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得其所：毛泽东妙释生死价值观

作者：唐春元来源：党史博采 2023-04-16

一个人对于怎么样的死才算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标准。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把衡量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标准，定位在为人民利益而生，为人民利益而死。1944年毛泽东在八路军一个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这是毛泽东对生死价值和意义最为深刻、最有启发意义的阐述。

毛泽东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这里的“所”，即有意义、有价值。毛泽东的这段话，实际上对死的意义和价值做了最精辟、最准确、最绝妙的阐释。为了表达对这种“死得其所”精神的推崇，毛泽东曾手书李商隐的两句名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也曾多次手书民族英雄文天祥两句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无疑，这是毛泽东生死价值观的最好诠释。

“取义拼一死，九泉含笑亦冤魂”

1922年1月18日，地处长沙市区又一村附近的湖南劳工会礼堂，传来阵阵哀乐。劳工会大厅布置了一个简单而肃穆的灵堂。

这里，正在隆重悼念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的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黄静源、汪先宗四位革命烈士。灵堂上摆放着四位烈士的遗体，墙上悬挂着烈士的遗像，两边挂满了黑底白字的旌幡、挽联，摆着社会各界的花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毛泽东亲笔写的一幅挽联：

奋斗为众生，千古伤心是工运；

取义拼一死，九泉含笑亦冤魂。

毛泽东的这幅挽联，高度地评价了黄爱、庞人铨这几位工人运动领袖的死，充分体现了他们为工人阶级解放而英勇献身的伟大牺牲精神，是舍生取义。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这种牺牲，这种死就是死得其所，是值得革命者学习和效法的，也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毛泽东悲痛地伫立在他们的灵堂前，回忆起了同他们一起工作、生活和战斗的点点滴滴……

毛泽东与黄爱、庞人铨的友谊是在从事工人运动的实践中结下的。

◆黄爱

黄爱，字正品，常德人，早年在天津读书时就曾参加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的活动，是周恩来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庞人铨，毛泽东的湘潭老乡，曾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驱逐张敬尧运动。俩人均出生于1897年。上世纪20年代初，他们是长沙影响最大的工人组织——湖南劳工会的负责人。

当时，毛泽东在参加党的“一大”回湘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后，就根据党的“一大”决议，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工人运动上。于是，争取以黄爱、庞人铨为首的湖南劳工会，便成了湖南党组织和毛泽东工作的重头戏。但是在如何看待湖南劳工会的问题上，支部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

在湖南支部第一次讨论如何在湖南开展工人运动上，毛泽东首先谈到了湖南劳工会的问题，介绍了湖南劳工会的基本情况。他明确主张要把黄爱、庞人铨及其领导的湖南劳工会争取过来，使之成为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毛泽东的话一落音，支部的一位同志就发言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说：“湖南劳工会是一个无政府政团，与我们党的宗旨和目标是相违背的，对这样的组织，只有彻底解散，才能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工人组织。”

毛泽东听了后，稍稍思考了一会儿，对那位同志的意见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毛泽东说：“同志们哪，对这个问题我们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总的来看，我认为，黄爱、庞人铨这两个年青人的本质是好的。从阶级本质看，我们必须争取黄爱、庞人铨。”

对于毛泽东的分析，到会同志深以为然，大多数人表示赞同，就是连刚才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也转变了自己的观点。就这样，会议的中心议题，再不是要不要争取湖南劳工会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争取劳工会的问题了。

这次会议后不久的一天，毛泽东就找到了黄、庞二人，他从叙旧和谈日常工作开始做思想工作。在中共湖南支部和毛泽东的工作下，黄爱、庞人铨的思想有了根本的转变，不但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1年12月15日，根据中共湖南支部和毛泽东的指示，黄爱、庞人铨以湖南劳工会的名义，在长沙召开了各界群众1万多人参加的反对华盛顿会议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提出了严重抗议。这次活动在湖南省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后来，连陈独秀在党的会议上也总结说，这次在全国各地反对华盛顿会议运动中，以“湖南工人最猛烈”。

可是，就在工人运动蓬勃向前发展，黄爱、庞人铨组织的华实公司工人罢工，要求发给年终赏金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军阀赵恒惕接受了该公司5万元巨款贿赂，派兵前往镇压。并在抓住黄爱、庞人铨后，未经任何审讯就将二人绑赴浏阳门外斩首，然后还以省政府名义宣布黄、庞的所谓罪名是：“盛倡无政府主义，假劳工会名义煸惑人心，近复秘密收买枪支，勾结匪徒，乘冬防吃紧，希图扰乱治安。”

当毛泽东知道消息赶到后，劳工会的工人已经把黄、庞的尸体抬回劳工会，并扎起了灵堂。

毛泽东悲愤至极，挥笔写下了那幅挽联，以悼念亡友。接着，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湖南劳工会在船山学社两次召开黄、庞追悼会，并发纪念刊，以纪念这两位湖南工人运动的先驱。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

1928年10月上旬，红四军在宁冈砻市会师广场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军长朱德、政委毛泽东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场上高悬着湘赣边界党政军机关献的许多挽联，其中一幅巨大的蓝底白字的挽联尤为醒目，这就是由毛泽东亲自拟就、政治部主任陈毅书写的“哭王尔琢”联：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毛泽东这幅挽联，不仅高度评价了王尔琢同志的功绩，表达了红军战士对他的牺牲的痛心疾首，而且也指出了王尔琢同志一投身革命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把自己的生死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劳苦大众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做到了生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奋斗，死也是为伟大的无产阶级事业而流血。作为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应该像王尔琢同志一样，为革命、为人民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也是在这次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简短但却很真诚的讲话。他说：“我们红四军参谋长、红二十八团王团长，从参加北伐，到南昌起义，直至井冈山的斗争。这个人很好，很忠实，很能打仗，很能指挥，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

从挽联到悼词，说明了毛泽东对王尔琢是多么器重，对他的不幸牺牲又是多么地痛心。

◆王尔琢

王尔琢与毛泽东有着很深的感情。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王尔琢是毛泽东亲自选拔送到黄埔军校学习的。大革命失败后，王尔琢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朱德领导的湘南年关暴动。不久便上了井冈山，跟随毛泽东开始了井冈山的艰苦斗争。

1928年7月上旬，湖南军阀派吴尚率第8军的两个师围攻井冈山。为击溃湘军的来犯，红四军前委决定由朱德、王尔琢率领红四军的28、29两个团袭击湖南酃县，抄敌人后方，以解井冈山之围。

当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却在行军路上鼓动部队到湘南活动。他这一主意，自然遭到朱德和王尔琢的坚决反对，因为这是违背了红四军前委决定的。但是，由于29团大多数是湘南起义时的战士，这时都有想家情绪，所以，这个团的大多数官兵都往湘南方向而去。

毛泽东在井冈山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要王尔琢率28团到湘南接应红29团。王尔琢安排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率二营的4个步兵连及团部的机枪连、迫击炮连担任前卫，火速向湘南方向开进。

袁崇全是王尔琢的老乡，但他自到井冈山后，就对革命前途产生怀疑，特别是井冈山那艰苦的环境更使他不堪忍受，早就有所动摇，想离开红军。对于袁崇全的这些心思，红四军前委和时任红四军参谋长兼红28团团长的王尔琢已有所察觉，但由于战事紧张，加上当时军事人才奇缺，所以还没来得及作出处理。这次向井冈山后撤，王尔琢要袁崇全做前卫，实际上也是想考验一下他。

这次，袁崇全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下决心要背叛革命了。出发前，军长朱德和参谋长兼团长王尔琢要他第一夜住三江口。

这时的袁崇全已经打定脱离红军投奔赣军的打算，所以，他仗着自己是营长和前卫指挥，竟违抗军长和团长的命令，不但没有夜宿三江口，而且命令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到前方的新地圩宿营。

王尔琢得知情况后，气得怒发冲冠。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个石门老乡竟这样混，干出这种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红军的事来。

王尔琢和一营长林彪立即率部队急行军赶到二营驻地。这时，袁崇全已裹胁五连和迫击炮连朝思顺圩敌人驻地方向去了。很显然，袁崇全要投敌。

王尔琢等人一直追到江西的思顺圩，才看到了部队的影子。他立即带领部队把袁崇全等人围了起来。

王尔琢毫无戒备地站在门外的坪上对里面的袁崇全喊话：“袁崇全，杜松柏！你们快出来跟我回去，回去就没事！”王尔琢以为他的石门老乡会听他的劝，所以放松了警惕。谁知，这时的袁崇全已经疯了。他再不认什么老乡了，心一横，提着双枪从祠堂跑了出来，在夜幕中对着王尔琢的身影连开了几枪。随着枪响，王尔琢倒在血泊之中。

前去迎接28团的毛泽东，望见这位昔日的战友，几天之间就阴阳相隔了，不禁泪流满面，心情甚为悲痛。

部队回到井冈山后，毛泽东特别提议在宁冈砻市的会师广场为王尔琢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含悲写了上面那幅挽联，挂在追悼大会最醒目的地方。

“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1944年夏天，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到安塞县烧炭时，因抢救战友而不幸以身殉职，时年29岁。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情十分沉痛。他把警卫队队长古远兴叫到窑洞里，在详细询问了情况后神情严肃地说：“前线打仗，是免不了要死人的；但后方搞生产出事故死人，是不应该的。”

如何处理张思德的遗体？古远兴向毛泽东汇报说，石峡峪到延安有七八十里地，天热路又不好走，张思德的遗体运回来不方便，是不是就在当地掩埋。

毛泽东看了古远兴一眼，满怀深情地说：“小古呀小古，古人说，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张思德是四川人，他牺牲了，虽然回不了老家了，我们也不能把他埋到那荒天野地里哟！告诉同志们，张思德同志遗体一定要运回延安来埋葬！而且要做好三件事：第一，要把张思德身体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要派战士给他站岗；第二，买一口好一点的棺材；第三，要给他开个追悼会，我参加，还要讲话！小古，如果这个事办不好，你这个队长就不要当了。”

张思德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为什么引起毛泽东如此重视？其实，张思德不是什么干部，只不过是一名普通警卫战士而已。但他又是一个诚诚恳恳、任劳任怨、为革命事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好战士。这样的战士当然值得每个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战士学习。毛泽东就是要用张思德的事迹教育全体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新四军战士，教育大家正确对待名誉地位，教育大家正确对待困难，教育大家正确对待生死。

◆张思德（左）和战友在烧炭。

1944年9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举行“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会场设在枣园后沟的西山脚下。一大清早，同志们就纷纷进山采摘松枝、野花，给英雄扎花圈，会场前面的土台上摆满了花圈。上午，毛泽东特地要警卫员以他的名义扎了一个花圈，自己挥笔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

追悼会开始，毛泽东亲自将花圈献在土台子中央，并向张思德同志的灵柩和遗像三鞠躬。接着，毛泽东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走上土台子，满怀悲痛地作了后来被命名《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

毛泽东通过张思德的牺牲，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死观。他对死的意义和价值做了精辟的分析：为人民利益而生，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死，就重于泰山，就死得其所，就无尚光荣，无比伟大。为法西斯卖命，为剥削阶级去死，就不得其所，就轻于鸿毛，就死有余辜。

当时，还是有人不理解地说，牺牲一个战士，在战争年代是极其普通的一件事，为什么要开那样大的追悼会？对此，毛泽东严肃而认真地说：“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

这就是毛泽东对生死的正确看法。

这也是毛泽东对死者寄托哀思的方法。

“民族英雄，虽死犹生！”

1939年8月，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的家乡——刚刚由安定县改为子长县的人民，要为英雄修建烈士陵墓，有关部门找到毛泽东，要他为谢子长陵墓题词，同时题写碑文。毛泽东听了汇报后，二话没说就挥笔写下了“民族英雄，虽死犹生”的题词和“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之墓”的碑。接着，还亲自为谢子长题写了碑文。毛泽东题写的碑文内容是:

谢子长，名德元，安定人，一九二五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讲习班，组织农协，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子长起义于清涧，继参加渭南暴动，败不丧志，奔走西北、华北各地。‘九一八’事变后，于陕甘之间组织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即是第二十六军之前身。一九三三年赴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北组织第二十七军，协同刘志丹同志创造了陕甘宁边区。一九三四年于河口之役负伤，一九三五年春因伤逝世。党政军各界感子长之功德，改安定县为子长县以志纪念。

于政府及人民为子长立墓之时，书以叙之。

在我党历史上，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碑文的人很少很少，唯谢子长获此殊荣，这足以说明毛泽东对谢子长的死极为悲痛，以及对谢子长在创建陕甘宁根据地作用的充分肯定。

毛泽东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后，多次听当地老百姓说，黄土高原升起两颗星：生者刘志丹得救了，死者谢子长的英灵还未得到安抚。陕北人爱在黄土高原放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到处听见了陕北人歌唱谢子长的民歌：

陕北的游击队，老谢是总指挥，打开了安定县，山川红一片。陕北的游击队，老谢是总指挥，男女动员起，参战分田地。陕北的游击队，老谢是总指挥，打倒了反动派，铲除吸血鬼。陕北的游击队，老谢是总指挥，红旗大发展，建立新社会。

◆谢子长

毛泽东被谢子长的精神所感动。

毛泽东理解陕北人对谢子长的感情，批准同意把谢子长家乡的安定县改为子长县，并在英雄故里修建烈士陵墓。毛泽东还欣然命笔，写下了前面那篇长达300多字的碑文，以表示对谢子长的纪念。

1946年2月17日，谢子长同志的遗骨由枣树坪迁至齐家湾埋葬。19日上午，谢子长陵落成典礼和公祭大会在齐家湾隆重举行。毛泽东又一次为谢子长陵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

毛泽东的两次题词和碑文，言简意赅，总结了谢子长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赞美了谢子长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事迹将永留人民心中，他的事业将永远被我们中国共产党继承下去。

记得我国现代著名诗人藏克家曾这样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这两句诗用在解释毛泽东对谢子长的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和他为谢子长撰写的碑文，我认为是比较贴切的。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利益而死，死得其所”的生死价值观的最绝妙注脚。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这是毛泽东对一个年仅14岁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铡刀，慷慨赴死的壮举的高度评价，也是毛泽东对这种生死观的推崇和欣赏。

毛泽东没有和刘胡兰见过面，是在她牺牲了后，有关部门才找毛泽东题词，以宣传和弘扬她的精神。

毛泽东被刘胡兰小小年纪的英雄气概所感动，于是便有了这副题词。

这也是毛泽东一直赞许和称颂的生死价值观，但他没有想到奇迹竟会发生在一个只有14岁的年轻女党员身上。

刘胡兰是山西文水县人，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她多次主动上前线为八路军送弹药，救护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同年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入党后不久，刘胡兰就参加了区委组织的土地改革工作组，回云周西村领导土改运动，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6年秋天，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住文水一带的解放军调往晋西作战，阎锡山趁机进攻晋中平川，形势恶化。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中共文水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留少数干部组织“武工队”，坚持敌后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刘胡兰也接到上山的通知。但经过锻炼逐渐成熟起来的刘胡兰，想到自己年龄小易于隐蔽，敌后工作更需要她，请求留下来坚持斗争，上级批准了她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