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抗日名将”该不该杀？有些事还是说清楚的好！
1947年11月4日中午12点，郏县（今属河南省平顶山市）城内东北角高寺，国民党守军整编十五师师部核心阵地被我军突破，
我陈谢兵团四纵十旅二十八团几个不同连队的战士们，率先冲进了敌人的师部。一连机枪手常明礼同志，先抓住了副师长姚北辰，再抓住了师长武庭麟。看到吓得浑身发抖，腿都站不稳的武庭麟，常明礼同志还不忘开个玩笑，讲讲我军的俘虏政策：
“报告师长，我把你解放了，跟我走吧！你不要怕，我们不杀你又不打你。我就是从“‘中央军’第一军过来的，我们军长叫董钊。”
随军记者冯牧同志，11月6日见到了常明礼同志，兴奋地在当天日记里写到：
“清早，就听说敌人已经进了城，现在正向西攻击。我到北面四里的恋庄去谈材料，找到一连，他们给我找来了活捉武庭麟的战土常明礼，一连就是捉了三个师长的部队。”
战斗结束后，旅党委不但给常明礼同志记了特等功，还给二连通讯员卫小堂同志也记了特等功，还被纵队评为特等战斗英雄，提升为二连一班长。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
解放郏县前，旅首长曾经发出号召，谁活捉武庭麟，就给谁记特等功！
卫小堂同志带着二连战友，一路杀进敌师部，夺机枪、炸院墙、踹碉堡、拼刺刀，眼看武庭麟就要被抓了，特等功近在咫尺，却毅然放弃了，默默带着二连同志们去寸步不离地堵守大门，不让任何一个敌人逃出去，帮助一连战友能稳稳地瓮中捉鳖。
作为共产党员的卫小堂同志，想到见荣誉就争，不符合共产党员的要求，完成歼敌任务才是大局、在战斗中，他表现的高尚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受到了普遍的好评。
指挥此役的十旅旅长周希汉同志，晚年谈到解放郏县时，还对卫小堂念念不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二十九团不按时拿下东门，我的设想全都得落空。拿东门不全是靠炮火和爆破，战士们上去跟敌人拼了刺刀。拼刺刀的牺牲率是很高的呀！卫小堂在这一仗当了英雄。他而今还活着，在重庆。有机会你们可以去问问他。冲进敌人的核心工事的时候，他想没想过而今写战史要写他？还有那些牺牲的战士，冲锋哪有不死人的？那是明知要牺牲也得往上冲的。没有他们的牺牲，我周希汉再有本事也没用。”
说完解放军的风格，还得找到国民党军的风格，作为参照物。
1947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了新华社随军记者穆欣同志的报道《武庭麟被俘后自供：我再也没地方逃了，真是不被俘就阵亡》。内中就有作为杂牌军的武庭麟，对中央军嫡系李铁军的强力吐槽：
“五十五岁，从军卅年的武庭麟一谈到这一连串的败绩，再想到两个月来李铁军给他受的肮脏气，不免有些难以自解，神情显得十分尴尬。他本来是豫西的土霸王，在蒋贼消灭杂牌政策下，被赶到内战火线，提起这些，他很愤恨的说：‘并不是什么人要消灭我们，是人家（指蒋贼）那消灭杂牌的政策置我们于死地。’
他叙述了李铁军对他的歧视虐待，说：‘上月初刚到铁门，就发现是贵军主力，我打电报给蒋介石，他说我夸大。打电报给李铁军，一连三次都不理，最后给我个电报说：军人就要打仗。当已被贵军包围时，李还命令我退守新安，后来逃回洛阳，李给我的侮辱是我从军三十年所没有受过的。我要求整补，把师部及六十四旅全部杂务人员都算上才只编了一个营，他们却要我带着再打，后来经多方请求，刘茂恩也从中帮助，才获准到开封去整补，但是军情一紧就又令我们三个（武和副师长杨天明、姚北辰）到临汝指挥地方团队。这次吃紧，我要求部队增援，却又把一九〇团残部送了来。郏县一紧，我再打电报求援，李铁军回电说：将亲率整三师来援，三号就能赶到。我问他可是真的，他回电说：你不相信，就可以自由行动。’
讲到这里他苦笑一下说：‘现在我真的自由了。’”
关于武庭麟，当年豫西有个关于他的顺口溜：
“武阎王，真叫坏，杀人好比刀切菜，有朝一日八路来，看你狗日咋下台？”
从这个角度而言，杀了这货，真不冤枉。过去这些年，吹捧国民党，吹捧土匪成风，国民党如今不好吹捧了，就吹捧土匪，说土匪仗义、仁义，如何有规矩、讲规矩……
我写过很多河南土匪“烤叶子”，也就是酷刑虐待人质，逼出更多的赎金，这方面武庭麟也是专家。不但祸害穷人，豫西一般的地主、商人，乃至这些家庭的孩子，也没少受他的折磨。
郏县解放的时候，我们俘虏了整编十五师的整套班子：
中将师长武庭麟、中将副师长姚北辰、少将副师长兼河南第十区（洛阳）行政督察专员杨天民。
整编十五师的前身是十五军，即民国初期的“镇嵩军”，属于刘镇华、刘茂恩的起家部队。
武庭麟在国民党将领中，是个很典型的人物，抗日积极，打鬼子基本不含糊，特别是洛阳保卫战，能跟鬼子打上几个回合，相当不容易了，毕竟是杂牌军，这方面地方文史专家也给吹了不少。
但另一方面，这家伙反共那更不含糊，毕竟这是阶级仇！
1933年秋，武庭麟率部在鄂豫皖围剿红军。在搜山时，鼓励部下杀人多杀人，尽量有错杀无放过，他叫嚣：
“多杀一个人，就等于毁掉‘某（为防发不出来你懂的字）匪’一部电话机，无论瞎子、拐子，都不能放过。”
等到抗战胜利之后，武庭麟又在豫西，我八路军豫西支队，也就是“皮旅”活动的根据地，大开杀戒。
仅仅是登封一地，武庭麟部就杀害了豫西支队南下后留在南山区的二百多名伤病员，又以“资匪”、“通匪”的罪名，活埋了登封县大冶镇百余名革命群众。
你是杂牌，跟我军没必要这样吧？好歹还是豫西出来的，江湖上尽量不结梁子，总懂吧？可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只要碰到剿供的机会，这家伙绝对是急先锋，执行“三光”政策最坚决的人物。
这还不算武庭麟、武良耕叔侄，在伊川老家作恶的情况，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可这对宝货，在家乡武断乡曲，霸占田产，那啥妇女，无恶不作。伊川县和周围几个县里，凡有大片好地，必千方百计占为己有，你想出卖土地者也必须先通过他家，否则弄死你。
由于武庭麟，作恶多端，杀人太多，民愤极大，群众强烈要求严惩。经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1952年将武庭麟由华北解回洛阳，12月11日在洛阳处决，当然那个宝贝侄子也没跑了。
所以，你说这样的“抗日名将”，被“镇反”，冤枉吗？
当然，如果能及时进入功德林这个“保险箱”，就很可能在随后的“镇反”中，因为恶贯满盈、血债太多，以致群众反响太坏，而丢了老命！
当然这个武庭麟，也不能说没有“功劳”，起码在忻口会战、洛阳保卫战中，都有相当不凡的战绩。不过一码归一码，当时有当时的情况，对于历史和人民都要说清楚，交代清楚。
杨天民在老家伊川被“镇反”，比武庭麟还早一年，民愤更大，特别是俩“宝贝儿子”杨孝忠、杨孝正更没少给他爹拉仇恨。
顺便说，豫西当时有“三大家族”，都是民愤极大，除了武庭麟、杨天民外，还有个王凌云，这位我也没少说过。
其实杨天民也是活该，本来也给他机会了，他自报奋勇说跟王凌云很熟，可以说服后者起义，我们也给他充分信任，放他去四川搞策反，结果这厮跑过长江，到了苏州，躲到小老婆的温柔乡里去了。
最搞笑的是杨天民转换思想，觉得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固若金汤，又有美国朋友极力帮衬，必能确保半壁江山的时间是1949年2月，可我们都知道两个月后，解放军就渡过长江了，你能跑得了吗？
姚北辰，其实身上也有血债。
河南商城（今属信阳），地处豫皖两省交界处，当年是鄂豫皖红军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在河南，商城是著名的“红军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县创建了河南省第一支红军队伍，建立了河南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开创了河南省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可以说是“河南红军的摇篮”。
也正因为如此，红军撤走之后，国民党各路军队对这里施行“三光”政策，大开杀戒。不光中央军如此，河南本省的军队，因为是张钫招募的各路土匪军老底子，其惨烈程度更甚。
在鄂豫皖所犯的战争罪行，就武庭麟的部队为例，如果你说武庭麟和杨天民都是行伍出身的粗人，姚北辰那可是高学历的文明人。
小学上的洛阳县立乾区高等小学堂，中学是河南名校的洛阳河南省立第八中学，接着考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兵科，没毕业就官费报送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下到日军连队实习期满，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3期炮兵科。
可杀其我苏区军民，哪怕是伤员，是河南老乡，一样痛下狠手。
商城县有个苏仙石乡，这里有个“红二十八军十三烈士墓”，埋葬了我军的13名伤员和医护人员，他们都是姚北辰旅在搜山过程中，俘虏后直接活埋的。
请记住他们的英名：
彭仁齐、徐继生、李润科、王学培、张柱子、张泽贵、李看护、杨剃头。
这是有名有姓的九位烈士，虽然后面两位烈士，也等同无名，好歹还有个姓氏，还有四位烈士，是真的无名无姓了！
姚北辰在郏县战役中，被我军俘虏，后因为改造不错，又是专业人士，被送到华中军政大学当了军事教员，还到朝鲜战场慰问过志愿军，1953年9月在武汉病逝。
加入解放军后，姚北辰荣获华北解放纪念章和解放华中南纪念章。1955年4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向姚北辰夫人王雅青颁发了《病故革命军人证明书》。王雅青享受湖北省人民政府给予的省军级优抚待遇，直至1981年2月去世。其子女在中南军区第一干部子弟学校享受烈士子女待遇，直至走上工作岗位。
说完镇嵩军出身的三位国民党军将领，我还从这个话题说开去，再讲讲抗日英雄郝梦龄的来历。
1937年10月16日，在忻口会战的南怀化战斗中，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壮烈殉国。
郝梦龄是河北藁城人，刘家麒是湖北武昌人，他们所属的第九军是中原大战前后收编的杂牌军。即便在杂牌中，九军也“杂”得厉害，属于杂牌中的杂牌。别人是滇军、黔军、川军、桂军、西北军、东北军、晋军、豫军、湘军、鄂军，好歹有名头，有地盘，可郝梦龄部就惨了，他们的前身是太复杂了。
郝梦龄的老长官是他的表哥魏益三，魏益三曾担任过郭松龄的参谋长，由此经历丰富：
最早是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属于皖系，后来投奔奉系，参加郭松龄的倒奉，郭松龄失败后，投奔冯玉祥，张作霖、吴佩孚合作打败了冯玉祥，又投奔吴佩孚，北方战争再倒戈投蒋介石，这其中跟冯玉祥就打过两次，一次是作为直军打的南口战役，一次是作为蒋军打的中原大战。
为了生存，郝梦龄部这个杂牌中的杂牌，必须比杂牌还“忠勇”，才能求得新主人投喂，所以“围剿”红军也格外卖力，他的“云麾勋章”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跟正规红军打，郝梦龄部就损失惨重了，别看该部后来屠杀苏区革命群众那么“骁勇”。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郝梦龄的五十四师损失惨重，轻重武器全部丢失，副师长魏我威也被我军打死，此人就是魏益三的公子。
由于前两次反“围剿”，红军抓杀了张辉瓒，郝梦龄麾下的一六二旅副旅长魏春霖，在进“剿”的途中，尚未打仗，就吓疯了，送到后方去时，还草木皆兵，觉得红军随时要从出来，抓住他砍脑壳，于是跳江自杀。
接着良村之战，魏我威毙命，郝梦龄和参谋长也差点被红军打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时任一六二旅旅长的刘大同的回忆，毕竟郝梦龄、刘家麒两位是抗日烈士，这里我就不贴原文了。
应该正是因为如此，五十四师后来在鄂豫皖，才会如此血腥地屠杀苏区人民，打不过拿枪的红军，还杀不尽没枪的群众？
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鄂豫皖老红军林维先同志的回忆。
我最近读了几种鄂豫皖老红军的回忆录，特别是三年游击战争中，坚持下来的同志，往往会提到一些日后成为“抗日名将”的国军将领的名字，后者在苏区制造了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比如郝梦龄、刘家麒所在的五十四师。
曾经在皖西北，五十四师为了向蒋介石表功，在六安上楼房等地枪杀群众后，割掉被害者的耳朵，作为“战绩”，一次就交上去七担之多！
我数学不好，数学好的同志可以算算，这得多少被害者？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国军的抗日名将是好人，还是坏人？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讲，他们既是好人，也是坏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价。不能因为在苏区的行为，就否定他们抗战的牺牲和坚决，同样不能因为他们抗战的牺牲和坚决，就否认他们曾经在苏区的血债，功是功过是过！
我们的历史书，既要大力表彰这些国军的抗日将领，同时也不能为了某些目的，就讳言他们当年在苏区的所作所为。
问题是前些年，有些“文史工作者”是只讲其功，不讲其过，甚至奋力洗地，说人家对内战不感兴趣，甚至“通共”。
可是你看看林维先他们的回忆录，显然不是这样！
某个时间段以后，为了“统战”，这些是都不公开讲了，但历史就是历史，不能因为好事就否认坏事，也不能因为坏事就否认好事，当然也不能因为过去就否认现在和未来，因为现在就抹杀过去。比如郝梦龄，尽管他曾有血债，但他最终为了中华民族而牺牲，这就要肯定大节无亏。
清明节，郏县的孩子们在祭扫解放郏县牺牲的烈士。这里安息着141位在1947年解放郏县战役中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无名英雄。留下姓名的只有张占魁等10人。
什么是大节？对待祖国民族的立场和态度就是大节。
同志们，我们要做历史唯物主义者，不做历史虚无主义者！
总之一句话，也是给本文做个结尾，画个重点：
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相抵，功不掩过，过不掩功。
又：这篇可能有人会觉得政治不正确，所以大家抓紧看，我不保险能不能发出来，能保留多久。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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