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1949年国共在香港的宣传争夺战

1947—1949年国共在香港的宣传争夺战

何薇

一、中共决策在香港创办《群众》周刊的背景

1947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紧要时期。面对战场上不断失利的境况，国民党进一步欺骗百姓、愚弄国人，加大了对共产党的造谣中伤，强化舆论宣传的欺骗性。

1947年8月18日，国民党政府下达《行政院关于修正“剿匪”总动员宣传计划纲要训令》，要求各地国民党党报及社论委员会“统希遵照为要”。在这一“纲要训令”中，国民党确定了近期的宣传内容，提出了诸如“剿灭朱毛”“剿灭共匪”“建国必先剿匪”等14个基本口号。甚至编撰诬蔑共产党的歌谣民谣，分发至国民党军各部队和民间组织，要求军队和民众传唱。

对于港澳地区的舆论宣传，国民党向来十分重视。抗战时期，国民党在港澳地区贯彻的宣传方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沟通海外侨胞情谊，协助国民党政府推进战时政令；二是争取“友邦”同情与援助；三是以纠正分歧错杂的言论思想为主旨。

为了充分实现国民党对外宣传意图，1939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香港创办了国民党机关报——《国民日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在香港的舆论宣传工作。

1947年2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对香港报界宣传业务工作情况进行汇总，明确提出国民党在香港宣传的工作要点为：制止“中间路线”之产生与滋长，对于共党外围之伪装“中间路线”，予以无情的破坏与打击；搜罗英美以及欧美其他各国之反共资料，加以充分之运用；国内建设多作兴奋性之介绍，以增刺激，以弭失望；软性刊物，抑低品位，加强刺激，作侧面宣传，期于低级趣味之中，收影响社会之效，等等。

这份报告特别强调了香港所处的地理和交通位置，指出在香港加强宣传影响可以波及广东、闽南和南洋一带，有事半功倍之效。

1948年2月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更明确提出宣传纲领：“暴露共匪以土革为中心的斗争的真相；粉碎共匪所谓爱国民主战争的理论。”并针对不同受众，还分别提出详细而具体的宣传注意事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对共产党在宣传工作中的心理、手法和原则作了一番认真分析，认为：中共的宣传文章“振振有词条条有理；态度则是充满戏剧性的情感”，借以实现引诱、迷惑他们的对象——“所有的广大的群众”的良知。

事实上，蒋介石曾特别手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要求国民党的新闻机构深入研究中共的宣传战术，“于每星期检讨一次，详加分析，必求彻底了解然后再研究对策”。

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阐述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发动组织民众，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对于这项工作，中共高度重视。1945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审改中央的一个指示稿时指出：“对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发动群众，争取伪军，出版报纸，布置秘密工作，争取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其中，对于国统区和海外华人的宣传工作，为让他们能够听到共产党的声音，中共也作出了积极部署。1945年9月1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告张云逸、饶漱石、李先念、尹林平，强调指出：“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快出版……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

周恩来亲自安排部署在香港的新闻宣传工作及其策略。1947年1月20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蒋管区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电文中明确指示：目前正是揭穿美、蒋和谈欺骗，将群众对美、蒋斗争提高一步的关头，望各地统一宣传与活动步骤，加紧进行。宣传方式上要理直气壮地向各方说服解释。

1947年2月10日，他给在香港的廖承志、范长江去信，特别叮嘱：“办好中文专播，要多听各方意见，适应各方需要。”2月28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蒋管区工作的指示，其中在涉及中共的宣传策略时说：“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3月8日，周恩来在和任弼时听取钱之光等人的汇报时，说：“现在香港成为唯一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已去了党的干部，民主人士也将陆续去。”他要求钱之光带人到解放区沿海口岸设法和香港建立联系。

由于抗战以来中共中央着眼于香港在对外联系和国际战略中的地位，在宣传工作中周密部署、精心计划、统一领导，使得1947年年初《群众》周刊得以在香港成功创办发行。

二、《群众》周刊在香港成功创办发行

为了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利用香港特殊社会条件，打开舆论宣传的新局面，中共中央进行了周密部署。

一是成立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南京局 1946年6月2日指示，成立由林平、连贯、廖沫沙、左洪涛、蒲特（饶彰风）五人组成的工作委员会，林平兼书记。工委努力“建立社会关系多交朋友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着手组织散布在港九、新界区、澳门和中山区域的大约 700多中共党员，开展对港澳统战、文化与上层侨运工作。

二是筹备香港《群众》周刊出版工作。1946年10月，周恩来决定派章汉夫到香港筹备创办《群众》周刊。接着派乔冠华、龚澎、刘宁一、许涤新、方卓芬到香港工作。新华社香港分社由章汉夫、乔冠华负责。潘汉年、许涤新、夏衍、胡绳、乔冠华等人也在 1946年分别到达香港工作。他们同时担负着中共香港分局的组织工作。

三是设立中共香港分局。1947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设立中共香港分局的决定。香港分局下设香港工委、南方区党委、琼崖区党委、城市工委四个平行组织，负责领导广东、广西、江西、云南、福建等地区党的工作。香港分局直属南京局，但有关全局工作，由中央直接指示。书记为章汉夫。1947年6月，香港分局调整和充实了工委的领导机构，将港粤工委改称香港工委，大大加强了中共中央对港澳地区宣传、文化、统战和群众工作的直接领导。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时，指出：“现在总的形势是，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就在讲话的前夕，《群众》周刊在香港成功创办发行。

《群众》周刊香港版的刊头“群众”二字字体是从鲁迅手迹中选出的两个字拼成。“群众”红色字体下方为黑色的英文印刷体“CHUIN CHUNG WEEKLY”。封面印有出版日期和目录。作为大刊，排版是A3对折，篇幅22页左右。每期栏目和内容包括：社论、短评、专论、各地通讯、境外通讯、读者来信、群众中来、漫画等。封底印有价目表、编辑出版者、地址等。

从第二期开始，《群众》周刊以列表的方式标明周刊发行的地区、国别、平邮价和航空价格。除中国大陆外，发行的国家和地区有：香港、英国、马来亚、澳大利亚、缅甸、菲律宾、越南、法国、美国。承担《群众》周刊印务和出版的机构是新民主出版社和有利印务公司。

据考察，《群众》周刊在香港每期的发行量约3400份，其中1/3在内地发行。在海外发行业务由纽约、旧金山、伦敦、巴黎、马尼拉等地的代销处经销。当时面临的最困难问题是如何把《群众》周刊运送到内地，特别是运到上海。因为国民党的查禁，一旦被发现查处，运送人员有生命危险。周刊编委想出的巧妙办法是伪装，即将在香港发行的《经济导报》的纸型夹带《群众》周刊的纸型，经过航空寄运到上海。

由于新民主出版社和有利印务公司的亲密合作，《经济导报》与《群众》周刊的纸型可以很好地结合，加之《群众》周刊用了别的书名，没有标出版发行者和承印者名字，经过伪装、改换封面、先打好纸型等办法，再经过浇版、印刷、装订等一系列过程后，《群众》周刊香港版就可以在上海秘密发行了。

在1947年1月30日至1949年10月共两年9个月的时间里，《群众》周刊在香港每周定期出版，一共出版了143期。1949年10月20日，《群众》周刊在香港出版最后一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许涤新回忆：1949年5月他与潘汉年、夏衍从香港到北京（当时称北平），在北京饭店遇见在中央大学任教的梁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林业部长），梁希说了一句话：“你们在香港出版的《群众》的光芒竟从香港射到南京了。”

笔者在收集整理资料时还发现，当时中共各地方党组织都千方百计想办法订阅《群众》周刊。例如：钦州中共地下党组织获得《群众》周刊后，秘密安排学生进行学习和讨论，借以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贵州思南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在农村合作室订阅《群众》周刊，组织党员和进步学生学习中共的理论。这表明，《群众》周刊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管制，在国统区的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7—1949年，随着《群众》周刊南移香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也迅速活跃于香港舆论之中，将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于各界群众之中。

《群众》周刊在香港的创办发行，集结了阵容强大的编委和撰稿人群体，如章汉夫、乔冠华、方方、华岗、许涤新、胡绳等人，他们对革命抱着高度的热忱和使命感，宣称自己“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学者”，积极活跃于民主党派和中间派人士中。借助《群众》周刊，中共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宣传目的：说自己想说的话，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最大限度争取第三种力量，在引导群众、教育群众、凝聚力量、增强共识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群众》周刊在香港的宣传功效

《群众》周刊在香港出版发行的近三年，正是国内局势急遽变化，国共政争剧烈搏战的时期。这其中，办好党刊充分发挥舆论宣传作用至关重要。

对于党报党刊的作用，毛泽东指出：“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作为党的理论刊物，1947—1949年《群众》周刊在香港很好地贯彻和发挥了党刊的宣传功能。总结其办刊特点和成效，大致可以从三个历史阶段进行概括：

第一阶段为解放战争重要转折的1947年。《群众》周刊严格贯彻中共用“人民解放战争”取代“自卫战争”的部署，打出“建立民主的中国”“蒋介石自取灭亡”等宣传口号，对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在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和东北等战场上取得的胜利，进行了实时报道。

这些宣传报道，以事实为根据，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的重大胜利，充分说明了人心所向。同时，针对抗战胜利后美国援蒋，“美国究竟干了什么”这个社会热点话题，《群众》周刊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论证，对美国扶蒋反共的实质进行了深刻揭露和严厉批判。

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军事经济援助，究竟给了多少钱？这本细账如何算？ 1948年3月25日《群众》周刊刊发了新华社社论《美帝援蒋初步统计》，把 1939年2月8日起到抗战胜利后美国对华提供的贷款和物资援助进行了清单式的罗列，明确告示国人：

对日战争胜利以来，美帝为鼓励卖国贼蒋介石进行屠杀中国人民的内战，和将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所给予蒋家匪帮的贷款及物资援助，据现有材料统计，已达四十六亿四千零四十九万八千二百二十三美元。抗战期中援助则为十五亿六千七百八十万美元，此项援助事实上绝大部分亦被蒋匪保留作抗战后发动内战的资本。两项合计则为六十二亿零八百二十九万八千二百二十三美元。

通过具说服力的统计数据，让国内外民众看清美国援蒋反共的真相。《群众》周刊发表的这篇社论，是中共反美反蒋舆论宣传战打出的一颗重型炮弹。

针对国民党诬蔑攻击《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土地改革政策，《群众》周刊及时坚决地予以回击。反共的杂志《新时代》在1948年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共匪“土改”本质与作用》，诬蔑中共土改政策是“为其挖掘匪区所有人力物力，及其在政府区里煽动农民暴动的主要工具”，“是把土地政策当作扩大叛乱战争夺取政权的有力武器”。《群众》周刊设立《解放区报道》专栏，详细介绍解放区土改进展和成就。《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概况》一文系统介绍了东北解放区土改的主要收获。文章说：

经过一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东北解放区基本上摧毁了封建势力的统治，几千年来呻吟在地主阶级封建淫威下面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翻身，重新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截至去年七月统计：东北解放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嫩江、辽北、松江、牡丹江、合江、辽宁等八省及热河一省）已有六百二十九万零六百二十四个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得八亩地。

……东北翻身的农民自觉地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这就成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必胜的保证。

《群众》周刊广泛介绍解放区土改成就，帮助港澳人士和海外华侨了解中共的土改政策，极大地消除了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的疑虑。

第二阶段是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全面反攻时期。这期间《群众》周刊登载 300多篇反映国共军事较量的评论文章，集中诠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诱敌深入先打弱者、速战速决和连续作战等灵活的战术策略。特别报道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辉煌战绩，登载被俘、投诚的国民党军将领以及缴获的坦克、重型火炮、枪支等新闻图片。大量翔实、具体、生动的战争场景和文献资料，述说着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能够打败总兵力和武器装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

1948年9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林彪、罗荣桓等的电报，确定了东北野战军南下后的攻击重点应该指向北宁路上的重镇锦州，确立了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一场全歼国民党在东北的50万军队的战略大决战就要打响。9月17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却还在发布消息称：“北宁线情势已趋和缓。”而10月9日东北野战军的5个纵队又一个师及炮兵纵队主力共约25万人，发起了锦州外围作战。14日总攻城垣，15日攻克锦州，全歼守军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1948年10月21日《群众》周刊以“又一光辉的胜利”为题庆祝锦州解放。

1948年11月1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继续散布谎言称：“今日共匪对于这两个地区的国军，还不敢使用它的的主力来轻于尝试。即令共匪以主力来守军，国军必能给予以沉重打击。”为了让民众看清形势，11月18日《群众》周刊以《中共中央负责人评军事形势——一年左右打垮反动政府》为题转载了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文章，直指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一派胡言。

毛泽东指出：“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这一时期，《群众》周刊针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贪污腐化，以及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困境进行不遗余力的揭露和报道；与此同时，大力宣传和报道解放区在工商业和农业方面的发展成就、解放区人民的美好生活，展望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光辉前景，这都极大地鼓舞了民众、振奋了人心。

第三阶段为 1949年年初至1949年10月停刊止。《群众》周刊围绕新中国的筹建、城市接管以及城市工作的政策等主题进行宣传动员，陆续刊载专论文章。如许涤新《经济建设一定可以成功》《关于华北贸易》，饶彰风《论接管工作的准备》，荃麟《论城乡关系》，小云《人民政府怎样管理大城市》，高澜《是民族工商业家振奋的时候了》，等等。

这些文章针对香港工商界人士的担忧和关切，积极作出回应，稳定了人心。如许涤新针对社会上谣传的中共不会做经济工作，作出回应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大前提。土地革命不但为农业生产之发展奠定了前提，而且为工商业大发展奠定了前提。”“我们认为中国人民会实现其发展生产与繁荣经济的任务，是有着充分把握的。把握是在我们致力于土地改革与消灭官僚资本；把握是在我们认清自己的缺点致力于经济管理工作的学习；把握是在我们不把经济建设当作我们专家的事情，而是群策群力的一个群众运动。”

在宣传报道中，《群众》周刊的其他一些做法也值得称道。比如，在如何加强读者与刊物之间的联系，引领舆论等方面，《群众》周刊的“群众信箱”作出了表率。

1947年1月30日《群众》周刊香港版的创刊号在“编者的希望”声明中，明确表示将开设“群众中来”和“群众信箱”等专栏，希望读者对刊物提出要求和希望，同时希望读者咨询疑难问题。

1949年5月19日的《群众》周刊在“读者与编者”专栏中登载了一封来信。来信询问：“为什么只听到说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毛泽东的主义呢？”希望编辑部能给予解答。《群众》周刊是这样答复的：“毛泽东思想亦可称为毛泽东主义，因为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而是形成了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不仅发展了马列主义，而且有许多新的创造，即在马列主义宝库里添加了新的东西进去，特别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革命根据地、革命统一战线等等方面，在毛泽东思想里面，都有新的创造，使马列主义更加丰富和充实。”这份复信不仅显示了刊物编者的理论水平，也显示了《群众》周刊作为中共理论刊物的权威性，为如何面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联系群众、宣传群众起到示范作用。

结束语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办报纸，目的是“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

《群众》周刊在香港创办期间，记录了国共政争下中共在土地改革、解放区建设、军事斗争以及城市接管等重大事件中的对策与成效；集结着中共杰出的理论家和政论家，以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内容的纪实性和严肃性，传递信息、解读政策、针砭时政、传播理念；为帮助社会民众澄清疑惑、建立共识，团结和召唤民主知识分子，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的问题上，竭力掌握主动权，实现舆论引导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群众》周刊在香港的创办实践和宣传舆论工作经验，对于我们当前做好有关宣传舆论工作，依然有启示意义。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1期，作者何薇，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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