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燎原，革命之路并不只有浪漫
早先有个俗语，叫“五行八作”。“行”多为商业，“作”则是手工业。
豫西北有座叫“焦作”的城市，顾名思义，最初既可能是焦姓人家开的煤炭作坊，也可能是卖焦炭的作坊，这里核心字“炭”就是煤，所以这是一座因煤炭而兴起的资源型城市。隋唐之前不过是个不足百户的自然村，19世纪末还仅仅是怀庆府修武县管辖下的偏远集镇，在河南动辄两千年起步的城市中，只能算个小兄弟。
煤炭的大规模使用始于宋代，特别是都城开封，整座城市官商军民，百万人口的燃料，完全使用煤炭，基本没有烧柴的。这些煤炭大部分来自于华北地区，走水路距离不过百余公里，今焦作所处的怀州(今沁阳)就是其中重要的生产基地。此地生产出来的煤炭，经黄河、汴河运抵开封，并大量供应江淮、江汉地区以瓷业为主的大型手工业作坊。
从战国时期发现煤炭，隋唐有了土法开采，宋代焦作地区的煤矿生产已经相当发达，有的矿雇佣数百矿工，能保障矿区上千口人的生活。到了清末，已有小煤窑100多家，土窑800多个，从事采煤的工人逾万名。形成了繁华的煤炭专业销售集市，带动了商业的蓬勃发展，常住人口已达2000多人。
光绪二十二年(1896)，意大利工程师罗沙第(Angelo Luzzatti，犹太人)通过卢蒂尼(卢蒂尼Marquis Antonio di Rudinì)，打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李鸿章的关系，扮作代理牧师，到中国的山西、陕西、河南考察矿产，看准了河南焦作丰富的煤矿资源。回到欧洲，拉来著名的国际大财团罗斯柴尔德家族(犹太人)，又请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哲美森(George Jamieson)、英国侯爵伦伍(Lansdowne)等达官显贵，甚至给了李鸿章25%的暗股，成立了英商福公司(PeKing Syndicate)，准备鲸吞中国河南、山西的煤矿资源。
接着在北京成立福公司在华办事处，由罗沙第任总代理，通过李鸿章的大幕僚、招商局总办(原中国驻英公使馆参赞)马建忠，聘请候补知府刘鹗为“华经理”(买办)，打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王文韶的关节(都有股份)，指示自己的亲家、分省补用道程恩培(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之子)和好友翰林院检讨吴士钊，在河南办起了既无资金又无矿址的“皮包公司”——豫丰公司，然后勾结河南巡抚刘树堂(吴士钊的云南老乡)，签订了《豫丰公司与福公司议定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1898)，从而取得为期60年，“专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矿山”的权利。
这意味着什么呢?
河南留日同乡会在《警告河南同胞速办矿务书》中说：
“我们河南将成了南非洲了!说‘专办’就是只准福公司开采，福公司以外民间不准开采了;说‘大河以北’，就是河北三府，顶到山西，都在内了;说‘怀庆左右’，就是西至陕西，东到直隶，都准他随便开采，没有限制了;说‘诸山’，就是西至王屋，东至巨鹿，凡有山的地方，都包括无遗了;说‘各矿’，这金银、铜，铁、石炭、煤油，凡有矿的地方，都一网打尽了;说‘六十年归还中国’，那就是永为其业了!”
此时的清王朝，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和掠夺中国劳动人民的总代理人，河南人民收回矿权的斗争，虽几经反复，却最终失败。
辛亥革命后，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授意下，河南组织起官商合办的中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与英商福公司合组福中总公司，双方分产合销，英资占主导地位。
问题来了，袁世凯是爱国吗?英国人是发善心吗?
当然不是!
福中公司是河南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它的成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斗争的产物，是中外资本家相互竞争的结果。袁世凯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当时在华侵略势力最大，攫取利益最多的就是英帝国主义，袁世凯很大程度代表的就是英帝国主义的利益，他的所有政治举措和政治资金也都需要英帝国主义的认可和支持，后者正忙于和德帝国主义火并，迫切希望袁世凯能够稳定其反动政权，替它保护在华利益，两者各取所需才能完成交易。而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和成长，福公司认识到，利用中外合资的形式，既能减少与当地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官府的矛盾，又能避开中国人民的斗争锋芒，更有利于在中国推行经济侵略政策。
不过，福公司、中原公司和他们合组的福中公司，也给焦作人民办了不少好事。特别是在教育方面，焦作工学院和焦作中学，不但填补了焦作、河南的教育空白，甚至在全国都非常有影响力。
今天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焦作工学院，曾是建国前我国惟一一所面向煤矿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唯一一所工学院，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采矿、铁路、冶金、土木建筑的专门人才。焦作中学则是民国时期河南煤矿自办的唯一一所中学，也是河南省当时少有的完全中学，设有初高中、师范和女生部。此外，还有以福中小学为代表的的15所子弟小学。民国时期，焦作矿区的中小学数量之多，为河南各矿区之最，也是师资条件、教学水平最高的。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焦作矿区办学的主要功臣还是中国人，而不是英国人，中原公司承担了焦工和中心小学的大部分经费，无论每年是否盈利，都会拨给这些学校以一定的补助费用，效益好的年景里，临时要钱公司都不用造预算，写个条子就批。由此，为焦作为河南的文教事业，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同时，焦作也因为引来了工业化时代，在河南一度引领城市建设风气。从这个意义上说，焦作作为河南最早资源立市的城市，也是近代新兴城市崛起的剖面。
光绪二十八年(1902)，福公司开始在焦作设立哲美森厂(以原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此时担任福公司驻华办事处总董事长哲美森之名命名)，随后道清铁路通车，路矿学堂开办，焦作的工商业人口逐渐增多。矿区当时被叫做哲美森镇，中国早期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当时报道说：
“工厂、矿山和铁路雇佣了3000中国工人，此外，还有25名欧洲技师，矿区占地一千亩，并已修筑了一条宽阔的街道。两旁是苦力的茅屋和销售中国人通常使用的奢侈品的商店，包括澡塘、理发店和按摩院。”
到民国六、七(1917~1918)年间，按照西方生活要求和城市规划建设起来的新式马路、城市垃圾处理系统，以及煤气、电灯、电话、自来水……这些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都在焦作率先出现，省会开封和河南唯一的商埠郑州都还没有“开洋荤”。
不过相较地上，地下的煤矿深处，无论福公司，还是中原公司，亦或是本地土窑(当地人用土法开采的煤窑)，却是另外一个世界。
相较地面上体面光鲜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地下的矿工，即伴随帝国主义在华直接经营企业而现行诞生的中国无产阶级，却吃不饱、穿不暖，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差，工资特别低，生活特别苦，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还要忍受中外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迫害。
焦作矿工的歌谣里，记录了那时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工作状况：
“矿工虽有身，下井就没魂。穿的补钉衣，好似原始人。窝头烂咸菜，肠子空半根。把头一发狠，浑身血淋淋。下井要不死，熏个大发昏。虽吃阳间饭，却为阴间人。”
焦作有那么多那么好的大中小学，又跟穷矿工和他们的孩子有什么关系呢?
在王封矿东边，有一条纵贯南北的深沟，人称“东沟”，是矿工门的“宿舍区”。280多户，700多人住在“东沟”两侧土崖上掏出来的洞子里。由于饥寒交迫，这里先后有73家卖掉76个亲生儿女，有180多人被活活饿死，96户人家绝了户。
侥幸能活下的孩子，往往不到10岁，就要到矿上作童工，福中公司的童工竟占10%，他们负责拉筐、抬筐，像牛马一样四肢着地，跪着爬着拉筐。遇到坡度大、巷道低的地方，挪一步一身汗。干一天活，脊背不知要被巷道的岩石和煤壁擦碰多少次，胳膊被磨得红肿，浑身被勒得道道血印。如此辛苦危险的工作，童工出的力相当于成人，但工资不到成人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每月所得绝对不超过六块钱，日工资仅0.35元至0.38元，而当时每袋面粉37斤，需两元钱。还经常拖欠不发，即便发下来，也要被封建把头以九五扣、三七扣，扣来扣去到不了工人的手多少钱。
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共同对焦作工人进行惨无人道地欺凌和蹂躏，工人们在政治上受尽压迫，经济上受尽剥削，生活上受尽折磨，痛苦地呻吟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焦作的工人阶级和全国的工人阶级一样，开展了不屈不挠的经济、政治斗争，矛头直指一切压迫他们的反动势力，特别是英帝国主义。
1914年，福公司5000多矿工，为抗议裁减工价举行大罢工。1918年，洋工头殴打华人机匠(技术工)，激起华人机匠全体罢工。但由于没有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及其领导，没有先进理论来武装，焦作工人的斗争同其他各地工人一样，还是自发的经济斗争，所以收效甚微。在他们还不明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时，采用消极怠工，破坏设备等手段对待厂方，以减轻对自己的剥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福中专门矿务学校(后来的焦工)学生积极参加。特别是武怀让同学因此被校方开除，后来考入了唐山交大，又带领唐交同学声援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转党，成为中共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2年，在全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中共北京区委派共产党员贺道培到豫北，负责安阳、焦作一带的铁路工人运动。他在焦作改组了道清铁路工会，领导道清铁路工人进行了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同情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显示了焦作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
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予以高度评价：
“统计道清全路工友不到千人，他们此次罢工居然维持到九日之久，后京汉五日才恢复工作，这不能不佩服他们团结的伟大精神，俗语有句话‘虽败犹荣’，这正可以持赠他们了。工人心坎中的工会，资本家是永远封闭不了的，所以道清工友始终没有颓丧的气色。”
之后，在党的领导下，焦作煤矿工会和各行各业的工会组织相继成立，工人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1925年，中共焦作第一个支部光荣诞生，同时成立共青团焦作特别支部。当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焦作福公司煤矿工人举行了长达8个月，闻名全国的罢工斗争，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为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高度评价包括焦作煤矿工人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时，称：
“他们特别能战斗”!
“五卅”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节点，对于幼年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在焦作的发展也同样意义非凡。如何扎根基层，培养骨干，赢得群众，掌握民心，让我们这个新生的工人阶级政党，得到多数工人群众的拥护，至少取得本阶级多数善意的中立，否则争取工人阶级多数到党方面来是胜利的革命的必要条件——这一列宁主义的原理就毫无意义了。
关键时刻，罗思危同志来到了焦作。
罗思危同志，湖北黄冈人，毕业于湖北省立一中，1923年入党，有着丰富的工人运动经验。曾受党委派到辽宁复县(今瓦房店)播下革命的火种，此次由团中央派遣河南作青运，又受中央特派员王若飞同志委派，到焦作领导和组织工运。
到焦作后，罗思危深入矿区进行调研，决定先从青年学生入手。住在福中矿务大学里，团结发动矿大学生，以他们为首领导全市学生开展反帝斗争。同时搞起工人夜校，在青年工人(18岁以下青工、学徒工和童工能占到焦作矿工的三分之一)的带领下，下矿井，进窑棚，走遍了福公司和中原公司所属矿厂。还和中小学教员、职员、商人、市民谈心交朋友，宣传革命思想，团结了一大批青年积极分子。以此为基础，成立了公开的焦作各界“沪案”后援会和秘密的革命青年队，为我党在焦作建立组织奠定了基础。此外，还有不少外地派来的党团员深入农村，发动广大农民，同工人一起向帝国主义作斗争。
罢工最早是由为福公司英籍职员服务的厨师、花匠、翻译和女佣开始的，1925年7月6日，工人夜校学员冯金堂同志带领二百多家庭雇工，卷起铺盖，愤然离开。英国人当年在矿井淹死人，不愿赔偿，他们的买办还嘲笑中国工人：“死了几个人算啥?两条腿的哈蟆难找，两条腿的煤黑子到处都有!”如今开出三倍工资，也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被惊得目瞪口呆。那些曾经对洋大人毕恭毕敬，要回话都得站到三尺开外，鞠躬行礼才敢张嘴的中国苦力，如今怎么敢指着鼻子，骂起来帝国主义了?
当年参加大罢工的老工人，曾在英籍职员瑞吉士家当厨役的崔长永同志，后来回忆，遇到罗思危同志很偶然。
当时他在街上替外国人采买，遇到了身穿学生装的罗思危，带着几个矿大学生。罗思危主动和崔长永搭讪，问他是干什么的?穿着破烂的崔长永看到对方是体面的“洋学生”，自卑地低下头，小心翼翼回答，说自己是给外国人做饭的“洋奴才”。
罗思危却摆摆手，说：“不，你是个工人。工人阶级是高尚的!”
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也是第一次得到“体面人”的尊重，这让崔长永心头一震，记忆了一辈子。
学生们继续和攀谈，问崔长永给哪个外国人做饭?他的家住在哪里?能否到他家里看一看?
崔长永想，反正现在瑞吉士也不在家，就领着几个人来参观，又拿出点心招待请大家。看着金碧辉煌的装饰，精致细腻的餐具，罗思危向崔长永讲述了近日发生的“五卅”惨案，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英国巡捕助纣为虐，屠杀中国工人学生等等，希望崔长永能联络几个熟人，大家交朋友，一起为受害的工人学生募捐。
送走这群学生，崔长永找了自己的好朋友，隔壁格拉斯家的厨役冯金堂。冯金堂出身更苦，9岁背井离乡逃难到焦作，10岁下煤窑当童工，父母冻饿而死，四个哥哥因受资本家和地主的残酷折磨也相继死去。到英国人家里做工，全年早晚无休，饱受艰辛。说起刚才学生们提到的“五卅”惨案，平日沉默不言的冯金堂突然打开了话匣子，认识几个字的他，经常趁着上街采买到商店柜台上看报纸，所以对这件事颇为了解，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学生们做的是好事，咱们应该支持，中国人哪有不帮中国人的道理?
于是俩人开始在朋友中间串联，福公司就有三十多家英国人，每家都有几个中国杂役，串联起来后，收入微薄的穷哥们、穷姐妹却非常慷慨，你一元，我五角的凑了四五十块钱，送到矿大。
由这根线入手，千万根线深入到基层，无数的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团结起来，曾经胆小怕事，在洋人面前唯唯诺诺的崔长永，在罗思危问他敢不敢组织穷哥们、穷姐妹——那些在英国人家里做工的“洋奴才”，起来造反，也给他们来个罢工行不行?”
李鸿章送给英国财阀罗斯柴尔德的照片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上海可以罢工，我们也可以罢工!”崔长永想也想，先是觉得这事不简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杂役兄弟姐妹能团结起来，但只有二百来人，力量太小啊!
罗思危指点道：
“你先找几个朋友商量一下，冯金堂不是很积极吗?”
回去之后，崔长永找来冯金堂，两人商量后分头行动，冯金堂到道清铁路，崔长永则到矿上。短短几天，就联络到二十多位工友。与此同时，其他的共产党员和工人同志也在积极联络，比如湖南安源工人运动骨干刘昌炎同志，河北正定学生运动骨干杨天然等。
罗思危告诉工人：
“我们要团结起来，没有团体就要受帝国主义欺侮。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
7月8日，英商福公司煤矿工人在全市首先宣布罢工，7月9日，全市总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连禁锢森严的教会学校也进行了罢课，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旗帜下结成了联合战线，革命风暴席卷焦作大地。
期间，上海学生组织的京汉线宣传团也来到焦作，开展宣传活动。为了纪念这次活动，罗思危同志还和宣传团的同学们合影留念。其中有位来自上海震旦大学机械工程系，叫范争波的同学格外活跃。
在各界群众的支持下，资方不得不同意改善工人劳动保护条件，实行8小时工作制，工伤事故厂方负责治疗，残废或死亡应发残废金和抚恤金，增加工资30%，不得随意解雇工人等条款，基本满足了福公司工人的要求。
随着罢工的组织、实施和最终胜利，焦作的建党建团工作也水到渠成。一大批脱颖而出的优秀积极分子，分别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建党建团之初的1925年7到10月，共有党员8名，团员15名。
1925年7月，在罗思危同志的领导下，完成党团组织建立工作后，次月焦作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了国民党焦作市党部，公开挂出牌子，罗思危主持日常工作。共产党帮助建立的国民党的焦作市党部，由此成为中共焦作党组织的办事机构，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动的公开机关。
当时的国民党焦作市党部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没有纯粹的国民党员，里面的成员都是跨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时值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焦作支部受北方区委领导，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是李大钊同志，他同时担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焦作罢工期间，李大钊曾派中共中法大学党支部书记、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实际负责人)陈毅接见了焦作煤矿工人代表团，对复工谈判作了重要指示。
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的胜利，为中共党组织在焦作的建立起到了奠基石和加速剂的作用。但胜利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隐患，简单说就是党的根基扎得不深!
中国共产党甫成立不久，大革命的风潮中发展过快，党的骨干也非常年轻，多数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党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消化新涌入党内的群众，党的组织还处于松散、幼稚的阶段，甚至对各级干部和党员都难以建立有效领导，遑论改造他们的思想。还有一些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是带着腐化享受倾向，而没有艰苦踏实地去进行工作。
换言之，彼时以书生为主的中共干部，做好心理建设和组织准备，来迎接暴风骤雨的革命和坚苦卓绝的斗争了吗?
在焦作矿区，一位叫张方来的工人党员，就发现了热闹繁华背后隐藏的深刻危机，他说：
“由于党还处在幼年阶段，缺乏斗争经验，在罢工中没有依靠煤矿中最下层的广大矿工，只是依靠了矿上的知识分子、工人上层分子和英国资本家的厨师。在罢工中这些人员没有工资就要复工，只好把募捐的一部分钱发给他们，广大煤矿工人的经济困难却被忽视了，他们只好各自谋生。罢工后的组织发展，也只是在这些人员中进行。”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进入1926年，焦作乃至整个河南的革命形势都急转直下。
在英日帝国主义支持下，直系军阀吴佩孚卷土重来，反动气焰甚嚣尘上。直军、奉军先后占据焦作，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扼杀工人运动。
再后来冯玉祥来了，很快这位曾经的“红色将军”， 彻底撕下了“革命”的面具，开始 “清党”、“分共”。根据当时我党河南省委的文件来看，“这种工作在重要城市及工业区域、铁路沿线，尤其加紧。”在焦作，冯玉祥直接向各厂矿派监督，布侦探，解散煤矿工会、厨司工会，改组道清铁路工会，迫害进步师生和革命群众。
原来由共产党帮助建立的国民党焦作市党部，也被国民党“改组派”所控制，焦作市总工会、道清铁路总工会、道清铁路焦作分工会、焦作福公司煤矿工会、中原公司煤矿工会等工会组织也被其把持，成了黄色工会。
此后蒋冯“中原大战”，蒋介石战胜冯玉祥，蒋系势力控制焦作，共产党人不得不在愈演愈烈的白色恐怖之下，寻求新的应对之策。而此时，我党在焦作的党团组织中的领导相继调离，转移到乡村，各级党组织之间大都失去联系，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也由于河南省委多次被敌人破坏而时断时续，整个焦作的革命形势跌入低谷。
曾经发展到五百多人的焦作党组织，有些被捕后自首变节，甚至投敌叛变，比如工委委员赵国俊不但出卖了组织，还主动带着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其他党员大部分也自动脱党，当然也仍有信念坚定的同志留下来，坚持战斗。但军阀混战和其后的经济危机，焦作地区的两个特别支部几近瘫痪，其中六位成员中有四人失业，因为忙于生计，其中中原公司党支部，主要骨干失业回家后，在两三个月内都没开过会!
从当时党内的文件来看，焦作乃至整个豫北党组织的实际情况都非常糟糕：
“豫北的组织，在很长时间都宿在磁县及焦作两个地方，而两个地方的党部又是异常的不健全。
豫北从去岁彰德，焦作，新乡，卫辉的历次破获后，各地同志虽然没有一网打尽，但组织方面却是整个塌台，各地同志又是不敢见面。那时焦作虽然尚有名义上不少的同志，但事实上他们不愿同组织发生关系，只是想着知道了一点消息就好，加之很久的没有关系，盲动的余毒仍然存在，有的同志不谈组织则已，谈组织就是‘拿枪或发枪来武干’。仍有一大部分则处处畏缩，只觉得同志间’没有一个可信的’，所以‘发生个人关系可以，但不发生组织的关系’。即或编入了组织，但工作是不能作的。
焦作市的同志比较有工作能力些，惟失败后及刮民党力量较为雄厚，我们同志脱党很多，焦作市工作进行似较困难。
因为焦作的捕获，乡村亦入于恐怖时代，而以前轻视革命，以为革命是马上成功的农民同志，闹得都很显明。这一时有生人去找，当会惹起乡村的疑惑，所以他们不愿开会，只要说干就干才好。
豫北的团，其不健全的程度可以说与党是一样，并且在前数月间亦只焦作有一个支部，虽然没有什么工作，但还能经常开会，儿运(党人碑注：青工、童工工作)的进行亦甚努力。”
由此看来，完全走入地下的焦作共产党人，一开始并不适应新环境。
那么问题就大了——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于此同时，同样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前后形势大起大落，时任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同志，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赖坊村，一家叫“协成店”的杂货铺的一楼左厢房里，给同样有此困惑的前委委员、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了一封信，来回答这个问题。
毛泽东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的红军和革命，还是很小的“星星之火”，但是这个革命终究要发展，要掀起高潮的，那就是“星火燎原”。
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中国革命是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冲突的必然结果，帝国主义和他们在华的利益代言人——各派反动统治者，阶级性质使然，解决不了这些矛盾，只会让矛盾日益发展。认识到这些，就能理解革命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他说：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注释】
1、刘鹗(1857~1909)，就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的作者。他出身官宦世家，原籍江苏丹徒(今属镇江)，后置家淮安，曾随父久居开封，其父与李鸿章为同年进士，在河南作过知府、道台，因此刘鹗与李鸿章家族关系亲昵，在河南官场也渊源深厚。又受洋务派影响，主张开筑铁路，兴办实业，并提出借用外资，引进国外技术开矿的设想，还先后开过书局、商场、织布厂、制盐公司等近代工商企业，虽都以失败告终，其人仍不失为当时的有识之士，但“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却不是他的阶级出身能认清的。
2、道清铁路，是英商福公司为掠夺河南矿产资源而修筑的一条自始至终都在河南境内的小铁道。自浚县(今属滑县 )道口镇起到河内县清化镇(今博爱县)，以新乡为中点横跨平汉铁路，全长150多公里，1907年通车，抗战时期被拆毁。
3、武怀让(1900~1936)，河南孟州人，后改名武胡景，历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唐山地委书记、中共淄川特支书记、中共青岛特支书记、中共唐山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北满特支书记、上海“临时中央”军委书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36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托派特务”，在苏联被错杀，年仅37岁。1957年，中共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中央人民政府向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武怀让(武胡景) 烈士
4、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5、罗思危(1898~1928)，又名罗四维，1925年底离开焦作后，到荥阳开展农运工作，曾与被李大钊、王若飞同志肯定过的河南最早的农会领导人、大革命时期荥阳农民运动主要领导人张虎臣一起工作过。1926年2月不幸被捕，后经党组织保释，回湖北工作。先后任中共湖北夏口、黄冈县委书记兼红六军政委。1928年5月，因叛徒告密，被敌人杀害于汉阳，年仅30岁。
湖北汉川杨林沟，小学生祭扫罗四维(罗思危)烈士之墓
罗思危烈士一门忠烈，其父私塾先生出身，父子一起投身大革命，1927年罗早南烈士英勇牺牲在夏斗寅的屠刀下。
张虎臣(1865~1925)，河南荥阳人，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贾峪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兼农民自卫军第—大队大队长、水磨村农民协会委员长，积极支持我党的工作，与土豪劣绅做坚决斗争，被反动地主利用红枪会武装杀害，全家十一口惨遭灭门，只有女儿和在开封上学的儿子逃出。我的好朋友荥阳中医李坤大夫就是张虎臣女儿的曾孙，而张虎臣的儿子张檀后来也入团、入党，曾任共青团郾城县委书记，抗战初期作过地下党，后脱党。
河南荥阳贾峪，初中生祭扫张虎臣纪念碑(民国时代修)
6、刘昌炎(1900~1927)，湖南醴陵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毛泽东同志在安源创办工人夜校的第一批学员，迅速成长为工运骨干，入党后任窿内(井下)党支部书记，来焦作前刚刚结束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习，结束工作后又被调回湖南，重返安源，担任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书记。在他的积极工作下，不但恢复了被迫害的党组织，还把安源矿警队从资本家真圧工人的武装变成工人的武装，逐渐被党掌握，后来成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的骨干队伍。“马日事变”后，反动军阀许克祥进攻安源，1927年6月，刘昌炎烈士壮烈牺牲，年仅33岁。
刘昌炎 烈士
刘昌炎烈士一家也是满门忠烈，在他的带动下，哥哥刘昌明，弟弟刘昌福、表弟陈发科、外侄女游剑云、好友晏福生等，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有的牺牲于井冈山斗争中，有的在白区长期坚持地下工作，有的身经百战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7、杨天然(1902~1987)，河北正定人，1924年入党，任正定七中党支部书记、正定特支书记，1925年6月由李大钊派往焦作做工运工作，担任共青团焦作特支书记。后又到彰德、开封、杞县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926年冬，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以中共北方区委视察员的身份到保定、正定、石家庄一带视察工作，后到唐山开滦煤矿任党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派他到正定一带搞农民运动。因直接领导人被捕，环境残酷与党失掉联系，从此脱党。此后，当过教员、小学校长、杂志编辑，还在国民党的县党部、日伪机构作过秘书。解放后，又在学校任教，后退休享受离休待遇。1987年逝世，终年85岁。
晚年杨天然
8、这个范争波，就是后来在上海，因陈赓锄奸出了名，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队长兼情报处处长，策反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出卖彭湃同志的大叛徒白鑫，差点被打死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4弄43号家门口的那个范争波。范争波(1901~1983)，河南修武人，被“红队”打伤康复后，任江西反省院院长，南昌行营秘书兼文艺主任，新生活运动总会干事，又成为国民党的文化特务，跟鲁迅先生打过笔仗，事见鲁迅先生《二心集》中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一文。解放前夕，范争波逃往台湾，成为河南省籍的伪“国代”。
红队打狗叛徒白鑫，我写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往前捋，里面很有料。
上海淮海中路和合坊，当年范争波的家
又：这周这篇，一不小心又过万字大关了，写这篇完全是因为我在同名微博里写了一篇一群国民党员因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冒死营救一名共产党员的故事。正好手头材料比较全，我们河南大学的老校长李敬斋、张仲鲁又作过焦作工学院的校长，前后事迹我也在微博里写过，干脆就拓展开来，写个两三篇容量的公众号文章，讲讲基层党组织的建立建设，顺便展示下基层党员干部的战斗状态。
春天到了，天也慢慢暖合起来，花开了草绿了，几个在高校当老师的研究生同学约我五一节，带着他们几家走走“红色之旅”，去上海压马路，给孩子们讲讲近代史、革命史，特别是特科和“红色打狗队”在上海的锄奸线路。我就笑了，真当我有钱有闲?
有这时间精力，我还跑跑网约车，送送快递，挣点钱贴补我到旧书市场买史料呢!
不过说起来，这倒是个很好的思路——红色研学，可以搞搞，但我是没能力组织客源的，上次“井冈山之旅”就没搞起来，所以还是“神游”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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