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 | 周作人营救许广平?——从一则网络谣言说起
周作人营救许广平?
——从一则网络谣言说起
陈漱渝
唐代王维《酬张少府》诗中有一名句:“晚年唯好静。”已届耄耋之年的我何尝不愿如此?但某些人就是偏偏不让我心静,甚至可以说是有意拱火,让我不能已于言。我是专指那些网络造谣者。造谣是一种构陷,不能等同于不同的学术见解。对学术歧见理应尊重、宽容、保护,对谣诼诽谤则应该揭穿,斥责,采取零容忍的态度。鲁迅《南腔北调集》中有一篇《谣言世家》,说明造谣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可以用谣言杀人。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是一种愚弄,让他们分不清哪句是假话,哪句是真话。最近盛传一篇网文,题为《许广平为何大骂周作人》,大意是指责许广平不厚道:自己独吞了鲁迅版税这“一笔巨额收入”,却苛待鲁迅原配朱安;既受惠于周作人,却又翻脸“怒踩周作人”。文中写道:“许广平曾被日本人抓捕入狱,被折磨得不轻,是周作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托人救出来的。”这就是说,许广平是一个以怨报德的小人。以上援引的两句话,前一句是真,后一句是假。这就是造谣者的惯用伎俩——真伪杂糅。非关键处谈句真的,权当烟幕;要害处说句假的,以实现其不良企图。用真实性掩盖欺骗性,目的是增强谣言的迷惑力。
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机偷袭美国海军重要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揭开序幕。同年12月8日,日军开进上海租界,上海全部沦陷。当时日方宣称此次作战目标是英美,对中国人予以“优待”。但12月15日凌晨5时,许广平却作为抗日分子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整整拘押审讯了76天,其间遭受了十余次电刑逼供,及其他人身侮辱,但始终坚贞不屈。郑振铎在《遭难前后》一书的序言中,称颂许广平“以超人的力量,伟大的牺牲精神,拼着一己的生命,来卫护着无数的朋友们的。这是一位先驱者的大无畏的表现!这是中华儿女们最圣洁的精神的实际!”
许广平遭难的同一时段,那位被网络造谣者同情并称颂的周作人又在做什么呢?1941年年初,周作人被汪伪政府委任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这在沦陷区的伪政府中是一个要职。许广平被捕的第二天,即同年12月16日,周作人在伪中央电台做广播讲演,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意义“极为重大”,“完全是为了东亚民族解放而战”。他呼吁“身为东亚民族的人要团结一致”,“以对抗英美的侵略”,因为对日本的“协力就等于自助一样”。(讲稿载1942年1月《教育时报》第4期,题为《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于青年的责任》)1942年元旦,他又发表了《新年致辞》,宣称在沦陷区,一切的政治、治安“都有了长足的进展”,汪伪汉奸政权的“国际地位”也有了提高。(见同刊同期)1942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周作人在《教育时报》第5期发表《东亚解放之证明》一文,扬言新加坡陷落是“对东亚之解放”,“这解放是于中国如何有益”。就在许广平被日本侵略者用皮鞭抽打,被马靴狠踢时,周作人正在跟日本侵略者觥筹交错,把酒言欢。他宴请以及邀他赴宴的有日本驻华被派遣军参谋长安达,汉奸王揖唐、钱稻孙,日本大使馆官员土田,日本海军中将河濑,日本新任驻华大使重光葵等等。这些劣迹都一一白纸黑字地记录在历史档案中,从而也将周作人牢牢实实地钉在耻辱柱上。笔者认为,周作人此前此后的文化贡献是一回事,在抗日战争时期投敌附逆是另一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那么,许广平究竟是如何出狱的呢?最根本的原因,是许广平尽管被严刑拷打,反复审讯,但从她口中始终逼不出日本侵略者需要的口供,迫使敌人只好让许广平取铺保走人。许广平唯恐株连中国商人,坚持请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保释。许广平在《遭难前后》一书中写道:“内山先生,作为一个店铺,他有资格给我帮忙的,只要他肯。而我,却是借此向日本人作一个无言的答复,他们拘禁我,岂不是当我有罪?但是今天来作保的也还是日本人,也还是由他们来承认我没罪了,这是我的另一种意思。”1942年2月28日下午,内山完造带着书店的中国店员王宝良同来作保。三人相见,不禁都泪如雨下。同年3月1日,许广平终于获释,当天正值阴历元宵佳日。所以营救许广平这件事,跟周作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为了让读者鄙薄许广平,同情周作人,这位造谣者还说:“建国后,周作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微薄稿酬”,“苟且偷生”,而许广平却凭借鲁迅的光环成了政府高官,“威风八面”。
这里需要澄清两个问题:一,是谁把周作人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二,许广平是否“威风八面”?
周作人是1945年12月6日被国民党中统逮捕的。1946年11月16日,经国民党政府高等法院判决,以“通谋敌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民权十年。1947年12月19日改判有期徒刑十年。1949年1月26日,因人民解放军即将攻占南京,周作人于同年1月26日经保释被放出南京老虎桥监狱。这就是说,周作人的汉奸罪名是国民党政府法院审定的。如想平反,得向审定的法庭抗辩申诉。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呢?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六千字的信,请转告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一阅。1951年2月,周作人致函周扬,又附去致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信的抄件。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看后说“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作人靠个人的稿酬生活。那时生活费低,稿酬相对不低。1954年12月19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从1955年起,每月预支周作人每月二百元稿酬。1960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预支稿酬增至每月四百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种待遇自然随之取消。不过,周作人还会有一点其他收入和友人馈赠。当然,周作人家日常开销也大,有时入不敷出。但开销是一件事,稿酬是否“微薄”是另一回事,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
从1955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在实行军衔制的同时,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从一级到二十四级,月工资从590元到45元不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行政级别三级以下工资均有所下降。当时城市居民每月平均生活费只有八九元,三四十元的工资能养活五口之家。作家中,丁玲属于行政七级(相当于副部长或更高),但她从没有领过,全靠稿费生活。“文革”后平反,才按每月341元发工资。1956年,冰心被评为文艺一级,月薪为345元。至于笔者,1962年从南开大学毕业,一直教中学,工资是54元,教大学的同学则月薪56元。所以,周作人是否收入“微薄”,持客观态度的读者是不难判断的。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关于许广平跟鲁迅原配朱安之间的经济关系,我在《许广平传》以及乔丽华《朱安传》中已有详细说明,故不赘述。至于许广平的声誉,当然不能说跟她鲁迅夫人的身份毫无关联,但首先必须看她是一位有着独立人格和独立事业的新女性。她跟鲁迅相濡以沫的十年中,鲁迅创作的成果超过了以前的二十年,此中也凝结了许广平的心血,因此她的生命已经融入了鲁迅不朽的事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许广平继承了鲁迅的遗志,以反侵略、反独裁、反内战的妇女领袖现身。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她出任了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要职。她本人业已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著作,至少有九十八万字。所以,许广平并不是伟人卧室里可有可无的花瓶,并不是凭借太阳发光的月亮。
有人可能会追问:应该如何准确区分造谣构陷跟学术失误的界限?我的切身体会是:学术性失误是由于知识欠缺、记忆模糊或疏忽大意造成的,鲁迅著作中也偶有失误,这是可以理解的。而谣言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编造。谣言家和作伪者往往是具备相关知识的。前些年,书画市场发现了许多启功书法的赝品。有人告诉启先生,启先生的回答是:“他们写得比我好。”这既表现了启先生的幽默,同时说明制造赝品要有一定的功力,否则就达不到欺人蒙世的目的。学术性的失误,只要自己发现或经人指出,就会公开澄清,消除负面效应。“然而谣言家是极其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鲁迅:《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因为谎言家造谣是另有目的,所以乐此不疲。特别在当下,造谣者出于特定动机,往往利用网络灵活无序的特点“编造”或“再造”事实,伤害个人,伤害群众,伤害社会,伤害国家。因此,我们不但不能信谣,而应该根据各自的知识优势在不同场合辟谣,共同营造一个洁净的文化氛围。我在学生时代就牢记捷克反法西斯斗士伏契克的一句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呵!”
(作者为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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