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

作者：闻君宝田克勤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第9期 2017-11-26 1732

闻君宝田克勤

摘要：深入探讨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突破了以往“城市中心”革命模式的束缚，在实践上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革命新路；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建党建军纲领的制定和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基本形成，代表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正确战略思想指导下多次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与“左”倾中央错误军事战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惨重失败的鲜明对比，为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纠正1931年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的“左”倾错误，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2017年是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各地起义，八七会议召开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大革命失败后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并将之与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紧密地联系起来，深入探讨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遵义会议前，“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领导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四军创建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尤其是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指挥下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才使中国革命实现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伟大历史转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寻找中国革命走向复兴正确道路所作出的艰辛探索和取得的一系列创新成果，为后来毛泽东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反动军阀相互勾结，革命局势迅速逆转，中国革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面对国民党背叛革命后掀起的一系列血腥屠杀，信仰坚定、意志顽强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拿起武器、继续战斗。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的南昌起义，成为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随后，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毛泽东等进入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初步提出了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按照八七会议精神，党中央对各地武装斗争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并先后派出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前往各地，领导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

1927年9月，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达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军攻打长沙失利后，毛泽东果断改变了原以夺取长沙为目标的作战计划，带领起义部队沿罗霄山脉南下，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起义军在南下途中，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成为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因为：这一地区在大革命时期曾建立过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当地的农民武装曾受到过大革命的洗礼；这里地处湘赣两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城市较远，敌人兵力空虚；这里地势极为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还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等有利条件。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成立井冈山地区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府；1928年1月，又攻占遂川县城；2月中旬成功打破江西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地区的第一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非常重视边界各县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发展，而且尤其重视红军建设，他规定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并亲自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合，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为军长的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以后，他们领导的红军被称为“朱毛红军”，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与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从毛泽东引兵井冈、到朱毛两军会师、再到先后打破赣敌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大规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人在科学分析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正确把握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实际上将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道路的结果。它不仅在大革命失败后有效地保存和积蓄了革命武装力量，而且成为中国革命从大革命失败走向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新起点。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艰苦斗争中，党和红军内有人对农村根据地与红色政权的存在产生了悲观情绪，并表示怀疑和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回答和解释红色政权何以能够发生和存在，就成为当时推动革命向前最为紧迫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在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其一部分)和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中，从理论上初步探讨了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问题。其一，毛泽东着重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他认为，中国处于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农村区域内小块红色政权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一原因又与大革命的影响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必然向前发展一起，构成红色政权得以存在的客观原因。而正式红军的存在以及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政策的不错误，则是其重要的主观条件。其二，毛泽东初步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肯定了当时边界特委和军委政策的正确性。他认为，正是由于党执行了坚决地和敌人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创造群众割据，进行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敌和采取波浪式推进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才有井冈山根据地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其三，明确概括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这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集中分配土地、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武装，并促使这些红色区域“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这就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联系起来，初步揭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基本内容。

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毛泽东、朱德等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和积极探索，代表了大革命失败后全党寻找革命新道路、推动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的初步奠定

在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党在各地领导的武装起义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革命队伍，也先后转入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继续战斗，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在全国革命中的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党中央对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认识也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早在党的六大前，党中央就在其下发的通告、决议和指示等文件中，初步肯定了井冈山等“这种革命区域的创立(或所谓农民割据)”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在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支持下，肯定了“农民斗争”与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数工农革命军对实现革命高潮的重要意义。党的六大期间，“留守中央”在给朱德、毛泽东并红四军前委的信中，也指示红四军要在湘赣或赣粤边界造成割据局面，并对根据地的选择与扩大、土地革命的深入、红军的发展，以及建立以毛泽东、朱德为主要成员的红四军前委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以三万人的兵力，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举行联席会议(即柏露会议)，决定由刚刚到达井冈山不久的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和红四军的一部分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随后，毛泽东等人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先后出击赣南、转战闽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成功开辟了赣南、闽西两块农村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因而不断扩大。在此期间，由于受共产国际和中央对农村革命和红军前途的悲观分析及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到中央等指示的影响，红四军党内意见分歧日益扩大，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泛滥。毛泽东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试图加以解决，但未能成功，并被迫离开前委书记的岗位。会后，在红四军七大上当选为前委书记的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精神代党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在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几个原则问题上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并对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根本任务、前途、发展方向、战略战术、组织训练以及党的工作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为红四军党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条件。

红四军党内问题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与当时党中央和红军内部一些人不相信革命高潮会很快到来，不赞成通过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而是希望进行轻便的流动游击扩大政治影响，最后达到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有着必然联系。它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红四军党内一部分人的认识，在当时各根据地党和红军中也有很大影响。这个问题形成的根源，在于怎样认识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夺取全国胜利的关系，是以城市斗争为主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走“城市中心”的道路，还是以农村武装割据为主，把农村根据地作为夺取全国政权的决定性因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成为党领导红军在农村环境下进行革命的关键，而其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外国经验。

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决议案，形成了以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为中心思想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一，决议着重分析了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根源、危害，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强调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完成中国革命斗争给予红四军的任务等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二，决议明确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特别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性，规定了党内教育的内容、目标和方式、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并规定了红军的宗旨、性质和任务，提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和军队内外部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原则，初步回答了在农村中、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等重大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三，决议在指出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着重将党和红军的建设与巩固革命根据地和建设革命政权紧密联系起来，强调红军不仅要打仗，还要担负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以及帮助群众建立政权的任务，而红军要是离开了这些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此，要做建立根据地和建立人民政权的艰苦工作，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这就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个决议后来不仅在红四军中得到实际贯彻，也在其他红军中逐步得到实行，对党和红军的建设及根据地发展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展壮大的事实表明，毛泽东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引领中国革命走向复兴的正确道路。它揭示了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一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是党领导人民不懈探索的重要成果，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不可替代的。1930年1月，毛泽东在党内的一封通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针对党内仍然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进一步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一方面，毛泽东充分说明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强调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发展，是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成为推进全国革命的最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毛泽东肯定了“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等依托巩固的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和建立工农政权这一革命模式的正确性。开始将此前在井冈山时期关于小块红色政权何以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同全国革命高潮的实现相联系，赋予其更为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正式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创造性地解决了坚持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必须回答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问题作出深入阐述，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是对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红军和农村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一些人的右倾悲观思想，尤其是同当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从思想上克服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1930年5月，毛泽东写成《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重要论断和“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初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奠定了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的基础。

三、中央红军反“围剿”战争从胜利到失败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

1930年上半年，“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全国先后创建赣南闽西、湘鄂赣、鄂豫皖、闽浙赣、左右江、陕甘边等大小几十块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余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发展，使得原本就不断对其进行“围剿”的国民党蒋介石感到大为震惊。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即迅速调集重兵，亲自到达武汉主持召开湘鄂赣三省的“剿共”会议，部署对朱、毛等各根据地红军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从1930年10月开始近一年的时间内，蒋介石就先后发动了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国民党投入的兵力也随之从10万到20万再到30万，军事“围剿”与反“围剿”斗争日益激烈，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基地进行大规模反“围剿”战争的新阶段。

为集中应对国民党的大规模军事“围剿”，党中央加紧推进苏区中央局的建设进程。1930年10月24日，党中央在《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指出，要将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的一大片区域发展成为苏区中央根据地，建立巩固的全国性苏维埃政权，并决定立即设立中央局和中央军事委员会。随后，中共中央在《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给长江局转红一三两集团军前委的指示》中，决定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任命朱德为一、三集团军总司令，要求整个苏维埃区域的一切政治军事指导集中统一到中央局。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在仅有4万余人的情况下，坚持“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敌疲惫而歼之”的作战方针，积极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先后将深入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红军历经近一年的艰苦作战，先后打破国民党第一、二、三次大规模“围剿”，赣南、闽西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根据地扩大到21个县，人口达250万余人，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创造了重要条件。与此同时，中央先后任命毛泽东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军委主席，并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中的核心地位。毛泽东在正确指挥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发挥苏维埃政权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改善民生和发展生产等方面的作用，并将其与进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紧密结合，初步解决了在以革命战争为中心的条件下，如何开展土地革命、如何建立政权，以及如何进行根据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问题，成为党创造中国新社会和学会治国安民艺术的重要开端。

红一方面军之所以能够连续三次战胜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与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者坚持正确的战略战术密不可分，毛泽东关于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思想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此基础上也得以初步形成。一是毛泽东科学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和基本规律。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而“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则成为根据地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展现的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有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的开展等具体特征，就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路线及其战略战术，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持久性和呈现出的“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二是确立了实行人民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就从敌强我弱的特点出发，指挥红四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形成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波浪式的推进和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领导红一方面军进行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战略战术，主要包括以根据地为战略依托，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待机破敌；在战役上集中优势兵力进行运动战，避实就虚，速战速决；并不失时机地开展进攻，乘胜追击，准备打破新“围剿”等。到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集中解决了工农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去战胜强敌的问题。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重要贡献，为红军反“围剿”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战略思想。但由于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错误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逐渐遭到“左”倾错误的否定和排斥。尽管如此，由于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中的重大影响，特别是他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战略在红军反“围剿”战争中曾经发挥过的重要作用，在随后所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等人仍然坚持运用毛泽东以往在反“围剿”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原则，最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然而，在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进驻中央苏区后，“左”倾领导者完全否定了毛泽东此前在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原则，机械教条地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和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最终遭到失败，被迫进行战略性转移，并在长征初期使红军继续遭受惨重损失。正是由于红军反“围剿”斗争胜利与失败的鲜明对比，使全党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和方向的正确与“左”倾中央的路线的错误，才有党中央在长征险境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对“左”倾错误领导的纠正和毛泽东在全党领导核心地位的开始确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不是偶然的。它经历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艰难转折，又经历了中央红军从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败的考验，最后由遵义会议开始确立起来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正是由于毛泽东在当时代表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寻找中国革命走向复兴正确的方向，由于他在艰辛探索中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才使他在后来能够成为全党的政治核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研究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对于引领全党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断推向前进，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和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田克勤——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