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中原中的情报战

作者: 郝在今 来源:《党史博览》 2020年7期 2020-08-28

挺进中原中的情报战

郝在今

挺进中原中的情报战

1948年,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部分领导人在河南宝丰县右起:邓小平,李达、李雪峰、张际春、刘伯承、陈毅

1947年6月30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戡平内乱”。这意味着国民党一把关死了国共谈判的大门。

这一天,毛泽东在哪里?他在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小山村,焦急地等待前方回电。29日,毛泽东致电前线将领:“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骤然改变重大战略方针,那万里之遥的部队,能否理解能否贯彻呢?

这一天,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万余大军南渡黄河!

这次重大作战行动意味着人民解放军就此开始了战略进攻。

中共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

军情紧急

“分路出击其远后方”,这一军事方针,就是要兵分几路,南渡黄河再向更远的南方,到国民党军的后方去作战。一言以蔽之——南下!

此前,毛泽东曾经命令王震率359旅于1944年南下。此时,他再次策划南下。

毛泽东对南下的思考,不只是战术层面,而是上升到反攻战略层面。长征虽然艰险,却能甩掉强势追兵,找到新的落脚点。通过大穿插,由防御转向进攻,正是人民军队创造的有效战法。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结束后,毛泽东让王震率部南下,就是准备对日大反攻。现在,解放战争打了一年,毛泽东又在考虑如何进攻国民党军了。

到1947年中,蒋介石得意的是,从中共手里夺走170座中小城市。毛泽东的胜算是,歼灭敌军97.5个旅78万人。

蒋介石重点进攻的目标是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好比双拳齐出,却露出了自己的胸膛——中原。毛泽东要再次南下,就是用尖刀插向敌胸膛!

经过审慎思考,毛泽东决定发动南下作战。南下凶险,不宜孤军深入,他设计了三路齐出。

刘伯承和邓小平率先执行。邓小平动员部队:我们晋冀鲁豫区好比一根扁担挑两头,我们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越重,对全局越有利。这就是战略全局观念。

刘邓大军南下作战,对全局有利,对自己部队却不利。南下预定作战地域在黄河与淮河之间,“侧山侧水,兵家大忌”,弄不好就会全军覆没,可刘邓大军还是坚决南下。

大穿插,要求部队必须能打。刘伯承的口头禅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勇”再加上“智”,那就所向披靡。这支部队还有一个法宝——擅长搞军事情报工作。

抗战时,朱德和彭德怀率八路军前方总部,大多在129师的驻地。1941年中央实行情报体系大调整,各战区各部队都成立了专职情报机关,八路军前总的情报处和129师的情报处合署工作。

八路军前总情报处由副参谋长左权和滕代远先后兼任处长,具有公开情报搜集、上层统战联络、无线电技术侦察、谍报侦察等多种情报工作方式,培养了大批军事情报干部。

刘伯承和邓小平非常重视军事情报工作,而386旅旅长陈赓曾是中央特科的首任情报科长。刘伯承辛亥革命时就参加川军作战,后又到苏联留学,翻译了苏军作战条令。他总结了打胜仗的“五行术”——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五项。

刘伯承高度重视作战谋略,称之为“侦察研究拟对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作战,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

这支部队不但擅长对敌工作,派遣工作也很有成绩。八路军前总的情报科长林一,在抗战时就往敌区派遣人员,北平、天津甚至上海都有秘密情报员。长期经营,到解放战争时已经形成网络,随时提供军事情报。129师在临汾、太原、长治都有秘密情报站,有效保障上党战役和晋南战役的胜利。

调查工作积累多。情报部门编制了《兵要地志》小册子下发部队;刘伯承重校苏军《合同战术》译本,于1947年“八一”节下发部队。全军都养成调查研究的习惯,部队到哪里就把调研作到哪里,随时掌握驻地情况。

在军事装备落后的情况下,还开辟了技术侦察工作。缴获的日军电台、美军观察组撤走时留下的先进报话机,都交给侦察部门,在战场上侦听敌军通话。

军事情报要求迅速、直接。这就要开展战场侦察,部队侦察,增强行动能力。这支部队旅有侦察连,团有侦察排,选择技术最好的党员当侦察干部。

1947年5月4日,中央軍委要求刘邓大军6月1日前休整完毕南下。5月8日,电令刘邓大军6月10日前南渡黄河。5月9日,刘邓大军向安阳发起攻击。10日,向中央军委通报战况。

5月11日,中央军委回电同意打安阳,同时重申:大体上在6月10日前后渡河不算太迟。6月2日,刘、邓回电中央军委:6月10日出动实在来不及,建议推迟至月底渡河。6月3日,中央军委回电:同意推迟至月底。

6月20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你们准备情况如何,可否按原计划出动,以便令山东野战军与你们配合。6月21日,刘、邓回电中央军委:准备于25日开始运动,月底渡河。

军情紧急!中央军委从全国战局考虑,连续发电要求刘邓大军尽早南下。

军情紧急!刘邓大军边攻安阳边准备渡河,时间紧任务重。

南下,必须尽早南下!可南下还有个最大的障碍——黄河。

艰险的渡河作战,迫切要求军事情报提供保障。

刘伯承发出《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关于敌前渡河的战术指导》:察明南岸敌军的河防体系,具体的工事构筑、兵力配置、前沿哨所及其纵深、预备队位置、巡查规律,其薄弱点何在,并估计在敌发现我渡河时将如何行动。

这份《指导》的要求非常细致:要了解敌岸是否便于登陆与作战。假如河身有向我岸鼓出的弧形段,最便于我沿此弧形段组织压制敌人的交叉火力,以掩护登陆。还要了解我岸有无沿堤高地或树林足以避免对岸和空中侦察,以便于隐蔽渡河。不仅调查两岸情况,还要了解河身,流速不大、河面不宽便于船只往返,河岸坚实便于靠岸登陆。

刘伯承详尽的渡河战术指导,使部队强渡有了底气。

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余人在150公里正面,顺利渡河。

敌前渡河的秘密战术

渡过黄河的刘邓大军,一下子插到国民党军的后方,犹如猛虎入羊群。攻克曹县、定陶,围歼羊山集敌军,鲁西南战役28天歼敌6万人。

蒋介石手足无措,情急之下,又施毒计——扒黄河!

1938年6月9日,日军进攻中原的时候,蒋介石曾下令扒开花园口大堤,黄河洪水倾泻而下,虽有效地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但群众也深受其害。

解放军已经得到情报: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68师师长刘汝珍炸开河堤!

刘邓大军此刻恰恰位于黄河下游,身处险境。

毛泽东此刻也在险境之中!

1947年5月4日,毛泽东让刘邓大军南渡黄河的时候,中央前委还在靖边县王家湾。到了6月初,刘、邓正和中央讨论渡河时间的时候,中央前委遇到危险,胡宗南部队和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了!6月8日,毛泽东连夜转移,9日再转小河村,10日又转天赐湾,16日还得转回小河村。

胡宗南大军昼夜“追剿”解放军总部,中央前委在陕北的安全堪忧。

7月23日小河会议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三路大军南下,陈赓部南渡黄河,华东野战军两支纵队南渡长江,刘邓大军继续南下。“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7月29日,中央军委电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情:“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中央危急,刘邓大军必须尽早行动!

渡河后连战连捷的刘邓大军并未放松警惕,一直在侦察对手。

黄河沿岸的国民党守军是两兄弟,大哥刘汝明是第四绥靖区司令,弟弟刘汝珍是整编第68师师长(1948年10月任第68军军长)。刘氏兄弟是杂牌军,多年在夹缝中生存。

1946年6月,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成立汴郑工委,针对开封驻军刘汝明部开展工作。刘氏兄弟起自西北军,都是冯玉祥的亲信。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在新华社电台广播,点名刘汝明,呼吁其站到人民一边,可他不予理睬。

刘汝珍比较进步,抗战中国民党军搞摩擦,“竹沟惨案”时他还掩护过新四军人员。现在,蒋介石在开封部署两支中央军看守两支杂牌军,他心中十分不满。

争取刘汝珍,中共还有些关系。汴郑工委军事部部长朱晦生和第68师副师长王志远,曾经同在韩复榘手下任职,一起组织过知行学会,还为新四军筹集过物资。1946年6月,朱晦生通过王志远见到刘汝珍,送上了刘伯承的亲笔信。

联络刘汝珍之后,还要调动各种关系,继续做刘汝明的工作。

随后,鲁中南军区调来徐州地下党员叶超,派到汴郑工委工作。叶超潜入开封,同汴郑工委书记刘鸿文接上头,随后配合朱晦生做军事情报工作。1947年7月,刘鸿文和叶超从开封赶到山东郓城,向刘、邓首长汇报。

刘鸿文和叶超带来一份重要情报:刘汝珍即将奉命炸毁黄河大堤!

此刻,部队的报话侦听也发现重要情报:国民党军判断刘邓大军将北渡黄河,正调动30多个旅追击,企图逼迫刘邓大军背水一战!

面对生死攸关的两份情报,劉、邓十分冷静。他们指示,要向刘汝珍讲明政策:如果拒扒黄河,坚决起义,可以保留番号;如果执行蒋介石的扒黄河命令,将来无论逃到天涯海角,都要抓回来交人民法办!遇到解放军不得阻击,不得残害解放区人民。如能起义或投诚,其动产可以不没收,但土地须交还农民。

刘伯承提醒刘汝珍注意宋瑞珂的教训。羊山集战斗中被俘虏的宋瑞珂不听劝说,坐失良机,后悔晚矣!

刘鸿文和叶超返回开封,同刘汝珍会谈。扒开黄河不但会水淹解放军,还会淹死几十万百姓。刘汝珍表示接受刘、邓首长指示,如果蒋介石非要扒黄河就战场起义。

黄河悬在头顶,刘邓大军始终处于危险之中。不能迟疑,1947年8月7日晚,刘邓大军突然南进!

刘汝珍果然没有扒开黄河大堤,也没有认真阻挡,虚晃一枪就放行了。

刘邓大军进入黄泛区,几百公里道路泥泞难行。丢下辎重,全军上下徒步前行。8月18日南渡沙河,23日渡过汝河。渡汝河冒着敌机轰炸,架起了浮桥,可对岸守军开始炮击。

刘邓大军奋勇冲击,杀出一条血路。事后得知,对岸国民党守军旅长廖运周是中共秘密党员,有意放水。

8月27日,来到淮河边。淮河是中国南北方地理重要分界线,水量充足,河面宽阔。部队只找到十几条小船,大部队过河不够用。

刘伯承手持竹竿探查流速,判定能否架设浮桥。正当部队忙于架桥时,他看见有个马夫牵着马徒涉过河了。他立即指示部队,沿着马过河的路线徒涉过河。

27日,刘邓大军安全渡河。28日,国民党军追兵赶到,也在此地徒涉。此刻淮河涨水,前锋部队被洪峰卷走!

从8月7日到27日,刘邓大军连续20天急行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胜利后,情报干部却在检讨侦察工作上的欠缺。刘伯承向来强调,凡部队重要行动,指挥员必须前出侦察,掌握“五行术”。可这次渡河各级情报干部都没能察明水情,反要司令员亲自试水。

破釜沉舟有胜算

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的席棚下,召开了扩大会议。

国民党军动用了一切手段,可就是找不到毛泽东。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在小河村。

毛泽东特调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参加小河会议。

毛泽东特意把陈赓调来,是因为陈赓纵队负有拱卫中央的重要职责。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攻占延安。同日,陈赓纵队西攻黄河风陵渡,接着又转回晋南连续歼敌,试图牵制胡宗南分兵。

西北野战军只有3万人马,对付胡宗南部显然不够。中央军委计划调陈赓纵队西渡黄河,同彭德怀会攻榆林,为中央转战陕北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

挺进中原中的情报战

粟裕与陈赓(右)的合影

可是,毛泽东的主意又变了。陈赓纵队兵马众多,到陕北队形展不开,后勤供给跟不上,不如让其南下!

毛泽东当面下令,并给陈赓讲了个故事——破釜沉舟。强渡黄河风险极大,毛泽东以此来激励陈赓。不光思想启发,军委还来实的——给陈赓部扩编。4纵加上9纵,再加上起义的国民党第38军,8万人马组成陈(赓)谢(富治)兵团,直属中央军委指挥。

陈赓深知这二渡黄河阻力更大。刘邓大军一渡具有突然性,强渡可以变成巧渡。可这二渡就难以偷渡,只能强攻。可陈赓还是要把强攻变成巧攻。

下一步孤军突进,要接受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陈赓想到要保持长距离无线电通信的畅通。离开小河村之前,陈赓专门拜访中央军委二局。到了二局才知道,自己4纵的电台不时批评军委电台!原来4纵发出的电报二局有时一遍抄不下来,收报员要求重发,4纵电台的发报员就埋怨对方技术不行,要求“换手”。二局电台换上局长王铮亲自上机,4纵还让“换手”。

陈赓告诉通信干部,军委和刘邓大军的处境比我们更危险,经常处于运动状态,值班通信条件极差。通信干部得知自己教训了解放军最好的无线电专家,也臊得慌。陈赓再三叮嘱:一定要尊重军委二局和刘、邓首长的电台。

对下属部队的无线电通信,也分成两类:攻城的新部队用电台,密码通信,严格保密。歼敌有生力量的老部队用报话机,喊话通信,快捷迅速。陈赓要求部队缴获的报话机全部上交,用于指挥和侦察。

晋南战役,陈赓曾用缴获的报话机侦听敌军的指挥通话,也知道报话机容易泄密。陈赓专门布置,部队的代号都要改变。如果首长用1、2、3号,人家一听排号就知道1号是大官。部队代号也不能用支队、大队,一猜就知道对应的是团和旅。也不能用地名代号,那会暴露部队的驻地和去向。

战前准备也要保密!南渡任务只传达到旅以上干部,基层布置保卫力量严防泄密。陈赓鼓励部队打破保家保田的狭隘地域观念,随时准备赴全国作战。

1947年8月11日晚,陈谢兵团突然南下。陈赓的指挥所距离黄河150公里。旅长们热烈讨论:偷渡不成怎么办?渡过一半被切断怎么办?占领滩头受阻怎么办?可这次是破釜沉舟,陈赓和旅长们约定:过河就不回来了!用报话机联络,被截断就打游击!

决心下定,8月19日开始渡河。

日期临近,又遇到连日暴雨,黄河洪水猛涨,浪头打翻渡船。

陈赓不得不向中央和刘、邓首长报告,不能如期渡河。陈赓保证:只要洪水降到打不翻渡船时就坚决渡河!

刘、邓首长给陈赓发来电报:我们开进顺利,并不太紧张,你们晚些过河没有关系。渡河要确保安全,不要急躁。

陈赓向中央询问黄河水情。中央在黄河上游,回电告知:陕北和晋绥近日都没有下大雨,黄河水位也不高。

8月22日夜间,陈谢兵团发起渡河作战。24日拂晓,陈赓率指挥部渡河,立即向中央軍委报告渡河胜利的消息。

刘邓大军渡河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域,对华东战场影响大。陈谢兵团渡河在黄河中游的陕县、洛阳一带,直接威胁胡宗南部的老巢西安。

陈赓迅速东进,突然包围洛阳。蒋介石赶紧把围攻大别山的部队北调,刘邓大军的压力减轻了。

毛泽东从陕北来电提醒:洛阳地区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

陈赓转头西进,绕过陕县、灵宝,直逼潼关,大有直取西安之势。胡宗南部被牵制,进攻陕北的部队南调关中,中央前委的压力减轻了。

保卫中央和支援刘邓大军的两大任务都完成了。陈谢兵团在中原左冲右突,南北搅动,连续攻克12座县城,歼敌4万多人。蒋介石急忙飞赴西安,把围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整编第65师空运西安,还把进攻陕北的部队调去防守潼关。

在国民党军防御西线的时候,陈谢兵团又南下了。南下才是预定方向。

国民党调来悍将李铁军,此人是陈赓的黄埔同学。陈赓施巧计,下令部队无线电静默,同时切断所有的电话线路。

李铁军被迫用报话机指挥,陈赓就在报话机旁监听。李铁军追击陈赓,陈赓就在伏牛山里“牵牛”,肥牛拖瘦了再“宰牛”。

至1947年底,陈谢兵团配合华东野战军出击平汉线,在豫西建立了根据地。

最艰难的大别山时期


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进入山区就甩掉了追兵,部队不再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可是,甩掉了追兵,也远离了情报。过去,部队行动有多种情报保障,中央不断发来电报密件,潜伏在外的两个谍报站也可以发来密电,可现在指挥部频繁转移,电台干部要自己架天线,摇马达,收报量有限。过去地方党组织经常送来人力情报,可这里是新区,局面尚未打开。

11月,国民党政府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调动30多个旅“围剿”大别山。刘邓大军的情报对象过去主要是顾祝同部,现在又增添白崇禧、程潜、胡宗南等部。面对新的困难,刘伯承及时指出:要从依靠上级提供情报,改为加强部队侦察。这支部队,恰恰擅长针对新情况进行新部署。

第一次情报工作部署,是在抗战刚胜利的时候。1945年8月20日,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当年冬天,军区情报处在河南武安县(今属河北)组成。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副部长雷任民,军区情报处副处长柴成文、副科长黄政基还参加了军调部工作,学习了外事工作经验。全面内战爆发后,雷任民带人到军区情报处,柴成文带人到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

晋冀鲁豫军区召开军事情报工作会议,到会的有太行军区情报处长江涛、太岳军区情报科长刘桂衡、冀鲁豫军区情报处副处长黄友若等。会议明确:情报工作的对象从日伪转向蒋帮。工作地域:东起连云港,西至西安,北起安阳,南及南京、武汉。工作任务:既为解放区看守南大门,又为向南发展创造条件。

经过抗战时期的长期建设,军事情报工作的手段也齐全了。军区情报处有个报话侦听科,缴获的美制V101报话机可以实施空中侦察。外勤派遣工作,铺开到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沿线。选调一批在国统区有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能力的干部,潜入徐州、安阳、开封、洛阳、郑州等重点城市。为了联系潜伏人员,还建立了几个秘密交通联络站。

情报工作的各个部门也做到了协调配合。晋冀鲁豫中央局的社会部、城工部、敌军工作部,军队政治部的联络部,司令部的情报处,各个来源的情报,都集中到军区情报处汇总。刘、邓首长每战必听敌情汇报。

情报工作有了提前部署,有效地完成作战的情报保障任务。1946年6月,国民党军围攻中原解放区时,刘邓大军主动出击,策应中原突围,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

第二次情报工作部署是在南下作战之前。面对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必须做好充分的情报准备工作。

调查研究是基本功。晋冀鲁豫中央局把中原突围的干部集中在邯郸党校,大家开座谈会,写调查报告。中原地区各县的保安团队有多少人枪、主官姓名个性,中原地区兵要地志、社情民意,统统搞成文字图表,印成一个小册子下发部队。部队走到新区,翻翻小本子就知道当地情况。部队走到哪里,军区情报处二科就在哪里搞调查,补充情况。

河南长葛县(今长葛市)地下党员辛金生潜入许昌邮电局,当了一名登记挂号信的“临时工”。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岗位,居然能够掌握国民党军在全国的部署!原来,邮电局为了及时投递军队邮件,在内部搞了张驻军调查表,登记国民党军在全国的驻地。战时军队调动频繁,这个调查表也及时跟进,随调动随登记,这样就变成了准确而及时的军事情报。

兵马未动,谍报先行。沈少星调任野司情报处谍报科长,副科长李文彬负责豫东情报站,管理南向所有潜伏人员。这样就做到司令部转移期间,仍能够通过电台收到敌区内线情报。情报部门还和城工部协调,共享联络渠道和情报。

当务之急是加强部队侦察工作。南下作战是孤军深入,长距离奔袭,全军上下很难保持情报联系。刘伯承提前作出针对性部署,向各纵队的侦察科长明确:战役情报侦察由野司负责,战术情报侦察由各部队自己组织,各级司令部都要积极组织侦察,不要依赖上级提供情报。野司还扩大部队侦察兵编制,纵队编侦察营,旅编侦察连。

情报侦察紧密配合部队行动,往往收到奇效。为了阻滞敌军调动,部队对陇海铁路开展破路战。可是,头天晚上被破坏的铁路,敌人第二天就修复了。这时,豫东情报站传来指示:破路方法错误!原来,部队破路时,缺少炸药不能炸断铁轨,于是就组织人力把铁轨掀翻。可是,第二天人家再把铁轨翻回来就行了。

陇海铁路局设在开封城里。这些日子,局长吴士恩家里住进个“孙少爷”。燕京大学毕业的吴杰在《中国时报》当记者,小伙子年轻英俊,外语流利,在开封官场吃得开。从开封转乘火车的高官挺多,吴局长不愿应酬,就由“孙少爷”出马。从南京回武汉的钱专员,向吴杰宣讲国民党中央刚刚制订的“剿共”计划:以郑州为中心,右翼打延安,左翼打山东,然后挥戈南下,像排刷一样扫光。“孙少爷”乘坐火车有优惠,沿路的碉堡工事都让看,吴杰一一画成草图。吴局长家里有落地大电话,可以听到陇海线各站的调度通话,吴杰坐在家里就能听到国民党军调动的消息。

原来,吴杰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6年底和同学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加革命,被军区情报处选调。经过短期培训,吴杰被吸收为正式党员免候补期,潜入开封做内线情报员。

一日,铁路工程师告诉“孙少爷”,共产党破路的办法太笨,其实有个简单办法。吴杰赶忙追问,那人立即炫耀自己内行:铁轨与铁轨之间,有块连接钢板,国内生产不了都是进口。破路只需拆掉这些连接钢板,铁路就无法恢复。

陇海铁路大段瘫痪,修路等不及进口连接板,就得拆平汉路的来补陇海路的。拆东路补西路,两条路都瘫痪了。

有了充足的情报保障,鲁西南战役很快取得重大胜利。

下一步要千里跃进大别山,那急行军中如何获取情报呢?

各纵队都加强侦察。部队行动总是派侦察兵走在前面当尖兵,抓到俘虏总是派人审讯,这样就能及时掌握当面敌军的情报。

野司的战役侦察是合格的。野司电台直通军委二局、陈谢兵团和豫东情报站,互通重要情报。司令部里的报话机24小时值班,不间断监听敌军通话。鲁西南战役后,军委同意刘邓大军休整10天再出发。城工部系统报来蒋介石要扒黄河,报话侦听也发现敌军集结,刘、邓首长根据情报果断决定提前渡河。

开封市区的中心商圈,有家黄河书店开张了。其对面的书局大卖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这家新书店却只卖科学和艺术图书,似乎不涉政治。不过,一看那精心印刷的股东名单,就知道这家书店来头很大。开封官场三大派,胡宗南派的大官杨虞市长题写牌匾,省政府刘茂恩派有保安司令部和民政厅官员入股,中统派有省党部秘书长张圣泽领衔,文教界名人张勉之等也是股东。

黄河书店每到节假日都有股东聚会闲聊,其他官场人物也来玩乐。这家书店的经理徐寄光是个识趣的人,不但好烟好茶招待,还给来宾送上红包。在闲聊之中,军事情报源源而来。新5军的参谋来了就吹自己“王牌”军的动向,省保安司令部的会计有全省地方部队的编制表,省参议员把省级会议的机密文件都交給徐寄光看。他在闲谈中就能刺探情报,又把其中一些人发展为情报员。

洛阳师管区曹司令的秘书魏致仁是个失去组织联系的老共产党员,经常送来国民党军的驻防情报。一日,魏致仁又送来一条高层动向的消息。美国特使魏德迈建议蒋介石:“放弃东北,守住华北,控制中原,巩固江南。”这条情报关乎整个中国战场,具有重要战略价值,魏致仁因此得到上级的表扬。

三路大军并肩南下

刘邓大军和陈谢兵团两路南下,在敌人心脏插了两把尖刀。不过。这种进攻尽管凶狠,风险也极大。

国民党调动大军围困大别山,贫困的山区很难供给大部队生存物资。于是,刘伯承率领1纵转到外线作战,邓小平继续在大别山据守。邓小平努力建设大别山根据地,军民联合防御,很快就发现这里的土改政策有问题。共产党曾4次从大别山撤走,群众遭受“还乡团”残酷报复。这次再进入,有些地方干部土改斗争过火,又引起群众疑虑。

1948年1月,邓小平向中央发出两份电报,反映大别山的问题。邓小平建议:鉴于大别山有两种区域,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在游击区则不能急于平分土地。毛泽东回电:“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南下转战中的部队,还树立了一个爱兵模范——王克勤。

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中,晋冀鲁豫军区6纵补充了2000名俘虏兵,其中有个“神机枪手”叫王克勤。部队搞诉苦运动,他控诉自家被旧社会压迫的苦难,此后积极工作,很快被提拔为班长。班里新补充的解放战士思想有顾虑,王克勤就用自己的经历感化他们。战斗中,他把全班分成两个战斗小组,互相协助,机动作战,击毙敌人上百人,自身无一伤亡。这个班荣立集体一等功,3人被评为战斗英雄,王克勤被提升为排长。

这时,全军建设正遇到一个新问题——怎么吸收俘虏兵。从抗日战争转向解放战争,部队俘虏了大量国民党军队士兵,这些士兵补充到共产党的部队中,怎么教育管理?王克勤的“三大互助”(思想互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创造了很好的范例。1947年7月10日,王克勤率部攻打定陶城时牺牲。

刘邓大军南下作战损失很大,兵员补充不能依靠后方,俘虏就是最大来源。运用“王克勤经验”,华东部队创造“即俘、即补、即战”的经验,俘虏兵上午补充进来,下午政治教育,第二天就能上战场杀敌!

大穿插之后就是立足扎根,南下部队在大别山、淮北、桐柏山、江汉、豫西、陕南都建立了根据地。

洛阳战役,参战部队有晋冀鲁豫的陈谢兵团和华野的陈(士榘)唐(亮)兵团。两个兵团来自两大野战军,陈赓资格老,陈士榘实力强,如何协调配合?陈赓主动提出,由陈士榘任攻城总指挥。全军合力,一举攻克洛阳。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会师中原。毛泽东的战略进攻计划完整实现。

中共中央立即调整部署,加强中原局,成立中原军区。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任第二书记,邓子恢任第三书记。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军事情报工作也进行了第三次部署。专门成立了情报工委,柴成文任书记,魏锦国、李文彬等任委员。情报工委集体研究工作,直接对军区党委和中央局负责。

挺进中原中的情报战

爱兵模范王克勤

1948年5月31日,华野粟裕兵团南渡黄河。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纵横中原。整个中原地区,国民党军仅剩南阳、郑州等几个孤立据点。这几个城市也有内线情报员!

秘密党员王克强长期做敌军工作,1937年从安吴青训班毕业,调到杨虎城第38军的地下党支部。1945年7月第38军第17师起义。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布置城市工作,选调郑州人王克强夫妇回城市潜伏。王克强没带活动经费就进入城市,靠妻子徐淑文的伯父资助,利用父亲的商号逐步扩大经营,认识了几个绥靖公署的军官。国民党军官腐化,王克强用3只金镯子换了个郑州警备司令部少校作战参谋的职位。上级领导吃喝玩乐懒得工作,地下党员却工作积极。王克强掌管了作战资料,还接管了保险柜。秦基伟率第9纵队包围郑州,王克强偷出郑州城防工事图,照抄一份送出。可是,交通员送图遇到搜查,把图埋在地里被敌人找到了。王克强成了被怀疑对象。幸亏工兵团一个参谋也有这份图,他赌钱输了逃债,顶替了王克强的偷图嫌疑。王克强又复制一份让交通员安全转送上级。

中原地区的几座孤城,都在解放军的炮口下。1948年9月,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发起秋季攻势。中原野战军解放了郑州、南阳等地。战略进攻中的军事情报工作怎么改进?注重顶层设计的毛泽东指示:“不仅要情报,还要力量。”情报工作,不能见物不见人。建立一条内线渠道,比撬开一次保险柜更有效。如何发展力量?第二野战军情报处检查自己,抓紧了策反工作……

我的母亲吕明亭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在革命大潮中,她是一棵无名小草,但在疾风骤雨的战争岁月和惨无人道的日军监狱里经受住了考验,在苦难和艰险中顽强地度过了一生。

母亲于1909年出生在山东莱芜。家境贫寒,世态炎凉,她自幼勤勉善良,怜惜贫弱,痛恶豪强,热心义举。同我父亲刘舜卿结婚后,即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开始关心社会,思考人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父亲从事革命事业的忠实助手,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由于惨遭敌人迫害,流浪、坐牢,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她过早地丧失了健康,在清苦与疾病中悄然度日,于1989年去世。

无声战斗

我的父亲刘舜卿是莱芜早期革命者之一,自1933年入党到1948年随泰山地委迁入泰安,一直战斗在莱芜。

母亲理解父亲崇尚真理、主持正义的进步思想和革命活动,常以“好男儿志在四方”鼓励他立足于社会,服务于公众,并且或公开参与,或暗中协助,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他。她联络妇女参加农会活动,带头放足,破除迷信,为打破封建精神枷锁起带头作用。一些地方封建势力乘我父亲砸神龛、掀佛像之机,挑动落后群众闹事。母親挺身而出,勇敢解围:“年年烧香,年年有灾,啥神保佑过咱?”一句话问得众人默不作声,悄然离去。母亲的行动给予父亲莫大的精神鼓舞。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许多革命同志不断来我家打探消息,通报情况,筹措费用,暂时躲避。其中,包括被张春桥出卖的鹿效增。母亲千方百计地招待和掩护他们。在当时妇女不宜抛头露面的社会环境中,母亲顶住世俗压力,义无反顾地追随革命。

母亲作为党支部妇女小组负责人,经常召集妇女开会,开展进步活动。协助父亲,更是母亲的第一职责。父亲外出开会、接头,总是由她抱着孩子在前放哨。父亲在家开会、工作,无论严寒酷暑,母亲都在外站岗望风。父亲刻印传单、文件,均由母亲辅助、警戒,外出散发、传送。母亲入党后,行动更为积极勇敢。她访亲串门,广泛搜集社会反映,供父亲了解情况,掌握动态,判断形势。她常在党员和积极分子之间传递消息,下达通知,密切联络。她变卖嫁妆缴纳党费,资助革命。在莱芜捕共风骤起时,她日夜望风警戒,多次及时报信,使父亲等人化险为夷。由于父母坚毅顽强的斗争,我家成为莱芜县地下党的可靠联络中心,也成为莱芜地区抗日游击战的策源地。

父亲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影响日大,敌人惧恨,极力报复,多次把我家抢光捣毁,到处抓捕家属。母亲被迫于1938年底带着我们,开始流浪。她以乞讨为生,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度日。在艰苦环境中,4个孩子先后冻饿而死。

人最大的伤痛莫过于精神的打击。1940年秋,母亲的弟弟、21岁的中共章丘县委宣传部部长兼县大队教导员吕桂亭在“肃托”中被错杀。得知弟弟刚正不阿,坚持真理,为维护革命利益而坚决斗争的表现,以及牺牲时的惨烈情景,母亲整日哀思不绝,无言饮泣。弟弟在党旗下的铿锵誓言,在白色恐怖中贴标语、撒传单的英勇行为,英姿勃发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的场景,率领战士冲锋陷阵的勇猛雄姿,义正词严据理反对“肃托”错误的斗争情形,一幕幕浮现在她的脑海。一个誓为劳苦大众献身的人却无辜地死在自己同志的刀下,世界上有比这更悲哀的事吗?她在流浪中途经弟弟就义处时,当即昏倒在地。可见弟弟的屈死给她带来多么大的伤痛。后来,在我父亲的疏导下,母亲逐渐抚平了心灵的创伤,重振了精神,继续跋涉在革命和抗日的道路上。

落入敌手

1942年秋,母亲带着我们流浪到莱芜北部的下石臼村,住在我公安局人员孙兆庆家。孙患疟疾在家养病,母亲对他悉心照顾,希望他早日康复归队。孙痊愈后即叛变投敌,勾结其表兄魏百川(系我区委工作人员)向日军出卖了我们。父亲获悉情报后,立即通知母亲马上转移到董家峪村。孙、魏又带领大批日伪军奔袭董家峪村。

8月的一天,拂晓枪响。知有敌情,母亲带上我们就跑,但为时已晚。母亲带我们拐进一家院子,同一些妇女、孩子挤坐在炕头上。这时,冲进一群日军,个个端着刺刀,为首的吼叫:“谁是刘县长(指我父亲)的太太?”群众吓得挤成一团,不敢吭声。一向以保护群众为己任的母亲马上说:“刘县长的太太,大脚板,短头发,青上身,蓝裤子,朝北山跑了。”日酋听后一挥手:“追!”敌人蜂拥而出。一会儿,魏百川进来,母亲近乎本能地着急说:“敌人都进村了,你为啥还没跑?快!”说着扔给他一件破棉袄,让他化装一下。魏诡秘地一笑,转身出去。母亲一切都明白了,逃跑已绝无可能。她镇静地把我姐、我哥分别藏在两位老人的背后,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静等着事情的发生。群众已意识到要发生什么,都注视着我母亲。空气死静,静得要爆炸。这时,一帮日本兵虎狼般冲进来,一下把我母亲从炕上拖下来,拉着就走。我吓得哭着找姐姐,敌人又发现了我姐,便把她也抓走。日军把母亲押到村外的河滩上,吹起集合号,四面山梁上走下队队日伪军,连被强迫赶来的村民,黑压压一片。敌酋站在桌子上吹嘘胜利,扬言要“抓住刘县长”。随后,敌人把母亲绑上抢来的毛驴,抓了名老汉背着4岁的我,11岁的姐姐步行跟着。前后左右都有大队日伪军看押,一路匆匆地赶回据点。敌人怕遭伏击,不时地用枪托捣驴。驴疼得乱跳,母亲被重重地摔在山路的石头上。敌人用刺刀威逼母亲快起来,一下刺穿了她的左手,白骨裸露,鲜血淋淋。

傍晚抵达据点,我们被单独关押进一座小院。当晚日酋“设宴压惊”。母亲决心智斗,故作狼吞虎咽状,不时地催我们吃。敌人兜了半天圈子,终于讲出图谋,要母亲供出父亲去处,并以高官厚禄为诱饵。母亲矢口否认与父亲有联系,称流浪讨饭几年,不知他的去向。日酋又问:“刘县长的队伍和同僚你该知道吧?”母亲答:“村村都有他们的人,有时庄稼地里都有。”敌人无奈,拙戏草草收场。

过了两天,日军派出大汉奸于化一(抗战后期被公审枪毙)前来劝降。他佯作笑脸,问:“你识字吗?”母亲答:“俺是庄稼娘们,大字不识一个。”于化一指着墙上挂的日本旗问是什么。母亲脱口而出:“膏药。”于化一诡诈地说:“不,不,这是太阳。日头不能常晌午,日本人长不了,如刘县长能过来,日本人走后莱芜就是他的天下。”母亲斩钉截铁地说:使刘舜卿投降,甭想。他为了抗日,老婆孩子都不要了,可见他铁了心啦!于化一假施善意:“你不配合,他们会把你们杀了泄愤。”母亲大义凛然:“你们杀人不眨眼。被你们抓住,就没有指望活。”于化一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你不活,还有你的孩子呢?”母亲长叹一声:“谁让他们摊上这样的娘爷了呢。”于化一突然说:“我看你像共产党,说话这么硬气。”母亲斥责道:“说话硬气就是共产党,那么中国人都是共产党。除了你们这些汉奸软骨头。”母亲对答严谨,应付得当,使敌人一无所获,无可奈何。

宁死不屈

敌人见软招不灵,便残酷刑讯,野蛮拷打,进行非人摧残。第一次刑讯前,敌人当场活活打死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并把刑棍用力摔在面前。杀鸡儆猴,给母亲一个下马威,企图先从精神上摧垮她。但母亲没有被吓倒,反而怒火满腔,傲然挺立,说:“俺是庄稼娘们,没见过这场面,把俺吓糊涂了,啥也说不出了。”敌人把棍子收起来,接着连问几个问题,母亲一问三不知。敌人恼怒,便一阵棍棒,打得母亲遍体鳞伤,皮开肉绽,几度昏厥。在此后的讯问中,丧心病狂的敌人还利用“人性”进行心理摧残,刑讯中让我和姐姐在场,我们吓得哭喊不已。敌人甚至把我打得惨叫,妄图以此摧毁母亲的意志。日军阴险狡诈、诡计多端。每次母亲抗拒、顶撞,在场的日军便一阵拳脚,而日军主审急忙佯装训斥,演起了双簧。

在铁窗岁月里,母亲一身刑伤,不能动弹,吃饭用手捧,有时靠人喂。狱内阴暗潮湿,伤口感染化脓,又生满身疥疮,衣服和皮肉粘连在一起,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嚴冬天寒地冻,牢房冷如冰窖,母子一身单衣,我的手、脸尽是冻疮。面对凶残的敌人,母亲坚决斗争到底。敌人软硬兼施,酷刑利诱齐下。母亲有勇有谋,智斗硬顶交替。双方较量数月,母亲始终意志似磐石,气概若雷霆,依然满怀革命必胜的信心。她也曾想到死,嘱咐我姐:“如我被打死,或被杀,你要带好弟弟。要是能出狱,就去找你爷(父亲)。”表现出誓为抗日献身的铮铮铁骨和民族气节。

母亲身陷囹圄,不忘抗日。其间,父亲的警卫员亓峰潜入敌营刺杀了叛徒魏百川。日伪震惊,极度恐慌,如惊弓之鸟。母亲便利用这一形势积极开展争取伪军的工作,对看守进行攻心,教育他们为自己留条后路。有良知的伪军开始转变,逐渐成为我方内线,有的在八路军攻打据点时做了内应。

据大汉奸于化一交代,日军曾设计大肆张扬地诈杀母亲,引诱父亲前往营救,乘机一举消灭。敌人也曾想杀掉母亲暴尸,制造恐怖,“杀一儆百”。因怕激增父亲的仇恨,坚定他的抗日斗志而作罢。敌人对我们始终杀留难夺,最后决计仍留作人质。泰山军分区廖容标司令员(后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非常关心我们的安危,指示军分区敌工科,乘日军外出“扫荡”、伪军看守不严之机,经周密计划,巧设妙计,起用内线,打通关节,里应外合,实施搭救。我们最终逃出牢笼。

日军回营后,发现我们逃走,用机枪顶住伪军看守的胸口,一个个地审问,最终得知我们的去向。日军立即派兵尾追。父亲从内线处得到情报,派人通知母亲,让其连夜转移。日军在搜寻的沿途几个村,打伤数人,直追到抗日英雄郑觉民开辟的“根据村”陶镇。在群众掩护下,敌人没有搜到。母子3人终于逃脱魔掌。母亲隐蔽养伤月余,才能动。

敌人始终不甘心,仍四处追捕,母亲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处。1943年3月,形势恶化,母亲又辗转多村,最后到景家镇。1944年阴历三月初二清晨,汉奸许荣贵(解放初被枪毙)带领大批日伪军突袭景家镇,直奔我们的住处指认。幸好母亲潜回本村,敌人扑空。敌人疯狂搜捕,野蛮报复群众。他们把房东吕宜良的母亲打得死去活来,落了个终身重度残疾,但老人家始终不说我母亲的去向。

无名战士

流浪中,母亲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但她没有忘记一个党员的责任。不管流浪到哪里,只要环境允许,她就盡力为革命做些工作。她串门叙家常,通俗地讲些抗日救国道理,协助村干部动员支前,和妇女一道做军衣、军鞋。她经常主动为革命同志洗洗补补,使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工作。她体谅党的困难,宁肯乞讨为生,也不要组织救济。她时刻不忘保护群众利益,无论处境多么危险,绝不连累群众,曾多次巧妙同敌人周旋。

母亲长年携幼流浪,沿村乞食,飘忽无定,无法稳定工作。为避免暴露,也不宜出面,只好隐蔽地相机做些零碎工作。在仓上村时,则公开活动。该村曾是父亲建立党组织和发动抗日游击战的地方。党的组织状况和民情基础均较好。区委书记边春光(后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区妇救会主任张琳玉(后曾任山东省妇联主任)工作有力。他们是母亲的组织依靠。母亲似成区委“编外”成员,各项工作带头做。

该村党组织和民兵队长李光墨,对我们的安全非常关心,母亲也常为他们的工作出出主意。后来,李光墨在与敌人搏斗时光荣牺牲,成为莱芜的英雄。

1944年11月,日伪军合击莱芜县机关,群众尾随机关人员一起向西撤,目标很大,敌人紧追不舍。为摆脱敌人追击,机关人员折向北跑。母亲为吸引敌人,招呼群众继续向西跑。不料,北跑的同志遭埋伏日军的机枪扫射。县参议长郭子郁等多人牺牲。母亲听到枪声大作,非常焦急,目睹同志遭重大损失,万分痛心。在为郭子郁等移灵回乡时,母亲建议联络多村,组织了大型路祭,表达了对日军罪行的控诉与声讨,激发了群众对敌义愤和抗日情绪。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母亲有家不得归。她无论流浪到哪里,都配合当地党组织动员村民参军、支前、拥军、优属。她还在土改等运动中,积极反映违纪违规事件,维护党的威信。

山东解放后,由于长期的流浪和监狱折磨,夺去了母亲的健康,她无法再为党工作。母亲患有多种疾病,头痛眩晕,经常卧床,但她一直热爱党的事业,拥护政府的各项法规政令,经常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

1949年母亲返乡时,家中早已满目疮痍。门窗被捣毁,器物被砸碎。庭院荒草齐腰,灌木丛生,虫蛇乱爬。人民政府见她一无所有,身体多病,就批给她代耕粮(用于雇人耕田)、救济粮。她知道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困难,尽量自力更生,不去领用。她积极响应号召,带头缴公粮,卖余粮,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道路。为此曾受到人民政府的表扬。尽管当时的某些做法值得反思,但母亲对国家的热爱是真诚的。

在村里,母亲德高望重,能主持公道。人们有家庭不和、邻里纠纷、干群矛盾,都愿找她评说,她也乐此不疲。百姓的意见,她向上反映;群众的不公,她仗义执言。1953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时,影响到农民预留口粮,她直接向泰安地委的领导反映情况,后来统购指标得到调整。

对于自己受到的委屈,母亲总是顾全大局,宽容他人。1951年缴纳麦季公粮时,她因请不到人帮忙送,拖延了两天。乡公安员李春儒以“抗粮不缴”论罪,诬称“抗粮不缴,就是盼蒋介石打回来”,遭母亲批驳。李哑口无言,恼羞成怒,把母亲拘押大半天,引起全村公愤。母亲为缓和干群关系,极力为李开脱说情,这才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母亲看问题立足点很高,目光很远,心态很正。她在战争年月对敌人嫉恶如仇,坚决斗争,解放后对待为难过我们的人,一律归咎于环境,不计旧怨。在处治残酷迫害过她的汉奸时,让她控诉,她均说:“他们是国家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不是我的私人仇敌。他们自有政府处治。”人们问她:为啥在革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能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她总是淡淡地说:世道不公,敌人逼的。

母亲为革命奔波几十年,却没有享受应有的待遇,生活清苦,与“穷”为伴。对此,有人问她:“心里觉得亏不亏?”她坦然回答:“想想烈士就不觉亏。”1969年父亲谢世后,母亲生活更加拮据。虽然她自己安贫乐道,却引来一些老战友和有关各方的关注。山东省委书记秦和珍亲自过问,直接打电话给莱芜县委书记,指出:“吕明亭对革命有贡献,对她的生活问题安排不妥会有负面影响。”1979年,中组部宋任穷部长和杨士杰副部长得悉此事,指示将母亲作为老同志照顾起来。母亲最终也没有接受对她的照顾。

母亲“于无声中”走完了一生。她的一生,就是为劳苦大众作牺牲的一生。她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家庭利益,牺牲了多位亲人。对此,她无怨无悔。这就是母亲的精神,一种实实在在的牺牲精神。

母亲走了。她什么都没有留下,唯一留下的是她那不屈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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