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传播新思潮，再造文明

1920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时，部分会员在北京岳云别墅合影，右三为李大钊。

北大红楼外景及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的办公室。

姓名：李大钊

时年：30岁

身份：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地点：北京

发表于《新青年》6卷5号的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期间的相关报道。

对国际形势的深邃思考

1919年5月18日，在“五四”学生游行整整两周后的周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22号上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公开正式表达了自己对巴黎和会和中日外交争端的看法。他表示：“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尽管他与时人一样，对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作为寄予厚望，但也敦促其“为保障世界和平，贯彻自己的主张”，要真正拿出应有的“决心和勇气”，否则，“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

对于“和我们同文同种的情谊的日本人”，李大钊质问道：“你们把这块山东土地拼命拿在手中究竟于你们民族的生活上有什么好处？添什么幸福”？其实“也不过多养活几个丑业妇、无赖汉、吗啡客，在人类社会上多造些罪恶，做些冤孽，给日本民族多留些耻辱的痕迹罢了”。而且使人会“渐渐丢失了他们的人性，只增长他那残暴、狡诈、嫉妒、贪婪的性质，结果更要巩固国内军阀、财阀的势力，来压制一般人民，永远不能翻身”。

对于国人，尤其是一代知识青年，李大钊则表现出非凡的理性。他明确告知那些情绪激愤的人们：“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的世界啊！日本人要我们的山东，政府答应送给他，都还不算我们顶大的耻辱。我们还是没有自立性，没有自决的胆子，仍然希望共同管理，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的莫大耻辱啊！”要知道，“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国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承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作为五四青年导师，李大钊的话入情入理，很像是今天对青年学生做的思想疏导，不仅给他（她）们慰藉，更给他（她）们理性的力量，起到了给未来的学生运动定向的指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并不过誉。

事实上，为了能够合理解决自1915年以来因《二十一条》而引发的中日争端，李大钊始终保持着清醒、理性的态度。1915年2月11日，为反对《二十一条》，留日学生3000人在东京集会，宣布成立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代表总会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他分析了自甲午以来中国之“痛史”，指出“吾中国之待亡也久矣！所以不即亡者，惟均势之故”。然而，日本欲趁机于战后打破“均势”，企图“吞并中国”。“日本虽横，对此战血余腥之大陆，终恐其食之不下咽也。且极东突有震动，欧战必亟议和，群雄逐逐”。那时“万矢一的，以向日本，而以我中原为战场，中国固已早亡，日本岂可幸免。苟至于此，黄种沦于万劫之深渊，晢人独执世界之牛耳，野心勃勃之日本，果安在哉”！因此，“今日以之亡中国者，异日即以亡其日本”。

李大钊的这一思想，体现了他对一战前后国际形势的深邃思考，关系中华民族的利益，当然也关系到东亚的永久和平。即使巴黎和会在即，他也没有放弃东亚民族共同奋起自保的努力。

高扬“青春之自觉”

当学生运动初见平息，他就给自己的老师——日本著名民主主义学者吉野作造写信，表达了希望中日两国知识分子联手，坚守新亚细亚主义，共同开创东亚新文明的愿望。在1919年6月15日的信中，李大钊这样写道，“此次敝国的青年运动，实在是反对侵略主义，反对东亚的军阀，对于贵国公正的国民绝无丝毫的恶意。此点愿贵国识者赐以谅解。惟不幸而因为两国外交纷争问题表现之，诚为遗憾千万”，“我等日日祷望黑暗的东方发现曙光，故亦日日祷望军阀的日本变为平民的日本，侵略的日本变为平和的日本，黑暗的日本变为黎明的日本。在黎明的曙光中，两国青年可以握手提携，改造东亚，改造世界”。

李大钊在这里提到的“贵国识者”正是当时由吉野作造和福田德三创立的“黎明会”人士，以及他们竭力推进的黎明运动。1919年2月，他就曾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祝黎明会》，赞许吉野作造、福田德三、今井嘉幸提出的黎明会纲领，呼吁“把东洋民族的精神打成一气”，使得“东亚的兄弟们偕手同行”，以创造新的世界文明。

尽管如此，随着巴黎和会的进展，李大钊也在观察着黎明会方面的变化。五四之后的两个月中，他在《每周评论》连续发表了近20篇短评，分析黎明运动的发展变化。同时，也直率地批评了福田德三对“侵略主义”的暧昧态度，“日本的黎明运动，总算是一线曙光的影子。我们对于他们，很有希望。但是看了福田博士的议论，仿佛他还在迷信侵略主义，简直找不到半点光明来，很令人失望。”

李大钊所寄予厚望的“中国的黎明”，是此时正在筹备组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它同《每周评论》一样，是知识分子传播新思潮、再造文明的工具。“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主体是留日学生。当时，大批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放弃学业归国，急需有人出面组织，聚集力量。在经历了五四事件后，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为扩大影响，李大钊亲自出任《少年中国》月刊主编。他坚信，创造新文明，必须紧紧依靠有理性的青年知识分子。“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它有四条信约：“奋斗、实践、坚忍、简朴”。它规定，凡有宗教信仰的人、纳妾的人、做官的人均不能成为其会员。

少年中国学会所秉持的是李大钊的“青春哲学”。李大钊寄希望中华民族的再生，首先有赖于青年的自觉。“青春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自我”；“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去来无罫，全其优美高尚之天”。应该说，这种袒露身心的自觉的追求，在中国文化中是很难生成的。这是真正的理性。同时，亦体现社会的责任。

显然，在新文明的创造中，培育青年的理性自觉，使之成为理性锐进之青年，当属首要的任务。因此，即便是在五四特定的政治背景下，李大钊仍是镇定自若，充满自信，坚持用理性指导实践，保持着难得的实践理性。

有一种“李大钊与学生战斗在斗争第一线”的说法已流行了多年，其实此说源自高一涵在上世纪50年代的回忆，其中只有一句话：“守常与学生一起游行”。这个没有做任何解释说明的孤证是很难成立的，应该说，李大钊与学生共同战斗的“第一线”是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他的理想是培育更多的理性锐进青年，让他（她）们得到政治斗争的历练，在思想上不断成熟起来。

得益于李大钊教诲最多的人主要是北京大学学生，中共二大选出的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就有3人是北京大学学生，高君宇是李大钊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又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工作，他代表李大钊出席中共二大。

《每周评论》的重要作用

聚焦五四，《每周评论》是贯穿“五四事件”的重要报刊阵地，李大钊则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并且亲自参与发行工作。

《每周评论》创刊于北京，学界同仁轮流主编，每星期日出版，四开一张，分四版。参加的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张申府、周作人、高一涵等）交5块大洋（银元）做开办经费。《每周评论》创刊后，发行量不断扩大，甚至影响至日本。

《每周评论》所登载的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栏目包括“国内外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其基本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

在《每周评论》创办后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李大钊一直是主要的撰稿人，笔名明明，发表了40多篇文章。从《每周评论》第2号开始，就有了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评论，以及关于美国提议组织“国际联合会”的讨论。巴黎和会召开期间，李大钊就专门写了《国民仲裁》、《平民独裁政治》、《过激乎？过堕乎？》、《放弃特殊地位》、《秘密外交》、《普通选举》、《光明与黑暗》、《强国主义》、《小国主义》等国际评论，表明了自己独特的国际政治见解，阐明了对形势发展的判断。这在舆论封闭的中国真乃破天荒之举，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1919年5月11日（周日），《每周评论》第21号发表了《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详细报道了“五四事件”的由来。这为后人深入了解“五四事件”的全貌，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史料。

6月28日，巴黎和会的签约仪式举行。在此之前，国内各地民众纷纷组团赴京请愿，敦促政府拒绝签字，但到24日，政府仍指示中国代表团准备签字。李大钊在尚不知道最终结果（中国代表拒绝出席签约仪式）的情况下，于29日在《每周评论》第28号上连发四篇国际评论《不要再说吉祥话》、《新华门前的血泪》、《哭的笑的》、《威先生感慨何如？》，表达了对“国际正义”的失望，告诫人民勿忘国耻。

1919年8月31日，《每周评论》被北洋政府封禁，前后共出版37号。那么，《每周评论》为何如此短命（不足一年，只有八个月）？这主要是因为它作为当时中国最新的大众传播媒介，承担着思想启迪的时代使命。它敢于表现自我鲜明的个性，崇尚独立自由，开时事评论、国际评论之先河。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确实是超前了，超出了当政者所容忍的限度。虽然《每周评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它在中国近代新闻史、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却不容抹杀，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奠基人

通观整个1919年，李大钊所做出的最重要的理论创造，是主持《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刊于6卷5号、6卷6号，1919年9月、11月）。这是中国人系统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富有奠基作用。

深入感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价值之一体现在李大钊特有的理性精神。我们看到，该文的题目首先突出“有我”。“我”字当头，展现了五四反奴性的理性精神。他在理解马克思的学说时能够保持着自我认知的、独立的思辨状态。

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新青年》刊出前的最后定稿，李大钊在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大会后，利用暑期，到昌黎五峰山小住。在此期间，他同时为《每周评论》撰稿，涉及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为他所主编的《少年中国》撰稿，即《“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在五峰山上，他还撰写了游记和诗文。

李大钊在五峰山上为《每周评论》所写的正是《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胡适坚持，应“多研究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李大钊则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回应胡适。胡适说，我本来想做此文，“现在守常先生抢去做了，我只好等到将来做《三论问题与主义》吧”。8月24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一文。

胡适笃信实验主义，对当时所流行的“空谈主义”一直存有一种特有的、极度的反感，再加上北洋皖系政客们的参与，就使得这种反感更为强烈，从而直接导致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胡适也担心人们会曲解他的意思，所以特别说明：请读者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

从学理讨论的角度着眼，胡适很重视李大钊和知非的意见，将他们视为挚友。在《三论问题与主义》的开篇，胡适写道：“我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承蓝知非和李守常两先生长篇的文章同我讨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得更透彻明了，还有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胡适甚至还表示，蓝君与李君的观点与“他并没有冲突”。

李大钊向往新世界，憧憬新生活。为了实现文明的再造，他无私奉献，不惜牺牲生命。1919年8月，李辛白在北京大学创办《新生活》周刊，李大钊为该刊撰写了60多篇短文。是年11月，他为《新生活》撰文《牺牲》，明确阐释了自己的人生观。“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都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8年之后，为了“高尚的生活”，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他无私无畏，献出了自己年仅38岁的生命。

在五四事件发生前，1919年3月，处于而立之年的李大钊在阐述文明观时阐明了对待“主义”须抱有科学的“迎受”态度，主张“容人并存，自信独守”。这些富有近代精神的理念表现出李大钊特有的理性和思想的早熟。

在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结下生死之交。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高一涵等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明确表示要投身于“直接行动”，结果被巡警和便衣侦探逮捕。李大钊立即组织营救，并迅速在《每周评论》发表评论，以引起世人关注。他还写诗回应陈独秀的《随感录》（发表于《每周评论》25号），“因为你拥有真理，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话：‘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9月16日，陈独秀被保释出狱，又于1920年1月底代其赴武汉演讲。在2月8日回京后，立即因保释限制被警察查问。这时，陈独秀立刻察觉不测，旋即求助于李大钊。待两人商量后，决定马上离开北京。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护送陈独秀赶往天津，然后陈独秀乘火车去上海，于12日抵达。

这段与五四事件有关的惊险经历，在被高一涵等人的回忆中衍生出了两人在途中商议建立共产党。但此说没有确切的佐证，关于建党，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是：1920年4月，吴廷康（维经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局派遣来到中国，先在北京大学见到李大钊，后赴上海去见陈独秀，帮助建党。

“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班人为卖国贼，恨他们入骨髓，都说政府送掉山东，是我们莫大的耻辱，这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的世界啊！”

——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评论》第22号。

□侯且岸（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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