特征，以资本主义制度和标准控制为规则特征，以资本自由流动而非土地、劳动力为要素特征。经济全球化在中国导致了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外资在中国东南沿海赚取了超额利润；它与过剩劳动力结合，导致劳动力难有谈判地位；劳动力没有向外转移的更大空间；中国将长期出现劳动力、资金和产品的“三过剩”，以及由之而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

内外制约下的城市化、工业化，后果之一，是加剧了中国资源、能源的严重消耗和短缺。后果之二，是再快的城市化速率也没法很好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即使每年顺利转移500万以上，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仍将有一半左右的人在农村。后果之三，是小农经济难以增收，农业难以现代化。

由于土地资源极度紧缺，政府又难以对小农提供齐全的社会保障，因而导致了土地的保障性大于其生产资料性；加上技术、资金难以进入农业生产，21世纪的中国农民仍“不得不”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严重制约了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因为能赚钱的领域在工商业等非农产业。像日本，有综合农协来保护小农的经济利益，综合农协里边除了农业，还有为之服务的金融和加工业等赚钱的领域，这样它的盈利就能内部调整和互补。而在中国，金融和加工的利润不属于农民。中国没有一个高于农户的农民主体组织来保护农民的利益，农民只是单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只在地里负责生产，产前、产中、产后的经营利润都不享有；在市场经济中，农民又很难自己经营，因为一盘散沙的个体小农没有定价权和谈判权，相互之间很容易陷入恶性竞争。比如说到一个村去收购胡萝卜，第一家八毛一斤，第二家六毛一斤，最后就可能压到三毛、两毛。可见，正是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原因，形成了那句人尽皆知的话：“增产不增收、优质不优价”。农业加入WTO，广大的小农户更是面临着残酷的挑战和无可估量的损失。

综上所述，农民在短期内要大规模增收是个小概率事件；普通村庄要城市化是个小概率事件；绝大多数农民变成市民也是个小概率事件。在小农经济难以现代化的情况下，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准，将会终结在“丰衣足食”的水平上，或者说，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将长期延续。然而，现在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主导了整个社会价值观，在它的指引下，农民的消费欲望被吊起，却并没有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个很矛盾的张力。

二、低碳乡建的原理之二：新农村建设中新三农取向的建构

正是因为认识到旧式城市化、工业化所造成的种种弊病，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新农村建设提到了战略高度，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战略高度。既然是建设，就有低碳高碳之分。

低碳是个当前流行的新名词，它呼应了生态文明建设。低碳本来只是指产业发展，我更愿意把它用在作为一个体系的乡村建设上。我的理解，就是要正视工业化、城市化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反而还带来了生态破坏、能源枯竭、贫富分化甚至文化冲突等严重问题，因此要改变过去高能耗、高成本、低福利、单一化的乡村发展模式，按照低能耗、低成本、高福利、多元化的思路和原则来建设乡村。这样，我们提出了从三农问题到“新三农”取向的建构思路：

（一）从农业问题到健康农业的取向

在中国最近这30年的高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青壮男性劳动力走了，村庄凋敝了、空洞化了，农业生产大多由留在村里的妇女、老人承担。弱劳动力再加上化石能源投入的配套，农民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赚钱增产怎么来，例如使用尿素等作为化学肥料，改变动物、植物的自然生命链条和生长规律，用各种药剂、激素把它们催熟，等等。我们的农业切切实实变成了高碳、高成本的工业化农业，尽管亩产量不低，但是具有高污染、高耗能等负外部性，最终是不可持续的。

工业文明以来，农业的本质不是个经济或者赚钱的行当，几乎所有国家的农业跟其他产业相比都是弱势产业。我们说农业要现代化，美国的农业够现代化了吧？它一个农场的平均面积就相当于我们的半个乡镇。即使这样，它还是需要政府高额补贴。所以，农业问题本身不是个经济问题或者产业问题。那么，农业的实质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健康性等多功能品质。

农业是让人吃饭的，是要维持生态平衡的，首先是个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生命自然代谢过程。因此健康农业的取向，其核心是建立和恢复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良性循环，在为人类提供健康食品的同时维护其可持续发展；其最高阶段是充分体现安全健康性能的有机农业。在有机农业生产体系中，作物秸杆、畜禽粪肥、豆科作物、绿肥是土壤肥力的主要来源；作物轮作以及各种物理、生物和生态措施是控制杂草和病虫害的主要手段。

农业作为人参与的、与自然高度结合的经济过程，还承载了人类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让农民获得收入、教育文化、环保康复、生态休闲、社会稳定等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方面功能。

（二）从农村问题到环保农村的取向

农村，作为人们生活的地理空间和景观布局的发展取向，一向以城市为参照和追赶目标。而城市的本质就不是低碳的。城市到处是钢筋水泥，人工痕迹太重，离自然生命太远，物质消费至上。人天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免患上各种各样的“城市病”，比如没有空调就过不了夏天，断一天的水、电就要了命，这很可怕。

人生活在有金木水火土的地方才会心安理得，在城里，人远离木、土、水，只有火和金，当然受不了。而乡村到处都有生命，人接天气、地气，房后有树，房前有花，这和我们整天对着电视、电脑，住在拥挤的高楼里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旧式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农村的这些优越性渐渐被我们淡忘、抛弃。除此之外，农村还面临着城市化、工业化造成的垃圾下乡，耗能的消费品下乡，农村本身的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和浪费等问题。

农村这么多问题，许多人归结为农民增收了就可以解决。然而，在普遍意义的农民增收是个小概率事件的情况下，农村问题就解决不了吗？我们提出从农村问题到环保农村的取向，目的就是通过对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的循环链条的恢复和重建，使农村成为一个适于人们居住的地方：其特点是清洁、节能、美观、多样化；其核心是在实现可持续生产的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和生命至上的取向；其参照物不再是城市；其发展不再是单一的经济发展和货币量的多少，而是多元化发展和农民个体幸福感的满足。这样，农村人居住的空间就具有了以在地化为主的本体性地位，乡村的发展就有了自信的张力。

（三）从农民问题到合作农民的取向

从农业问题到健康农业的取向、从农村问题到环保农村的取向，实现主体是合作起来的农民。合作农民的核心品质是合作、诚信、责任、热爱劳动、自尊和自信等。

然而当下的农民，社会属性是小农状态下的一盘散沙，经济属性是廉价的劳动力，文化属性是短视、小私。数量众多的弱势的农民，要实现“以人为本”，要实现生活和生产的健康、环保，要克服当下不利于自身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属性，就需要合作起来。

让农民们根据宏观环境和自身情况，形成种种自助性的经济、社会、文化合作组织，比如说以经济合作社作为生产、购销的载体，以老年人协会作为社会和谐的载体，以文艺队作为乡风文明的载体，从而彰显农民合作起来的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属性，使农民成长为有尊严的、体面的组织性群体，这样，进行低碳的乡建就有了有力的组织性主体力量。

综上，新农村建设中三农取向的建构可概括为“健康农业、环保农村、合作农民”的“新三农”取向。其中，合作农民是关键，突显了一盘散沙的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的新的主体性特点，而这恰恰是“健康农业、环境农村”得以实现的制度性保证。这样的取向，本质上是指出了超越经济发展至上的另一种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它将农民的心理幸福、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等综合性建设纳入了乡村建设的核心目标，也包括对高能耗、高消费的城市化生活和以金钱为目标的人生观的批评。可以说，低碳的乡建，其实具有应对全球性资源和能源短缺的意义，也有让农民体面和有尊严地活着的意义，更有以注重生态和生活质量的新文明代替经济发展至上的旧资本文明的意义。

三、低碳乡建的机制：农民合作自助与城乡互动互助的试验

前述原理表明：农民通过合作自助，可以形成低碳乡建的有效主体。其逻辑是：农民只有合作起来，内部互相支持、互相监督，才能促使他们讲诚信；而只有讲诚信，才会生产出相对生态的农副产品。农民合作起来，并不一定能保证多赚钱，但是起码会减少一些支出。概而言之，农民因合作而诚信，因诚信而践行生态。这样的观点，不只是来源于理论逻辑推演，还有现实中社会科学试验的佐证。

（一）农民合作自助的试验

自2003年以来至今六年有余，我就一直以挂职副县级干部和读博士、做博士后、低碳乡建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了包括河南省兰考县在内的全国各地的草根农民合作试验。

1．农民合作经济的试验

（1）村级的农民经济合作，其发展的初期应是具有包容性和综合性的经济发展合作社。以社区或社区为基础的专业合作组织为一级经济主体，利用传统的社区血缘、地缘关系，甚至体制性资源，将外部市场关系内部化，使社区内不同产业之间的资源和收益（生产要素和社员收入）的整合、配置“天然合理”。

（2）农民经济合作的项目或内容设计分为三个层次，以保稳妥：一是先搞盘活资源性的项目，比如资金互助、土地整合、劳动力统筹，其风险可以通过内部制度化而避免；二是搞信息性、种养殖业的统购项目，比如技术服务、管理服务、种子农资服务，以合作社的组织优势对消费权进行垄断，为社员节约开支；三是搞标准化、规模化、安全化的生产、加工、统销型项目，旨在通过这些领域的规模优势而获得市场的谈判地位。

（3）关于合作经济的生态取向的探索。我们以合作组织为主体，进行了生态原木画、原生态大米、小杂粮、耦蟹混养的试验，猪圈/厕所/沼气池/菜地/果园/养鱼池六位一体的试验，有机蔬菜种植和自然养殖法试验，就地取材、节能降排、防震、冬暖夏凉的生态建筑试验。这些探索无论是取得了成功还是获得了教训，都是由于有了组织主体才得以进行的。

2．农民社群文化合作的试验

我们的农民社群文化合作的特点，是结合农村老人、妇女居多的实际状况，以老年人协会、文艺队为载体，以弘扬“团结、奉献、劳动”为价值核心。老年人协会实现了几大功能：娱乐功能、化解矛盾功能、维护尊老爱幼等传统价值功能、帮村两委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编写村志村史，等等；文艺队以大众化的娱乐形式为主，比如秧歌、戏曲、腰鼓、盘鼓、传统太极以及地方戏曲等，它为农民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文化和舆论氛围，满足了农民为主体本位的文化性和价值性需求。

老年人协会和文艺队本身就是参与型的低成本、低风险、高收效、正外部性的低碳型组织。这样的社群文化组织，可以为低碳乡建的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公共舆论氛围，以及开展相应的文化价值建构工作。

（二）城乡互动互助机制的试验

生态农业的发展需要消费者和外部环境的支持。处于弱势地位的生产者之所以愿意花功夫搞生态种养殖业，是因为有市场，能够让他们获得比常规农业高的收益。因此，为了从生产源头保证食品安全，就有必要建立城乡互助机制，合作开发生态经济。

从2006年开始，我们就以志愿者的角色，以此前在农村搞农民合作经济的经验为基础，做城乡互动互助机制的探索。这种探索首先是从兰考县南马庄村的“购米包地”试验开始的。所谓购米包地，就是让对生态大米有需求的北京消费者，通过北京知名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的公益中介作用，和南马庄村农业合作社的生产者进行直接对接，以个人或团队的形式在南马庄村农业合作社至少包半亩地的大米产量，从而使生产者生产出真正质优价廉的好大米，消费者也能够消费到真正质优价廉的好大米，形成双方都受益的良性互动。经过广泛宣传和深入动员，2006～2007年，有79家北京单位和个人以最少半亩、最多100亩的量预购了南马庄合作社31户社员的无公害大米，市民消费者的名字被写在了田埂上的石碑上。

购米包地的创新之处有两点：一是价格机制的创新。2006年11月和2007年11月，以生产者合作组织和消费者合作组织为中介，选出生产者代表与消费者代表坐在一起，举行了该年的新米价格听证会，在友好协商的气氛中定出了新米价格。

二是城里人参与新农村建设、城乡和谐发展的机制创新。购米包地实现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这不但使生产者有责任心，还使消费者放心，并让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了更多的非经济性交往。城里人了解农村人，农村人了解城里人，城乡才能真正结成友好信任的亲戚般的关系；而且这种方式让普通的城里人也能通过一点一滴的行动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在国庆节等节日期间，我们组织了购米包地的市民到兰考县进行新农村建设旅游，他们饶有兴味地到田间地头去看自家包的稻米的长势，与为自己种地的农民亲切交流。

在购米包地的基础上，我们又于2007年4月30日在中国农业大学校工会院内启动了“北京社会文明消费行动计划”仪式；7月6日在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开始了“北京社区文明消费行动计划”第二站，当场还举行了有机小农和农民合作社与市民消费者“手拉手”活动。在这两次活动的基础上，我们于2007年10月成立了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它以倡导“文明消费、责任生产、公平贸易、和谐城乡”为宗旨，由有共同生活追求的市民和符合一定条件的合作社和有机小农自愿组成，是一个集消费合作与生产合作于一体的、“民有、民治、民享”的非营利组织。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开创了城乡经济互助新机制的美好愿景。

2008年，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成功地组织了消费者直接对接生产者的团购活动；2009年，国仁城乡科技发展中心联合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等单位，在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的指导和北京海淀区政府的支持下，成功试验了由市民中产阶级消费者参与的市民农园项目，开始运营北京都市区与其周边有机农户或合作社的直销体系。

兰考的南马庄等地，在享有了一定生态声誉的基础上，也开始与开封、郑州等大中城市近距离地结成城乡良性互动的机制。早在2008年1月，我们就组织了郑州——兰考城乡互动联谊活动；2009年10月，由兰考县文化旅游局主办，自然之友河南小组和南马庄村两委、农民合作联社联合承办了“南马庄第一届生态文化旅游节”。

所有这些试验，其宗旨均是以城乡互动互助的方式，推广有机耕作，倡导文明消费；试图探索出一条一定区域内的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良性互动机制，让粮食体系回到以当地市场和生鲜食品为主，大大减少源于粮食、牲畜生产和加工的碳排放量。

四、谁来支付低碳乡建的试验成本？

低碳乡建的原理，意味着社会进步的科学方向。要把它变成广泛的社会实践，则需要经过三个阶段：培训和试验的初期阶段，制度化、政策化评估和总结阶段，以及向社会推广普及的实践化阶段。作为长期从事此试验的志愿者，我深知初期的艰辛、从初期阶段向第二阶段转换的困苦，包括试验者和参与者的所有付出，比如智力、心血、时间，资金、物质投入，培训交流过程，试验教训和损失，以及替代性成本，统称试验成本。

基层并不是一个思想原理的发源地，也不是考虑全局的政策的发源地。对于任何一个村庄来说，你给它做了哪怕只是小恩小惠的实事，就是做好事；让农民增收，农民才跟你干；给村庄修路，村民才觉得划算。这个局部本位主义没有错。但是对某些地方来说，小恩小惠到哪儿，资本就侵入到哪儿，高碳就到哪儿。本来是山清水秀的，路修好了，矿产也就被运走了，几年以后，这里可能变得污染严重，地下水位下降。怎么办？

我们现在要做的低碳乡建不同于只求眼前经济效益的庸俗发展观，它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对国家的全局和长远有益。所以，它应该是国家战略，主要由国家来支付成本。在这方面，日本的综合农协提供了好经验。

而当前的中国呢？就试验点而言，大多由率先觉悟起来的农村经济能人、政府官员、NGO、知识分子等先做，由他们先支付成本。这种非制度化的创业型群体力量分散、行动断续、资源薄弱，与强大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资本力量和群体力量相比，实是一毛九牛。

经过多年试验，乡村建设形成了一个可持续动员的经验--“党政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党政主导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儿呢？主要应该对农民合作组织和低碳乡建提供“指导、扶持、服务、监督”。诸如加强合作社立法工作、做好试点示范工作、加强合作组织所需人才的培训和辅导工作；为农民社群文化合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人才培训支持；向发达国家学习，为农民合作组织的产品销售提供优惠政策，提供减免税费的销售渠道；为开发和普及低碳乡建的各种适用技术提供支持，等等。然而，在这方面，党政主导的作用显然体现得不够，因而承担的成本就不够。因为国家实行的是生产型的分税制，而不是财产型的税收制，各级政府仍然把招商引资作为第一任务。

在这样的情形下，怎样才能形成低碳乡建所必需的“以城返乡、以工补农”的有效城市动员机制？如何把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和低碳乡建的战略性目标结合起来？如何把低碳产业的市场风险降到最低？产业资本又如何愿意向低碳产业领域进军？低碳产业的发展又如何与对小农利益的保护结合起来，与城市消费者的文明消费结合起来？

无论如何，合作起来的农民主体力量已经显现出来。2006年4月，兰考县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胡寨经济发展合作社、山西永济农民协会、湖北三岔村合作社等七家合作社联手，成立了国仁绿色联盟，承诺为社会生产健康的食品，此后相继又有其他农民合作社加入。几年来，这些早先觉悟了的农民一直在坚忍不拔地探索着。比如，南马庄农民合作联社的目标是：力争打造“中原第一合作生态村”！有机大米小杂粮，鱼蟹畜禽自然养，是南马庄人对社会的真诚奉献；农民合作联社、市民农园、生态民居，是南马庄人在新时期具有重大价值的探索。再比如胡寨经济发展合作社的目标是：打造“合谐、诚信、生态、富裕”的胡寨，为如胡寨一般的中国普通村庄，探索出一条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真、善、美之路。

农民们已在这场真正关乎到中华民族长远和全局利益的低碳乡建试验中承担起应有的成本，那么，政府呢？市民社会呢？我和你呢?

（责任编辑：齐澧）

（此文发于2009年第12期《绿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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