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琦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代号命名与应用

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并且善于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斗争智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创造出了许多极富智慧的斗争方式。代号的使用，就是其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那么，代号究竟是怎么命名的？又是如何使用的？在斗争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拟对此作一简要梳理，以期深化相关研究。

一、代号的命名方法

代号是指对机构、人员、行动方案及有关情报等出于保密需要而规定的代称，其作为一种有效的保密措施，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十分重视代号的使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使用过的代号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名称多样。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其命名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谐音命名法

谐音命名法，顾名思义，就是运用汉字存在的同音或近音的情况，用同音或近音字来代替本字的命名方法。例如中共中央的首个代号“钟英”就是“中央”两字的谐音，中共广东区委的代号“管东渠”是“广东区”的谐音，而中共江苏省委代号“逊巍公司”中的“逊巍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之简称‘省委’的谐音，至于‘公司’便是省委领导机关的别称”。又如，中共顺直省委的代号“靳舜之”，“‘靳’是津的谐音，意思是指天津地方。‘舜之’是顺直的谐音，指顺天府及直隶省，其含义，就是‘机关设在天津的顺直省委’”。

谐音命名法是中国共产党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命名代号的方法，优势在于简单且容易理解，不仅中共中央、各省委的代号会使用这种方法命名，各地团委、地委的代号也会使用。比如，“青年团正定地委写作弟正德，‘正德’为正定代地委的谐音；共青团保定地委写作保弟伟，保代保定，弟伟为地委谐音”。“中共霍邱特支以‘霍德智’（霍邱特支谐音）为代号，学生军党支部以‘霍生智’（学生军支部谐音）为代号。”

除了用谐音为组织或机构取代号外，还有一些用谐音为特定人物取代号的例子。比如，任弼时的代号“史林”，是司令的谐音；陆定一的代号“郑位”，是政委的谐音。这两个都是用职务的谐音字作为人的代号。

在实践中，还有用反映更为复杂或特定意义的谐音字为人取代号的例子。比如，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初胡宗南率部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经过讨论，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为了保密起见，毛泽东在撤离之时，起的代号为“李德胜”。“李德胜”是“离得胜”的谐音，寓意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现在虽然主动撤离延安，但是最终我们一定可以取得胜利，会再回来的。周恩来曾用过的代号“胡必成”也是如此。周恩来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在江浙方言中“胡”与“务”同音，因此取作“胡必成”就是“务必成”的谐音，寓意务必成功，表达出革命要取得最终成功的决心与信念。

（二）特有名词和概念命名法

除谐音法外，中共在革命斗争中还曾大量使用特有名词或概念来命名代号。这种命名法，代号和所代事物之间有些会有内容或意义上的联系，有些则仅有形式上的关联。

特有名词和概念中，较为常用的是人名和地名。比如，中共西昌县委代号“王国荣”，韩城县委代号“仲平”，华县县委代号“唐文轩”，苏州县委代号“苏久成”，如皋县委代号“高仙甫”等，都是直接用人的名字作为县委的代号。又如，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出于保守军事机密的需要，中央军委命令各部队对外统一使用代号，而不使用真实的番号。

在部队使用的代号中，就有很多是以城市名称进行命名的。例如：“红1军团为‘南昌’，1师为‘广昌’，2师为‘建昌’，15师为‘都昌’；红 3军团为‘福州’，4师为‘赣州’，5师为‘苏州’，6师为‘汀州’；红 5军团为‘长安’，13师为‘永安’，34师为‘吉安’；红 8军团为‘济南’，21师为‘定南’，23师为‘龙南’；红 9军团为‘汉口’，3师为‘洛口’，22师为‘巴口’等。”

据此可以看出，红军军团一级多使用省会城市命名，师一级多使用地级市或县级市命名，且同一军团及其下属师部的代号基本都有一字是相同的，以便于区分部队的隶属关系。

这一类型中，还有使用特定的文化词汇来命名代号的例子。比如，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擅长使用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和名词，来为革命斗争服务。1938年，在渑池召开的豫西特委扩大会议上，中共豫西特委出于地域保密的需要，决定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作为所辖洛阳、洛宁、密县、灵宝、临汝五个地委的代号。这样，豫西特委在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就会出于保密的考虑使用这些代号而隐藏真实的地名，如时任洛阳地委书记的张翼在汇报工作时就将报告命名为《张翼关于仁字地委的工作报告》。这种命名方法，相比谐音命名法而言，进一步降低了代号和所指事物之间的联系度，从而有效提高了敌人破译代号的难度。

（三）复合命名法

为了进一步增强保密性，中国共产党还会增加代号命名的复合度。比如，在命名省委或县委代号时，有时会在当地省委一些负责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的简称，然后复合起来命名代号。如中共顺直省委代号“潭少连”就是从曾任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部长陈潭秋、中央特别处理顺直问题专员刘少奇与中共顺直省委书记韩连惠三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字作为代号。

上述提及的三种命名代号的方法，只是笔者就所掌握的有限材料而初步归纳整理的结果，虽然较为粗略，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命名代号方法的概貌。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比较注重代号种类的多样性与条理性，以规避出现重复的情况。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进代号命名的复杂性，以进一步增强保密效果。比如，中共中央的早期代号“钟英”后来曾改为“安中原”“沈宝和”等，保密程度得到显著增强。

二、代号的应用领域

代号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人名、部队番号等。

（一）各级党团组织方面

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出于保密的需要，在各级党团组织名称方面广泛使用代号，并时常变换代号。如1926年 3月至 1927年初，中共中央使用过的代号就有：钟英、张万和、李承宣、承宣、李承先、陈宝森、宝林、其嘉。中央各部委大多也使用过多个代号。比如，中共中央妇女部 (妇委 )使用过“中福、淑英、傅伟”，中共中央发行部使用过“宗通伯、国辅”，中共中央农民部 (农委 )使用过“龙伟、龙沛然、宗容明 (宗容民 )、农蔚”等。中共各省委使用代号也经常根据形势进行变更，比如 1927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在江西党组织的通信中开始使用代号“张省吾”，10月 12日江西省委机关被国民党破坏后，遂决定将省委机关移至九江，代号更改为“李干生”。

从实际情况看，代号变更的原因一般有三种：

一是因国民党破坏而必须变更。1927年 5月 21日，马日事变爆发，长沙的国民党军队破坏了中共在湖南的党组织和工农群众团体，如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等，大肆屠杀中共党员与革命群众。在此情况下，湖南省委紧急提出了一个由公开转入秘密及应对反动派的工作提纲，规定了内部通行的机关代号，如“省委代号欧玉山，省委组织部代号王佑民，武装部代号吴公明，省农协代号张代龙等”。

二是因代号长期使用安全性降低而更名。如中共湖南省委的代号“向彩霞”，由于使用已久，遂将其改为“张继良”。中共顺直省委的代号“盛智僧”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也更改为“张发富”。这种定期更换代号的做法，可以有效增加敌人侦查与破解代号的难度。

三是由于机密文件遗失等紧急情况而临时更改代号。如1927年，中共湖南省委有同志不小心丢失“第一号至第十号通告”文件，“该通告上面有省委各机关假名字”，于是决定“悉数作废，另改新名。请饬所属机关和个人注意，勿得再用旧名通信”，于是将省委代号改为“沈家兴”，秘书处代号改为“洪王书”，工委代号改为“孔之光”，农委代号改为“罗天民”，军委代号改为“曾必胜”，妇委代号改为“金碧霞”，等等。

（二）书信文件方面

书信方面，中共中央在与各省委之间的书信传递中普遍使用一系列特殊的代号和暗语。此类文件格式一般分为抬头、正文、落款三个部分，内容则一般简明扼要，关键信息处多使用代号隐语以利于保密。

如1929年江苏省委发给党中央的信就写成《少波给云光的信》，以“云光兄”作为信的抬头，以“少波”落款，其中“云光”是中共中央的代号，“少波”则是江苏省委的代号。此外，中共永新、宁冈县委在《党务训练教材》中还要求，“写信要用秘密法 !如译定号码符号，以代字，或用药水写或寓意写法”。

中国共产党在一些重要文件中也广泛使用各种代号。如共产党员称为“大学生”，青年团员称为“中学生”，国民党称为“民校”，共产党称为“我校”，党的决议称为“总校年鉴”，党员统计表称为“每月决算表”，被捕称为“得病”，入狱称为“入院”，等等。文件中代号的使用有相关的规定，一般都由秘书部门和组织部门联合拟定后通知有关地方使用。

（三）交通联络方面

在国共十年内战时期，由于斗争形势的残酷，中国共产党在交通联络方面，规定了一系列秘密的联络代号。1927年，中共在铜鼓苏区相继成立了五个支部。“一支部在双坑，代号是固则普；二支部在柏树，代号齐罗天；三支部在磉头，代号吴楚共；四支部在幽居，代号汤武革；五支部在祖庄，代号应天命 (普天共革命)。”五个支部之间互相递送秘密文件、通知、命令、信函的交通联络都用代号，如“铜鼓县苏老交通员曾宏禄，暗号‘描准规’，区苏交通员兰光能代号‘鬼子’。联络暗号多种多样。设在萍乡珠亭山渡口的交通站，每逢宣风街上有国民党军队，便在进街的路口插一支香。如果插两支香，说明这里有两个连的军队，如果有人拍掌，表示平安无事，有人唱山歌，表示国民党军队在这里戒严”。

再如，1928年 9月，中共湘豫赣边特委书记王首道在江西修水主持党的联席会议，重点讨论有关秘密交通的问题。此后，这一地区的众多交通要道口均设立秘密交通站，确立了秘密的联络代号，如用“钟山乐”代称铜鼓县，“孙信义”代称平江县等，并要求一律采用代号进行单线联系，代号除党的重要负责人与交通人外，对其他人绝对保密。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交通联络方面广泛使用代号。在敌伪占领区，只要党的工作打进去了，秘密交通就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紧紧跟上去。但利用社会关系或敌伪关系，只能传送一般性的秘密文件，重要机密文件则必须派政治交通员直接送到敌伪区的党组织手中。“在敌区的联络点、接头人和时间、地点一律用代号，严格注意，不能暴露。如须化装，一定要注意地方性、季节性，适合民情季节。”

如1943年夏，中共在广东中山的部队成立了交通总站，其中站长容海云，副站长容耀华，下设若干个分站。为了保密，部队各个单位都用代号，如指挥部的代号是“山海关”，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的代号是“伶仃洋”，交通总站的代号为“白鸽队”。“白鸽队”的任务主要是传送部队重要信件、文件，以及护送非武装人员，为武装人员带路等。

（四）中共党员与军队番号方面

如前文所涉，一些中共党员出于工作和保密的需要会有自己的代号。如1922年，周恩来等人在巴黎宣布成立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这在当时是一个秘密组织，因此成员之间的联系基本使用代号取代真实的姓名，如赵世炎的代号是“乐生”，周恩来代号“伍豪”，李维汉的代号为“罗迈”，王若飞代号“雷音”，聂荣臻代号“向上”，等等。

此外，中共领导的军队也经常出于斗争需要不使用真实的番号而使用代号，如“军委第 1纵队为‘红安’，第 2纵队为‘红章’”。各地方支队也广泛使用代号，如中共粤东支队以“迎接大军南下”6个字，作为各中队和机关代号，以“迎队”为一中队，“接队”为二中队，“大队”为教导队，“军队”为警卫中队，“南队”为司令部，“下队”为政治部，以示迎接大军南下之意。

（五）隐语传递信息方面

隐语，就是不把本意直接说出而借别的词语来暗示。广义上讲，隐语也可以算作代号的一种特殊形态。例如1928年底，党中央派刘少猷到奉天参加满洲省委的工作，但到任伊始就发生了时任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等 13人被捕事件。刘少猷经过实地调查后，大致了解满洲省委遭破坏的现状，需要及时将相关情况汇报党中央。

当时中共机密文件的传递，一般采用党内交通秘密传送和通过邮局公开邮寄两种方式，但是由于情况紧急，一时无法与党内取得有效的交通联络，又找不到密写工具，刘少猷便使用代号隐语写了一封信，于1928年 12月 25日向党中央作了汇报。

信中写道：“宾兄：我已安抵此间，请释锦德。沈家自竹山兄于前日病故后，大夫人痛子心切，亦于是日夜辞世。沈嫂亦以过哀，现滴水不入口，大郎久游未归，现音信渺无。沈氏一门，除一看门之老家人外，壮者以家无生，相继散亡，戚党亦鲜过问者。弟昨得报到沈家，得睹斯况，五中如焚，视沈嫂恐亦不久人世。沈氏一门孰料竟衰败如是，兄与沈兄故至好，得此恶 (噩 )耗，定痛不可仰也。”

此信中的“宾兄”是指中央军委，因为中央军委有时也简称为“兵委”，“兵”与“宾”是谐音，一语双关。“沈家”是指中共满洲省委。“竹山”则与“诸三”谐音，是指中共满洲省委的三名常委，即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实、工运部长唐宏经等被捕的省委领导人。“沈嫂”指陈为人的夫人韩慧芝（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妇运部长）及其他在机关的女同志。从“大郎久游未归”推断“大郎”指代的人有两种可能，一是指赴沪参加全总会议的省委委员张子安，二是指趁乱逃走的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团省委书记张任光。“看门之老家人”指代当时刚派往满洲省委工作不久的中央特派员谢觉哉。“壮者”指代省委机关工作人员，“戚党”则是指代外县区党组织成员。

这封看似平常的书信，正是由于大量使用代号隐语指代关键信息，便成为了一封极富斗争智慧的文献材料。在使用代号指代重要内容后，即使敌人查获了信件，也难以在短时间内破译，同时使用代号也避免了暴露重要信息，这对保护党的组织和保守党的秘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使用代号对保密工作的重要作用

在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工作的好坏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因此，在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就明确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1922年中共二大党章中也规定，“泄漏本党秘密”的党员必须开除。1926年 1月 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了《中央组织部通告第三号——加强党的秘密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有关保密工作的通告，明确提出要将保密工作与政治斗争相结合，指出“组织上秘密即是保护组织，即是看重革命，不守秘密，即是变相的告密，是破坏组织的反动行为”。

此外，1928年颁布的《中共中央给各省委关于文书工作技术问题的指示信》中还制定了有关电报中使用代号与密语、机密文件如何秘密书写的方法。1939年，刘少奇写的《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中专门阐述了秘密工作的必要性，指出“在敌人存在的条件下，党的工作就必需有一部分是要秘密的。这就产生了党的秘密工作之一般的长期性。而且也使党的工作分为互相对立的两种方式——公开工作方式与秘密工作方式”。因此，使用代号作为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工作保密性和秘密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革命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保密工作和隐蔽斗争的重要性。为避免暴露重要信息，中共要求严格执行保密措施，通过采取使用代号等方式，保证党的情报信息以及党员、党组织的安全。

比如，1928年 12月 23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地点选在了奉天大东边门外党员牛思玉家。由于相关人员在会议的前期准备工作中保密方面出现了疏忽，走漏了消息，以致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实、工运部长唐宏经等 13人遭巡警逮捕。敌人对这 13个人进行全面搜身，并没有搜查到什么有价值的物品，唯独从吴丽实的身上搜查出了刻有“赵云容”（赵云容为当时中共满洲省委的代号）名字的印章。但是敌人并不知道“赵云容”这几个字中所蕴含的价值，还以为赵云容只是普通人的名字而已。由于没有任何证据，又得不到任何有用的口供，敌人最终在 1929年 7月将吴丽实等 13人全部释放。由此可以看出，正是用代号指代省委机关，隐藏了关键的信息，才使中共满洲省委免遭灭顶之灾，保护了党的组织。

在革命战争年代，军事斗争的保密工作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斗争中，善于运用代号以提高军事情报的保密性。比如，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过程中，中共出于保守军事机密的需要，规定各部队作战时不使用真实番号，而是使用代号以迷惑敌人。

例如，1948年3月，晋察冀野战军发动的察南绥东战役中，为了使这次战役不被敌人发现，指挥员向仲华、文年生等人及时发布军事命令，要求：“部队在开进中，要严格保密，一律使用代号，严禁暴露真实番号。部队到达宿营地后，严密封锁消息。”为了便于识别，全军一律除掉帽花，团以上干部不写职称。电台只有在纵队呼叫时，才能发出信号。正是因为使用代号代替部队的真实番号以及执行严格的行军纪律，敌军才没有发现我军的最新动向。一周之后，向仲华率领的第六纵队按照既定目标，秘密到达了雁北地区的集合点，为下一步发动突然袭击埋下伏笔。

此外，在敌军破译文件方面，针对国民党千方百计探查我军各指挥机构的位置、作战兵力等的图谋，中国共产党通过采取使用代号指代重要内容等措施，增加了敌人查获和破译文件情报的难度，保护了情报和人员的安全。

较为有趣的是，使用代号有时还能为识破敌方间谍和特务的渗入提供关键信息。比如，1947年 8月，豫西战役期间，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三旅在一次行动中成功抓获了一名敌人的便衣侦探，“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还想冒充是‘自己人’，说是‘一〇五师师部’的，一句话就露出了马脚”。因为“‘105’师是 13旅 38团的对外番号，实际上根本就没有‘105’师这个编制”。

通过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代号的命名和使用情况可以看出，在风雨如磐的战争年代和白色恐怖阴云笼罩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使用代号等斗争形式，不仅增加了信息和情报传递的保密性，还有效保护了党的组织和人员安全，保守了党的秘密，为革命事业的巨轮在波涛汹涌中破浪前行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在代号使用及相关斗争方式中的经验智慧，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对于我们深入总结党的奋斗历程和历史经验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作者：窦琦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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