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健孙：毛泽东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30年间，即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在经济建设中取得历史性巨大成就，不仅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东方，而且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提出产业革命或经济革命是中国的“第二个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了给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开辟道路。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讲过，“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在全国胜利的前夕，他及时提出：我们要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他号召全党同志和广大干部：“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1页。】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更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他说：这个世纪（指20世纪——引者注），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8页。】并且他把“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称作“第二个革命”。【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对于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毛泽东作出了深刻的论证。他指出：“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16页。】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大力进行经济建设。他强调，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9—550页。】。他还指出，“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这样，中国才能摆脱在世界上被动的局面，也才有可能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规划、确定经济发展的方向、道路与方针、政策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指导，在调查研究基本国情、总结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一）确定新中国要发展经济，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9页。】。这条道路，中国走不得。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本来就很脆弱。由于它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继续搞资本主义，中国的经济就仍然不能摆脱对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这样，中国就难免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的经济是不可能迅速地发展起来的。而且，由于经济上依赖外国，政治上就挺不直腰杆，连已经争得的独立也可能丧失。搞来搞去，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了。

事实上，“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中共党史文献选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优越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是最好的选择。

（二）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与“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应当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目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提出来了。1957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8页。】1959年底1960年初，他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1963年，他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页。】。据此，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定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指示了明确的奋斗方向。

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呢？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了要“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1956年，他再次确认：“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50页。】1959年12月，周恩来在一个报告中进一步提出，我们应当“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这包括工业、农业、财政、贸易、文教、科学、国防等各方面”【《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他说：“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19页。】

关于中国工业发展应当采取“两步走”的战略，这种比较完整的、初步的表述，较早见于1963年八九月间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其中讲到：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走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步，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47页。】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遵照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的指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两步走”战略作了完整、准确的表述。这就是：“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

这个“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适应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稳固、可靠的基础之上，从而有利于比较迅速地改变我国国民经济长期落后的状态；才能使中国赢得经济上的独立，并使中国已经赢得的政治上的独立得到巩固；才能有利于中国在独立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平等的经济往来，并且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两步走”的战略，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时参照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大致的时间进度表，并且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对它不断地进行校正，使之逐步地切合中国的实际。

1955年3月，毛泽东提出：“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0页。】1956年9月，他说：“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4页。】1957年3月，他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他还讲到，“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48页。】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强盛，对于中国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幸福，毛泽东寄托着热烈的希望和殷切的期盼。

诚然，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比较顺利，我们对经济建设发展速度的估计一度变得过分乐观。在“大跃进”运动遭到挫折后，毛泽东等开始重新冷静地思考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1961年9月，他在同蒙哥马利谈话时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1页。】

（三）制定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各种关系的方针。

首先，论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0—241页。】他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

1959年7月，毛泽东提出了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思想。1959年底、1960年初，他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思想，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其次，主张“两条腿走路”，即实行一系列“同时并举”的方针。这里所说的“两条腿走路”，包括实行中央和地方企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等等。毛泽东是根据我国人口众多、技术落后这个国情，为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才提出这个方针的。

再次，提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曾经说过：“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没有兼顾。整个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9页。】所以，他认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页。】。为此，首先要制定粗线条的计划，主要规划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和所应遵循的基本路径，主要部门、主要方面的大致的比例关系，以及相关的主要政策。这种粗线条的计划并不排斥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可以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和灵活性。

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是同发展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必须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6页。】。而只要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必然存在并起作用。毛泽东认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页。】。提倡发展商品生产，并不意味着商品生产没有消极方面。毛泽东说过：“有就限制它嘛！”【《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5页。】

最后，提出按照统筹兼顾的方针，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方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7页。】“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7—228页。】

为此，第一，要正确处理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8页。】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生产，同时也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逐步克服人类在自身生产方面的盲目性。周恩来曾在1969年3月全国计划座谈会上说过：“要计划生育，要节育。这件事主席至少讲过三次，一次是订‘一五’计划的时候，一次是大跃进的时候，一次是订‘三五’计划的时候。”【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57页。】第二，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页。】。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国家和集体必须保持适当的积累，并使之随着生产的发展逐年有所增加。同时，必须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的个人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必须在进行生产建设的同时，注意搞好市政建设和服务性设施的建设；必须注意提高社会消费，搞好社会集体福利事业。第三，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提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加强经济建设。”【《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页。】因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页。】。第四，要平衡经济布局与合理配置资源，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同时，我们对“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页。】

（四）阐明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与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我们的经济建设，应当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0页。】，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方针。

在经济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这就是说：第一，应当主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什么都靠别人，靠不住。自己要有志气，有干劲。”【《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38页。】第二，必须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中国独立发展的物质基础。第三，要靠自己的努力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9页。】第四，发展经济，应当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着力满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靠国内市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41页。】第五，必须独立自主地确定经济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并不是不要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联系，走闭关锁国、自我孤立的道路。毛泽东明确地讲过：“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1页。】

毛泽东关于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主张，主要包括：第一，要发展对外贸易，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第二，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分析地借鉴外国发展经济的经验。他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方针，要求“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43页。】第三，主张有条件地利用国外的资金。第四，还要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毛泽东指出：“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1页。】

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既不是对苏联、美国等外国经验的照抄照搬，也不是个人苦思冥想的产物，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他说过，我到井冈山，第一仗就是打的败仗。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49页。】这个第一仗，指的是1958年开始的大炼钢铁等。但是，他注意从挫折和失败中总结教训，提出新的思路，以推动建设事业继续前进。

三、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性巨大进展

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推进中国经济建设的宏伟事业，坚持不懈地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奋斗，积累了多方面的丰富经验，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诚然，由于缺乏经验等原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过两次严重挫折。但是整个说来，在毛泽东领导时期，依靠领导集体的智慧，依靠全党同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当时，毛泽东曾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许多重要工业产品主要依赖进口。

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我国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时期，累计达4956.43亿元。在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有明显的进展。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不仅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业布局。在毛泽东生前，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些进展，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同时，我们还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正是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才能自豪地宣布：“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尽管经过了两次大的起伏，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总体上来看是相当快的。

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

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年产13.52万辆。

从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来看：1957年和1978年，谷物3→2，棉花2→3，猪牛羊肉2→3，化学纤维26→7，布3→1，煤5→3，原油23→8，发电量13→7，钢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数农副产品产量的位次保持不变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位次都明显提前了。

第三，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

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说，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粮食量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这确实又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67.4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地成长起来。

卫生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1949年全国拥有医院2600家，到1976年发展到6.3万家，其中县以上医院7952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普遍建立了县、区（社）两级医疗卫生机构，60年代又在绝大多数生产大队建立了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这个时期，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居民平均预期寿命随之显著延长，1949年仅为35岁，1975年提高到了63.8岁。中国人不再被讥笑为“东亚病夫”了。

事实表明，在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对此，一些外国人士也不否认。比如，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就说：毛泽东时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余飘主编：《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当时在《经济学》第十版里也说：关于中国的基本事实是，“它向每一个人提供了粮食、衣服和住房，使他们保持健康，并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教育，千百万人并没有挨饿，道路旁边和街路上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千百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论，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1998年12月26日即毛泽东诞辰105周年当天，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谈话中，充分肯定了中国1979年前在扩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和实行土地改革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且指出：“中国在改革前实行的社会主义政策为其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中国的改革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早些时候中国的改革前政策。”【参见《参考要闻》1998年12月27日。】这些评论，是合乎实际的。

邓小平在1979年明确地讲过：“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这些进步，是在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取得的，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初步的、但又是有力的体现。

【作者沙健孙：北京大学原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教授。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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