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作者: 卢 毅 来源:学习时报 2019-04-09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学说便已被介绍到中国,但这种介绍是零星的、片面的和不成熟的,存在着不少误解和歪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真正传播马克思主义。从1918年起,李大钊接连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等人的大力倡导之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十月革命后最早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刊物是《新青年》,仅在1921年之前就发表了一百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先后出版了“马克思研究”“劳动节纪念”“俄罗斯研究”等专号,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也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刊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国际一大宣言的译文,以及一些介绍马克思、列宁等人生平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材料。同时,《国民》杂志也先后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马克思资本论自叙》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译文,还发表了《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组织》《苏维埃俄国的新农制度》等介绍苏俄建设情况的文章。此外,全国还有许多报刊大量刊登宣传、研究和评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时全国报刊多达400余种,它们虽然立场观点不一,但几乎无一不谈马克思主义。时人即曾描述:“譬如社会主义,近来似觉成了一种口头禅;杂志报章,鼓吹不遗余力”,“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

第二,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在北京,李大钊1918年就在北大组织过一个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1920年3月,他又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今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罗章龙等人组成,并建立了一个名叫“亢慕义斋”(“亢慕义”为英文Communism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的图书室,收集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供会员使用。同年12月,李大钊又组织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以编译社会主义丛书和举办演讲为主要活动内容。在上海,陈独秀1920年5月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核心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杨明斋等人。在湖南,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早在五四运动前就组织了新民学会,出版《湘江评论》,探讨改造社会的问题,并发表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1920年夏,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后,立即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创办文化书社,这是一个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革命团体。在武汉,恽代英等人1920年2月组织了利群书社,后又与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建立了共存社,主要销售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在天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先进分子1919年创办了觉悟社,出版《觉悟》,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济南,一些进步分子1919年冬开办了齐鲁报社,次年改为齐鲁书社,公开推销各地进步书刊,并发行《十日》刊,介绍马克思主义读物。1920年初,邓恩铭等人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开始有组织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三,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杨匏安1919年底发表的《马克斯主义》一文,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差不多同时问世,这是华南地区最早完整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不久,他又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进一步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此期间,李达也精心翻译了包含马克思主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三部著作,即《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李汉俊亦先后发表了数十篇译文,热情介绍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陈望道更在1920年8月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使国人第一次看到这份共产主义运动文献的全貌。在此前后,《雇佣劳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序》也分别刊载于报刊或以单行本出版。列宁的《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与政治》《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以及《伟大的创举》《国家与革命》的一部分都译成中文发表。以上马列原著的翻译发表,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论争过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并存的还有其他各种主义,诸如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即使同样都标榜“社会主义”,其中也存在着差异。瞿秋白当时便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思潮竞相传播,不可避免要开展辩论。1919年到1923年,马克思主义与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三次论战,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人们的认识。这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反复推求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从而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摘自2011年第11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原标题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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